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9月15日向陳永貴走來。這個日子為陳永貴帶來了動力，帶來了壓力，也帶來了活力。由他創業起家的大寨和昔陽為顯明的招牌，以黨中央的名義出現在這里召開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這在陳永貴所走過的路程上無疑又是一個里程碑。

　　這次會議是由毛澤東主席提議，政治局通過做出決議的。這就決定了這次會議的規模，聲勢與級別。為開好這次會議，主持全國農業工作的華國鋒、陳永貴兩位副總理做了很長時間的準備工作。華國鋒所作的報告由胡喬木主持起草。報告成稿后，華國鋒很滿意，表揚他文章寫得好，抓住了中心。胡喬木說：“是大寨精神鼓勵我寫出來的。”有關大寨、昔陽方面的材料，包括中共昔陽縣委副書記王金籽的報告，郭鳳蓮的報告，以及昔陽縣的幾個典型材料由宋莎蔭和他的寫作班子起草。宋莎蔭對這些材料信心很足，又有一般記者不具備的才華，在不足二十天的時間里就拿出了所有會議需要的材料，晚上加班常常在兩三點鐘以后，由于過度疲勞，拿出材料后就住進了醫院。

　　這個會議要由全國2300個縣以上的主要領導干部出席，共3700多人。

　　一個小小的昔陽縣城，從哪里找到容納3700人的大會堂呢？不過碰巧，剛剛籌建的昔陽拖拉機廠有一個龐大的車間還沒有安裝，會議就決定在這里召開。會上發給每人一個小凳子作為座位，條件是十分艱苦的。一個縣城，要召開3700人的會議，吃飯和住宿也是個問題。山西、晉中、昔陽在這方面也作了很大的努力，全體會議代表的吃飯、住宿也得到妥善處理，不少代表住在離城四里遠的工廠企業。

　　會議未開之前，華國鋒提前趕到昔陽，住在第二招待所，檢查會議的準備情況。陳永貴因接待江青也提前回到大寨。9月15日會議開幕之前，當時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鄧小平和政治局的姚文元、吳桂賢等人也坐飛機趕到會場。會議由華國鋒主持，陳永貴致開幕詞。陳永貴的出場無疑是與會者注意的中心。由他開辟的事業驚天動地，也決定了他在這次會議上的地位。使與會代表更為關注的人，是會上將要代表中央發表講話的鄧小平。全農會的召開，是鄧小平重新工作后第一次在大場面會議上露面，許多老干部都想聽一聽他的演說。當華國鋒宣布鄧小平講話以后，全場的掌聲雷鳴般地爆發出來。鄧小平幾次招手停止鼓掌，掌聲不僅沒有停止，反而愈來愈大，接著全場有不少人站起來鼓掌。一些當事人介紹，當時有不少人掉下了眼淚，不約而同地意識到這么多的老干部真不該打倒。掌聲過后，鄧小平不看講稿，開始了他的講演：“我這個人對農業基本上是外行。內行是陳永貴同志、華國鋒同志。主要是靠永貴同志、國峰同志和在座多年搞農業的同志，把這個會開好。通過這個會議，大家帶頭把學大寨的群眾運動普及到每一個角落。”

　　隨后，鄧小平慎重宣布：“首先，我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對這個會議表示熱烈的祝賀，并且轉達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黨中央、國務院對所有同志殷切的期望！”他談到形勢大好，形勢逼人。說現在已經有拉后腿的現象。他嚴肅地批評了貴州、四川。說我是四川人，我們四川就是有這種情況。不只是四川，各省程度不同，也有這種情況。

　　鄧小平從學大寨的面上又講到了點上，他說：“大寨有個廣積糧，昔陽有個廣積糧。所以有個真學、假學、半真半假學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他講得就更加具體了：“學大寨，請大家注意，不要只看到糧食產量。要研究大寨、昔陽的一些具體政策。”他著重講了大寨的評工記分辦法，號召全國都來學習和借鑒這個經驗。

　　通過鄧小平在這次會議上的講話，細心的人可以觀察到在那個特定時期，中國政治舞臺上的一些值得研究的情況。那次會議的主席臺上坐著鄧小平、華國鋒、陳永貴，也坐著江青和姚文元。實際上形成了兩個陣線。鄧小平講話剛開始的時候，江青就插話：“鄧副主席是主席親自派來的。”鄧小平講了幾句話，江青又插話：“主席要鄧副主席在會上講幾句話。”鄧小平講了全國的農業情況和表揚了大寨、昔陽的戰天斗地精神，說到：“全國有三分之一的縣像大寨、昔陽那樣，糧食就沒地方擱了。”他的講話受到全場的歡迎。

　　當時正是鄧小平和江青斗爭最激烈的時候。在這次會議的開幕式上，本來沒有安排江青講話，但江青搞了突然襲擊，要在會上講幾句。她明知各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不來參加會議是中央決定的，卻又說各省第一書記不來開會是不重視農業。她對農業講了不多幾句，調子便一轉，轉向當時正在開展的政治運動評《水滸》問題。這次她還是講《水滸》的要害是架空晁蓋，“現在中央就有人架空毛主席。”江青的矛頭所向，參加會議的人不一定很清楚。但是鄧小平、華國鋒、陳永貴、姚文元這些人心里是清楚的。所以，當江青提出要印發她的講話稿和放她的講話錄音的時候，華國鋒就不同意，及時向中央作了反映，又通過中央報告了毛澤東主席。毛主席聽后，批評江青：“放屁，文不對題。”并明確指示：“稿子不要發，錄音不要放，講話不要印。”毛主席還安排人打電話告訴華國鋒，在大會上不要放江青的錄音，也不要發江青的講話稿子。華國鋒還安排王謙，山西也不要放。

　　由于江青的喧賓奪主，制造混亂，更引起鄧小平的不滿。全農會開幕式結束以后，鄧小平應陳永貴的要求，去大寨住下。鄧小平去過兩次大寨，第一次是重新工作后的1974年6月25日，他陪馬里國家元首兼政府總理穆薩·特拉奧雷上校訪問，當天就離開了大寨。這次，他本來準備住下，恰恰在大寨遇見了江青，只上山走了一圈就離開了。

　　全農會在昔陽開幕以后，會議代表又到大寨和昔陽的重點社隊和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工程上進行了參觀，又轉回北京召開。

　　會議回到北京以后，華國鋒作了《全黨動員，大辦農業，為普及大寨縣而奮斗》的報告。報告分“普及大寨縣是全黨的戰斗任務”，“建設大寨縣，縣委是關鍵”，“深入進行黨的基本路線教育”等五個部分。重點是“建設大寨縣，縣委是關鍵”，提出了建成大寨縣的六條標準：（一）有一個堅決執行黨的路線和政策，團結戰斗的縣委領導核心；（二）樹立了貧下中農的階級優勢，能夠對資本主義活動進行堅決斗爭，對階級敵人實行有效的監督改造；（三）縣、社、隊三級干部都能夠像昔陽那樣堅持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四）在農田基本建設，農業機械化和科學種田方面，進展快，收效大；（五）集體經濟不斷壯大，窮社隊的生產和收入，達到或超過當地中等社隊現在的水平；（六）農林牧副漁各業全面發展，增產數量大，對國家貢獻多，社員生活逐步改善。談到深入進行黨的基本路線教育時，華國鋒提出妥善解決鞏固發展集體經濟的四個問題：收回外流單干的勞動力；把分散單干的工匠組織起來；把社員超過黨的政策規定多占的自留地、開荒地收歸集體；糾正分配中不留積累，分光吃凈等傾向。這個報告是經過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的。報告剛完，江青就表示不滿意，指著華國鋒和陳永貴說道：“這個報告嘛，說得輕一點是修正的！”對于江青的指責，華國鋒和陳永貴不置可否。華國鋒在報告完之后就送給毛澤東主席審閱，毛主席看后，當晚在報告上圈了個“閱”字，就從中共中央（中發1975、21）號文件下發。文件的標題在“全黨動員，大辦農業”之后加了“苦戰五年”四個字，傳達到各基層組織。

　　在貫徹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的問題上，“四人幫”和鄧小平、華國鋒出現了嚴重分歧。首先暴露在如何宣傳的問題上。當時全國各大報刊都在宣傳全農會精神，《紅旗》雜志也把目錄列上了，姚文元在審查目錄時，看到這一條目錄，提筆勾掉了，說了聲“不要登了”。他又對人說：“我是不想老登那個了。”不幾天，他又對《人民日報》下達指示：“不要什么也登大寨的，對大慶的宣傳也要慎重一些。”姚文元本來也參加了全農會，對毛主席的意圖也是清楚的，會后這種態度，表面看好像有一點合理的成分，但也分明反映了他對這次會議的態度。

　　全農會之后，“四人幫”先是以評《水滸》問題對準鄧小平，后又批三項指示為綱，直到鄧小平下臺。張春橋對搞基本路線教育，“建設大寨縣，縣委是關鍵”等問題表示很不滿意。提出“省委是不是關鍵？還有中央呢！”說整黨整風是“形而上學”，派工作隊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桃園經驗翻版”。1976年4月，華國鋒主持中央工作，準備發一個通知，肯定中共中央1975年21號文件，肯定農村進行黨的基本路線教育、整黨整風、派工作隊下鄉是正確的。張春橋不滿意，氣勢洶洶地在政治局會上說：“誰知道基本路線教育正確不正確？反動路線把工作隊員趕下去，不讓人家回機關造反行嗎？”又說：“現在不能再按中央21號文件的部署辦了！情況變了！”由于這樣，會議形不成決議，文件更發不出去。在1975年5、6月間，國務院決定由農林部召開北方三夏生產現場會和南方水稻生產現場會。陳永貴受中央委托在會上傳達了毛澤東主席關于社教運動的重要批示，重申要認真貫徹中央21號文件，強調支持各級黨委的工作。上海和蘇州的一些人就說陳永貴不能代表中央，他的講話也是“徹頭徹尾的唯生產力論”，成了批判鄧小平唯生產力論的具體內容。所以說，第一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精神在全國產生了作用，但并沒有全部行通，所以到粉碎“四人幫”以后，在批判“四人幫”其它問題的同時，也把這些內容作為反大寨的具體材料批判。在“四人幫”倒臺后兩個月，由華國鋒提議，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決議，在北京召開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會議由華國鋒主持，陳永貴作了《徹底批判“四人幫”，掀起普及大寨縣運動的新高潮》的報告。會議以“偉大的歷史性勝利”，“更高地舉起農業學大寨的紅旗”等五個問題，批判了“四人幫”，肯定了第一次全農會以來全國出現的好勢頭，又進一步重復了建設大寨縣的重要意義。當這次會議把陳永貴推到一個更高的臺階的時候，它就把這位大寨的創始人打扮得更引人注目，成了全國意義上的陳永貴。由此他就講到在第一次全農會以來，“學大寨的先進縣成批涌現。山東、江蘇、安微等省的農業生產迅速發展。”他具體例舉到，“山東1975年比1974年，糧食產量增長了54億斤，今年又比去年增長了55億斤。即使在‘四人幫’干擾很嚴重的地方，也有很多縣堅決頂住了干擾，堅決貫徹中央21號文件，堅定不移地學大寨，取得了新的成績。”在這次會上，陳永貴按照毛主席生前所提出的1980年全國實現農業機械化的指示，又一次提出“要加快農業機械化的步伐”問題。表揚了河北、山東、廣西、江蘇、湖南、安徽辦五小工業的情況，宣布1975年全國已有90％的公社，60％的大隊辦了80多萬個企業。事實上，這個口號的提出對后來的農村工業化有推動作用。他首先在大寨公社辦起了幾個企業。山東、江蘇等一些沿海地區的社隊企業也是從那時起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加上三中全會以后搞活經濟的政策，發展為現在的農工商聯合體；河北獲鹿縣高遷鄉東街村過去是一個人均70元收入的窮村，他們在生產糧食的同時，由一個焊條廠發展為一個全國少有的鈦鐵廠，產量占到全國的45%，全村的人均收入也達到1200元，所有這些，都不能忘記大辦五小工業的動力，加上后來的政策。在那次會議快要結束的時候，新任的黨中央主席華國鋒特意宴請郭鳳蓮和昔陽縣委主持工作的副書記李喜慎、陳永貴作陪赴宴。華國鋒和他們交談了同“四人幫”作斗爭的情況，講了新形勢下大寨和昔陽如何前進的問題。他說：“現在毛主席雖然逝世，但‘四人幫’還是打倒了，我們可以集中精力學大慶、學大寨了。”李喜慎在飯桌前表示1977年全縣糧食產量達到3億斤。華國鋒很高興地一拍膝蓋：“好！就得有這種精神！”并且舉杯祝賀大寨、昔陽不斷前進。

　　這就是陳永貴堅持集體經濟，一大二公思想體系在他一生中的具體表現。他的這種主張不僅得到毛澤東、周恩來、華國鋒的同意和兩屆中央政治局的通過，而且他本人還能代表中央向中央各部門和各級黨政部門提出，作為當時壓倒一切的任務來抓。在他走向中國高層領導集團以后，也進行了具體嘗試。一個農民，在各次政治運動和大的問題上久戰不衰，得到共產黨領袖集團的信任，這是不同于其他勞動模范的顯著特點，這里不能不考慮他的特殊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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