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7月27日，戰將楊勇指揮的抗美援朝戰爭最后一役——金城戰役，以殲敵53萬、收復陣地160余平方公里的戰果，落下戰幕。這一天，離楊勇40歲生日，還有3個月零1天。

　　這是志愿軍轉入陣地戰后規模最大的一次戰役。戰役結束之日，也是《朝鮮戰爭停戰協定》正式簽字之日。當晚22時，全線完全停火。

　　那一天，是中國農歷六月十七。

　　勝利之夜，月色如水。

　　前線陣地上，志愿軍抖去硝煙與戰塵，在月光下縱情高喊：“勝利啦，我們勝利啦！”

　　一樣的月光，兩樣的心境。

　　在志愿軍第39軍作戰處處長李宏垠眼中，“那個晚上的月亮格外明亮。”那也是李宏垠在朝鮮戰場上第一次靜下心來欣賞天上的月亮。

　　而在“聯合國軍”的印象里，“月亮是中國的”。美軍陸戰一師士兵馬丁·拉斯回憶：“它就像是一只中國燈籠。”

　　一、麥克阿瑟的“滑鐵盧”

　　僅僅在2年零9個月前，美國人是不把年輕的中國軍隊放在眼里的。

　　1950年10月25日，朝鮮北部第一場雪飄然而至，南朝鮮軍毫無警覺地進入了志愿軍的伏擊圈。

　　正在設伏的志愿軍第40軍118師首戰兩水洞，2小時之內殲滅南朝鮮1個營又1個炮兵中隊。這一天，也成了中國人民志愿軍出國作戰紀念日。

　　聽到前方遭遇中國軍隊，美軍騎兵第一師第八團團長帕爾莫不以為然：“中國人嗎？他們也會打仗？”

　　帕爾莫沒有想到，僅僅6天之后，同樣的厄運就落在了騎一師頭上。

　　騎一師，美國“開國元勛師”，成為機械化部隊后依然保留著“騎一師”的名頭，“馬頭”標志的徽章格外醒目。朝鮮戰爭爆發后，騎一師成為第一批入侵朝鮮的美軍主力師。全師裝備坦克149輛、火炮300多門，一個師的重裝備遠超志愿軍一個軍的火力配置。

　　志愿軍進攻的號角，在太陽落山的那一刻吹響。

　　1950年11月1日，第39軍從三面向云山之敵發起進攻。激戰3天，騎一師損兵1840人。帕爾莫的第八團三營全部被殲，營長奧蒙德少校被擊斃。又過6天，美國陸軍永久撤銷了這個營的番號。

　　這一戰，志愿軍僅是擊毀和繳獲的坦克就有28臺，還繳獲了4架美軍飛機。那也是許多志愿軍戰士第一次見到飛機。

　　驚魂未定的美國大兵這樣描述死里逃生的經歷：“我們的周邊到處都是敵人，他們有時候在前方，有時候在后面，你不知道哪里就會射過來子彈。我們被團團包圍了……”

　　從兩水洞到云山城，歷時11天的第一次戰役，志愿殲敵1.5萬。

　　11月7日，新華社播發了這樣一則電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人民軍總司令部頃發表公報稱：共和國人民軍在朝鮮西北部的作戰中取得重要勝利。在此次作戰時期，有中國人民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志愿部隊的加入……”盡管這條消息是以轉述朝鮮人民軍戰報的形式發布的，依然引起了世界輿論極大關注，那就是：中國出兵了！

　　事實上，麥克阿瑟自然也清楚，能給兵鋒正盛的美軍老牌勁旅以重創，顯然不是此時已經潰不成軍的朝鮮人民軍能夠做到的。然而，戰場上的一切，似乎并沒有影響到麥克阿瑟繼續朝鴨綠江方向進犯的自信。實力至上，這就是美國人的邏輯。

　　1950年，美國鋼產量8700萬噸，新中國鋼產量僅為60萬噸。這時的“聯合國軍”地面部隊已增至22萬，比第一次戰役增加了8萬。

　　麥克阿瑟麾下，匯集了各種作戰飛機1100余架和包括美軍19個航母戰斗群以及英國、澳大利亞航母在內的200余艘戰艦；而此時的志愿軍，尚沒有一架可以作戰的飛機和一艘可以作戰的艦艇。

　　麥克阿瑟調集90架B-29轟炸機，炸毀鴨綠江上的所有橋梁，以阻止中國增兵。緊接著，他又命令“聯合國軍”全線北進。

　　麥克阿瑟的企圖是：以美第十軍在東線經長津湖西進，第八集團軍在西線由清川江北上，以“鉗型攻勢”在江界以南武坪里會合，再向北推進，趕在鴨綠江冰封之前搶占朝鮮全境。他還將部署在漢城的美第二十五師和剛剛到達朝鮮的土耳其旅、英軍第二十九旅加強西線，美軍第三師加強東線。

　　東西兩線的指揮官：一個是美第十軍軍長愛德華·阿爾蒙德少將；一個美第八集團軍司令哈里斯·沃克中將。

　　懸殊的力量對比，讓麥克阿瑟已經不想也不屑于考慮誰是他的對手了。他狂妄宣稱：鴨綠江并不是不可跨越的障礙，中國人也并不是一支“不可辱的力量”。

　　雖然麥克阿瑟還沒弄清他的戰場對手，毛澤東和彭德懷卻早就對這位美國五星上將了如指掌了。

　　麥克阿瑟，1903年以史上最佳成績畢業于西點軍校，一戰期間擔任“彩虹師”師長。1919年6月，39歲的麥克阿瑟已是西點軍校校長。1945年9月2日，麥克阿瑟以駐日盟軍最高司令身份，主持日本受降儀式，一時風光兩無。

　　1950年9月，麥克阿瑟一手導演的幾乎置朝鮮人民軍于死地的仁川登陸，更是讓他登上了軍事生涯的巔峰。

　　鑒于志愿軍實力在第一次戰役中尚未完全暴露和麥克阿瑟的自大輕敵，志愿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彭德懷命令部隊主動后退，誘敵深入，爭取出其不意，打一個大規模殲滅戰。

　　當時還是第39軍117師作戰科長的李宏艮回憶：“開始我們也有些不理解，打了勝仗怎么還大步后退？但是，聽說是毛主席、彭老總的命令，也都是堅決服從，因為大家都明白，跟著毛主席就能打勝仗。我們還在沿途故意丟下了一些小鍬、背包等物品迷惑敵人……”

　　麥克阿瑟果然上鉤。他認為裝備低劣的中國軍隊已“怯戰敗走”。尤其是連日的航空偵察并沒有發現大部隊活動的跡象，情報人員判斷戰場上的中國人最多只有三到七萬時，麥克阿瑟推斷，中國軍隊此前不過是“象征性進攻”。

　　“感恩節”，美國的重要節日，為每年11月第4個星期四。1950年的“感恩節”為11月23日，這一天恰好是中國農歷的小雪。

　　“小雪已晴蘆葉暗，長波乍急鶴聲嘶”。從西伯利亞呼嘯而來的冷空氣裹著大雪撲天蓋地。那個晚上，“聯合國軍”中的各國大兵，跟著美國兵享受了一頓從美國本土和澳大利亞運來的火雞大餐。他們也許也沒有想到，這將是他們中間很多人的最后晚餐。

　　11月24日，美軍先頭部隊剛剛突進到鴨綠江邊的朝鮮甲山郡惠山小鎮，麥克阿瑟的“巴丹號”座機就飛到美國兵頭頂助威來了。

　　登機之前，麥克阿瑟面對眾多記者夸下?？冢?ldquo;你們可以告訴我的士兵，趕到鴨綠江邊，我就放他們回去，我已經向小伙子們的家人們打了包票，圣誕節讓他們回家過節！”

　　第二天，美國各大報刊出的消息，標題中幾乎都有“圣誕”兩字，《麥帥保證圣誕節前結束戰爭》《勝利在望——圣誕節不遠了嗎》……

　　也許是為了震懾中國軍隊，也許是為了安慰成千上萬等待著親人早日回家過圣誕的美國家庭，麥克阿瑟居然向全世界公開了他的進攻方案——

　　“聯軍對在北朝鮮新的赤色軍隊的龐大壓縮和包抄行動，已經臨近決定性的時刻。在過去的三星期中，作為這一鉗形攻勢的獨立組成部分，我們各軍種空中力量以模范的協同和有效率的持續攻擊，成功地切斷了敵軍的補給線，敵軍來自北方的增援已大大減少……”

　　也是在這個飛雪漫天的冬日，電波突然在朝鮮北部一個叫做大榆洞的偏僻礦洞密集起來。剛剛挖掘出來的防空洞，便是彭德懷的司令部。

　　遠在日本東京第一大廈的麥克阿瑟，自然無法想象志愿軍統帥部如此簡陋，更無法想象在這冰天雪地之中，30萬志愿軍早已完成機動隱蔽。就像他無法想象這支軍隊會擁有鐵一樣的意志和鐵一樣的紀律一樣。

　　此時，在120公里寬的戰場上，志愿軍精心布置的兩個巨大口袋，已經張開了口子。

　　毛澤東和彭德懷采用的是戰爭史上少有的內外雙重迂回戰略，西線志愿軍4個軍從正面發起猛攻，另外2個軍從側翼迂回攻擊。戰役的關鍵是，側翼力量能否迅速打開戰役缺口，直插敵后，斷敵主力后路。志愿軍副司令員韓先楚統一指揮迂回作戰行動。

　　僅僅一天一夜，志愿軍第38軍、第40軍便打殘了南朝鮮2個師，在“聯合國軍”東西兩“鉗”之間撕開一道口子，美第八集團軍右翼一下子暴露出來。擔負正面進攻的志愿軍4個軍以排山倒海之勢，壓向了當面之敵。

　　美國老兵沃倫·維德漢回憶：“中國人的進攻戰略非常高明，被我們稱作大規模襲擊，他們會用大量兵力直擊防線，在防御圈上打開缺口，然后挺進我們所在的后方。”

　　得知方圓幾十公里的雪地里突然冒出幾十萬中國軍隊，第八集團軍司令沃克意識到，自己的隊伍可能已經陷入志愿軍包圍。二戰時期，沃克作為巴頓手下的得力戰將，曾經指揮美第二十軍在橫貫法國中部的大進軍中突擊神速。而眼下，這位美軍“進攻專家”卻不得不急令他的部隊突圍撤退。

　　第38軍113師，奉命直插“聯合國軍”后退必經之地：三所里、龍源里。

　　時任志愿軍第113師第338團三營機槍連指導員陳生秀回憶，“接到命令后一刻不停地往前跑。有的同志甚至跑著跑著倒地犧牲了。大家就一個念頭，插到敵后，堵住敵人！”

　　一段戰史上的奇跡由此誕生：第113師用雙腿跑贏了“聯合國軍”的汽車輪子——14小時，在崎嶇的山路上奔襲72.5公里，先敵5分鐘擋住退路。

　　正是這5分鐘，贏得勝利的先機。這就是后來的電影《飛虎》的原型。

　　空前激烈的阻擊戰在大同江邊的山谷間展開。爭取最后一線生路的南撤之敵和前來接迎的北援之敵，輪番向著占領了制高點的志愿軍陣地上撲來，志愿軍始終像釘子一樣釘在陣地上——兩支相隔不到1公里“聯合國軍”，最終只能相望卻沒能匯合到一起。

　　美軍第五十七炮兵營營長斯頓回憶：“他們一次次頑強進攻，盡管我們的炮兵、坦克和機槍盡了最大的努力射擊、掩護，但是中國人仍然源源不斷地涌上來……”

　　松骨峰，第38軍112師335團1營3連的阻擊陣地，美軍二師九團的唯一退路。美軍發現，無論炮火多么猛烈，無論進攻的步兵多么接近山頂，總有中國人在軍號聲中一遍遍發起反擊。

　　松骨峰下一段不足11公里長的山路，后來被美軍稱為“印第安笞刑場”，意思是穿過這條路的經歷，如同遭受到了“死亡的鞭笞”。

　　幾天之后，作家魏巍來到了前線。這片浸透了志愿軍鮮血的陣地，仿佛還在訴說著戰斗的慘烈。魏巍寫道：“這場激戰整整持續了八個小時……飛機擲下的汽油彈把他們的身上燒著了火。這時候，勇士們是仍然不會后退的呀，他們把槍一摔，向敵人撲去，身上帽子上呼呼地冒著火苗，把敵人抱住，讓身上的火，也把占領陣地的敵人燒死……”

　　魏巍的戰地通訊后來被收入中學語文教材。朝鮮戰場上為祖國、為正義、為和平而戰的志愿軍戰士，從此有了一個親切而崇高的稱呼：最可愛的人！

　　1990年，《誰是最可愛的人》一文中曾經寫到的兩位“烈士”——井玉琢和李玉安，神奇地走進了人們的視線。原來，清理松骨峰戰場烈士遺體時，意外地發現有的戰士還有微弱的呼吸，被緊急送往后方搶救。

　　幾個月后，井玉琢和李玉安奇跡般地活了下來——井玉琢滿臉都是被汽油彈燒傷的疤斑，牙齒燒得僅剩幾顆，左耳只剩一小塊，左手嚴重抽縮；李玉安胸口中彈，在醫院昏迷了5個多月，才脫離了危險……而當時向魏巍介紹戰斗經過的營長王宿啟，沒有想到自己的戰友竟然“死而復生”。

　　傷愈后的井玉琢，放棄國家照顧，在黑龍江七臺河市當了一輩子農民。李玉安則在黑龍江巴彥縣一所鄉村糧所，做了一名普通的工人……

　　西線之戰持續到12月1日。志愿軍擊毀和繳獲各種火炮1000余門、坦克300多輛、汽車2000余輛。美軍第二師裝備戰損率高達80%，幾乎是丟掉了全部重武器才勉強逃脫的。

　　就在杯弓蛇影般的西線“聯合國軍”一氣退到“三八線”的同時，東線方向的長津湖，慘烈的鏖戰仍在進行。美軍陸戰一師踩進志愿軍設下的埋伏圈——第9兵團已經在雪地設伏6天6夜。隱蔽伏擊不能生火，十幾萬大軍用以果腹的僅剩下硬棒棒的土豆了。

　　小高嶺，碣隅里東側的一處高地，成了切斷美軍南逃退路的必守之地。美軍飛機扔下的炸彈瞬間把厚厚的積雪融化，黑色的焦土如同在白色的大地上剜出的疤痕。

　　11月29日，志愿軍第20軍58師172團3連打退了敵人8次進攻，小高嶺陣地只剩下連長楊根思一個人。急于奪路而逃的美軍又一次潮水般涌來，楊根思找到了最后的武器——一包5公斤左右的炸藥，勇敢地沖向敵陣。

　　30米、20米、10米……當圍上來的美國兵終于明白了眼前這位沖過來的志愿軍要做什么，驚慌失措，慌忙后撤。一聲巨響，楊根思與青山化一體。人民軍隊序列里，后來有了第一個以英雄名字命名的連隊——“楊根思連”。

　　解放戰爭時期，楊根思就是著名的“爆破大王”。在第三野戰軍參加1950年全國戰斗英雄代表會議的78名代表中，他的名字位列第一。開赴朝鮮戰場前，就是這位28歲的英雄連長最先喊出了氣貫長虹的口號：“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務！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難！不相信有戰勝不了的敵人！”

　　在抗美援朝戰場，像楊根思這樣與敵人同歸于盡的勇士，多達44位。

　　天寒地坼。此時的第9兵團，同時面對著兩個兇殘的對手——

　　一是，裝備精良的美第十軍3個師。僅是陸戰第一師下屬的炮兵十一團和第一坦克營，就裝備了54門105毫米榴彈炮、18門155毫米榴彈炮和63輛M-26潘興式重型坦克、6輛M-45中型坦克、2輛M-24輕型坦克。

　　一個師的火力超過了志愿軍第9兵團3個軍的總和。陸戰一師還有固定的空中支援力量——第一航空聯隊的72架艦載戰斗機。

　　二是，朝鮮北部50年一遇的嚴冬。地處蓋馬高原的長津湖夜間最低溫度達到零下30攝氏度。沖鋒號響起的時候，不少戰士雙腿失去了知覺。好不容易站起來，槍栓又凍得拉不開了。

　　雪在飄，鐵在燒。前面的官兵倒下去，后面的官兵繼續往前沖。“中國軍人渾身掛滿冰凌，還在頑強地沖鋒”，在美國歷史學家約翰·托蘭眼中，中國軍人遠比他在歐洲戰場上見到過的各國軍人堅韌。他在《漫長的戰斗：美國人眼中的朝鮮戰爭》中寫道，“中國軍人唯一的防凍措施，不過是用豬油和牛羊板油把腳糊住以防凍傷，但他們卻展現了人類戰爭史上最不可思議的勇氣和意志力。”

　　雙方的交戰，最后演化成鋼鐵與筋骨的較量、實力與血性的比拼。美軍士兵所依賴的，是世界第一強國令人生畏的科技與工業制造能力；中國士兵所依靠的，則是敢于勝利的決心、信心和毅力。

　　做過麥克阿瑟參謀長的美第十軍軍長阿爾蒙德，也是個狂妄之徒，一直把中國人稱為“洗衣工”。長津湖之戰，正是被他稱作“洗衣工”的中國人，讓他的部隊留下了恥辱一頁：美第七師三十一團被全殲，這支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攻入西伯利亞而被授予“北極熊團”稱號的美軍“王牌團”的團旗，成了志愿軍的戰利品；依靠美國艦隊強大?？栈鹆χг畠e幸逃出志愿軍包圍圈的陸戰一師，也付出了總減員11731人的慘重代價。

　　戰后多年，美陸戰一師作戰處處長鮑澤仍然對倉惶逃離的那一幕心有余悸：“我相信，長津湖的冰天雪地和中國軍隊不顧傷亡的狠命攻擊，是每一個陸戰隊員心中揮之不去的噩夢。”

　　在死鷹嶺，穿著鴨絨防寒裝的美軍見到了令他們震驚的一幕：129個已經凍成“冰雕”的志愿軍保持著戰斗姿勢，年輕的士兵與手中的武器凍在了一起，129桿槍朝著同一個方向……長津湖之戰，出現了3個“冰雕連”：第20軍59師177團6連、第20軍60師180團2連，第27軍80師242團5連除一名掉隊戰士和一名通信員外，全部凍死在陣地上。

　　第9兵團凍餓減員，超過了戰斗傷亡?；貒局校?兵司令員宋時輪向著長津湖方向默默鞠躬，抬頭時依然淚流滿面……

　　長津湖之戰時的志愿軍第27軍79師235團1營副教導員遲浩田，43年后成為了中國第八任國防部部長。1996年12月，遲浩田上將率團訪美，接待他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司令查爾斯·克魯拉克上將對這位參加過抗美援朝的老軍人肅然起敬。原來，他的父親維克托·克魯拉克就是當時的陸戰一師副師長。

　　第二次戰役結束，正值西方“圣誕節”的前一天，美國攝影記者大衛·鄧肯問一個美國兵，假如我是上帝，你想要得到什么？士兵低頭沉思了一會，艱難地說出一個詞：“明天。”

　　很多美國兵已經看不到明天了，其中就包括美第八集團軍司令沃克。這位美軍中將敗退途中因車禍身亡，死在了“圣誕”即將到來的時候。

　　美國隨軍記者亞歷山大·貝文這樣紀錄此時的美軍：“第八集團軍已如驚弓之鳥，撤到三八線以南，來到了西邊開城以南冰天雪地的臨津江畔。大潰退終告結束，此時第八集團軍正在等待中國軍隊的下一次攻勢，主動權已經完全操在了中國人手里。”

　　麥克阿瑟吹噓的“聯合國軍”圣誕攻勢成為泡影，死亡的噩夢成了美國大兵的“圣誕”禮物。第二次戰役，志愿軍斃傷俘敵3.6萬余人，其中美軍2.4萬余人，一戰扭轉戰局。淪陷了43天的平壤，重新回到朝鮮人民手中。

　　“敗績，美國陸軍史上最大的敗績！”美國《紐約先驅論壇報》毫不客氣地指出，麥克阿瑟遭遇了自己的“滑鐵盧”。

　　麥克阿瑟的名聲一落千丈。

　　他在在給美國總統杜魯門的報告中辯稱：美國是“在完全新的情況下，和一個具有強大軍事力量的、完全新的強國進行一次完全新的戰爭”。而僅僅在2個月零10天之前——1950年10月15日，當杜魯門飛到太平洋深處的珊瑚小島威克島，與麥克阿瑟會面的時候——他問：中國出兵干預的可能性有多大？麥克阿瑟信誓旦旦地回答：“微乎其微……如果中國人真要南下到平壤，那他們就是自尋滅亡。”

　　威克島，英語Wake Island，醒來的意思。但麥克阿瑟真正清醒是在多年之后。1962年，中國西部邊境燃起烽煙。已經82歲高齡的麥克阿瑟發出忠告：誰想跟中國陸軍打仗，一定有?。?/p>

　　二、李奇微：謹向中國軍隊總司令致意

　　慘敗，震動美國朝野。世界第一強國不得不重新認識曾經被它輕視過的新中國。

　　杜魯門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讓美國人民為朝鮮戰爭作出“任何必要的犧牲”，要求國會批準美軍由250萬人增加到350萬人。他還在白宮新聞發布會上威脅使用“原子彈”。

　　與此同時，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沃倫·奧斯丁則通過聯合國，向中國傳遞停戰談判信號，條件是：志愿軍停止在三八線以北。

　　美國人的陰謀，自然逃不過毛澤東的眼睛。

　　1951年新年來臨的些日子，中南海與朝鮮前線的電報往來格外頻繁。

　　毛澤東1950年12月13日電報：目前英美各國正要求我軍停止于三八線以北，以利其整軍再戰。因此，我軍必須越過三八線。如到三八線以北即停止，將給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

　　毛澤東1950年12月21日電報：美英正在利用三八線在人們中存在的舊印象，進行其政治宣傳，并企圖誘我停戰，故我軍此時越過三八線再打一仗，然后進行休整是必要的。

　　毛澤東1950年12月29日電報：如果我軍能照你們目前部署，于1月上半月打一個勝仗，爭取殲滅偽軍幾個師及美軍一部，然后休整兩個月，準備春季攻勢，則對民主陣線及資本主義各國人民大眾影響甚好，對帝國主義則給以新的一擊，加重其悲觀失敗情緒……

　　三封電報直指一個目標：打過三八線！

　　勝利，才是和平的砝碼。

　　毛澤東清楚，隨著志愿軍贏得第二次戰役，美軍速戰速決的圖謀已經破產，美國與它所糾集的原本來就不想參戰的仆從國之間的矛盾開始尖銳，美國國內反戰情緒日益高漲。

　　在這樣的背景下，必須再給美軍致命一擊，才有可能把敵人徹底逼到談判桌上——否則，一旦讓對手得以喘息，以美英等國雄厚的戰爭動員能力，志愿軍必將面臨更大的戰場壓力。

　　1950年12月26日，“圣誕節”后第二天，美國陸軍參謀長助理馬修李奇微在凜冽寒風中抵達朝鮮戰場，接替翻車而死的第八集團軍司令沃克。杜魯門政府還賦予了這位“臨危受命”的美軍中將比他的前任更大的權力，讓他兼任“聯合國軍”地面部隊司令官。

　　馬修·邦克·李奇微，美軍實力派人物，先后畢業于西點軍校和陸軍軍事學院。1919年，麥克阿瑟成為西點校長時，24歲的李奇微作為西點高材生重返母校任教。1943年7月，時任第八十二空降師師長的李奇微，指揮了美軍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夜間空降作戰——西西里島登陸戰役。諾曼底登陸后，李奇微升任第十八空降軍軍長。

　　早年的李奇微，還曾在駐天津第十五步兵團服役。美軍第十五團參加過八國聯軍侵略中國，后來又以執行所謂《辛丑條約》為名強行進駐天津，因團旗和徽章印有藍底黃龍圖案，號稱“龍旗軍團”。馬歇爾、艾森豪威爾、史迪威、魏德邁以及沃克等一干美軍將領，都有過十五團的任職經歷，也曾被美國軍界稱作“中國幫”。

　　沃克陣亡不過三天，杜魯門便匆匆選派這樣一位“中國通”到朝鮮，無疑是想挽救戰場頹勢。

　　與麥克阿瑟的狂傲自負所不同，李奇微低調、心細、堅韌。上任之前，李奇微專程飛到東京拜見這位老上司。李奇微問：“您對我上任后，立即實施進攻有無反對意見？”這時的麥克阿瑟似乎已不再那么狂妄：“從清川江撤退下來的美軍正據守三八線一帶，部隊疲勞，士氣不高……”他拍拍李奇微的肩膀，“第八集團軍是你的，馬修！你認為怎樣好就怎樣干吧！”

　　嚴冬季節，朝鮮半島的大雪一場接著一場。原本，李奇微也想趁勞師遠征的中國軍隊立足未穩之際，馬上轉入戰略反攻，爭取戰場主動。不過，當他視察了自己的部隊后發現，他的心情變得比朝鮮的天氣還要陰冷：接連遭受志愿軍打擊的第八集團軍士氣低落，主帥沃克之死更是給這支曾經的“王牌”蒙上了厚厚的心理陰影。

　　李奇微悲哀地承認：“這是一支張皇失措的軍隊，對自己、對長官都喪失了信心，不清楚自己究竟在干什么……在思想上、精神上可以說根本沒有做好準備，無法實施我一直計劃采取的那種進攻行動。”

　　對于年長自己6歲的西點校友沃克，李奇微多有了解。二戰時期，沃克在歐洲戰場大放異彩，他的第二十軍勢如破竹，贏得“幽靈軍”稱號。美軍還以沃克的名字命名性能良好的M-41輕型坦克為“沃克虎頭狗”。朝鮮戰爭之初，沃克指揮不到5萬人的美軍，在釜山環形防御圈頑強抵抗6個星期，最終在美軍大部隊登陸仁川后，實現了對朝鮮人民軍的逆襲。

　　既然沃克指揮的美軍精銳，都幾番敗給武器裝備遠遠落后的志愿軍，這讓李奇微冷靜了下來，抓緊部署全線防御。

　　美國強大的戰場保障優勢瞬間顯示出來。依靠大量的機械化設備，僅僅三四天時間，“聯合國軍”在橫貫朝鮮半島近250公里的正面和60余公里的縱深，連設了ABCDE五條防御線。

　　A防線西起臨津江口，沿“三八線”至東海岸。明碉暗堡星羅棋布，各式地雷密密匝匝，迫擊炮陣地、無后坐力炮陣地相互交叉。目的是滯止志愿軍進攻速度；B防線從西邊的高陽一直延伸到靠近東海岸的冬德里，主要依托關隘要沖重兵把守。

　　在第二道防線與北緯三十七度線之間，還部署了C、D、E三條機動防線，由南朝鮮抽調大批民工加緊構筑。白天，美軍偵察機、轟炸機，輪番向前沿偵察轟炸；每當夜晚，照明彈與探照燈交替對臨津江以北進行戰場監視。那幾天，漢城的報紙天天都在吹噓臨津江防御是“不可逾越”的“銅墻鐵壁”。

　　遠在東京的麥克阿瑟也在為李奇微打氣：“這是關系到我們生命的重要戰線，決不后退一步！”

　　此時的“聯合國軍”投入防御的兵力為13個師另3個旅25萬余人。在長津湖之戰中逃出志愿軍包圍圈的美十軍第三師、第七師、陸戰第一師則在大田、釜山等地休整，已轉歸李奇微統一指揮，隨時作為機動力量投入作戰。

　　陣前布防，李奇微玩了個心眼，他把南朝鮮軍8個師擺在第一線，將美軍和英軍放在了二線，以便可攻可防、隨時撤退。然而，他的防線剛剛部署完畢，志愿軍新一輪進攻就開始了。

　　1950年12月31日17時，志愿軍106門大炮同時開火，打響第三次戰役。

　　火光，映紅雪后的黃昏；炸起的泥土、石頭，夾雜著敵人的殘肢飛濺。

　　這也是志愿軍第一次大規模投入炮兵作戰——4287發炮彈，超過了前兩次戰役總用彈量的4倍。

　　前方軍情傳來，李奇微大吃一驚。他沒有想到，中國軍隊居然在剛剛經歷了一場長達29天的殘酷戰役之后不到一周，就發動了又一場規模更大的進攻戰。

　　第三次戰役，志愿軍集中了6個軍的兵力。具體部署為：由韓先楚指揮第38、第39、第40、第50軍以及6個炮兵團，組成右路主攻兵團；由42軍軍長吳瑞林指揮第42、第66軍以及1個炮兵團，組成左縱隊，主要牽制敵人增援，配合主攻方向作戰。重整旗鼓的朝鮮人民軍3個軍團也投入了戰斗，中朝兩軍實現統一指揮。

　　右路進攻的重中之重，是漢城以北的臨津江防線。這里距漢城75公里，一旦被突破，南朝鮮“首都”便再無險可依。

　　突破臨津江的重任，落在了志愿軍第39軍身上，第一梯隊由第116師擔任。1950年12月6日，就是第116師率先攻入平壤，收復了淪陷43天的朝鮮首都。

　　臨津江防線分東西兩段。第116師把突破口選在了看似易守難攻的東段。這里的江岸是高達10米的懸崖峭壁，部署了南朝鮮軍第一師2個步兵團、1個榴彈炮營和美軍2個炮兵營。在第116師長汪洋看來，恰恰因為東段地勢險要，敵人也就容易麻痹大意。同時，我方一側有3處高地可以俯瞰敵陣地，還有幾條靠近臨津江的自然溝，深度在1.5米至1.7米左右，稍加改造便是部隊隱蔽的絕佳場所。

　　智慧與膽識，總能在關鍵時刻迸發。戰前三天，在距離敵人防線300米的3.5平方公里地域，第116師悄悄構筑起316個隱蔽部、3000個防炮洞、50個彈藥器材儲藏室和80個炮兵發射陣地，把7500官兵和80余門大口徑火炮掩藏在了大地之下。

　　12月31日一早，臨津江畔的一場大雪，給第116師的進攻出發地覆蓋了又一層天然偽裝，以至于連乘飛機親自低空巡視的李奇微，也沒有發現志愿軍即將發動攻勢的跡象。

　　20分鐘炮火急襲結束，3顆信號彈騰空而起。第116師先頭部隊躍出戰壕，僅用13分鐘，就把臨津江防線撕開了一道口子。

　　事后，志愿軍副司令員陳賡將第116師這一戰例概括為“三險三奇”：突破口選在南岸懸崖，出其不意，是為第一奇；能夠把幾千人的突擊部隊提前隱蔽至敵人眼皮底下，且不被察覺，是為第二奇；敢于把大炮放在最前沿瞄準敵方，形成火力優勢，是為第三奇。

　　1950年12月31日22時，志愿軍6個軍全部突破敵人防線。首當其沖的南朝鮮2個師最先敗下陣來，漢江以北的美軍陷入背水作戰的境地。

　　新的一年第一天，李奇微在漢城城郊見到了這樣一幕——“南朝鮮士兵坐著一輛輛卡車，川流不息地向南涌去。他們沒有秩序，沒有武器，沒有領導，完全是在全線敗退——逃得離中國軍隊愈遠愈好。他們扔掉了自己的步槍和手槍……我知道，要制止這些嚇破了膽的士兵大規模潰逃，那是枉費心機的。”

　　多年之后，李奇微還對這場元旦大潰敗無法釋懷：“我試圖阻止，可是逃跑的卡車毫不減速地閃過了我。我以前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感受，我向上帝祈禱，不要再目睹這樣的情節。”

　　望風而逃的又何止一戰即潰的南朝鮮軍？美軍隨軍記者報道稱：“強大的中國軍隊1日早晨在漢城以北和東北把聯軍擊退了好幾英里。漢城正北的盟軍1個師已經完全崩潰。該師約300余人在他們原來的陣地以東數英里的路上狼狽南行……”

　　《韓國戰爭史》對此記錄得更加詳細：“聯軍士兵扔掉所有重炮、機關槍等支援火器，爬上卡車向南疾馳，車上的人擠得簡直連個小孩都不能再擠上去了，甚至攜帶步槍的人也寥寥無幾。他們只有一個念頭，拼命跑呀！控制不住的‘后退狂’蔓延開了……”

　　兵敗如山。時任南朝鮮第一師師長白善燁一直記得當時的慘狀：“我所帶的部隊從來沒有被打得這么慘，我的自尊心在這一刻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我感到極度的虛弱，甚至連撤退的力氣都沒有了。”

　　白善燁曾經想自殺。最后關頭，美國顧問梅伊急急跑來，將他抱上了吉普車，讓這個后來的韓國陸軍第一位大將“在屈辱中撿回一條命”。

　　狂轟濫炸，成了“聯合國軍”企圖阻擋志愿軍進攻的最后一招。美國轟炸機每隔10分鐘，就在志愿軍頭頂、在志愿軍穿插迂回的路上，扔下一枚枚炸彈。

　　1月1日，美軍出動轟炸機564架次；1月2日，美軍出動飛機531架次。

　　然而，就像冰河、天塹擋不住志愿軍，雷場、鐵絲網擋不住志愿軍，坦克、大炮擋不住志愿軍……遮天蔽日的轟炸機，同樣無法阻擋志愿軍高歌猛進的步伐。

　　中國軍隊沖鋒的號聲越來越近。1951年1月3日凌晨，李奇微作出了一個極不情愿卻又不得不作出的決定：放棄漢城！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6月27日，朝鮮人民軍奪取漢城；9月15日，美軍仁川登陸，9月26日奪回漢城。

　　眼看著剛剛“光復”了3個月零7天的“首都”就要再度丟失，李承晚大罵李奇微不守信用：“他曾經說過，是準備長期留在朝鮮的，可現在他剛到朝鮮一個星期就要撤離漢城，如此言而無信，難道他指揮的軍隊就只會撤退嗎？”

　　當美國大使莫西奧將李承晚這番話轉告李奇微，李奇微干脆利索地告訴莫西奧：“請您告訴那位可愛的南朝鮮總統，最好讓他親自到前線去聽聽中國軍隊進攻時吹響的刺耳的軍號聲，看看中國軍隊沖上美軍陣地后大喊繳槍不殺的恐怖場景，再看看南朝鮮軍隊是如何像羊群一樣的潰逃！”

　　潰不成軍，如鳥獸散。漢江上的唯一橋梁，早在1950年6月28日，就被試圖阻止朝鮮人民軍進攻的南朝鮮軍方炸毀。那次大爆炸，不但造成了800多漢城平民當場遇難，還使未來得及南撤的南朝鮮軍8萬主力，成了朝鮮人民軍的俘虜。

　　現在，連接漢江南北的只有美軍臨時搭建的2座浮橋。李奇微命令：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禁止平民和民用車輛通過橋梁、要道，以保證美軍快速撤退。他還下令可以直接向不聽招呼的難民開槍射擊。

　　1951年1月3日下午3時，美軍從漢城撤退。就像他們后來在伊拉克、在阿富汗所反復重復的行徑一樣——撤離漢城的同時，美軍點燃了無法帶走的50萬加侖航空油料和3萬加侖凝固汽油彈，炸毀了漢城、仁川、金浦等地的機場，漢城的學校、醫院、圖書館、博物館等公共設施遭到嚴重破壞。

　　法新社報道稱，美軍“將去年12月初以來既已占住的學校、糧庫以及茅草屋等焚燒一空。白煙和燒焦了的稻草屑在撤退的路上飄浮，煙霧蔽天，冬日無光”。

　　路透社記者懷特在飛機上看到：“漢城在煙火中燃燒……大火在城南50英里處仍可看見。”

　　美第八集團軍一位后勤軍官直到晚年還自問自答：“50萬加侖的燃油燒起來是什么情景？地獄一般！”

　　中朝兩國軍隊乘勝追擊。

　　危難時刻，美國人“坑隊友”的拿手好戲再度上演。1月3日晚，較早得到撤退命令的美第二十五師1個營稍作抵抗便落荒而逃，志愿軍迅速進至高陽以南，截斷了英軍的退路，頂著“王牌”名頭的英軍阿爾特斯來復槍第五十七團第一營一部和英軍第八國王皇家愛爾蘭輕騎兵團直屬中隊被殲。

　　這一戰，志愿軍擊毀英軍坦克、裝甲車27輛，繳獲坦克4輛、裝甲車3輛、汽車18輛，斃傷英軍500余人，俘虜英軍少校營長柯尼斯以下227人。

　　這是志愿軍第50軍149師創造的經典戰例。這個在朝鮮戰場上一戰成名的步兵師，后來又在極為慘烈的四次戰役中再創輝煌戰績。

　　漢城西北20公里的一片泥濘雪地，成了英軍的“死亡之谷”。被押解至戰俘營的路上，柯尼斯一路驚嘆：“你們中國的反坦克炮太厲害了！”得知志愿軍僅靠著爆破筒、炸藥包和手榴彈，就炸毀了英軍的重型坦克，柯尼斯直呼“不可能”。

　　也許，英國人忽視了一點，那就是在英勇的志愿軍面前，沒有什么不可能！

　　失敗的消息傳到倫敦，英國人怒不可遏，連議會中的“主戰派”也大為光火：“美國人光顧自己逃命，拋棄了朋友。”

　　抗美援朝戰爭期間，英軍死傷、被俘和失蹤4435人。這是1840年以來，中華民族對這個老牌帝國的最大一次勝利。

　　1月4日，星期四。李承晚政府宣布“遷都”至半島最東南的釜山，美第八集團軍指揮部則撤到了漢城東南200多公里之外的大邱。在那里，美軍工兵指揮官戴維森準將強行征用成千上萬的南朝鮮勞工，提前構筑了塹壕、炮兵陣地，設置了層層鐵絲網。

　　長風，卷著雪花呼號。李奇微幾乎是最后一個撤離漢城的美國軍人。他收拾起桌上的全家福照片，在辦公室的墻上寫下了這樣一句話：第八集團軍司令謹向中國軍隊總司令致意！

　　第三次戰役持續到1951年１月８日，中朝軍隊把“聯合國軍”和南朝鮮軍驅逐至北緯三十七度線附近，將戰線向前推進了80至110公里，以傷亡8500人的代價，取得斃傷俘敵1.9萬余人的戰果。

　　1951年1月4日16時，志愿軍第39軍116師、第50軍149師和朝鮮人民軍第一軍團一部進入漢城。

　　志愿軍嚴格執行“十條政策紀律守則”，把中國軍隊威武之師、文明之師的形象，留在了這座被美軍破壞成處處殘垣斷壁的古老都城中。

　　在李承晚的“總統府”，30歲的志愿軍第116師師長汪洋抖抖身上的戰塵，坐在黑色鋼琴前，彈了兩首曲子，即興賦詩一首：“三八防線堅，臨津江水寒，三奇復三險，破陣旦夕間……”

　　美國弗吉尼亞州。沃克的遺體被安葬在阿靈頓國家公墓第34區86-A。1951年1月10日，美國國會批準追封沃克為四星上將。

　　三、志愿軍的骨頭比美國的鋼鐵還要硬！

　　大戰，來得突然。

　　一連輸了三場戰役的“聯合國軍”顯然不甘于接受連戰連敗的結局；從麥克阿瑟到李奇微，也顯然不想讓志愿軍從容度過一個戰場上的春節。

　　1951年1月25日——除夕之夜到來前的10天，敵人的全線大反撲開始，第四次戰役由此打響。

　　“聯合國軍”的主要攻擊兵力置于西線，目標為漢城方向；另一部在東線輔助突擊，由西至東發起全線進攻。

　　李奇微給這次行動定名：霹靂作戰。

　　這是“聯合國軍”在朝鮮戰場發動的規模最大的一次攻勢。地面進攻兵力達23萬之多，包括美軍3個軍，南朝鮮2個軍團，以及土耳其旅和英軍第29旅等，總計16個師又3個旅，外加1個空降團。

　　這是美軍火力最為猛烈的一次進攻?！犊姑涝瘧馉幨贰酚涊d：這時的美軍，即使攻擊志愿軍一個連的陣地，也會動用幾十輛坦克，且有飛機支援，發射炮彈多達2000到3000發。而志愿軍在前三次戰役中，總共才發射了5341發炮彈。

　　這，也是志愿軍最為艱難的時刻。

　　時任彭德懷軍事秘書楊鳳安回憶：“打下漢城以后，彭老總的思想負擔就很重，噘著個嘴說，打進漢城倒行，撤出漢城怎么辦？”

　　作為一線統帥的彭德懷，自然對戰場全局了然于胸。這時的志愿軍一線兵力，雖然也有21萬余人，但幾乎都是從鴨綠江畔一路征戰到400公里外的北緯三十七度線的第一批參戰部隊，不僅戰斗力已經到了極限；本來就脆弱的后勤補給線，也早已超出了極限。

　　彭德懷后來回憶：“不到3個月，連續經過三次大的戰役，又值冬季，且全無空軍掩護，也未曾休息一天，戰斗和非戰斗減員已接近部隊的半數……”

　　經過三次戰役，雙方的“底牌”已經彼此掌握。如果說，此前的戰役還能利用對方的輕敵與狂妄達成戰爭的突然性，而在此刻，雙方比拼的只有實力與意志的比拼和對戰機的把握了。

　　事實上，李奇微之所以在撤離漢城僅僅3周就發動這次規模空前的大反撲，也是因為察覺到了志愿軍的這一“短板”。與麥克阿瑟在千里之外遙控指揮不同，李奇微的風格是靠前指揮、親力親為。

　　經歷過第三次戰役，李奇微在佩服中國軍人勇猛頑強的同時，迅速發現了中國軍隊的一個致命弱點。

　　那就是，志愿軍發起的每場戰役幾乎都是五至七天左右的“禮拜攻勢”，他由此斷定中國軍隊的后勤補給極限為一個星期——而眼下，已經長驅漢城以南的志愿軍，顯然就處在戰場補給最為困難的時候。而這，正是“聯合國軍”組織反擊的絕佳時機！

　　李奇微專門為美軍量身定制了一套縝密的“磁性”戰術：最大限度發揮空中優勢和火力優勢，戰役打響后盡可能與志愿軍保持距離，黏住對手、拖延時間，待到志愿軍彈藥和食品耗盡，再發動猛烈攻擊。他還吸取麥克阿瑟盲目冒進的教訓，命令各路大軍互相靠攏、齊頭并進，以免再次成為中國人的“獵物”。

　　1951年1月6日，杜魯門簽署增撥200億美元作為國防費用的法案：1951年度美國軍事預算猛增到450億美元，暴漲了80%——1950年，中國GDP總共也不過1896.18億美元。1月8日，杜魯門又要求國會批準每年生產5萬架軍用飛機和3500輛坦克，并提出“延長并修正征兵法”、加重稅收等10項關于戰爭動員的立法提案，堅持侵朝戰爭，積極擴軍備戰。

　　美國的戰爭機器高速轉動：從美國本土和其他戰區抽調的大批二戰老兵快速補充到朝鮮，各種戰備物資源源不斷運往戰場。美國大兵還可以輪番飛到日本，進行5天“放縱式”休整，以便“恢復士氣”，重返交戰前線。而從13艘航空母艦上起飛的轟炸機遮天蔽日，雨一樣密集的炸彈、燃燒彈把每一個黑夜都變成了白晝。這讓擅長夜戰近戰的志愿軍的作戰優勢大打折扣。

　　時任志愿軍司令部參謀阮家新回憶：“敵人上來就是飛機大炮猛轟，我們連夜構筑的工事，一個小時就會被炸平。照明彈把黑夜變成了白晝，我們打夜戰更困難了。”

　　比戰場局面更危急的是幾十萬志愿軍的生存危機。志愿軍不但要與“聯合國軍”天上的戰機、地上的坦克大炮搏斗，還要面對極寒、傷病和饑餓的嚴重威脅。彭德懷在給中央軍委和毛澤東主席的電報中報告，部隊“鞋子彈藥糧食均未補充，每人平均補5斤，也需2月6日才勉強完成，第9兵團目前只能出動26軍共8個團，需2月18日才能到鐵原做預備隊，其余因凍傷均走不動……”

　　美國學者約翰·托蘭在他的紀實作品《漫長的戰斗：美國人眼中的朝鮮戰爭》一書中，這樣描述志愿軍面臨的殘酷局面：“從鴨綠江到漢江數百公里的山路，基本沒有任何現代化運輸工具，只能靠步行。這還需要時刻面對美軍飛機無休止、對彈藥毫不吝嗇的轟炸。

　　這些中國軍人的食物只能靠自己攜帶，他們唯一的保護傘就是黑夜，在白天，只要有飛機出現，他們必須藏在樹林里并保持靜默，絕不能用輕武器進行任何還擊和生火做飯，否則將遭致更加兇狠的轟炸……如此一來，補充的部隊要從鴨綠江抵達前線，至少要耗費四至六個星期的時間。而他們抵達那里時，早已經是精疲力竭了。”

　　戰場上的較量，就像高明的棋手對弈，任何一絲瑕疵都會導致戰局逆轉。幾乎在李奇微發現志愿軍“短板”的同時，彭德懷也敏銳地捕捉到了李奇微排兵布陣上的疏漏：

　　雖然朝漢城方向大舉進攻的西線美軍第一軍和第九軍協同突擊沒有空隙，但東線的美軍第十軍與南朝鮮第三軍團之間則有兵力薄弱環節，這無疑就是志愿軍的機會。

　　志愿軍由此確定“西頂東反”的作戰方針，以一部兵力組織西線堅守防御，牽制“聯合國軍”主要進攻集團；而在東線則有計劃地后退，待敵人一部態勢突出時，集中主力尋機反擊，從翼側威脅西線敵人，動搖其布勢，制止其進攻。鄧華、韓先楚，這兩位曾經攜手揮師解放海南島的年輕戰將，分別指揮東西兩線戰役兵團。

　　在西線，堅守漢江南岸的第38軍和第50軍頑強阻擊，美軍第一、第九軍兩支“王牌”部隊14晝夜只前進了18公里；而徒步作戰的志愿軍此前攻擊同一段路程，不過半天時間。1951年2月2日，春節前四天，志愿軍用電臺與當面之敵聯系，讓對方運走躺滿了陣地前的“聯合國軍”傷員和士兵尸體。美軍戰地記者記載：“直升機群來來回回運了整整一個上午。”

　　1951年2月5日，除夕之夜。第四次戰役已經持續了整整10個晝夜，面對“聯合國軍”的大舉進攻和狂轟濫炸，志愿軍幾乎到了彈盡糧絕的境地。前沿陣地上的志愿軍官兵沒有過年的餃子和過年的爆竹，有的只是一把炒面一捧雪和敵人一波更比一波猛烈的進攻。

　　而同一戰場上的美軍士兵，住的是保暖帳篷，喝的是熱咖啡，每天可以領到凈重227克的3個Meat系列罐頭和3個Biscuit系列罐頭，前者以肉類為主，包括肉食、蔬菜等搭配；后者以餅干為主，包括糖果和咖啡、可可粉或檸檬粉等速溶飲料……

　　大雪茫茫，天寒地凍；遠離祖國，遠程征戰。此時此刻，支撐幾十萬大軍勇往直前的力量，是堅韌的毅力和迸發的意志，還有深埋在每一名志愿軍心底的“祖國”兩字。

　　那個春節，中國的大街小巷不時飄出淡淡的香味，那是千千萬萬個家庭在為朝鮮前線的官兵趕制炒面。日理萬機的周恩來總理，也加入到了這支特殊的擁軍方陣之中。

　　2月11日，大年初六。鄧華指揮的東線志愿軍抓住了稍縱即逝的戰機。傍晚時分，中朝軍隊趁著早到的夜暗，突然向態勢突出之敵發起進攻。

　　這，就是第四次戰役中的東線關鍵一戰：橫城反擊戰。

　　至13日凌晨戰斗結束，志愿軍殲敵1.2萬人，繳獲各種炮139門、火箭筒122具、各種槍6200余支、坦克7輛、汽車550輛，迫使東線“聯合國軍”后撤26公里，重挫了敵人大舉反撲的鋒芒。這一戰，敵我傷亡之比為3.72:1。

　　橫城反擊戰，涌現出了一對耀眼的“雙子星座”。33歲的鄧岳指揮第40軍118師大膽穿插、斷敵后路，斃傷南朝鮮第八師十六團團長權泰順以下656名，俘敵2178人。

　　毛澤東稱贊鄧岳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34歲的張竭誠則率領第39軍117師創造了朝鮮戰場上一個師在一次戰斗中殲敵最多的紀錄：激戰1小時，殲敵3350人，俘敵2500人，其中俘虜美軍800人…… 后來，兩人又分別出任解放軍兩支主力部隊——第38軍、第39軍軍長。

　　歷時87天的第四次戰役結束時，已是1951年的4月21日。那一天，恰好是當年的谷雨。是役，志愿軍傷亡4.2萬，殲敵5.3萬，雖然主動撤出了漢城，但“聯合國軍”為此付出的代價是：平均每天死傷近900多人才前進1.3公里，被迫在“三八線”附近停了下來。

　　一周之后，鄧華迎來他41歲生日——一年前的同一個季節，這位39歲就擔任兵團司令員的年輕戰將，正與小他3歲的韓先楚一起，指揮了解放軍戰史上規模最大的渡海登陸作戰：海南島之戰。

　　幾乎在同一時間，已經被杜魯門免去全部職務的麥克阿瑟在美國國會作告別演講，引用了這樣一段話：“一個老兵永不死亡，他只是淡出舞臺。”

　　屬于麥克阿瑟的舞臺已經成為過去。正如美軍參謀長會議主席布萊德雷所評論的：“麥克阿瑟那神話般的尊嚴被損害了。赤色中國人愚弄了這位一貫正確的軍事天才，麥克阿瑟現有的能力和力量根本斗不過在朝鮮的中國指揮官彭德懷。”

　　李奇微接替麥克阿瑟，擔任“聯合國軍”第二任總司令，一度在第四次戰役以及接下來的第五次戰役中，給彭德懷制造了相當的麻煩。

　　不過，對于中國軍隊，李奇微給予了足夠的尊重。他在回憶錄中寫道：“要不是我們擁有強大的火力，經常得到近距離空中支援，并且牢牢地控制著海域，中國人可能已經把我們壓垮了。”

　　1952年，美國又一個大選之年。這時的美軍已經在朝鮮戰場用盡了除原子彈之外的幾乎所有先進武器，仍然沒有占到半點便宜。挑起中美對抗的杜魯門，也因為朝鮮戰爭的失利威信掃地，宣布不再謀求總統連任。

　　新上任的“聯合國軍”總司令馬克·韋恩·克拉克，迫切需要一場軍事上的“勝利”，緩解美國國內的強烈不滿。共和黨總統競選人艾森豪威爾的西點軍校同屆同學，成了主導新的攻勢的指揮官——他，就是此時的美第八集團軍司令兼“聯合國軍”地面部隊司令官詹姆斯·范佛里特。

　　范佛里特將他的行動命名為“攤牌行動”。其實，這一聽起來仿佛規模巨大的作戰行動，不過是企圖奪取志愿軍占領的兩座海拔500多米高的小山包——上甘嶺。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嶺戰役從驚天動地的炮擊開始。范弗里特集中了300余門大口徑火炮、27輛坦克和40余架飛機。他認為，以這樣的火力，5天就能占領上甘嶺。好萊塢當紅女星珍妮·羅素的名字，被美軍用來命名上甘嶺597.9高地，以表明勢在必得之決心。

　　范佛里特之所以聞名美軍，不僅是因為他在諾曼底登陸時率先攻上猶他灘頭，一天之內獲得三枚“十字英勇勛章”，還因為他在朝鮮戰場上濫用炮火擁有了一個屬于自己的專用名詞——“范佛里特彈藥量”。

　　然而，范佛里特沒有想到，他的部隊發射了190多萬發炮彈和5000余枚炸彈，傷亡2.5萬人，損失了274架飛機。盡管表面陣地幾易其手，山上的土石被炸成了兩米多厚的粉末，但在43天之后，上甘嶺依然牢牢掌握在志愿軍手中。珍妮·羅素自然也沒有想到，她那天使般的微笑，同樣未能給美軍帶來好運。

　　上甘嶺成了美軍的“傷心嶺”。 美第八集團軍不得不承認：“到此為止，聯軍在三角形山上(上甘嶺)是打敗了。”

　　上甘嶺戰役的沙盤，后來進入了西點軍校的課堂?；盍苏?00歲的范弗里特，直到晚年還在不停地反問：這一仗美軍究竟輸在哪里？

　　血戰上甘嶺，志愿軍第15軍27個連隊中有16個連3次打光重建。第15軍軍長秦基偉堅定表示：“為了祖國，為了全局勝利，15軍打光了也在所不惜！

　　這是發生在上甘嶺戰役第6天拂曉前的震撼一幕。

　　擋在第15軍153團2營6連前面的是597.9高地的0號陣地，從地堡噴出的火舌，把他們死死壓在了地上。拖延下去，待到天亮敵人發起反撲，志愿軍將腹背受敵。

　　這時，6連陣地上只剩3名戰士：連長與指導員的通信員，跟隨營參謀長剛到一線的營通信員黃繼光。

　　黃繼光挺身而出。他和另外兩名通信員組成爆破小組，向著敵人地堡沖去。

　　離敵人火力點只有三四十米，2位戰友中彈倒下，只有下黃繼光還在前進，他奮力扔出一顆手雷的同時，也倒在了地上。

　　手雷只炸掉了地堡的一角，敵人的機槍換了射擊孔繼續掃射。

　　連長、指導員眼睛冒火，正準備沖上去——突然看見，沖鋒的道路上，有一個身影動了起來。

　　那個身影就是黃繼光，他用受傷的胳膊吃力地撐起身體，艱難向前爬去。

　　目標越來越近。連長、指導員摒住呼吸。終于，黃繼光運動到了正在噴吐著火舌的地堡旁，卻又停住了。原來，他的手雷已經用完了。

　　黎明就要到來，近在咫尺的勝利之門，仿佛又變得遙不可及。

　　就在這一瞬間，驚天動地的一幕出現了——敵人的照明彈把陣地照得像白晝一般，已經爬到敵人射擊死角位置的黃繼光，突然沖著地堡正在連續射出子彈的射擊孔猛撲上去！

　　敵人的機槍啞火了，剛剛趕來的后續部隊沖出戰壕，奪下了陣地。

　　戰斗結束，戰友們發現黃繼光仍然趴在地堡上，兩手緊緊摳著上面的麻包，子彈打穿了他的身體，背上留下了一個碗口大小的窟窿……他的飯包里有一本連環畫：《楊根思》。

　　上甘嶺戰役最激烈的日子里，24歲的軍旅作家陸柱國，在前線陣地的炮彈箱上記錄志愿軍官兵的壯舉。天上戰機轟嗚，耳邊炮火呼嘯，眼前是一個個勇敢無畏的可愛形象，戰士與祖國，祖國與戰士，一遍遍重疊閃回……9個不眠之夜之后，陸柱國捧出了一疊浸著淚水、帶著濃烈硝煙味兒的稿紙。這便是后來被搬上銀幕的《上甘嶺》。

　　電影公映的時候，第15軍45師師長崔建功已經在昆明軍區任職。影片放到一半，崔建功離席而去，直到電影結束也沒有返回。同事問他：“這么好的電影，怎么不看完？”崔建功回答：“不是不想看，而是不忍看啊。傷亡了那么多人，我這個師長能看得下去嗎？”

　　晚年的陸柱國回憶：“真實的事情只能比電影更加殘酷。在上甘嶺，隨便抓起一抔土，里面就有三樣東西，碎石塊、炮彈片和人的骨頭。”

　　一座山峰的崛起，挺立的是一代英雄的脊梁。這個軍隊具有一往無前的精神，它要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

　　1953年6月16日，得勝回國的志愿軍第15軍軍長秦基偉走進中南海。一見面，毛澤東主席就夸贊：上甘嶺打得很好。秦基偉匯報，美國佬有三個長處：一是機動快，二是有制空權，三是后勤保障及時充足。但他們也有三條缺點：一怕夜戰，二怕近戰，三怕死。有這三條，他們就注定要敗在我們手里。毛澤東哈哈一笑，說：他們貌似強大，憑鋼鐵多，憑武器裝備優良。我們是憑指揮員的智慧，憑戰士的勇敢，憑正義戰勝他們。“上甘嶺戰役是個奇跡。它證明了中國人民志愿軍的骨頭，比美利堅合眾國的鋼鐵還要硬！”

　　鋼少氣多。這就是血戰上甘嶺的志愿軍將士的氣概，就是千千萬萬優秀中華兒女的氣概，就是已經站立起來的中華民族的氣概。

　　四、為什么戰旗美如畫

　　1953年7月27日，歷時2年9個月的抗美援朝戰爭落下帷幕。在簽字雙方最高指揮官的記憶中，那一天的心情，迵然不同。

　　最后一任“聯合國軍”總司令克拉克在他的回憶錄中寫到：我獲得了一項不值得羨慕的榮譽，那就是我成了歷史上簽訂沒有勝利的停戰條約的第一位美國陸軍司令官。我感到一種失望和痛苦。

　　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彭德懷則留下了這樣一段名言：西方侵略者幾百年來只要在東方的一個海岸上架起幾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個國家的時代是一去不復返了。

　　保羅·弗里曼，美第八集團軍二師二十團團長，二戰時期曾任美國駐華助理武官，對國民黨軍隊的作風和戰斗力印象很差。時隔幾年，當弗里曼與志愿軍交手，他的部隊遭受重創，團部被攻占。《芝加哥日報》記者問弗里曼有何感受，他回答：他們不再是同一批中國人了！

　　那么，這是是一批什么樣的人？

　　這是一批對祖國、對榮譽看得比生命還要重的人。長津湖之戰結束，戰友們從凍死在陣地上的上海籍戰士宋阿毛口袋里發現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我愛親人和祖國，更愛我的榮譽。我是一名光榮的志愿軍戰士，冰雪啊！我絕不屈服于你！哪怕是凍死，我也要高傲地聳立在我的陣地上！”

　　為了祖國，哪怕是死，也要高傲地聳立在陣地上；為了祖國，哪怕流盡最后一滴血，也要朝著沖鋒的方向。

　　這是一群血性奔涌、敢于壓倒一切強敵的人。當王海和他的戰友飛向朝鮮戰場的時候，年輕的人民空軍還未滿兩歲——新中國第一代戰斗機飛行員在噴氣式戰機上的飛行時間不到20小時，而他們的對手則大都是有著上千飛行小時的空中“老油條”。

　　1951年11月18日下午，60多架F-84轟炸機向清川江大橋撲來——王海帶領6架戰機勇敢迎敵。戰果是擊落敵機5架，而自身無一損失。

　　一升空，就奔著勝利；一亮相，就是強者。那一個月，王海剛滿26歲。由他率領的“王海大隊”，先后與美國空軍激戰80余次，擊落擊傷敵機29架。

　　戴維斯，是美空軍第四航空聯隊少校中隊長，二戰時的美國“空中英雄”，朝鮮戰場上“美軍戰績最高的王牌飛行員”。就是這個美國人眼中“百戰不倦的戴維斯”，卻死在了中國空軍的戰機之下——創造這一戰績的是25歲的志愿軍飛行員張積慧和他的僚機戰友單志玉。

　　戴維斯之死，震動美國朝野。25名戰俘的妻子聚集在美國國會大廈前請愿：還我丈夫！

　　然而，正當共和黨國會領袖指責民主黨發動的朝鮮戰爭是“歷史上最沒有希望的沖突”的時候——1953年4月9日，又一則令美國人沮喪的消息出現在了老牌大報《紐約時報》的版面上：“雙料王牌”飛行員費席爾在朝鮮失蹤。

　　費席爾被俘后，提出要見一見把他打下來的中國飛行員。當19歲的韓德彩出現在他的面前，費席爾大吃一驚。”韓德彩老人說：“美國人的飛機確實先進，飛行員作戰經驗豐富，但有兩點不能跟我們比。我們敢于空中拼刺刀，他們不敢；他們是不義之戰，國內反戰。我們是正義之戰，全國支持，這個他們更不能跟我們比！”

　　血性，勝利的刀鋒?？恐矣诳罩衅创痰兜难?，年輕的中國空軍打出了一片英雄的天空。鴨綠江至清川江之間面積約16800平方公里的空域，被美軍飛行員稱為“米格走廊”。美國遠東空軍轟炸機司令部專門下令：一切沒有護航的飛機，不得進入“米格走廊”。

　　2020年8月2日，95歲的王海度過人生中的最后一個建軍節后，告別畢生為之奮斗的飛行事業，魂歸云天。他那駕曾經馳騁朝鮮戰場的米格-15戰機，如今就停放在中國革命軍事博物館，上面的9顆星，是王海擊落擊傷的敵機數量。

　　與王海一樣年輕的空戰英雄，在當年的抗美援朝戰場上留下了這樣一串“星星”——趙寶桐：擊落擊傷美機9架；劉玉堤：擊落擊傷敵機8架；孫生祿：擊落擊傷敵機7架；張積慧：擊落擊傷敵機5架，首次擊落敵機……

　　美國歷史學家約翰·托蘭寫道：“一支裝備如此落后、基本靠人力機動的部隊，居然敢圍殲全部機械化裝備并有絕對制空權的美軍。中國的統帥和將領們敢于想象并策劃這個氣魄十足的‘坎尼’，是源于此前無數次艱苦作戰積累的自信，以及對麾下身經百戰將士們的絕對信任。”坎尼，原本是一地名，因北非古國迦太基統帥漢尼拔在坎尼會戰中戰勝強大的羅馬， “坎尼”一詞，后來成了完勝的代名詞。

　　1950年10月19日，當麥克阿瑟遠在東京第一大廈樂觀地等待他個人盲目確定的美軍得勝班師時間時，彭德懷正乘著一輛蘇制吉普車，奔馳在硝煙彌漫的朝鮮戰場。領先于大部隊到達前線的彭德懷，把原定的陣地防御戰調整為在運動戰中尋機殲敵，打了一場“世界戰爭史上少有的遭遇戰”——第一次戰役。

　　大敵當前，幾乎沒有哪一支軍隊的統帥會先于士兵深入變幻莫測的戰場。但，早在長征路上就“橫刀立馬”的彭大將軍敢；從長征、從抗戰、從解放戰爭戰場上一路上拼殺出來的志愿軍將領也敢。

　　時任志愿軍司令部作戰處副處長楊迪回憶：“第三次戰役，韓先楚的前進指揮所，只有2臺吉普車、2部電臺、2名參謀和幾名電臺保障人員。夜間趕路，一輛通訊吉普車觸雷爆炸。韓先楚毫無懼色，留下一名保障人員照顧受傷的報務員，又從部隊借上一輛通訊車，繼續迎著爆炸聲前進。”

　　與子同袍，生死相從。三軍用命，士氣如虹。

　　第二次戰役，面對志愿軍的包圍，美第二師師長勞倫斯·凱澤少將拋棄了他的士兵，神秘“消失”了。那一戰，美第二師損兵4000多人，直接失去戰斗力。美國隨軍記者阿普爾曼記載：“1950年11月28日的時候凱澤還很健康，但是到了11月30日他突然得了重感冒。”結果，當了9個月師長的凱澤被撤職。

　　同樣是在這場戰役中，志愿軍第20軍58師參謀長胡乾秀的指揮所，設在最前沿的高地上。陣地幾度易手，胡乾秀一次又一次指揮部隊奪回。1950年12月20日，當美國戰機又一次扔下雨一樣的燃燒彈——13歲就參加紅軍的胡乾秀獻出了34歲的年輕生命。20天后，他的第三個孩子出生，愛人諸云娟含淚為兒子取名“憶朝”……

　　為什么戰旗美如畫？英雄的鮮血染紅了它。浴血朝鮮戰場，4位軍級干部犧牲在前線：38歲的第67軍軍長李湘，33歲的第39軍副軍長吳國璋，44歲的第50軍副軍長蔡正國，37歲的第23軍參謀長饒惠譚。他們與197649名平均年齡不到30歲的優秀中華兒女一起血染鮮紅的戰旗。

　　一條鴨綠江，見證了一個不一樣的民族和一支不一樣的軍隊。

　　1894年10月25日，日軍越過鴨綠江，3萬清軍望風而逃，侵略軍不費一槍一彈占了領了當時還叫“安東”的丹東。56年后的同一天，志愿軍發起第一次戰役，勇敢地與世界最強大的對手硬碰硬較量。

　　人，不是那批人了，新中國也不是一盤散沙的舊中國了。在這個嶄新的國度，領袖與人民同甘共苦、心心相印；在這支英雄的軍隊，統帥與士兵血脈相連、生死與共。

　　1950年10月7日晚，毛澤東擺下家宴，為即將出征的彭德懷壯行。飯桌上，毛澤東向彭德懷推薦了一位年輕的俄語翻譯：毛岸英。

　　毛澤東一家已經為革命犧牲了5位親人。彭德懷建議將岸英留在北京，擔任志愿軍辦事處負責人。毛澤東堅決不同意，一定要彭德懷帶毛岸英到前線。

　　這一年，28歲的毛岸英新婚燕爾，愛人是20歲的劉思齊，當時因急性闌尾炎剛在醫院做完手術。

　　劉思齊曾經回憶：“岸英出發前到醫院和我告別。記得晚上11點，我把他送到醫院大門口，他走走又回來，走走又回來。騎上自行車之前，還給我深深地鞠了一個躬，要我經?；厝タ纯窗职帧Ｎ耶敃r也不理解，夫妻之間怎么還這么客氣？后來我才知道，第二天他就跟隨彭老總到前方了。也許是意識到了戰爭危險，這一去可能就回不來了……”

　　分別成了訣別，告別成了永別。1950年11月25日，美軍戰機轟炸志愿軍司令部，毛岸英壯烈犧牲。

　　毛澤東得知岸英遇難的消息，已是一個多月之后。劉少奇、周恩來不忍心讓主席過早地知道這一噩耗，讓夜以繼日為國操勞的領袖承受老年喪子的悲愴。直到志愿軍打過三八線，周恩來的報告才送到了毛澤東案頭。

　　毛澤東接連吸兩支煙，發出一聲嘆息：“唉，戰爭嘛，總要有傷亡，沒得關系，誰讓他是毛澤東的兒子呢……”他叮囑身邊的工作人員，“這件事先不要對思齊講，晚點，盡量晚點……新婚不久就失去了丈夫，她怎能經得住這沉痛的悲傷喲！”

　　以戰止戰，方能止戰；用勝利奠基和平，才能贏得真正的和平。

　　1953年夏季，南京第二高級步校校長楊勇，赴朝就任第20兵團司令員，指揮抗美援朝最后一役——金城戰役。

　　楊勇的對手，是新上任的美第八集團軍司令兼“聯合國軍”地面部隊司令官馬克斯韋爾·泰勒。52歲的泰勒長楊勇12歲，曾任西點軍校第40任校長。

　　金城之戰，成為壓垮對手的最后一根稻草。后來擔任過美軍參聯會主席的泰勒回憶：“中國很會運用戰術，以來減低我們的火力優勢。其方法是在黑暗中接近我們的陣地，然后和我們緊纏在一起，使我們無法要求炮兵射擊和空中攻擊，否則就有同歸于盡的危險。”

　　金城戰役結束之日，便是朝鮮戰爭停戰協定簽訂之日。那一天，從位于北緯38度線以南5公里處的板門店傳出的停戰消息，震動了世界。

　　在朝鮮戰場，美國出動了陸軍的三分之一、空軍的五分之一和海軍的大部分兵力，不僅糾集了10多個國參加的所謂“聯合國軍”投入戰爭，還動用了除核武器以外所有新式武器，最終卻被限制在他們原來發動侵略的地方。

　　1958年10月25日，楊勇、王平率志愿軍總部乘坐最后一列撤軍列車，離開平壤。這一天，正好是志愿軍發起出國作戰第一戰8周年的日子。

　　抗美援朝，鍛造了鐵一樣的意志、鐵一樣的精神、鐵一樣的部隊。與強敵交手，錘煉出敢戰、善戰、勝戰的一代戰將。班師回國，楊勇、王平分別擔任北京軍區司令員和南京軍事學院政治委員。

　　1960年5月，英國元帥蒙哥馬利來華訪問。這位二戰名將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想親眼看看在朝鮮戰場上重創英國“皇家蘇格蘭團”等三支英國王牌部隊的中國軍隊。

　　楊勇上將陪同蒙哥馬利走進了天津郊區的一座兵營。觀看完500名中國士兵的刺殺之后，蒙哥馬利端起一支步槍瞄準射擊，鋼板靶應聲倒下。然后，他把槍遞給了楊勇，楊勇舉槍就射，9發子彈發發命中。

　　結束中國內地的訪問，蒙哥馬利在香港舉行的記者會上，留下了這樣一段名言：“我要告誡我的同行，不要和中國軍隊在地面上交手，這要成為軍事家的一條禁忌。”

　　毛澤東聞言，一語雙關地說：“楊勇上將，上將揚勇！”

　　抗美援朝，這揚眉吐氣的一戰，拼來了山河無恙、國家安寧，同時也證明了這樣一條真理——

　　一個覺醒了的、敢于為祖國光榮、獨立和安全而奮起戰斗的民族是不可戰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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