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今天，是朝鮮戰爭停戰70周年。與中國對抗美援朝的紀念相對比，美國對這段歷史的敘述卻十分模糊，鮮在公共文化中有呈現。美國是如何嘗試解說這場戰爭？又是如何讓這段記憶在公眾中消失的？又帶來了怎樣的后果？本文梳理了1953-1965年間，美國政治、學術、文化界對戰爭的敘述，揭示了這段美國“隱痛”被忘卻的過程。

　　美國政府曾試圖用“集體安全的勝利”和“政治避難原則的推行”來將朝鮮戰爭塑造成為美國的“勝利”。然而，客觀的失敗和士兵傷亡使這樣的說辭在各界受到廣泛質疑。又由于冷戰期間，軍方的安全需要，從戰場上回歸的戰俘受到嚴密審查、拷問和懲罰，為建立愛國主義敘事，這些士兵被塑造為“懦夫”，成為道德品質出現缺陷的代表。

　　無法敘述這場戰爭的意義，民間厭戰、反戰情緒又客觀存在，最終美國文化界只能對其模糊處理，成為一場不值得被記住的戰爭。而忘卻戰爭的傷痛，又使得美國很快陷入了另一場需要深刻反思的戰爭中，并最終引發了美國社會的深刻撕裂。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特編發此文，供讀者參考。本文原刊于《近現代國際關系史研究》，僅代表作者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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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以來，朝鮮戰爭被美國社會稱作是一場被忘卻的戰爭（forgotten war）。1953年戰爭結束后，無論官方還是民間都沒有表現出紀念這場戰爭的熱情。直到1995年，朝鮮戰爭紀念碑才在美國的首都華盛頓正式落成，自此，美國政府才開始通過國會法案在每年的朝鮮停戰協定日（即7月27日）開展全國性的紀念活動。2015年即朝鮮戰爭結束62周年，在伊利諾伊州首府斯普林菲爾德，朝鮮戰爭紀念館在一些朝鮮戰爭退伍老兵的發起下建立并正式對公眾開放，而與之形成對比的是，中國早在1958年就在遼寧丹東建立了抗美援朝紀念館。

　　相對而言，美國大眾文化界對這場戰爭的記憶形式也寥寥無幾。從戰爭開始至今，關于朝鮮戰爭的電影僅約100部，其中大多數電影雖以朝鮮戰爭為背景，實際上講述的是二戰和越戰的故事。與之相比，1940年至1945年之間美國共制作電影約1700部，其中關于二戰的電影就有約500部，占到全部影片的三分之一。約翰·韋恩（John Wayne）一生導演了大量的戰爭影片，卻唯獨沒有拍攝朝鮮戰爭的電影。除了電影制作方面，通過相關書籍發行的數量也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我們可以在美國的很多大書店發現上百本關于內戰的書籍，相當數量的一戰和二戰書籍，數十本的越戰書籍，但是關于朝鮮戰爭的書籍卻寥寥只有幾本。著名作家大衛·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在越戰期間就以揭露越戰決策失誤的《出類拔萃之輩》一舉成名，而他關于美陸戰1師在長津湖僥幸逃脫中方第9兵團毀滅性打擊的巨著《最寒冷的冬天：美國人眼中的朝鮮戰爭》，直到他2007年去世數月后才出版。此外，民眾“記憶”層面也是如此。關于朝鮮戰爭，美國社會既沒有神話也沒有故事，它被排除在了美國歷史主敘事之外，成為了一場在美國眾多戰爭中被“忘卻”的戰爭。

　　事實上，美國歷史上也有其他一些沒有取得勝利的對外戰爭或外交危機，但是它們或是被納入勝利的主敘事中，或是成為永久的傷痛記憶，但是都沒有被“忘卻”。例如，1812年戰爭中，美國沒有讓英國做出任何讓步，也沒有征服加拿大，而且首都華盛頓被英軍占領，但是經典愛國歌曲《星條旗歌》卻在這場戰爭中誕生，并于1931年被定為美國國歌；1962年古巴危機中，肯尼迪政府采取了妥協性很大的緊急政策，以不再對古巴進行任何入侵行動，并撤回部署在土耳其和意大利的導彈為條件化解了危機，但在美國國民意識中，古巴危機的化解被視作肯尼迪任期內最光榮的時刻；在越南戰爭中，美國沒有獲得任何實質性的勝利，越戰打了十幾年，而且傷亡慘重，陣亡人數高達5.8萬人，受傷人數超過30萬，美國社會由此出現了巨大的分裂，但是這場戰爭卻深深印記在美國人的集體記憶中。

　　與之相比，美國在朝鮮戰爭中傷亡也很慘重，陣亡人數高達5.4萬人，受傷人數達10萬左右。為什么朝鮮戰爭會在美國的集體意識中成為一場被忘卻的戰爭呢？對于這一問題美國社會最通常的解釋是朝鮮戰爭是一場以“（國際）警察行動”為開始，以“停戰協定”為結束標志的戰爭，無論是“開始和結束都沒有任何光榮而言”，這與美國一向追求戰爭目標明確而結果完全勝利的傳統相悖。而且朝鮮戰爭處于光輝勝利的二戰和造成美國社會分裂的越戰之間，它的影響微不足道，不值得一提，因而被美國社會所忘卻。

　　本文試圖通過深入考察朝鮮戰爭結束至美國深度卷入越南戰爭這段時間內美國社會（包括政府、軍方和大眾文化）對這場戰爭的認識和理解，挖掘美國社會忘卻朝鮮戰爭的深層原因。實際上，戰爭結束后的十幾年里，美國政府對這場戰爭采取了選擇性的記憶和遺忘，以規避這場戰爭對美國冷戰政策的不利影響。而美國的大眾文化作品則通過對朝鮮戰爭目標和意義的討論，通過聚焦于美國朝鮮戰爭戰俘問題的討論，把朝鮮戰爭描繪成不值得紀念和謳歌的戰爭。美國政府政策和大眾文化作品的共同作用，使朝鮮戰爭最終處于美國集體記憶的邊緣位置，成為美國歷史上一場被忘卻的戰爭。

　　1“集體安全的勝利”：艾森豪威爾政府塑造朝鮮戰爭集體記憶的努力和忘卻戰爭基調的確定

　　1953年7月26日，北朝鮮、中國和美國領導的聯合軍簽訂了朝鮮戰爭停戰協定，艾森豪威爾總統通過廣播電視向全美國人民宣布三年之久的朝鮮戰爭終于結束。他的講話非常簡短而低調，他輕描淡寫地講了一下戰爭的意義，“在這場戰爭中，聯合國抵制了北朝鮮的侵略——不是用惹人同情的抗議言語，而是用堅定的、目標明確的行為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然后他提出了沉重的警告：“我們只是在一個戰場上簽訂了停戰協定，但是這不能保證世界的和平。我們現在不應該放松警惕，也不應該停止對和平的追求。”在演講的結尾，他引用林肯的話強調了美國人致力于長久和平的決心和毅力，“對任何人不懷惡意，對一切人寬大仁愛；堅持正義，因為上帝使我們懂得正義；讓我們繼續努力去完成我們正在從事的事業……完成一切可能的事情，在我們中間、在全世界保存正義和持久的和平。”

　　國務卿杜勒斯也發表了聲明，他的基調和艾森豪威爾大體一致，強調美國需要保持警覺、付出更多的努力維護世界和平。“目前簽訂的停戰協定并不能夠保證和平的實現。因此，我們不應該放松警惕，也不應該減少在韓國的軍事力量，除非將來有事件表明這么做是慎重的。”杜勒斯明確總結了美國在朝鮮戰爭中取得的兩個勝利。首先，聯合國在朝鮮戰爭中首次成功實踐了“集體安全”原則，保證了世界的安全。“史無前例，一個國際組織在遭受武力進攻時通過集體力量抵制了侵略者的襲擊。侵略者，一開始獲得了勝利，最終被擊退……所有自由的國家，無論大小，都因為集體安全的理念得到實踐、因為犯規者遭受了嚴厲的懲罰而變得更加安全。”第二，在推行政治避難原則方面獲得了勝利。杜勒斯強調北朝鮮和中國士兵都可以自愿待在“自由的國土”。杜勒斯在申明的最后，特別強調了美國人未來面臨的艱巨任務，即通過政治協商促進朝鮮半島的統一，號召美國人為維護來之不易的和平而做出進一步的努力和犧牲。

　　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通過朝鮮戰爭停戰協定日的演講，試圖把朝鮮戰爭塑造成集體安全原則的勝利。二人都堅信美國花費人力和財力參加朝鮮戰爭是正確的，因為聯合國的集體安全原則首次在朝鮮戰爭中得到了成功運用。1953年7月27日，杜勒斯在國務院發表演講時指出，“我們建立了這樣的一個事實：‘集體安全’已經從理想成為現實，當敵人清楚自己發動侵略時，其他的國家會聯合起來反對他們，這樣將不會再發生類似朝鮮戰爭的戰爭了。”艾森豪威爾在1953年8月6日通過廣播向全國人民報告了美國政府和第83屆國會做出的“成績”，在報告中，他聲稱美國在朝鮮戰爭中“獲勝”，美國人民通過朝鮮戰爭的例子向全世界表明了“自由世界”的集體意志，他們有決心一起應對亞洲以及世界任何地方發生的侵略。

　　對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來說，美國的國家安全和自由世界的安全緊密相關，集體安全是美國國家安全政策的核心。艾森豪威爾上臺時，就堅持通過聯盟加強集體安全，他曾經告訴自己的老朋友阿爾弗雷德·格倫瑟將軍：他相信集體安全是保障未來自由世界安全的關鍵。同樣，杜勒斯也極力主張推行集體安全。他指出在朝鮮戰爭中，美國增加了遠東地區的國家防衛，目的是為了“幫助該地區的自由國家發展內部的穩定和實力，加強這些自由國家維護自由的意愿和能力，從而有效推進自由世界的集體安全。”1954年，杜勒斯在《外交》雜志上撰寫文章，表明他對集體安全的堅定立場：“自由世界安全的核心是集體防衛體系，很明顯，自由世界的任何國家都無法單獨實現安全，因為沒有哪個國家可以獨立具備范圍適當、靈活性高的防御能力，如果他們努力想做到這一點，他們將會擁有駐軍，但是安全依然得不到保障，對美國來說尤其如此。如果沒有同盟合作，我們將處于不利地位，無法大規模反擊侵略國發動的戰爭。”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堅持認為朝鮮戰爭體現了集體安全原則前所未有的勝利，但他們的觀點并沒有得到社會各界的贊同，相反卻遭到了一些報刊、國會議員、學者的批評。

　　1953年7月27日，《芝加哥每日論壇報》刊發了《朝鮮戰爭的教訓》一文，明確指出朝鮮戰爭是一場失敗的戰爭，因為它奪去25000名美國人的生命，浪費了200億美元，但并沒有促進美國的國家安全。文章認為朝鮮戰爭讓《聯合國憲章》中的集體安全原則具有了實質性意義的看法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得愈發空洞。“在緊要關頭，聯合國軍隊中只有美國在戰爭中做出了巨大的軍事貢獻，我們看到聯合國的首要成員——蘇聯，在戰爭中卻支持北朝鮮和中國、英國——聯合國的另一主要成員，繼續和中國進行廣泛的貿易往來……我們看到印度試圖削弱聯合國……美國人從朝鮮戰爭中什么也沒有得到。這是歷史上美國人第一次如此迫切地想盡快結束戰爭，不論是否獲勝。”1953年7月28日，《華爾街日報》也指出美國政治家鼓吹朝鮮戰爭代表著聯合國的勝利，代表著集體安全的勝利，這完全是一派胡言。該報認為，在朝鮮戰爭中，自由世界聯盟做出的貢獻很少，或基本沒有貢獻，戰爭結果也令人失望，既沒有成功，也沒有失敗，而是遺留了一個難題——沒有實現的和平。

　　很多國會議員對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關于朝鮮戰爭是集體安全原則勝利的說法沒有表示公開、特別的支持。他們堅持認為這種說法無法解釋美國在朝鮮戰爭中傷亡慘重的事實。參議員威廉姆·F.諾蘭（William F.Knowland）1953年7月28日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指出：“除韓國之外，在三年的戰爭中，美國承擔了沉重負擔，聯合國90%的人力是由美國提供的，聯合國95%的傷亡由美國承擔……盡管聯合國的60個成員國中有17個國家做出了標志性的貢獻，為戰爭輸送了35000名人力……但是都無法表明，朝鮮戰爭證明了集體安全行動的有效性。”

　　一些學者們也對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關于朝鮮戰爭象征著集體安全勝利的觀點提出了質疑。耶魯大學國際關系教授阿諾德·沃爾弗斯（Arnold Wolfers）認為很難證明這是一個事實。他指出，只有在與自身重要利益無關情況下，出于對被侵略者的同情和支持而參與的對侵略者的抵抗行動才屬于集體安全行動，美國參與朝鮮戰爭顯然并不是這樣的行動，因為美國在朝鮮戰爭中追求的仍然是自己的安全利益，參加戰爭是為了阻止蘇聯共產主義的擴張，而不是為了幫助受到侵略的國家。他認為，美國的行為與傳統的權力平衡的做法并無二處。美國在朝鮮戰爭的武裝干涉行動的性質完全不是抗擊侵略者、懲罰侵略行為、威懾潛在侵略者，而是針對美國的頭號敵人、聯合其他國家一起發動的“集體武力防衛”，這與集體安全的意義完全不同。

　　可見，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為了維護美國的國家安全和外交利益，試圖將朝鮮戰爭塑造成為一場展示集體安全理念的戰爭，但是他們的努力沒有得到美國社會的認可，這種對朝鮮戰爭的解釋很快就被忘卻，直到美國在1990年8月2日至1991年2月28日期間以聯合國的名義參加海灣戰爭時才再次被提及。

　　另一方面，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在涉及朝鮮戰爭問題時，有意將視線投向未來，強調美國人和聯合國軍隊在將來為了維護世界和平和推進韓國的自由應該做出怎樣的努力，從而規避了對這場毫無榮譽可言的戰爭本身的性質和結果的討論。

　　對于艾森豪威爾政府而言，戰后美國應該更多關注韓國在安全、穩定、統一和發展等方面的問題，而不是去反思戰爭，談論戰爭的得失和善惡。《朝鮮戰爭停戰協定》簽訂后，杜勒斯立即飛到韓國，和韓國總統李承晚商討如何通過政治會議促進兩國統一，如何推進韓國經濟恢復和再建，簽訂怎樣的相互安全協定以防衛北朝鮮未來的侵略。1953年8月6日，艾森豪威爾通過廣播向全國人民匯報本屆政府和第83屆國會的業績，報告中他指出，美國通過簽署停戰協定贏得了兩個勝利：第一，美國人民向世界表明自由世界的集體意志能夠而且也將會阻止亞洲發生的侵略——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侵略行為；第二，美國贏得了機會向世界表明自由國家的人民在和平時期會和戰場中表現一樣英勇。在報告中，他特別提到了兩個事實：美國撥款2億美元，決心援助韓國重建家園；此外，美國在韓國的所有專家和技術人員將為韓國提供技術支持，幫助韓國人民實現重建家園、維護自由的夢想。艾森豪威爾稱：“軍事勝利、外交勝利、精準的外交政策意義都不能久遠一—如果不能夠給生活在恐懼、匱乏或饑餓中的成千上百萬的人帶來希望。我們堅定不移地追求永久的和平，但是只有當這些人相信自己擁有未來、擁有自由時，我們才可以真正實現永久的和平。”幫助韓國拯救自由、守護自由成為美國參加朝鮮戰爭的主要目標。

　　大多數國會議員也將討論重點落在如何保衛未來的和平，關于朝鮮戰爭失敗的記憶卻從美國的集體記憶中抹除了。威斯康星州共和黨人、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主席亞歷山大·威利（Alexander Wiley）指出，雖然世界為朝鮮停戰協定而歡欣雀躍，但是我們不應該“過度興奮和樂觀……相反，我們應該嚴格秉持現實的態度，認識到，這只是標志著我們在為和平而戰的長篇中翻開了新的一章。”美國的各大報紙也紛紛刊登文章，警示美國公眾世界和平面臨的挑戰，號召人民為保衛世界的和平而戰斗。如《華盛頓郵報》于1953年7月27日刊登了關于《朝鮮戰爭停戰協定》的評論文章，警告美國人“我們不應該因為朝鮮形勢的緩和而放松警惕……重要的事情是子彈停止飛的時候，我們要堅持不懈，這樣更容易理性地看到深層的問題。今天我們希望朝鮮停戰協定能夠創造實現真正和平的氛圍。”

　　大體說來，通過將朝鮮戰爭視作聯合國集體安全理念的勝利（盡管沒有得到美國社會的認同和接受），并將其視作美國追求和平道路上的第一步，艾森豪威爾政府試圖消除戰爭的失敗給美國的國民意識造成的負面沖擊，同時也巧妙地規避了美國參加朝鮮戰爭是否正當、犧牲是否值得等實質性問題的討論，朝鮮戰爭因而被有意忘卻。

　　2“戰俘通敵賣國”：朝鮮戰爭、冷戰士氣以及美國軍方主導的選擇性記憶

　　朝鮮戰爭的特點之一就是有大量的士兵被俘虜，而關于戰俘遣返的問題成為朝鮮停戰協定（從1951年6月持續至1953年7月）中談判方爭論最為激烈、耗時最長的議題。北朝鮮和中國依據關于戰俘遣返問題的日內瓦公約，要求遣返所有戰俘，但是美國從自己的冷戰利益需求考慮，認為全部遣返北朝鮮和中國戰俘會影響未來“自由世界”與“共產主義”之間的較量，因此堅持戰俘“一對一遣返”和“自愿遣返”的原則，企圖扣留北朝鮮和中國的戰俘。為此，朝鮮停戰協定幾次受阻，經過多次交涉，談判方各自做出一定讓步，北朝鮮和中國同意戰俘非全部遣返，美方放棄了“一對一遣返”的要求，最終戰俘遣返問題才得以解決。

　　1953年7月27日，停戰協定簽訂，開始陸續釋放戰俘。對于美國人而言，朝鮮戰爭不是以美國投放原子彈或者占領了外國領土而結束，而是以最后一個戰俘離開了戰俘營為標志。根據美國國防部的統計，美國有7190名戰俘，其中有4428名戰俘通過官方交涉而得到釋放。但是并非所有被釋放的美國戰俘都選擇了歸國，1953年9月，戰俘大規模交換行動開始后，23名美國戰俘拒絕歸國，選擇住在中國。他們通過北京電臺，向美國國內的家人解釋他們沒有叛變，“在目前的情況下，美國國內和平和自由的聲音都被壓制，真正的叛徒是那些將美國推向一場他們不想要的戰爭的人”。這些美國戰俘認為自己將來有一天會返回美國，但是目前美國盛行的軍國主義、種族主義以及麥卡錫主義讓他們深感驚恐而難以做出歸國的決定。1954年1月歸國日截止時，只有兩名戰俘接受了政府的要求和家人的勸說改變了想法，但仍然有21名戰俘摒棄了回歸美國的意愿，選擇住在中國。

　　21名戰俘的事件引發了美國社會各界包括政府、軍方、媒體等對戰俘忠誠度和懦弱性的大討論，可以說，從1953年至1965年，美國社會對戰俘問題的討論和反思成為了記憶朝鮮戰爭最重要的主題，而關于戰爭本身的討論和反思，如朝鮮戰爭是否合法化、戰爭的意義何在、美國在戰爭中應該汲取怎樣的教訓等問題則被邊緣化。用史學家費倫巴赫的話說，“戰俘問題比戰場受到的關注還要多。”

　　在這場大討論中，美國軍方起著主導的作用。為了冷戰的外交需求，維護美國國家安全的利益，他們對歸國的美國戰俘采取了嚴厲的審查、拷問和懲罰制度，從一開始將美國戰俘的行為定義為通敵叛國，從而控制了美國社會對朝戰戰俘問題討論的議題。

　　當朝鮮戰爭還在進行中時，軍方就申明有美國戰俘通過短波電臺節目或在給家人的信中表達了對戰爭的厭惡。1953年初，美國國防部長查爾斯·威爾遜（Charles Wilson）指出，在29000封美國戰俘寫給家人的信中，“幾乎”所有的信件都譴責了美國華爾街的資本商人，并請求家人與他們一起共同反對這場“無用”的戰爭。當這些戰俘歸國時，美國政府和軍方就很擔心這些戰俘會將他們在短波節目中傳遞的信息公開在國內傳播，因此，在1953年4月戰俘小規模交換行動開始之前，美國軍方就對歸國戰俘采取了謹慎的態度。空軍司令米勒德·C.尤恩（Milliard C.Young）在提交給國防部的報告《美國和其他聯合國軍隊戰俘被洗腦的問題》中發出警告，“這些被‘洗腦’的戰俘可能會指責盟軍而贊揚共產黨。”當戰俘小規模交換行動開始后，149名被釋放的美國戰俘有20名戰俘被軍方秘密轉移至賓夕法尼亞州福澤谷的一個精神病病區，國防部宣稱這些戰俘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的滲透，正在接受精神病學家的治療。而當時的主流雜志《生活周刊》也宣稱中國軍隊已經改變了戰斗的方式，“控制了美國歸國戰俘的頭腦，并將他們送回來宣揚共產主義思想。”1953年5月25日該雜志用長達九頁的篇幅刊登了這20名美國戰俘口述的故事，不過這些戰俘都否認自己被共產黨”洗腦“，也拒不承認自己和共產主義有“沾染”。盡管軍方關于美國歸國戰俘被“洗腦”的說法遭到質疑，但是歸國戰俘存在通敵行為卻成為美國認定的事實。

　　1953年8月當戰俘大規模交換行動開始后不久，23名美國戰俘宣稱放棄歸國，留在共產主義世界，這更引發了軍方對朝鮮戰爭戰俘忠誠度問題的深度關注，在軍方看來，21名“叛變”的戰俘是美國戰斗士氣敗壞的典型例子。軍方在1953年12月作戰方戰俘交換完成之后，立即接管了對歸國戰俘的管理，他們對這些戰俘進行了為期兩個月的嚴厲質問和嚴格的智力和思想測試，大約有1000多名戰俘接受了質問，軍方負責人麥·亨利·西格爾（Mai Henry Segal）公開發表申明，指出美國有很多戰俘確實受到了共產主義的影響和滲透，和共產黨軍隊存在共謀行為。1954年，艾森豪威爾政府專門成立了朝鮮戰爭美國戰俘調查小組，由美國國防部助理部長卡特·伯杰思（Carter Burgess）擔任主席。1955年成立了國防部戰俘咨詢委員會，目的在于負責教導和培訓軍隊官員在戰爭中如果被俘，如何做出應對。此后，國防部戰俘咨詢委員會公布了關于戰俘調查的結果，明確指出太多“被動的戰俘”缺乏“足夠的愛國主義”，“站在了”共產黨一邊——和共產黨合作、告發其他的戰俘而且放棄了和敵人的對抗。報告指出，“幾乎所有的美國戰俘突破了只能交代姓名、軍銜、編號和出生日信息的限制”。

　　軍方關于朝鮮戰爭戰俘通敵叛國的說法得到了美國大眾媒介和文化界的進一步強化。自21名戰俘“叛變”的事件發生后，關于朝鮮戰爭中美國戰俘的負面報道充斥了各大期刊和報紙，例如《朝鮮戰爭的懦夫》（《時代周刊》1953年9月2日）《被洗腦的朝鮮戰俘》（《學術》1954年5月12日）《老兵的獄友控訴》（《生活》1954年10月11日）《洗腦：是制定政策的時候了》（《大西洋月刊》1955年4月）《投降的戰俘類型》（《科學摘要》1955年12月）以及《為什么戰俘通敵？》（《科學雜志》1957年5月11日）。通過《紐約時報》索引也顯示，戰俘大規模交換行動之后，關于戰俘的負面新聞由之前的33%上升至76%。

　　1957年10月26日，記者尤金·金基德（Eugene Kinkead）在《紐約人》上發表了題為《歷史上的新話題》一文，他指出，美國存在全面的士氣崩潰和大規模的同謀，“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美國戰俘和俘虜他們的人有同謀合作”，“從撰寫反對美國的宣傳頁，到告發自己的戰友，到不太嚴重的罪行，如發送圣誕問候傳遞共產主義的正面信息等”，這種現象前所未有。同時，美國軍事精神分析師、陸軍上校威廉姆·歐文·梅爾（Maj.William Erwin Mayer）作為軍方觀點的主要代表，通過軍隊、政府、學校以及電視廣播等各個渠道發表演講，進一步肯定并宣揚了金基德關于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美國戰俘和俘虜他們的人有同謀合作的論斷。他批評美國戰俘在朝鮮戰爭中消極被動、能力差、對美國主流價值觀不忠誠并缺乏愛國主義精神。金基德和梅爾的論斷和觀點在當時影響很大，成為美國社會理解朝戰戰俘問題的主流觀點。

　　美國戰俘懦弱通敵也成為美國大眾文化討論朝鮮戰爭時最主要的敘事。1954年，第一部反映這一主題的電影《戰俘》（Prisoners of War）在美國上映，電影中展現了多名美國戰俘受到共產主義的影響，成為“進步主義者（progressives）”。在此之后，《竹監獄》（The Bamboo Prison，195440）《叛諜》（The Rack，1956年）《時間極限》（Time Limit，1957年）《滿洲候選人》（The Manchurian Candidate，1963年）以及電視系列劇《外星界》（The Outer Limits）中的《夢魘》（Nightmare）都進一步固化了人們對美國的朝戰戰俘被“洗腦”、軟弱屈從的負面印象。同時，文學作品也淋漓盡致地批判了戰俘中“進步主義者”的懦弱表現，這些作品包括杜安·索林的《板門店之行》（A Ride to Panmunjom，1956年）、威廉姆斯·佛瑞斯特的《迷》（Stingma，1957年）、佛朗西斯·波利尼的《黑夜》（Night，1961年）、查爾斯·豪的《火焰谷》（Valley of Fire，1964年）等，其中《z黑夜》和《火焰谷》兩部作品中描述的戰俘大多數都是“進步主義者”，是一群“道德墮落的美國人”。

　　1953年至1965年間，經過美國社會從軍方、媒體到大眾文化的大力宣傳，“通敵”“被洗腦”成為當時美國社會描述朝鮮戰爭老兵時最常用的詞匯，美國人普遍認為歸國戰俘中很多受到共產主義思想的滲透，有的甚至和共產黨同謀，試圖顛覆美國的國家和社會安全。對于美國人來說，朝鮮戰爭的失敗暴露了美國在和蘇聯的對抗中缺乏足夠的意愿和能力，而歸國戰俘就是這種軟弱無能的代表。在美國政府、軍方、媒體和大眾文化一同努力下（盡管有時會出現不同的聲音，但是始終沒有出現重大分歧），朝鮮戰爭的失敗記憶轉化為對朝戰戰俘甚至國民弱點的反思和討論，并進而成為美國官方提升國民冷戰士氣的有力武器。

　　在朝鮮戰爭中，美國戰俘為什么會表現如此軟弱，為什么會背叛了自由制度？一種解釋是從外部尋找原因，將罪責歸咎于北朝鮮和中國，認為美國戰俘在戰俘營中被共產黨軍隊“洗腦”。“洗腦”派的觀點宣稱，美國戰俘由于被“洗腦”，向美國報紙寫稿宣揚共產主義的優勢和揭露美國帝國主義的本質，甚至相信了共產主義而拒絕歸國。持“洗腦”派觀點的人主要包括政府、軍方代表和新聞界記者等可以對社會主流意見產生影響的人。但是政府和軍方很快發現這種解釋有效性并不強。一方面，它很難得到歸國戰俘的證實，在小規模交換行動中歸國的戰俘在接受采訪中都否認自己被“洗腦”——而且幾乎沒有戰俘知道這個詞的存在，即使那些被認定具有“進步主義”傾向的戰俘也拒不承認自己被“洗腦”；另一方面，美國政府和軍方認為“洗腦”并不是他們非常喜歡的概念，因為其和他們秉持的價值觀相悖，他們很難想象“洗腦”背后需要有多大程度的威脅和恐嚇才可以讓一名士兵支持自己國家的敵人。更重要的是，對于美國政府和軍方，將美國戰俘的責任歸為共產黨的“洗腦”，則不利于嚴整軍紀，不利于強化全民反對冷戰的決心，因而，“洗腦”的說法很快就被否認。1956年美國陸軍隊發行了一個題為《共產黨對戰俘的質問、滲透和利用》的報告，指出所謂“洗腦”是一個“公眾的誤解”，“幾個政府機構進行了全面調查，沒有證明朝鮮戰爭中出現任何一例美國戰俘被‘洗腦’的事件。”1957年，參議院通過了由政府行動委員會遞交的報告，題為《共產黨對美國軍隊和普通戰俘的質問、滲透和利用》。在報告中，康奈爾大學的醫學教授哈羅得·G.沃爾夫（Dr.Harold G.Wolff）通過廣泛調查發現公眾關于“洗腦”的推測并沒有任何證據支持。到50年代末，關于美國戰俘由于被“洗腦”而發生和共產黨同謀行為的解釋逐漸淡出美國公眾的記憶。

　　另一個解釋是從美國社會內部挖掘原因，認為美國國民性格、文化和教育制度都存在極大缺陷和弱點，從而使這些士兵在被俘虜時變得軟弱，經不住考驗和壓力，背棄了美國的自由制度，轉而信仰了共產主義。這派觀點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記者金基德和美國軍事精神分析師。金基德在《只有一場戰爭例外》（1959年）一書中指出，美國歷史上的其他戰爭，無論戰俘營看管多么嚴實，總有很多美國戰俘成功越獄逃跑，唯獨朝鮮戰爭的戰俘例外。他認為，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美國培養這些士兵的整個文化模式出現了問題，表現在“兒子的家庭教育、教育體制、體格健康、宗教信仰忠誠度、生活在世界生活水平最高的國家的優越感”等方面。和金基德的立場一樣，梅爾也認為“朝鮮戰俘營中美國士兵的行為讓美國人嚴重質疑自己的國民性格、教育制度，許多戰俘的行為從榮譽、品質、忠誠、勇氣和個人正義方面講都沒有達到歷史上美國人的標準。”梅爾在1956年2月接受《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的采訪時指出，這些美國戰俘之所以很快就屈服于共產黨，是因為這些士兵對自己的國家及其經濟和政治制度以及其他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知之甚少，而且過于依賴短暫的物質富裕帶來的優越感，因此，當這些物質的財富被剝奪之后，他們就會產生不安全感、容易被操縱，難以保持自己的忠誠和信仰。梅爾特別批評了朝鮮戰爭中美國士兵的三個缺陷：缺乏內在的紀律性（他認為主要是因為家庭中母親的強勢造成的）；缺乏對美國民主制度的認識（他認為這主要是美國教育制度過多強調進步主義思想、缺乏愛國主義教育導致的）以及“士兵在戰爭中缺乏高尚的道德品質”（他認為這是由于軍隊太注重滿足士兵的福利而造成的）。盡管金基德和梅爾的觀點在當時雖然遭到了一些批評和反對，但是他們的解釋成為戰俘大規模交換行動完成之后美國社會對戰俘通敵行為最主流的解釋，被很多有政治和社會影響的人物接受，包括艾森豪威爾總統、聯邦調查局局長J·埃德加·胡佛（J.Edgar Hoover），還有政治學家安東尼·布斯卡倫（Anthony Bouscaren）、歷史學家費倫巴赫（T.R.Fehrenbach）、羅伯特·萊基（Robert Leckie）、哈里·米德爾頓（Harry Middleton）、羅素·科克（Russel Kirk）和教育改革家麥克斯·諾（Max Rafferty）和奧斯汀·路德（Augustin Rudd）等。

　　對于當時的美國人來講，朝鮮戰爭中士兵被俘虜已經不僅僅是一個普通的監禁現象，而是反應了冷戰中美國面臨的國家危機。朝鮮戰爭的失敗就是因為美國戰俘的軟弱，因為他們和共產黨有同謀行為，而戰俘問題的背后則是整個美國教育文化模式的失敗，尤其是在培養教育年輕人的道德品質方面出現了重大的缺陷。如果美國士兵如此懦弱、缺乏組織紀律和愛國主義精神，那么美國如何在冷戰中獲勝，美國的國家安全如何得以保證？

　　對于美國政府和軍方來說，唯有對這些“背叛”戰俘進行嚴厲的懲罰，才可以重振冷戰中的國內士氣、激發國民反對共產主義的熱情。戰俘歸國后不久，軍方就明確了對“通敵叛國”戰俘的官方態度。1954年4月，美國進行了第一個軍事法庭審判，下士愛德華·狄金森（Edward Dickenson）被指控和共產黨同謀，而在首府華盛頓被告上了法庭。之后，軍方指控多名戰俘有同謀罪而將他們告上軍事法庭。共有14名戰俘被宣判有罪，終身監禁，包括2名起初放棄歸國，之后思想又發生轉變的戰俘。1955年8月17日，艾森豪威爾總統簽署了10631號總統令，確定了陸軍軍官士兵的六點行為規則，其中包括戰俘不能透露除自己的名字、級別、入伍編號和出生日之外的任何信息，而美國陸軍也設計、開設了專門的培訓課程，教授士兵們如何在被俘時保持士氣和忠誠。

　　軍方對美國朝戰戰俘的嚴厲懲罰、對軍隊的紀律強化成為了當時美國社會和文化看待朝鮮戰爭的風向標，美國社會對朝戰戰俘的同情和理解在軍方的壓力和影響下，最終成為了邊緣化的聲音，這一點在好萊塢電影中表現最為明顯。早期的好萊塢電影如《戰俘》（1954年）試圖將美國戰俘塑造成為臥底的形象，暗示人們任何通敵或拒絕遣送回國的美國戰俘都有可能是忠誠的秘密工作者，以此重塑朝鮮戰爭中美國被俘士兵的榮耀形象，但是《戰俘》中試圖對美國戰俘展示出來的同情并沒有得到美國軍方和社會的認可，國防部最終撤銷了對這部電影的支持，而該電影票房也很差，沒有受到觀眾的好評。

　　很快，好萊塢電影對朝戰戰俘的態度迅速偏向了官方——嚴厲懲罰。1956年，《叛諜》作為第一部國防部全力支持的關于戰俘主題的電影開始上映。米高梅電影制片公司在拍攝《戰俘》失敗之后，再次選擇了朝戰戰俘的話題，不過在《叛諜》的電影中，對待戰俘的態度發生了變化，由同情戰俘轉向了官方的立場一—法庭審判。《叛諜》講述了一名戰俘被北朝鮮“洗腦”而背叛了美國的故事。主人公美國陸軍上尉愛德華·霍爾（由年輕演員保羅·紐曼扮演，他在北朝鮮監獄里被監禁兩年）在朝鮮戰爭中被北朝鮮俘虜。戰爭結束后，他被釋放歸國，但是回國不久他就背上了和北朝鮮軍隊同謀合作、背叛祖國的罪名。愛德華出身軍人家庭，父親是一名上校，他和弟弟從小都受到了美國正統的愛國主義教育，他本人在二戰中因為表現突出，曾被授予銀星獎章，是美國軍隊的優秀代表。但是電影反復強調愛德華在朝鮮戰爭中卻沒有抵住壓力，投降了北朝鮮。愛德華的父親為自己兒子的叛國行為感到羞恥，對他來說，他寧愿愛德華像弟弟一樣犧牲在戰場，也不要他做出如此可恥的叛國行為。愛德華被告上軍事法庭，在法庭上他做出了辯護，指出他被俘期間，沒有受到身體上的虐待，但是北朝鮮利用他不幸的家庭故事——母親在他12歲去世，父親對他粗魯嚴厲，從來都不關愛他——摧毀他的意志，當愛德華知道弟弟去世的消息后，他突然覺得這場戰爭毫無意義。盡管法庭上他堅持申明自己沒有違背底線，他的父親也原諒了他，但是美國軍事法庭還是認定，他犯了背叛國家的罪行而必須給予刑罰。

　　在搬上電影銀幕之前，《叛諜》以電視劇的形式在ABC播映。劇本作者是當時美國著名的電視劇作家羅德·瑟琳（Rod Serling）。瑟琳一生寫了上百部電視劇本，其中《叛諜》是他花費時間最長的一部作品，長達19個月，而且修改了七次。在劇本后記中羅德承認一開始他對這些戰俘的態度是，“我們不能懲罰這些人，在我們的政府形式下不能懲罰他們，根據一個民主政府制定的人類行為原則我們也不能懲罰他們。懲罰他們是不正義、不理性的。”后來針對這個問題他專門去華盛頓和五角大樓的官員進行了探討。羅德承認經過三個星期的交談、采訪和閱讀，他明白了這些軍方官員“承擔著解決國家生存這個當前極其緊迫問題的重大責任，他們必須遵循先例原則審判、判決他們。”最終，羅德將法庭懲罰朝戰戰俘寫進了劇本中。羅德承認，無論在什么壓力下，戰俘都不能屈服，但是愛德華沒有做到，所以他受到懲罰是應該的。“投降是一種選擇，性格則是關鍵的變量，而不是被監禁的條件。”在電影中，愛德華最后也承認了這一點，他用軍事法庭的審判去贖罪，以給后人留下教訓。在被審判之前，他用清晰、堅定的聲音說道：“我希望每個人都能想我現在所想，因為如果他們這樣做了，他們就會知道出賣自己會是怎樣的一個人。”愛德華接受了法庭起訴，承認自己在最需要信仰的時候，卻放棄了它。

　　戰俘通敵叛國問題成為朝鮮戰爭后美國塑造民眾戰爭記憶的重要主題，深刻影響了美國人對這場戰爭的理解。在美國人看來，無論戰俘通敵叛國的原因是什么，戰俘都不應該屈從，這是美國社會對這一問題達成的共識。大批戰俘留在共產黨國家或回國后為共產黨國家效力都極大損害了美國政府極力展示的朝鮮戰爭的正義性，顛覆了美國極力塑造的士兵在對外戰爭中的英雄主義形象，削弱了美國價值觀、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威力，有損于國民的反共士氣，使美國在與蘇聯的意識形態斗爭中處不利地位。這使美國人更加不愿意回憶和討論朝鮮戰爭。換言之，戰俘問題與美國社會長期持有的關于美國在對外戰爭中捍衛自由、追求正義，士兵勇敢、富有犧牲精神的國家歷史敘事格格不入，因此必須把朝鮮戰爭從有關美國歷史的主敘事中抹去，讓人們把朝鮮戰爭遺忘。

　　3一場意義模糊的戰爭：大眾文化對朝鮮戰爭的塑造

　　1950年6月29日，杜魯門召開記者招待會，一位記者問：“總統先生，我們國家的每個人都在問，我們是不是處于戰爭狀態呢？”杜魯門強調說，“不是”。另外一位記者進一步問：“將這次行動稱為‘聯合國主持下的警察行動’是不是正確？”杜魯門答道：“確實可以這么說。”在電影《堅韌的刺刀》（The Fixed Bayonets，1951年）中，一個被應召再次參戰的老兵就抱怨道：“他們把它稱作集體行動，為什么他們不派警察去呢？”

　　這兩段對話集中反映了朝鮮戰爭的特點：意義模糊。杜魯門政府始終沒有向美國公眾明確界定美國參加朝鮮戰爭的真正意圖，朝鮮戰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場沒有清晰目標、意義模糊的戰爭。這種情況和二戰完全不同。二戰時期，羅斯福在宣戰演講中清晰地界定了美國參戰的目標，即為自由和民主而戰，而且戰爭中有明確的敵人。二戰時期美國官兵都非常清楚美國為什么而戰，敵人是誰，打敗德國和日本有多么重要，他們甚至不需要通過弗蘭克·卡普拉（Frank Capra）的紀錄片《我們為什么而戰》來了解戰爭的意義。許多二戰的文化作品也都明確表達了美國在戰爭中的國家身份和國家目標，闡釋了美國為什么而戰這個重要的問題，即美國參加二戰是為了保護民主制度、為了實現羅斯福的“四大自由”但是，當美國士兵應召被派往朝鮮戰場時，他們并不清楚美國為什么要打這場戰爭。

　　朝鮮戰爭期間和戰后相當長的時間內，美國的大眾文學對這場戰爭也正是這樣描繪的：朝鮮戰爭是一場沒有意義的戰爭。1952年，美國著名小說家威廉姆·斯泰倫（William Styron）在小說《遠征》后記中寫道：

　　“突然陷入了戰爭，一場不明了、含糊不清的戰爭，如果不通過欺詐基本可能不會‘贏’的戰爭，一場沒有意義、不受歡迎的沖突，甚至連最血腥的政治家和戰爭狂也不愿意費力將它塑造成一場愛國的戰爭，這是一場沒有標語、沒有歌頌、沒有英雄的戰爭——忍受這種戰爭對于參與其中的大多數士兵來講，是件忍無可忍的事情。”

　　作者斯泰倫是一名二戰老兵，曾在美國海軍陸戰隊服役，當朝鮮戰爭爆發時，他再次應召入伍，但是他個人對于這場意義不明了的戰爭充滿了不滿和怨憤。小說《遠征》就是以他的經歷為原型，展現了兩名預備役軍人曼恩尼克斯和庫爾夫對自己要加入這樣一場意義模糊的戰爭的焦慮、憤怒以及反抗。小說中，上校坦普爾頓為了檢驗軍隊參加朝鮮戰爭的有效性，命令海軍預備役軍隊進行36英里的夜行，年僅30歲的曼恩尼克斯公開反對他的上司，最終遭到逮捕并被告上法庭；而庫爾夫覺得自己像一只被遣送到屠宰場的綿羊，與曼恩尼克斯不同，他試圖通過放棄而表示自己的抗議。

　　不僅是小說，一些回憶錄里也突出類似的主題，即戰場上的士兵對這場戰爭的意義深感懷疑。美國戰地記者凱斯·比奇（Keyes Beech）在回憶錄中描述了士兵們對朝鮮戰爭的看法，認為士兵不理解這場戰爭。他寫道：

　　“從士兵的立場看，朝鮮戰爭并不值得打。從一開始這就是一場錯誤的戰爭，起初，美國參戰是為了爭取守住‘三八線’這個地理目標，后來是為了跨過鴨綠江。但是當中國共產黨加入了戰爭，戰爭對士兵來說已經沒有了地理的意義。士兵沒有辦法說‘這就是朝鮮戰爭。現在我們贏了，現在我們可以回家了。’戰爭中沒有像東京、羅馬或者柏林這樣具體的目標。對于美國士兵來說，在綿延不斷的山脊以北只有廣闊無垠、令人生畏的亞洲大陸，在那里的人生活方式他們根本不能理解。”

　　朝鮮戰爭有將近兩年的時間，美國完全陷入停戰談判的僵局之中，但是在談判期間戰火依然繼續，這愈發讓美國人無法理解。許多文化作品深度質疑停戰協定即將簽訂，美國士兵還必須做出犧牲，意義到底何在？1953年由派拉蒙影業公司出品的電影《停火》（Cease Fire）中，導演歐文·克拉姆（Owen Crump）對這一問題提出了質疑。故事發生在停戰協定簽訂日，當美國一個步兵排滿心歡喜地期待回家時，卻不得不接受新的巡邏任務。在巡邏的過程中，14名士兵中共有8名喪生，而一名叫金的韓國士兵最終沒有能夠等到回家的喜訊而與懷孕的妻子團聚。歐文將其諷刺地稱為：“前線平靜的一天”，嘲諷了美國政府為了在板門店的談判中贏得更多無意義的優勢而導致士兵做出無謂的犧牲。

　　美國在停戰協定即將簽訂之際，還選擇讓士兵在戰場上做出犧牲這到底值得嗎？1959年電影《豬排山戰役》（Pork Chop Hill）再次對這個問題提出了深刻質疑。根據陸軍預備役軍官S·L·A.馬歇爾1953年出版的同名暢銷書改編的《豬排山戰役》中多處展現了美國軍官和士兵對朝鮮戰爭意義的不理解，尤其不能理解為什么停戰協定即將簽訂，他們卻要犧牲生命占據毫無戰略價值的255高地。豬排山戰役是美軍第7步兵連和中國軍隊之間的一次較量，戰役中美軍中尉喬·克萊蒙斯指揮的步兵連最初有135人，但后來只剩下25人。電影中，無論是軍官還是士兵都在質疑這樣的犧牲是否值得。

　　美軍中尉喬·克萊蒙斯帶隊出發攻占豬排山之前，士兵隊員蘇吉就問喬說：“豬排山值嗎？它只是一個差勁的、不值得防衛的前哨陣地，它值得一個連的軍力嗎？”喬也很困惑，他解釋說，“它是板門店談判這個大游戲中一個無用的地方。”士兵富蘭克林從一開始就表現出對戰爭的厭惡情緒，他假裝摔倒，想脫離部隊。在喬的嚴厲命令下，他才緊跟著部隊，極不情愿地繼續前進。后來，富蘭克林躲藏在屋子里，當喬進屋時，他威脅要殺掉喬。在后來和喬之間的對話中，富蘭克林進一步反映出他作為一名普通士兵對待當時戰爭的態度：“我為什么要為朝鮮而犧牲呢？我為什么要關心這座令人討厭的山頭呢？”隨著戰役的推進，美軍傷亡越來越多，喬的步兵連僅剩下35人。面對著傷亡，豬排山是否值得付出如此代價的問題再次出現，中尉沃爾特·拉塞爾和喬治連前來援助喬，他問喬：“豬排山值嗎？”喬回答說：“我也在想這個問題。在什么意義上值呢？它沒有任何軍事上的價值。我懷疑美國人不會資助一美元給這場戰爭。”

　　可見，從一開始，美國軍官和士兵都認為豬排山是一個沒有價值的東西，而他們必須用生命極力去維護它，僅僅是因為政治家認為這樣可以證明美國的意志和能力。喬和其他的軍官深刻認識到這場戰役沒有任何意義。電影中，美國政治家在放棄進攻還是重新發動進攻之間選擇了后者。官兵們選擇了堅持，并不是出于對美國外交政策和價值觀的高度認同，而僅僅是因為軍人必須要堅守自己的本職，那就是要堅持戰斗。美國用110人的生命爭取到一個沒有價值的山地，而且是在停戰協定即將簽訂之際，這是一個巨大的諷刺。

　　對于美國人來說，這場無意義的戰爭不僅僅造成了士兵的犧牲，而且也帶來了眾多的家庭悲劇。

　　1953年由詹姆斯·米奇納（JamesMichener）發表的暢銷短篇小說《孤獨里橋之役（The Bridges at Toko-Ri）》對美國為一場錯誤的戰爭而付出的個人犧牲做出了解讀。小說于1954年搬上銀幕，并獲得了1956年奧斯卡最佳特效獎。主人公哈利·布魯貝克是一名服役于美國海軍航空兵VF-192“金龍”艦載戰斗機中隊的戰斗機飛行員，也是一名二戰英雄，他被指派參加由聯合國軍發起的“空中封鎖線戰役”，即對“三八線”以北的朝鮮軍事設施以及道路橋梁進行轟炸摧毀。哈利對再次被征入軍隊、派到朝鮮打仗一直憤憤不平，他本來在國內從事著體面的律師職業，有幸福的家庭。哈利對美國參加朝鮮戰爭并不認同，最后，他接受了轟炸的任務，也不是出于對美國外交政策的認可，而是出于對軍人本職工作的尊重。故事的結局是哈利和其他兩位飛行員佛尼和奈斯特在執行飛行任務中墜機并最終犧牲在戰場。電影展現的不僅僅是戰場上的犧牲，更包括了士兵家庭的悲劇。電影中，第77海上艦隊司令塔蘭特自己的兩個兒子在二戰中戰死，他的妻子因為失去兩個兒子而精神錯亂，“總是獨自坐在自己的屋里，編織兒童毛衣”；飛行員佛尼無法正常戀愛結婚，而哈利兩個可愛的女兒和美貌的妻子不得不忍受失去哈利的痛苦。美國做出這樣的犧牲值得嗎？在電影中，艦隊司令和哈利的一次談話從冷戰的意識形態角度出發，反思了朝鮮戰爭的目的，認為它是為了防止多米諾骨牌的發生。“軍事上我認為這是場悲劇，我們應該退出，但是如果退出朝鮮戰爭的話，他們會占領日本、印度支那、菲律賓，到時候我們從哪里反抗？密西西比？”但是他也承認朝鮮戰爭是美國“在錯誤的地方打的一場錯誤的戰爭”。就像大多數電影批評家所評述，“這部電影對朝鮮戰爭的意義提出了質疑：個人做出如此巨大的犧牲意義何在？但是電影沒有做出相應的回答，也沒有試圖去回答這個問題。”

　　美國士兵在朝鮮戰場缺乏愛國熱忱和勇氣，對他們來說，朝鮮戰爭的意義完全和道義、信念無關，而且缺乏像二戰一樣的崇高目標，能夠活下來成為他們戰斗的唯一目標，這也成為一些描寫朝鮮戰爭的大眾文化作品展示的主題。

　　《幽冥神話》（Two-Fisted Tales）和《前線戰斗》（Frontline Combat）這兩部漫畫小說在1950年至1952年出版，當時也正是朝鮮戰爭進入白熱化的階段。在這兩部漫畫小說里，美國士兵更是被描述成松散懈怠、戰斗意志不堅定的一群人。在這些士兵看來，美國正在打一場不必要的戰爭，對于他們來說，戰爭的目的不是為了美國高尚的國家事業，而是為自我的存活。在詹姆士·祝特（James Drought）的小說《秘密》（1963年）中朝鮮戰爭被視作一場沒完沒了的拳擊比賽，一場由政治家設定的比賽，明知不會贏，但是還必須堅持打下去，直到犧牲生命才能退出比賽。安瑟尼·曼（Anthony Mann）導演的電影《戰爭中的人們》（Men inWar，1957年）中，戰爭的目標對士兵來說也是模糊不清，他們在戰爭上拼命，也只是為了最后能夠活著。24步兵師中的一個排和美國的大部隊失去了聯系，為了重新歸入大部隊，排長本森（Lt.Benson）上尉決定帶領士兵們向465高地的軍營行進，行程途中，多名士兵被混入的北朝鮮軍隊殺死；當他們快到軍營時，發現遠處有一群士兵沖他們吶喊，蒙大拿中士（Sergeant Montana）在沒有確認這群人是否是美國士兵的情況下（事實上，軍營已經失守，并被偽裝成美國兵的北朝鮮軍隊占領），立即開槍打死了他們。在蒙大拿身上，自我生存已經超越了任何良心和道德的約束。

　　美國文化作品揭示了美國官兵缺乏對朝鮮戰爭本身的堅定信仰、對這場戰爭充滿了厭惡的事實，并將朝鮮戰爭視作一場美國的災難和悲劇，一場美國人不值得為之付出犧牲的戰爭。但是他們沒有努力去回答美國為什么要參加朝鮮戰爭這個關鍵的問題。就像一位美國電影歷史學家所講：“朝鮮戰爭的電影沒有解釋我們為什么要去打這場戰爭，而且他們也不關心這個問題。”

　　大眾文化作品對朝鮮戰爭意義的質疑和模糊化處理使得這場戰爭既無法像二戰那樣被作為一場崇高的“好戰爭”而被反復提及、敘說和謳歌，也不能像越戰那樣不斷被批評、譴責和反思，也就是說它在美國國家記憶中既不能成為體現美國國家特性和榮耀的典范，又不能充當展示和辯論美國國家錯誤和悲傷的教訓。朝鮮戰爭成為一場缺乏崇高，沒有英雄，但也沒有留下巨大傷痛，因而是一場不值得記住的戰爭。

　　4結論

　　集體記憶是對過去的表述和再現，而集體遺忘則相反，是將過去塵封起來，讓過去從公共討論中淡出。一個國家對待自己的過去，記住什么，忘卻什么，都是有選擇性的，而選擇是根據當前的國家政治、外交以及利益需求而確定的。在1953年至1965年這段時期內，美國政府從和蘇聯冷戰對抗的現實需求中出發，從有利于美國繼續推進冷戰戰略的角度考慮，對朝鮮戰爭進行了選擇性的集體記憶塑造，試圖把這場美國并沒有獲得勝利的戰爭描繪成集體安全原則的勝利，在遭到質疑和反對后，則把目光轉向未來，以回避對朝鮮戰爭勝敗得失的討論，忘卻戰爭帶來的傷痛。而美國軍方關于戰俘通敵的指控和媒體關于“洗腦”問題的討論摧毀了構建關于朝鮮戰爭英雄主義敘事的可能性，使戰場上的士兵難以成為謳歌和懷念的對象。大眾文化作品對朝鮮戰爭崇高性的質疑和戰爭意義的解構也使記憶和討論這場戰爭逐漸變得沒有意義。這些因素匯聚在一起，使朝鮮戰爭成為一場沒有任何紀念形式的戰爭，一場沒有產生社會分歧和爭議的戰爭，一場沒有引起社會傷痛的戰爭，并因此在美國人的集體記憶中逐漸淡出，乃至消失的戰爭。而沒有了本應承載傷痛和深刻教訓的朝鮮戰爭記憶的制約，美國很輕易地再次卷入了另外一場無法獲得勝利的戰爭——越南戰爭，并因此陷入深刻的社會分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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