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曾這樣說過：“待朋友，做事論理論法，私交論情。”他認為，與人相處之道，第一要謙下誠實，對朋友要真誠、坦誠。他一生中同黨內外、軍內外、國內外各個階層的各種人士有著十分廣泛的交往，或是在風華正茂的學生時代，或是在戰火紛飛的戰爭歲月，或是在轟轟烈烈的建設時期，或是在變幻莫測的外交場合，或是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從其交友往事和軌跡中，不難感受到偉人講義重情、海納百川的高尚情操和寬宏大量、坦誠相見的交往原則，給人們留下流芳千古、傳頌萬世的崇高形象。

　　與蔡和森、何叔衡等：同鄉同源，同心結盟

　　毛澤東的交友思想之萌芽源自少年時代。他最初接觸《荀子》是1910年秋天，年僅17歲的毛澤東告別父母，來到了向往已久的東山學堂——湖南最早的新式學堂之一。在那里，毛澤東和班主任譚詠春結下了非同尋常的師生情誼。為讓毛澤東這個涉世未深的農家少年真正懂得怎樣去結交志同道合的朋友，譚詠春經常正確引導介紹歷代名家有關識友、擇友和交友的論述。毛澤東問：“怎樣識別、選擇朋友和與朋友交往？”譚詠春為此引經據典：“《荀子》說得形象，‘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最后語重心長地說：“潤之，孔子講‘三人行，必有我師’，多與同學們交往吧，用他人長處比照自己短處，發現別人毛病以警戒自己言行，學習和做人方能不斷有長進。”遵循恩師教導，少年毛澤東從《荀子》中探尋出不少擇友之道。

　　1915年9月，22歲的毛澤東正在湖南第一師范學校讀書。期間，他漸漸感到，要徹底改造一個社會，一定要有許多志同道合的人，結成一個強有力的團體才行。他在致好友黎錦熙的信中說：“兩年以來，求友之心甚熾。”他常對人說，丈夫要為天下奇，即讀奇書，交奇友，創奇事。于是，他化名“二十八畫生”，在報上刊登一則向長沙各校征友的啟事。

　　1936年毛澤東在延安與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憶及此事：“我指明要結交堅強剛毅、隨時準備為國捐軀的青年。我從這個廣告得到三個半人響應。”后來，他的周圍逐漸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慢慢地我開始認為需要一種更嚴密的組織。1917年，我和幾個朋友發起成立新民學會”。

　　◆1919年11月，新民學會部分會員在長沙合影，后排左四毛澤東，二排左四周世釗、左八何叔衡。

　　1918年4月14日，毛澤東與蔡和森、蕭子升等一道發起成立新民學會，要求會友在“學術上互助，行為上互勉”。學會成立后，隨即加入的會員有何叔衡、李維漢、熊瑾玎、陳昌、周世釗、熊光楚等9人。

　　毛澤東成為該會的主要發起人和領導人之一。根據毛澤東的主張，會友應有計劃地去俄國或法國，學習新思想，了解各國實情，加以選擇采納，為中國所用。新民學會采取了國內外并重，共同尋求革命道路的辦法，一部分人到國外，以蔡和森為首的會員赴法國等地勤工儉學；一部分人在國內，以毛澤東為首在長沙開展各種活動。1919年，蔡和森、李維漢、羅學瓚、張昆弟、向警予、蔡暢及蕭子升等一批會員相繼赴法勤工儉學，毛澤東則留在國內以長沙為斗爭中心，領導新民學會開展驅張運動，組織湖南學聯。他還自己擔任總編，創辦《湘江評論》。毛澤東成為五四時期湖南反帝反封建斗爭的一面旗幟。毛澤東第二次到北京以及到上海接觸陳獨秀，促使毛澤東確立了馬克思主義信仰。毛澤東曾回憶說：“1920年夏，在理論上——某種程度的也在行動上，我成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在確立了建黨主張后，毛澤東與會友創辦文化書社，組織俄羅斯研究會，創辦工人夜校，大力傳播馬克思主義。1920年11月，在新民學會內部秘密組織了中國共產黨長沙早期組織。

　　◆1918年4月18日，毛澤東、蔡和森等人在長沙創辦新民學會。這是1920年5月8日，毛澤東（左七）與新民學會部分會員在上海半淞園合影。

　　蔡和森是新民學會海外會員的主要領袖和學會的核心理論家。蔡和森和毛澤東為湖南一師同學，兩人志趣一致，感情甚篤。楊昌濟曾這樣評價蔡和森和毛澤東：“二子海內人才，前途遠大”，“言救國，必重用二子”。新民學會成立后，蔡和森率領部分新民學會會員和湖南青年赴法勤工儉學。在法國蒙達尼，他以湖南人“霸蠻”精神，“猛看猛譯”馬克思主義著作，總結了大量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斗爭經驗，最早提出了建立中國共產黨的主張。黨的全稱即他第一個完整提出來。他于1920年8月13日、9月16日和1921年2月11日先后給毛澤東、陳獨秀寫了3封信，闡述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和創立中共的主張，并系統論述了建黨的理論、路線、方針及組織原則。毛澤東回信“表示深切的贊同”。蔡在法國還和周恩來等一起籌組共產黨旅歐的早期組織，因1921年底參加進駐里昂大學斗爭，未能等到中共旅歐支部成立的日子就被法國當局遣送回國。回國后曾任黨中央機關刊物《向導》周刊主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31年在香港被捕引渡到廣州，遭反動派殘酷殺害。

　　何叔衡在湖南第一師范讀書時，結識了比他年輕17歲的毛澤東，他們志氣相投，感情甚深。毛澤東常說：“何胡子是一頭牛，是一堆感情。”何叔衡作為第一批會員加入了新民學會，是年齡最大者。他遇事善斷，備受大家尊重信任。1919年12月，新民學會在長沙發起驅張運動，他負責衡陽代表團的工作。他與北京、上海等地的驅張代表團緊密配合，在雁塔寺召開萬人驅張大會，揭露張敬堯的禍湘罪行。他既勇敢又講究策略，成功地領導了衡陽的驅張運動。毛澤東稱贊他說：“叔翁做事可當大局。”經過驅張斗爭等洗禮，在毛澤東的影響下，他開始走上了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道路，成為新民學會中的骨干力量。1920年6月以后，他協助毛澤東在湖南開展了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建立共產黨的準備工作。1920年11月，他與毛澤東等先進分子成立了中國共產黨長沙早期組織。1921年6月29日傍晚，接上海共產黨組織發出的召開中共一大的通知，二人一道代表長沙早期黨組織奔赴上海參加中共一大、同為黨的創始人。1935年2月，何叔衡在福建長汀縣境內突圍戰斗中壯烈犧牲。

　　和章士釗、許志行等：故交摯友，寬嚴有度

　　患難見真情、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毛澤東對這些交友信條篤實踐行。基于此，對于真心助己于危難中人，他會感念一輩子。

　　1919年初，為了要送赴法的留學生，毛澤東在身上沒足夠錢的情況下出發，剛走到天津就沒錢了。這時，一位同學借給他十塊，可以買票到了浦口。但在浦口人生地不熟，一不小心鞋子還被賊偷了。一籌莫展之時就站在車站外面等啊等，居然見到了一位湖南老朋友、第一個工人黨員李中。李中聽到其遭遇后二話不說給了其足夠到上海的車票以及鞋子錢。依靠這錢毛澤東完成了自己的旅程。

　　深懂感恩的毛澤東自然對這位老友印象深刻并后來親切地稱他“救命菩薩”，且在1951年邀請他上北京敘舊。可惜他的身體不好，病死在途中。

　　1920年前后，毛澤東、蔡和森等積極開辦長沙文化書社、出版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開展湖南人民自治運動、籌組共產黨長沙早期組織，以及鼓勵有理想的青年赴歐洲勤工儉學。但非常現實的問題是，這么些事情要辦都需要錢，尤其是勤工儉學以后上學還需要錢，即使半工半讀還需不少的生活費。

　　得知這一情況后，老師楊昌濟抱病給好友章士釗寫信求助。毛澤東持老師之信只身赴章士釗處，簡短寒暄后直接說明來意。章士釗當即許諾幫忙并利用自己社會地位及影響，發動社會各界名流捐款，不久便募集了2萬元大洋送給毛澤東而解其燃眉之急。毛澤東將此錢部分給了第二批赴法留學的湖南學生，余下的帶在身上用于回湖南開展革命活動。

　　◆毛澤東與章士釗。

　　此事，毛澤東牢記了一生。直到40余年后的1963年向章士釗之女章含之憶及此事并讓她轉告章士釗：“你回去告訴行老，我從現在開始要還他這筆欠了近50年的債，1年還2千，10年還完2萬。”她將此話通報給父親，章士釗回話說，當時的銀元是募捐而來，他自己也拿不出這筆巨款，而且，當年把錢交給毛澤東，完全是按照楊昌濟的意思處理的，因此，自己不能收此饋贈。毛澤東再次向章含之挑明：“我是用我的稿費給行老一點生活補助啊！你們那位老人家一生無錢，又愛管閑事，散錢幫助許多人。他這幾年寫給我的信，多半是替別人解決問題。我要是明說給他補助，依據他老先生的脾氣是不會收的，所以我說還債。你就告訴他，我毛澤東說的，欠的賬無論如何是要還的。這個錢是從我的稿費中付出。”幾天后，毛澤東果然派秘書徐業夫送上第一個2千元。以后，按分期付款的方式每年正月初二，送上2千元。十年后，毛澤東又說：“從今年開始還利息，50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應是多少。就這樣還下去，只要行老健在，這個利息就要還下去。”這件事讓后人非常感慨。

　　但對于某些故交摯友的過分之想，毛澤東則會大公無私地講原則、照章辦事，分寸有度。

　　許志行曾于1919年冬在武漢與毛澤東相識，1926年又應其之邀到廣州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工作，解放初期在上海格致中學任教。他去信北京，毛澤東回信：

　　你在上海教書甚好，教書就是為人民服務，為不荒廢課業，不要來京。如遇假期，可以來京一游，看一看仍回去教書。

　　◆毛澤東給許志行的多封書信。

　　毛煦生不是毛家人，但他在辛亥革命爆發后曾與毛澤東在湖南起義的新軍中共過事，還當過新軍輜重營文書，仗著早年與毛澤東的關系，開國大典后的一個半月里連發3信抵京，毛澤東于1949年11月15日回信道：

　　前后三函奉悉，遲復為歉。先生仍以在鄉間做事為適宜，不要來京。家計國難，在將來土地制度改革過程中可能獲得解決。

　　然而，毛煦生仍不死心，纏著毛澤東要進京工作，毛澤東于1950年再次復信：

　　來信收到。北京人浮于事，先生不宜遠游，仍以在鄉下工作為適宜。

　　在中國歷史上，毛澤東是罕見地闖過友情關和鄉情關（特別是親情關）的偉大成功者。盡管當時還沒任何國家法律條文，但他依賴的武器是嚴格的黨內紀律和嚴厲的自律精神。他并未一般地拒絕和反對親情、友情、鄉情，他只是強烈反對親情、友情、鄉情染指和介入權力，防止公權私化。

　　和魯迅、張恨水等：曠世神交，得遇知音

　　毛澤東和魯迅的交往，是那種雖不曾有機會謀面卻通過彼此的了解和書作互為認同仰慕而神交已久。毛澤東長期最愛讀魯迅的書，一部《魯迅全集》從延安帶到北京閱讀數遍，對魯迅相當熟稔。魯迅是知識界的思想杰出人物，他用筆參與了作戰，喚醒了很多顆愛國之心來保家衛國；而毛澤東帶領人民軍隊歷經艱辛取得革命勝利。二人共鳴深深，息息相通。

　　1934年1月，毛澤東為籌備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住在江西瑞金沙洲壩。其時他紅軍總政委的職務已被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解除，只給他保留了政治局委員這個實無決定權的空銜。這時，馮雪峰剛到瑞金不久。一天，毛澤東來到馮的住處，風趣地說：“今晚約法三章：一不談紅米南瓜，二不說地主惡霸，我們不談別的，只談魯迅。”還不無遺憾地對馮說：“‘五四’時期在北京，弄新文學的人我見過李大釗、陳獨秀、胡適、周作人，就是沒有見過魯迅。”馮告訴毛澤東，有一個日本人說，全中國只有兩個半人懂得中國，一個是蔣介石，一個是魯迅，半個是毛澤東。毛澤東聽后沉思片刻笑言：“這個日本人不簡單，他認為魯迅懂得中國，這是對的。”馮還告訴毛澤東，他回到上海時給魯迅帶去了一闕毛澤東詩詞，魯迅看完后笑言：“毛澤東這首詩有山大王的氣概。”毛澤東一聽也開懷大笑說：“我就是山大王！是革命的山大王，是共產黨領導的，有主義有辦法有策略的革命的山大王！”

　　◆1961年毛澤東書寫的魯迅詩詞一首送給訪華的日本友人。

　　1936年，當時在上海的“托派”寫信給魯迅，對中共領導的民族統一戰線及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人加以攻擊。6月9日，臥在病榻上的魯迅憤然請人代筆，口授回信予以嚴厲斥責：“你們的‘理論’確比毛澤東先生們高超得多，豈但得多，簡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無奈這高超又恰恰為日本侵略者所歡迎……”魯迅提及毛澤東見諸文字者為數不多，這是十分難得的一次。

　　毛澤東對魯迅的正式評價則是1937年底的延安。那時適逢魯迅逝世一周年，他在題為《論魯迅》的講話中指出，魯迅“并不是共產黨的組織上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動、著作，都是馬克思主義化的”。他還論述了魯迅的三大特點，即政治遠見、斗爭精神和犧牲精神，及由此形成的偉大的“魯迅精神”，號召共產黨人和革命者學習魯迅的精神，為中華民族的解放而奮斗。

　　及至1940年1月，毛澤東對魯迅的懷念和評價進一步升華。他在其系統理論成果《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魯迅是五四以來“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僅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又稱，“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旗手”“主將”“代表”“方向”這樣的用詞，反映了魯迅在文化革命領域的地位和價值，是別的任何人都無法替代的。

　　◆魯迅故居的三味書屋。

　　1954年，毛澤東到紹興參觀了魯迅的故居，在魯迅筆下經常提到的三味書屋和百草園徘徊尋望。他對陪同的浙江省委書記譚啟龍說：紹興是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的地方，也是中國現代大文豪魯迅先生的家鄉。他有兩句名言你知道嗎？“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我們共產黨人就應該有這種精神。

　　晚年毛澤東多次提議要人們讀點魯迅著作，支持開展魯迅思想遺產的研究。1975年11月初他對魯迅之子周海嬰關于出版帶注釋的《魯迅全集》的信作了批示：請政治局“討論一次，作出決定，立即執行”。1975年底到1976年初在有關理論問題的談話中他又強調：我建議在一兩年內讀點哲學，讀點魯迅。

　　張恨水，著名通俗小說家，1938年7月抵渝住8年，在《新民報》兩副刊之一的《最后關頭》主編專登與抗戰有關的詩文。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飛抵重慶談判期間抓緊一切時間同知名人士會面，9月13日會見了《新民報》的部分工作人員。當和張恨水握手時說：“張先生，久仰了！”張恨水也不奇怪，因同事趙超構早在訪問延安歸來后就對他說過，毛澤東專門談起過他的小說，還特別提到他的《水滸新傳》寫得很好，具有鼓舞大家抗日的意義。這讓他備感榮幸和欣悅不已。

　　◆張恨水

　　更令其終生難忘的是，毛澤東會見的大量黨內外各界人士大多是一起會見，張恨水則是兩位享受單獨會見殊榮者之一，同他單獨晤談長達兩個多小時，實屬罕見。張恨水比毛澤東小兩歲，屬于同輩人。經歷、事業都不一樣，但二人當時家喻戶曉，因此彼此感興趣的話題自然很多。毛澤東笑著說：“你的名氣并不比我小吶，我不僅看過你的書，也常在報紙上看你的連載小說。”毛澤東特別問起《啼笑因緣》。張恨水就向毛澤東介紹了他所了解的素材。毛澤東聽后說：“原來不是寫自己的？看來‘恨水不成冰’是謠言吆！”張恨水說，自己現在這個名字本是筆名，是由李后主“人生長恨水長東”那句詞而來的，本為珍惜光陰之意，并非如人們流傳所言。二人談話氣氛很好，兩個多小時就在無拘無束的談話中過去了。臨別時，毛澤東親送張恨水延安生產的呢料和陜北特產紅棗、小米。張恨水很興奮，回家后頗有幾分神秘地對夫人說：“這是延安的小米、紅棗！”并立即讓夫人熬成粥讓全家人分享。他還激動地對夫人說：“毛先生有淵博的知識，是位了不起的人物呀！”張恨水的女兒張明明后來回憶：“那時我們兄妹是第一次喝小米粥，不但覺得好吃，還帶著幾分神秘感，父母當時所想的，就要比我們深遠得多了。”

　　毛澤東送給張恨水的呢料，他做了一件中山裝。幾年后，參加在北平召開的文代會和新政協會議，都是穿著這件中山裝去的，以示對延安精神的尊敬，不忘毛澤東的禮遇。后來他在《我的創作與生活》中一筆帶過的簡短話語：“1945年毛主席到重慶，還蒙召見，對我的工作給予了肯定和鼓勵，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還牢記在心”。

　　和瞿秋白、方志敏等：追求真理，初心相通

　　在黨的早期領導人中，瞿秋白是毛澤東經常對其表現出深情的一位。盡管毛澤東也說過他早年對陳獨秀的崇敬之情，但那更多地具有理性方面的含義，而不是個人關系、感情方面的含義。而對瞿秋白，毛澤東則不止一次流露出一種感情。這種情感的來由有其歷史淵源。

　　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廣州，作為一起列名于孫中山親筆手書的國民黨中央執委、候補執委名單上的瞿秋白和毛澤東，在國共合作和國民革命過程中接觸和共事的時間不少。毛澤東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部長”則是從不視事的汪精衛），瞿秋白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在國民革命高潮中，二人都先后在廣州、上海、武漢等地奔波進行革命活動。

　　在1927年大革命高潮中，瞿秋白對毛澤東指導的農民運動大力支持。當時，隨著北伐的進展，廣東、兩湖的農民運動也轟轟烈烈開展起來。農民運動受到國民黨右派和黨內右傾路線的攻擊指責，為駁斥反對農運的論調，毛澤東在深入農村調查之后寫成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對當時在國共兩黨內都有微詞、受到指責的農運作出了自己的肯定評價。但這篇文章在黨的機關刊《向導》上只發表了一半就被黨內持“正統”觀點的人所阻止。當時瞿秋白正在武漢忙于黨的五大的籌備工作，他看到毛澤東這篇文章后，立即肯定了它對現實斗爭的重要意義，指示黨領導下的長江書局將毛的著作作為單行本全文出版，并親自將它改名為《湖南農民革命》，作為計劃出版的湖南農民運動系列叢書的第一本，并為之寫了長篇序言，作了高度評價。序文中的一些話，連用語都與毛澤東相似。

　　毛澤東對瞿秋白同樣贊許與懷念不已。瞿秋白28歲成為黨的最高領袖，他學識淵博，既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同時也是中國革命文學事業的重要奠基者；而非常令人惋惜的是，1935年2月他在福建長汀縣被國民黨軍逮捕，6月18日慷慨就義，時年36歲。在延安的時候，毛澤東和蕭三談到黨的文化工作時，想到了瞿秋白，感慨地說：“如果秋白同志還活著，就好了。他懂文藝，文化素養高，讓他來管文藝，再好不過了。”1950年，《瞿秋白文集》出版時，12月31日，毛澤東為該書欣然題詞：“瞿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許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對他，但他為人民工作的勇氣并沒有挫下來。他在革命困難的年月里堅持了英雄的立場，寧愿向劊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這種臨難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來的思想，將永遠活著，不會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腦子想問題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遺集的出版，將有益于青年們，有益于人民的事業，特別是在文化事業方面。”毛澤東在這段深情的話里言簡意賅地點出了瞿秋白的三個特點：文化素養、不屈意志、善于思考，并號召廣大人民尤其是青年們要向瞿秋白學習。

　　毛澤東同方志敏也不僅僅是一般志同道合的共產黨人，而且每當革命的轉折關頭都有相似的遠見卓識。在大革命浪潮、土地革命烽煙中，志相同、心相通，并肩戰斗鍛鑄了摯情厚誼。

　　首先，這兩位職業革命家在農民問題上產生了共識。1927年3月下旬由毛澤東、鄧演達主持的中央農委擴大會議在武漢召開，方志敏參會。此時，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向導》和武漢《國民日報》摘發了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方志敏發言中對湖南的農民革命充分肯定并表示支持，完全贊同關于推翻地主武裝、建立農民武裝的主張，并聯系江西的反革命大屠殺大聲疾呼：“一切革命的人們必須以鐵拳加諸右派狼子身上，任何對右派的姑息，都是對革命的自戕。”這個精彩發言得到與會代表的贊許。為此，毛澤東還特邀方志敏到中央農運講習所向全體學員作演講，反擊右派，以正視聽。該會議決定建立農民武裝、土地重新分配等30多個提案。毛、方及彭湃等13人被推選為中華全國農協臨時執委。

　　其次，大革命失敗后，毛澤東上了井岡山，方志敏回到家鄉“重起爐灶再干”。方志敏等在贛東北領導武裝斗爭、創建根據地和開展土地革命的實踐，與毛澤東在井岡山實行“工農武裝割據”及在中央蘇區堅持正確的土地革命路線的實踐，雖各具特色，但他們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思想脈絡卻是一致的。他們的實踐和理論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1935年8月，方志敏在南昌慘遭蔣介石殺害，年僅36歲。毛澤東得知噩耗十分悲痛。全國解放后，他仍常常叨念著這位杰出的閩浙皖贛根據地創始人、優秀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方志純生前撰文回憶道：“毛主席多次對我說過：方志敏犧牲了，很可惜，是王明路線斷送了他……”汪東興也撰文說，毛主席常常懷念方志敏，稱贊他是“有勇氣、有志氣而且是很有才華的共產黨人，他死的偉大，我很懷念他。”

　　同仇鰲、周世釗等：喜處諍友，逆耳砥礪

　　先賢有句老話：能媚我者必能害我，宜加意防之；肯規予者必肯助予，宜傾心聽之。毛澤東深諳其中的道理。

　　同盟會創始人之一仇鰲，比毛澤東大十多歲，但二人交往很深。1921年至1922年仇鰲曾鼎力幫助毛澤東在湖南創辦自修大學；1949年，又按毛澤東之意大力協助程潛謀求湖南和平解放。

　　1949年8月，毛澤東電邀仇鰲赴北平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共商建國大計。時值仇鰲因肺癌切除半肺后隱居故鄉汨羅鄉村，他給毛澤東回電辭謝。10月，毛澤東又親筆去函邀請，并請湖南省軍區派人去汨羅鄉下尋訪。仇鰲深為感動，不便再辭，于當月赴京。毛澤東在中南海設宴為他洗塵。毛澤東說：“對我們做了好事的朋友，我們是不應忘記的。”1950年2月，毛澤東請仇鰲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及參事室主任，他又托辭老病以謝。毛澤東風趣地說：“你去掛個名嘛！人們常說，國民黨稅多，共產黨會多。你只開開會就行了，喜歡聽就聽，不喜歡聽就起身走嘛！”

　　1951年，中共誕生30周年前夕，仇鰲給毛澤東寫了一封洋洋數千言的長信，在歷敘舊誼后直言相諫：

　　將馬恩列斯及你的著作深刻研究，大足以創造另一世界及另一國家之經濟文化，這是無可置疑的。惟黨一接近實際政治，最易停滯與腐朽。從來講主義、談政治，在宣傳的革命時期，屬于破壞方面，無所顧忌，易于成功；而革命戰爭勝利后，迄至掌握政權，進入主義的建設，千頭萬緒，學識不夠，經驗全無，不獨難見成功，而且時有錯誤，遂不免自起懷疑，頓生停滯現象。

　　◆仇鰲

　　建國伊始仇鰲就能提出如此誠摯中肯意見，足見其胸中有真知灼見，韜略不凡。而且針砭時弊，箴言相規，真正做到了推心置腹，肝膽相照，可稱其為諍友。無怪毛澤東看信后回復說：“共產黨就是需要你老這樣的諍友。”

　　從此二人來往更加密切，談話契合，竟日不厭。1956年仇鰲夫婦結婚60年紀念，毛澤東叫人送君山毛尖茶兩盒、茅臺老窖兩瓶、高麗參兩枝以示慶賀。1957年，仇鰲胸部劇痛，毛澤東親自過問治療，手術后又親往醫院看望，贈送燕窩、銀耳等并特批每月給300元生活補助費，待仇鰲康復出院后又到他家中與他合影留念。毛澤東親自從客廳搬出一張藤椅，扶老人端坐于上，自己立在老人身后。毛澤東還在照片上親筆題詞。仇鰲將它掛在客廳正中，激動之情溢于言表。

　　周世釗與毛澤東有著“三同”（同鄉、同學與同事）與“三友”（會友、文友與詩友）的關系，有著許多共同的觀點、思想和經歷，然而他也從不掩飾自己與毛澤東的不同觀點與思想。

　　1959年，周世釗被選為第二屆全國人大代表。他到北京開會期間，毛澤東不論工作多么繁忙，總要設法抽時間約他見面敘談一次。

　　1962年，毛澤東在中南海會見了時任湖南省副省長的周世釗并交流了民主黨派問題。他談及中共對各民主黨派的方針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時，周世釗問：“您這個長期共存要長到何時呀？”毛澤東解釋說：“所謂長期共存就是說，中共和各個民主黨派不是在同一個時候產生的，但要在同一時候消亡。你學過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政黨、階級的論述嗎？在馬克思主義看來，在將來全世界都進入了共產主義社會，實現了世界大同以后，國家就會自然而然消亡了。到了那時，共產黨消亡了，各個民主黨派自然也就消亡了——長就長到這個時候。”

　　◆1959年6月27日，毛澤東在長沙和幾位老朋友合影，前右一為周世釗。

　　周世釗認真聽后又質疑：“我們這些黨外人士安排為副省長是配像的，是做樣子給人家看的。我是有職無權，名義上我是個副省長，實際上我的權就是做民主黨派的工作，除此以外別無他權。名義上分給我管教育工作，實際上教育工作的情況我無權過問，什么情況我都不知道，什么文件也看不到。”毛澤東一聽十分吃驚：“有這樣的事啊！我設法告訴張平化，要他們以后就教育方面的問題和你多商量，有關文件也要送給你看。”周世釗從北京返回的第3天，中共湖南省委辦公廳的負責同志就送來一些黨內外的文件給他看。數天后，省委書記張平化也專程看望他，鼓勵他大膽積極工作。

　　“文革”期間，周世釗曾向毛澤東匯報了長沙“六六慘案”的有關實情。毛澤東嘆了口氣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在意識形態領域內進行的大革命，是一場對廣大人民群眾進行政治思想教育的革命。用不著爭爭吵吵，更用不著武斗，那樣只能讓階級敵人有機可乘，對廣大革命群眾是不利的。”周世釗又談了前不久在北大清華所見：“我看見在這兩個大學里，主席的語錄很多，在清華大學有好幾個地方都有主席的塑像，有的還塑得很好，很像主席的相貌。”毛澤東聽后顯得有些無奈：“我很討厭那些東西。到處搞些語錄干什么呀！我早就跟他們講過，不要到處搞語錄，不要到處搞紅色海洋，不要搞那么多的紅本本，那是極大的浪費。他們就是不聽我的。現在他們又到處搞什么毛主席塑像，說這是對主席的什么忠忠忠。我看他們那樣搞并不是對我的什么忠，他們是要我站崗。”聽到這里，周世釗不免笑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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