今年是主席誕辰130周年。

　　許多人都在紀念主席，紀念主席的方式和內容不一樣。

　　有些人去韶山，有些人去紀念堂，有些人寫文章，有些人在朋友圈自發紀念。

　　有人紀念他氣勢磅礴的詩詞，有人紀念他建立新中國，有人紀念他在對外戰爭中的武功。

　　中國近現代史大致三、四個階段：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初期（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社會主義探索時期）。

　　主席是兩個階段的主角。

　　建黨百年，1921—1976，55年與主席密切相關。

　　國史、黨史，都與主席密切相關，主席是新中國的塑造者，共產黨的奠基人。

　　從唯物主義的角度考慮，歷史不是英雄人物創造的，有沒有偉大的英雄人物，歷史都會螺旋進步、滾滾向前。

　　但是，另一方面，偉大的英雄人物可以極大地加快歷史的進程，推動社會進步，增加人民福祉，減輕他們的苦難。主席就是這樣的人物。

　　主席出生的年代，中國是愛新覺羅家的天下。滿清貴族是人上人，大官僚、大買辦、大地主是中間人，中小地主、小業主是人下人，勞動者當牛做馬算不上人。人上人之上，還有西洋、東洋鬼子。

　　后裝槍時代，人人皆武士！人民能掌握槍桿子，也必然要掌握槍桿子，他們要有話語權，有能力也有資格為自己的權利而斗爭！

　　大人，時代變了！兩千年來，奉天承運的帝王家控制天下，皇親國戚高人一等，皇家貴胄把持政治，封建家族的家天下式統治該結束了！但是那時的中國人民并沒有站起來，而是仍然跪在愛新覺羅家的腳下。

　　辛亥革命結束了愛新覺羅家的統治，推翻了滿清貴族的特權，其他結構不變，是不徹底的革命。勞動者依然是牛馬，他們的苦難沒有解脫，他們的力量沒有發揮出來。不僅如此，由于滿清政權垮臺，軍閥并起，戰亂遍地。

　　軍閥家族如同今天的哈馬斯，從境外列強處獲得錢、槍，以戰爭為最大的生意，爭奪地盤之后，橫征暴斂償還為爭奪地盤欠下的戰債，出賣權益為列強的利益服務，爭取列強的青睞，以期獲得更多的錢、槍。

　　軍閥、官僚、買辦、地主，以戰爭為生意，橫征暴斂之后，在租界或海外營造自己的安樂窩，并不關心人民的疾苦，更不對人民的利益負責，亦不考慮民族的長遠發展，只為家族利益服務。

　　雖然經歷了辛亥革命，但是絕大多數人的受壓迫的社會地位并沒有改變。

　　《選集》的第一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點明了中國社會的金字塔結構，以及越往上越反動的統治階級的本性。

　　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在經濟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國，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完全是國際資產階級的附庸，其生存和發展，是附屬于帝國主義的。這些階級代表中國最落后的和最反動的生產關系，阻礙中國生產力的發展。他們和中國革命的目的完全不兼容。特別是大地主階級和大買辦階級，他們始終站在帝國主義一邊，是極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國家主義派[1]和國民黨右派。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大地主、大官僚、大軍閥、大買辦主要兩個來源，一個是凱申家族黨羽系列為首的新軍閥（黃埔、江浙），一個是地方大族產生的舊軍閥（西北馬家、四川劉家、山西閻家、云南龍盧）。這兩個來源其實都是家族制的。不過是江浙買辦家族及其裙帶黨羽，還是內陸大地主家族及其黨羽。此外，還有一些雞零狗雜，屬于陪襯。

　　這些家族既壟斷資源，又掌握暴力，擁有在轄區內制定游戲規則的權利。所以，都把自己的轄區建設成韭菜地。一手抓金融，一手抓土地，一手抓緊缺物資，一手抓稅收財政，一手對接列強（二戰期間盟國）提供的外來援助，牢牢控制物質資源和武力，其他人就是天生的韭菜，要么依附他們，要么遠走高飛，基本沒有翻盤的可能。

　　《選集》的第二篇《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點明了中國勞動者遭受的壓迫。

　　中國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種有系統的權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國、一省、一縣以至一鄉的國家系統（政權）；（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長的家族系統（族權）；（三）由閻羅天子、城隍廟王以至土地菩薩的陰間系統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種神怪的神仙系統——總稱之為鬼神系統（神權）。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種權力的支配以外，還受男子的支配（夫權）。這四種權力——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

　　回避階級壓迫和階級矛盾，就無法理解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意義。

　　當時的中國，遍地是干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因為外貨的壓迫、廣大工農群眾購買力的枯竭和政府賦稅的加重，使得國貨商人和獨立生產者日益走上破產的道路。因為反動政府在糧餉不足的條件之下無限制地增加軍隊，并因此而使戰爭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眾經常處在困苦的環境之中。因為國家的賦稅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戰禍的日廣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國的災荒和匪禍，使得廣大的農民和城市貧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為無錢開學，許多在學學生有失學之憂；因為生產落后，許多畢業學生無就業之望。如果我們認識了以上這些矛盾，就知道中國是處在怎樣一種皇皇不可終日的局面之下，處在怎樣一種混亂狀態之下。就知道反帝反軍閥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樣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會要到來。

　　同樣意識到遍地是干柴，軍閥的選擇是舉借外債，樹起招兵旗自有吃糧人。主席的選擇是解放人民，燒毀舊世界。

　　主席是最早在中國參透人民力量，并把人民力量用于實踐之中，改天換地的人！

　　人民當牛做馬，饑寒交迫，受苦受難，命如草芥！錯的不是人民，是這個反動、腐敗的世界！既然這個世界無可救藥，那就毀滅它！燒毀它！在一片灰燼之中，誕生新的世界！

　　人民是干柴，主席是給人民帶來火種的普羅米修斯。沒有主席，人民難以燃起熊熊烈火，沒有人民的擁護和支持，主席孤掌難鳴。

　　人民喊，“主席萬歲！”主席喊，“人民萬歲！”

　　如果紀念主席的人回避階級分析，就是回避當年人民遭受的苦難，也回避主席力量的源泉。

　　有的高校老師講授主席的軍事思想，只談“敵進我退、敵駐我擾”“建立根據地”，卻閉口不談人民群眾在軍事斗爭中的作用。這位高校老師的胡說八道，解釋不了為什么主席領導的游擊戰爭能取得極大的成功，革命根據地能發展壯大，而同樣采取游擊作戰的捻軍、建立根據地政權的太平天國被剿滅。所以，他只能拉大旗作虎皮，傳授經過包裝封建主義、民族主義、權威主義思想，以及被年輕人摒棄的酒桌文化。

　　類似的欺世盜名的騙子有很多，打著毛澤東思想名義卻回避階級分析的磚家叫獸，都可以歸入此類。

　　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

　　反動派緊握錢袋，高舉屠刀。和反動派斗爭，必須也必然采取武裝斗爭的形式。

　　要維護人民的權利，必須落實人人皆武士。黨有了自己的武裝，人民也有了自己的武裝。

　　有些人僅僅記住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卻忘記了槍桿子是人民的槍桿子。如果槍桿子脫離了人民，哪就和軍閥的槍桿子無異。三灣改編、古田會議，確立了支部建在連上，奠定了黨指揮槍的組織模式。

　　這支軍隊的指戰員來自人民，為人民的利益而戰斗，軍隊內部必然也必須有人民的屬性。內部不平等的軍隊，怎么能砸爛不平的舊社會，創造一個人人平等的新社會，怎么能維護人民的利益？支部建在連上，可以把黨中央的決議貫徹下來，也可以把指戰員的意見、建議反映上去。民主集中制，既有民主，也有集中。如果沒有自下而上的民主，僅有自上而下的貫徹，那就是監軍制。

　　自古以來，中國軍隊就不缺監軍，卻從來沒有爆發出人民軍隊那樣驚人的戰斗力。國外也一樣。斯大林時代的蘇聯軍隊也有政委，不但有政委，還有藍帽子，動輒肅反、槍斃。蘇聯軍隊只有自上而下壓制，沒有自下而上的民主。蘇軍的創造力被徹底壓制，基層士兵的利益被忽視。二戰期間，在重裝備水平相差不多的情況，蘇軍與德軍的交換比，慘不忍睹。即使是勝利的戰役，蘇軍的傷亡也往往高于德軍。

　　建立人民軍隊是主席為人民服務的第一步。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要讓人們徹底翻身就要建立符合人民利益的經濟基礎。

　　這種經濟基礎要么是小農獨立生產的經濟基礎，要么是公有制合作化生產的經濟基礎。只有這兩種經濟基礎，才能避免極少數人或家族壟斷巨額財富，控制生產資料，操縱他人命運，豢養私人武裝，剝削壓迫絕大多數人。

　　紅旗卷起農奴戟，黑手高懸霸主鞭。槍在手，跟我走，打土豪、分田地，燒借據，燒地契！

　　人民的軍隊到哪里，經濟平等到哪里，勞動人民的解放到哪里！

　　粉碎少數人對生產資料的壟斷，建立人人平等的經濟基礎是主席為人民服務的第二步。

　　主席的力量來自人民，人民的意愿要通過民主集中發揮出來。

　　要解放人民，就離不開動員人民；要動員人民，就要獲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要獲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就離不開為人民服務；要為人民服務首先要了解人民的疾苦，要了解人民的疾苦就離不開民主集中制。

　　延安時期，因為一面支持戰爭，一面遭受封鎖，邊區經濟異常困難，人民生活異常艱苦。某位延安的老漢，發了一句牢騷。主席知道以后，并沒有為難這位老漢，而是啟動了大生產運動——自己動手豐衣足食，三五九旅是模范。

　　如果主席當年嚴懲那位延安老漢，雖然沒有人敢再發牢騷，但是延安的經濟問題顯然不會因為人民的緘默而消失，只會不斷惡化。

　　主席說過，讓人講話，天不會塌下來，自己也不會垮臺。不讓人講話呢？那就難免有一天要垮臺。

　　封建時代，中外統治階級都是以家族血緣和裙帶為紐帶，靠武力維持的草臺班子，對外征戰不息，對內橫征暴斂，搶男霸女。這些統治階級，為了維護合法性，壓制人民反抗，都是不許民眾隨便說話的。西方有火刑柱，中國有文字獄。

　　半封半殖時代也是如此。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反動派也是張口民眾，閉口民族，以中國人民代表自居，卻對人民的疾苦視而不見，動輒封殺反對的聲音，大肆屠殺不滿的工人、農民，動輒逮捕、監禁、殺害左翼人士、進步學生。反動派是騎在人民頭上的奴隸主，他們的利益早就和人民的利益尖銳對立了，他們知道人民苦不堪言，但是他們毫不在乎——沒有人民的痛苦，哪有他們的幸福？允許人民講話，必然被人民戳穿，被人民千夫所指！蔣介石不讓人民說話，最終垮臺。

　　1945年7月，毛澤東與黃炎培在延安有一次談話。黃炎培問如何改變朝代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時，主席說：“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主席說，我歷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教員和學生的交流，是雙向的。教員引導學生，但是并不脫離學生。只有像教員與學生那樣充分的交流，充分了解人民的疾苦和意見，才能更好地為人民服務。

　　與人民充分交流，民主集中，在兩千年封建的文化中開創民主的先河，是主席為人民服務的第三步。

　　人民正確表達意愿的前提，是接受充分的教育，擦亮雙眼，能充分認識自身的處境，做出正確的判斷。

　　自古以來，接受教育的權利，就被壟斷在極少數人手中。

　　羅馬給貧民面包和馬戲的前提，是這些貧民隨時可能被武裝起來，成為決定勝負的重步兵。相比之下，封建主義根本舍不得給下層面包和馬戲。他們給下層的只有貧窮和宗教。配合宗教發揮作用，必須讓下層處于信息繭房之中，所以必須有宗教裁判所，燒死所有異端，同時讓多數人保持文盲狀態。

　　這樣的社會中，大多數人是文盲。少數家庭比較富裕的人，認識幾個字，也為生計所迫，去養家糊口。只有極少數地主至少是富農家的孩子，家庭優渥，才有資格成為知識分子。個別極其聰明，境遇非常的底層勞動者有機會接受教育，成為統治階級的一員，并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一旦社會停滯，封建家族為了維護家族利益，開始收縮底層精英的上升空間，這些來自底層的知識分子，即使接受過教育也將原形畢露，重新陷入貧困。

　　主席一直推動掃盲，推廣科學知識，普及義務教育，給貧窮家庭的學生生活補貼，使其可以脫產學習。

　　普及教育是為主席人民服務的第四步。

　　封建家族建立在封建血緣基礎上，男女之間的結合，完全是財產的聯盟，只有這樣才能保證財產，尤其是不動產的穩定傳承，實現穩定的家族統治。

　　為了保證家族傳承，連皇帝都沒有婚姻自由。光緒顯然更喜歡珍妃，但是慈禧卻給他安排了隆裕。隆裕既丑又蠢，野心超越才干，但她是慈禧的外甥女，顯然更有利于家族傳承。

　　蔣介石與為了加強與張靜江的關系娶陳潔如，又在張靜江的安排下與陳潔如離婚娶宋美齡。

　　這些婚姻之中，當事人有多少是感情因素在內，是讓人懷疑的，卻絕對符合家族（集團）之間聯姻的需要。

　　對于地位更低的社會成員來說，結婚甚至是奢望。封建社會至民國，中國實行一夫一妻多妾制。有錢男人三妻四妾，貧窮的男人孤老終生。有錢的女性被包辦婚姻，貧窮的女性成為妾或娼妓——為貧窮的父母家換取一筆經濟收入。

　　少數男性壟斷性權利，擁有大量的婚生嫡出、庶出和非婚生子嗣，是建立父系社會大家族的基礎。

　　新中國第一部法律是《婚姻法》，施行一夫一妻，婚姻自由，禁止納妾，禁止婚外生育，既保證了底層勞動者生育的權利，又粉碎了大家族存在的條件。

　　新中國改造娼妓，發展經濟，為婦女提供就業機會，在經濟上為一夫一妻制創造條件。今天即使有人想復活封建家族，也只能偷偷摸摸，以婚外情和非婚生子女的方式，而絕不能像舊中國那樣光明正大。

　　施行婚姻法，徹底粉碎封建大家族，是為人民服務的第五步。

　　封建的舊世界毀滅了，不是自然毀滅的，而是因為他來過。他不是神，他是相對中國的奠基人。

　　主席走遠了，他的遺產仍然在。他是普羅米修斯，他帶領人民焚毀了舊世界，他是焚毀了自己，照亮了人民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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