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昔陽西水東調調出來的一串串故事，已經在人間流傳了十多年時間，至今沒有在歷史的長河中消失。盡管調不到陳永貴的理想境地，它卻調成了一副使人流連忘返的“名畫”。就在大寨紅旗一落千丈之后，凡來大寨訪問的外賓和名流，差不多都要提出參觀西水東調工程的要求，可見西水東調非同尋常。

　　要說昔陽的水利工程，最先還不是從陳永貴身上開始。多少個年月，多少個朝代，昔陽人民受盡了沒水的苦頭，經歷了干旱的煎熬。民國九年，昔陽出現了特大的干旱，莊稼全部被枯死，餓死了成千上萬的百姓。1972和1973年遭受的特大旱災，昔陽人民若不是發揚千里百擔一畝苗的精神，真有餓死人的危險。那時在昔陽，20個公社就有15個公社嚴重缺水，有一百多個大隊在干旱的季節要翻山越嶺外出討水吃。瓦印公社的群眾一遇春旱，往往要翻過海拔一千多米的大山，往返三十多里路去套掌和黃巖挑水，電影《老井》的搶水場面就是昔陽的一個真實寫照。昔陽民間曾經有這么一個順口溜：“因為咱村沒有水，想找對象沒人給！”如若要打撈昔陽缺水的故事，真比一部優秀小說還要引人入勝。

　　為了解決水，五十年代的縣委曾經帶領群眾興修了幾個水庫，緩解了一部分地區的缺水問題。昔陽人民曾經為這些水利工程編出了一首歌謠：“五個大水庫，一個賽一個，又發電來又養魚，水澆千傾禾。”當時這五個水庫雖然沒有全部修成，但這首歌也確實能夠反映昔陽人民的心聲。清代昔陽大進士李光宇在為昔陽修撰縣志的時候，曾引用山西通志的一句話，給昔陽下了“不宜設渠”的結論，但在共產黨領導下不幾年，昔陽就向水利化進軍了。

　　陳永貴上臺以后，一個“水”字在他身上更是纏繞了好幾年。周總理“三年大旱怎么辦，十年大旱怎么辦”使他念念不忘。昔陽十年九旱，抓水是一件大事情。北方地區十四省農業會議以后，他冒著風雨下丁峈，上沽嶺，叫水利部門的技術人員找出合適的水源，最后確定把位于昔陽西部的瀟河水調回來是一條出路。可是調瀟河水還有一座大山擋住，只有穿山打洞才能送下水來。原昔陽縣老縣長高秀寶回憶說，這個工程在六十年代就有人勘察、設計過，但由于工程量相當大，耗資也相當多，誰也不敢輕易拍板，這樣一個偉大工程只留于圖紙上。正由于此，陳永貴這個主張在縣常委會上沒有得到統一，因為工程太特殊，怕干不下來。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的召開，使陳永貴心里定了砣：全國人民都盯著你昔陽，你昔陽還保持現狀，不是要落后嗎？林縣能搞出紅旗渠，昔陽難道就干不成西水東調嗎？

　　因此，西水東調的故事就從這里走出來了。進入八十年代的人不管從西水東調的隧洞里打撈出什么樣的傳說、趣聞，都離不開這個原型。昔陽共有40萬畝土地，到學大寨運動中，已經發展到水澆田4萬畝，陳永貴在縣常委會上拍板：搞出西水東調工程以后，要發展10萬畝水澆田！

　　10萬畝水澆田！陳永貴的又一新招！

　　當陳永貴的這一個新招在沽嶺山放出光華的時候，一座不太受人注意的沽嶺山出現了水利專家們的測量伙器；出現了山西省水利局的有關領導，出現了中央首長對西水東調大力支持的消息！西水東調工程方案很快地寫在了昔陽的大地上：投資5000萬元，沽嶺山西部的莊窩水庫容水6000萬立方米，修一條180公里的干渠，鑿一條37華里的遂洞，成為天下的第一流工程！

　　隨著西水東調工程方案在昔陽大地上問世，沽嶺山的工地上響起了隆隆的炮聲，往返著卷起塵土的汽車、碾壓機、鏟土機，學大寨的歌聲撒遍了整個工地，具有凝聚力的錘聲相互比賽，縣委領導到現場辦公，宣傳部門到現場鼓動，沽嶺山中的隧洞里也開進了陽泉礦務局的支援隊伍和人民解放軍指戰員，10萬畝水澆田成了這次“旅行”的終點站。

　　可以這么說，沒有大寨這塊基石，沒有陳副總理這張大牌，就不可能繪制出這么一張西水東調的藍圖！正由于在昔陽的檔案袋里出現了這么一個舉世驚人的記載，才震動了那些學者、名人和國際上那些勇于探索的人。他們為了親自透視西水東調的真相，曾不惜一切代價，不顧一切阻力去西水東調現場，目睹它的真實情景。不管它有多少成功，不管它有多少失誤，它在漫長的歷史上和整個地球一樣生存。

　　在西水東調工程的序幕拉開以后，沽嶺山下的崇家嶺出現了一位來自省城太原的專家——省水利局副局長劉錫田。陪他視察的是主持昔陽日常工作的縣委副書記李喜慎。

　　出于對昔陽的關心和支持，劉錫田局長每到一處，都要真誠地了解這里的水文地理情況，發現問題也要滿腔熱忱地提出意見和建議。這里，社員們利用一股水興建了兩個發電站，發電以后又白白地浪費掉了。劉錫田看著看著，掏出電子計算器算起來了。算著算著，他的臉沉下來了：“老李，這一筆賬值得算啊！你看這水流得不大，每年要跑掉二千萬立方水啊！把兩個郭莊水庫（本縣一個大水庫）丟掉了！是不是搞一個水庫呢？”專家的建言引起了李喜慎的高度重視，他當即指定縣水利局技術員高啟祥實地測量，進行設計。在崇家嶺下面，原來就有一個小水庫，叫杏莊水庫，容水量有300萬立方米，加上發電用水二千萬立方，準備搞一個3000萬立方米的大水庫。經過測量，這里只適宜搞一個1000萬立方的水庫，如果要達到容水3000萬立方的大水庫，大壩就得修到杏莊村前面。這樣，杏莊村就潛伏著一種不安全感。這事只有陳永貴才能拍板了。

　　1976年冬，關山水庫定點現場辦公會議在安平公社杏莊大隊召開。在簡陋的會場上，坐著現場辦公的縣委領導、外地的專家。他們都耐心地等待著陳永貴的重要指示。陳永貴是專門請假從中央回到昔陽。當他出現在會場的時候，盡管臉色有些冷峻，卻不是一道命令往下傳，而是一副商量的口氣：“我這次回來，是和你們商量來啦。在位的除了領導以外，都是專家、工程師。有中央地質設計院的，煤炭設計院的，水利設計院的。在位的有80多人，我提一條意見，你們提一條意見，還80多條哩！以我看，原來選下的壩址不安全，還有一個村的人呀，是不是干脆把杏莊這個村往前移一下，壩址再往前走一走？無非多開點資吧！”

　　陳永貴一表態，劉錫田首先舉雙手贊成。接著，在位的其他專家們也表示支持，又提出了一些補充意見。不久，山西省委也表示支持這個建議，方案很快就形成。

　　1977年春，劉錫田到平定縣視察了水利工程以后，又看了昔陽關山水庫的施工方案，提出要模仿平定的打壩經驗，先筑壩，壩上走公路，上面加渡槽，一舉三得，既美觀，又是一個風景區。

　　1977年6月份，中央水電部賀總工程師蒞臨昔陽，很嚴肅地提出：按平定的經驗，吊裝設備跟不上，地形也怕滲漏。最好搞陜西堆石瀝青石壩比較保險，壩上又有渡槽，又是公路。

　　最后的定砣就定在賀總工程師這里。于是，縣委常委除賈火林值班以外，全部到工地辦公，和群眾一起打地鋪，吃玉米面飯，也和群眾一起開山打石，邊干活，邊指揮；縣級機關，廠礦一面堅持工作，堅持生產，一面抽掉數千人開山打石，修造石壩！整個安平川人山人海，車水馬龍，和太陽一同上工，和月亮一同收工，沒有任何人覺得這是什么怪事，也沒有任何人覺得辛苦。都一個心眼盼著水，一個心眼盼著10萬畝水澆田！記者的宣傳，領導的鼓勵，關山水庫的業績揚名山西，揚名天下。

　　1977年夏天，中央水電部又來了一位專家，抱著負責的態度，對整個西水東調工程進行了較為詳盡的視察。他得出的結論是，莊窩水庫水源和地理情況都不行，唯一的辦法是把和順縣馬房的水調來。昔陽水利部門也建議要調馬房水。這樣，就得把容水6000萬立方的水庫改成容水1億3000萬立方，水庫移到廣陽村。這個設想之驚人，連李喜慎也不敢輕易地表示支持或者否定。如何？還得看陳永貴的統率才華和氣魄。

　　李喜慎的聲音送到北京陳永貴的寓所。北京來電，傳來了陳永貴的答復：“這事要看有沒有科學依據，先叫他們測量一下，搞個預算，看行不行！”

　　不久，水庫改建的方案得到山西省委的大力支持，省委書記王謙、王庭棟到工地進行了實地考察，認為水庫擴大不僅增加了蓄水量，而且也減輕了晉中平川的洪災，一舉兩得。據傳山西省委對擴大水庫容量還有一個打算：凡容水在一億立方以下的工程都由本省負責；凡容水在一億立方以上的工程都由中央負責。如果西水東調工程能夠得到中央的支持，誰還能再說二話呢？

　　事情到了陳永貴那里，他更沒什么說的。10萬畝水澆田是他身上的一根主骨，只要實現了10萬畝，他就心安理得。

　　不久，這個世界第一流工程也得到李先念、余秋里和其他中央領導的支持，列入國家項目。

　　在北京，正在召開一個農業方面的會議，主持昔陽日常工作的李喜慎出席了會議。會場上也出現了中央水電部部長錢正英。錢正英和李喜慎一見面便話不投機，三句話不離一個“水”字：“我在昔陽看見了大禹治水，你們治水的膽量還不小嘛！你敢干，我就敢支持！給你三個師的部隊去幫助，怎么樣？”李喜慎一聽，被嚇了一跳：“我的工程再大，可也容不下三個師的力量嘛！謝謝錢部長，領導的好意我領，可是我實在安排不了三個師的工作啊！我一個師也不打算要！”

　　在此期間，陳永貴也間斷性地回昔陽視察。他每到一處，尾隨著記者、攝影師以及省、地、縣的各級領導。誰也想實地了解西水東調工程，誰也想在西水東調上沾一份榮譽；西水東調成了人們的美談。陳永貴的聲譽又隨之提高。按中央的決定，1980年召開全國第三次農業學大寨會議，西水東調是獻禮工程！

　　西水東調成了昔陽的掌上明珠！

　　在昔陽縣革委招待所的會議室，坐著國務院副總理陳永貴，省委書記王謙、王庭棟，地委書記李韓鎖，昔陽縣委副書記李喜慎，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郭鳳蓮等人。王謙著重安排西水東調工程如何向第三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獻禮的問題。王謙開始講話就離開了坐位，在他的下級面前揮動著手勢，言詞也比較強硬：“1980年要召開第三次全農會，到那時能不能通水，叫全國各地的領導看你什么？李喜慎你要集中精力考慮一下這個問題。西水東調工程不單是一個昔陽的問題，已經成了全國的問題了。省里、晉中都得考慮。李韓鎖你要考慮晉中的事情怎么辦。鳳蓮要考慮大寨。至于開會人員的接待住宿問題，你們就不用管了，由我負責。我已經把話說清楚了，如果誰誤了事，就向黨中央交待！這不，陳副總理在此，都明白了吧！”

　　王謙發號施令，首先給李喜慎帶來了難題。他向王謙請示說：“王書記，你給我的任務，我不打折扣，可勞力、時間、住宿各方面都有問題。就勞力滿打滿算，到1980年也有困難。而且還有些特殊工程一時還干不了。就為這些，南干渠才不敢開工。”王謙哈哈笑了，說了一頓勉勵的話，但態度不變。

　　西水東調工程牽動了從中央到昔陽的各級領導，他們都愿意為這個工程獻出一滴心血。老縣長高秀寶向筆者介紹說，他每次到省里批項目或者批資金，省里那些領導沒有一個不主動的。他例舉了一個省計委主任后來成為副省長的人叫賈春芝。老高說每逢找到他，他當即就要召開會議研究、定案。賈春芝有一次還對高秀寶說：“你們有事就上來找嘛！”

　　高秀寶問：“找誰？”

　　賈春芝拍拍自己的胸脯：“找老賈！”

　　一個西水東調工程和全國的大局連在了一起。當1980年向西水東調工地走來的時候，它被輿論界從九天上“迫降”下來了。《人民日報》于1980年6月15日發表社論，題目是《再也不能干西水東調式的蠢事了》，其言詞強硬，態度明朗，是一副批判和徹底否定的口氣：

　　“山西省昔陽縣的‘西水東調’工程搞了四、五年，投工近五百萬個，耗資達幾千萬元，最近終于下馬了。這是農田水利建設中一個極為沉痛的教訓，很值得我們深思。

　　近兩年來，它每年占用山西省水利經費的十分之一，征用的勞力包括昔陽縣各社隊的民工，機關廠礦企業事業單位的干部、工人和教師，還有陽泉礦務局的煤礦工人，解放軍工程兵的指戰員，真可謂不惜工本，不惜民力。據估算，全部工程完工后，每畝水澆地成本將達一千多元。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由于不問土質、地勢、生產習慣、技術條件等具體情況，統統強調抓糧食，弄得宜林不林，宜牧不牧，宜果不果，宜漁不漁，不但不能揚其所長，反而強人所難，趨其所短，結果是‘以糧為綱，全面砍光’。這種‘一刀切’的錯誤方針，表現在農田基本建設上，突出的就是到處硬搞整齊劃一的‘旱地改水田’，硬搞‘人造平原’、‘水平田’、‘海綿田’，硬搞‘連成片、一條線’的園田化。大量的人力，大捆大捆的人民幣耗費在收益很少的黃土搬家上。甚至不但沒有收益，反而破壞了生態平衡，貽害子孫后代。

　　我們的國家還很窮，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不可能拿出很多錢向農業投資。無效的投資我們花不起，有效投資我們也要精打細算。像昔陽‘西水東調’工程，且不說它本身是不合理的，它實際上是搶占別人的水來澆昔陽的地，就算它有一點合理成分，但是花一千元建設一畝水澆地，也是我們花不起的。即使減去一半，用五百元建設一畝水澆地，我們也建不起。用這種辦法來搞農業，只能越搞越窮。

　　昔陽‘西水東調’工程弊端叢生，工程技術人員意見很大，為什么能夠說干就干，并且一搞就是幾年，直到粉碎‘四人幫’三年以后才停下來呢？這里，另一個很重要的教訓就是某些領導同志的封建家長式統治。我們有些做領導工作的同志，官做大了，自己不懂科學，不懂技術，又不聽取專家的意見，偏要號令一切，指揮一切，甚至用個人的善惡來左右一切。而上上下下，又有那樣一些同志捧著他，護著他。明明他的主張荒謬，卻要連聲稱贊，執行不誤……”

　　在這篇文章發表的同時，新華社記者也發了重要消息，題目是《投資巨大收益少，勞民傷財效果差，昔陽縣“西水東調”工程決定緩建》。

　　在文章和消息發表之前，昔陽西水東調工地還有驚天動地的錘聲，槍聲，你追我趕的比賽聲，和往復無窮的汽車、吊車、鏟車聲……。一股冰冷的大水從天而降，西水東調的火滅了，工停了，人心涼了。當上級發來停工的緊急電報以后，工程指揮部負責人的臉色也蒼白了。他們曾在電話上向省里苦苦地請求，說杏莊水庫將要完工，安平山上的渡槽剛搭起架子，實在停不下來，是否推遲幾天，把這兩項工程結束一下？不然經濟損失太大！得到的回答是，因為報紙發表了文章，要不惜一切代價，堅決停下來，不能考慮經濟損失。在筆者來訪時，不少人分析說，因為當時考慮的是政治上的成敗。

　　不知情的人們當初不相信因為一篇文章就要把一個將要掃尾的工程停下來。有一些記者也不相信這回事，我便找到工程指揮部的當事人，縣水利局和退下來的老縣委領導李喜慎、高秀寶，采訪的結果果真如此，多少人就為此事深感遺憾！

　　西水東調被迫停工以后，更可怕的風雨冰雹從天而降，一篇又一篇的文章，一次又一次的譴責，把西水東調批成了萬惡的罪證。西水東調再也不是向第三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獻禮的明珠了，而是隨著政治風云的變幻而打入九地之下，甚至一些輿論工具還提出西水東調的主要負責人（指陳永貴）應負刑事責任。

　　我不知道對這個政治風云變幻中的工程該怎么評價，也不知道歷史將會對它作出什么樣的結論。但是，筆者了解到的是，隨著西水東調工程的沉浮，昔陽10年學大寨興修的800多處水利工程大部分被破壞，山西不知有多少水利設施遭到夭折，連全國出名的一些水利工程也受到損害。十年后的今天，我們更清楚地看到，就是因為“消費刺激生產”的指導思想干了這么一場蠢事。當時的一些決策人就說：“我要用興修水利的錢搞林業和其它，工作早就上去了。”言外之意，他不主張搞水利。因為批判了“大捆大捆的人民幣耗費在收益很少的黃土搬家上”，否定“旱地改水田”，否定了“人造平原”，“水平田”，“海綿田”，說是“破壞了生態平衡，貽害了子孫后代”，農業投資也因“花不起”而一減再減，農田水利基本建設也放任自流，而大捆大捆的人民幣耗費在樓堂館所上，使生產成為惡性循環，難怪今天的農業成為一個難以解決的社會問題。

　　不過，經過10年后的實踐和反思，西水東調工程也確實存在一些問題。文章批評的工程布局不合理和一些項目有擺花樣的問題是存在的。這些問題盡管陳永貴過世，我們活著的人也應該吸取教訓。但是，昔陽西水東調仍不失為昔陽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就在批判西水東調的話茬落音以后，陜西省委書記霍土廉來昔陽，和已經下臺的李喜慎談話。霍土廉詢問了李喜慎的身體和思想狀況以后，笑著問：“喜慎，西水東調是怎么搞起來的？”李喜慎向他介紹了西水東調工程的提出、測量和施工過程以后說：“霍書記你來山西是干什么的？不是為了把山西的工作搞好？老陳也是考慮昔陽的前途嘛！上邊有人給錢，老陳為什么不干？如果再給錢，昔陽還要開南干渠哩！”

　　霍土廉聽著聽著，瞇瞇笑了，問他還有什么情緒？李喜慎提出，對報紙上的批評不接受。霍土廉安慰說：“無非是個宣傳工具嘛，上邊對這事沒有下結論。”

　　西水東調盡管被批評為“蠢事”、“霸道工程”、“勞民傷財”，但它至今還為昔陽老干部和昔陽人民所懷念，也是陳永貴生前一直念念不忘的心病。當疾病無情地折磨著陳永貴的時候，陳永貴含著眼淚對前來看望他的李喜慎說：“喜慎，我不可能看到西水東調通水了，在我死后，你只要有機會，還是要求領導把工程恢復起來，不要白白丟了國家這些錢。”

　　李喜慎回憶陳永貴這段話時說，老陳的話音是微弱的，但話茬是堅定的，話意是深刻的。

　　西水東調的浮沉也引起社會上的不同反響。當年被人們所稱的“一件蠢事”、“勞民傷財”、“霸道工程”，經過十年的驗證，更清楚地看到，昔陽人民需要它，壽陽和其他縣的人民也很需要它。幾篇文章就導致一個工程下馬，是不是更大的蠢事？它并不是有損失于昔陽，而是損失了國家的大筆資金！據西水東調工程的一些負責人說，假若當年不停工，趁熱打鐵，至多再花2000萬元資金，全部工程就可以結束。如果現在第二次上馬，且不說國家資金還短缺，就是資金十分充足，再拿出5000萬元資金，工程也不可能配套。工程被迫下馬以后，省水工隊不得不搬家，許多施工設備不得不調走，施工所需的材料也付之東流了。因為隧道已經打通，關山水庫只留下一些掃尾工程，從1984年以后，國家也幾次撥出專款，對關山水庫進行掃尾配套。關山水庫已經蓄水，解決了幾個工廠用水和安平、城關、李家莊三個鄉鎮的人畜吃水。對此，李家莊的農民說：“上墳燒紙要先給老陳點上一封！”但是，人們關注的龍門水庫依然是一個歷史的展覽品，就現在的環境，根本無法恢復這項工程。即使上面撥出一些專款，也因政治觀點不同被扣押。據說有一年，上級給昔陽撥去400萬元水利款，晉中一個副專員為了跟大寨劃清界線從中抹去，使昔陽應該進行的項目不能進行。

　　帶著這個問題，筆者特地走訪了當年在西水東調戰斗過的老領導，請他們談談對西水東調工程停工的看法。筆者首先找到李喜慎。李喜慎說：“我至今還認為西水東調工程是造福于昔陽的工程。不過站在今天的高度上來回顧過去，也看到工程中的問題。但是，就說把這項工程徹底否定了，它已經干得有了個眉目，不該因為它有錯而停工呀！這么一停，最終的損失還是國家。”說著，他失望地嘆口氣，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

　　筆者又找到當年西水東調工程的總指揮高秀保。老高正抱著孫子看電視。我問他西水東調是不是霸道工程，勞民傷財？老高說：“人的嘴是活的，他們愛怎么說就怎么說吧！”我請他談談看法，老高生氣了：“昔陽境內流出來的一股水，昔陽人把它蓄起來，怎么能說霸道？說勞民傷財，我不知道。我倒問問你，紅旗渠是不是勞民傷財？平定的東水西調是不是勞民傷財？如果說搞一個水利工程就是勞民傷財，以后不要搞啦！”

　　筆者還想多聽幾個人的意見，便找到當年在西水東調工程上戰斗過的水利專家，現在的水利局局長曲潤生。筆者問他：“報紙對西水東調評為霸道工程有沒有理由？”曲局長說：“倒是有一點：為修龍門水庫把廣陽大隊從壽陽劃回昔陽是有點霸，其它就沒有了。”看來，他的看法和兩位老干部的看法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因為龍門水庫就在廣陽大隊施工，把廣陽劃回昔陽是可以理解的。筆者覺得局長的分析更客觀、更現實，便得寸進尺：“老曲，報紙說西水東調工程一上馬，就截去了20%的瀟河水，下游的水利設施就得全部報廢，你說說有沒有道理？”曲局長說：“你可以看看地圖嘛，昔陽是瀟河的最上游，整個瀟河多么長，瀟河在昔陽境內有多長？怎么就占了20%的水？怎么就使下游工程報廢？”

　　得了！怪不得社會上對西水東調的停工有這么強烈的反響。這些文章寫得不公道嘛！說西水東調是政治工程，只要是為了適應某種需要，不管工程需要不需要停就得服從某些人的意圖。可以這么說，昔陽如果沒有大寨，如果沒有陳永貴，西水東調工程不可能搞到這么大的規模，國家也不可能付出這么多的資金。但是，西水東調畢竟是解決昔陽缺水的必由之路。筆者在縣水利局了解到，隨著地下煤礦的開發，昔陽的水位還要下降，將來昔陽且不說實現水澆地，連人畜吃水也無法解決。如果采取其它辦法，投資比西水東調更大，更花費不起，唯一的辦法還是走西水東調的途徑。

　　水，是昔陽人民面臨的最大危機，一個需要迫切解決的社會問題。

　　水資源屬于國家所有，水利工程屬于國家財產，應該由國家保護。西水東調沉浮有十年時間了，功過是非已經經過歷史的檢驗，社會會給予正確的答復。到那時，社會會捧出毛澤東的兩句名詞：

　　待到山花爛漫時，

　　她在叢中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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