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陳永貴參政

　　十五、不知是成功的探索還是失敗的探索

　　為這些事，陳永貴曾經坐在自己的高干樓公寓里，咽下了一口口苦澀的茶水，嘆道：“那時候四面出擊，我擋不住，現在引火燒身，我也擋不住。我那時候就有預料，總有一天會山窮水盡，這不應驗了！”

　　從北方地區十四省農業會議至1978年，昔陽曾經由上級調出30多名老干部，推動全國的學大寨運動。對此，人們眾說紛紜。不過最公正的還是歷史。據傳胡耀邦擔任了黨中央總書記以后，曾經在四川成都視察時和王謙進行過一次交談。談話中談到了這件事。王謙從1974年起一直擔任山西省委書記，對這事當然清楚。但又覺得這事不好說，再說就說到“老頭”們的身上了。言外之意，當時形成這樣的局面，還是出于毛主席和周總理的意思。

　　那時候，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為解決中國的農業問題，把推廣大寨經驗作為農業的首要工作來抓。一次，周總理和陳永貴談話提出，昔陽不僅要出糧食，而且要出人才。凡是好一點的基層支部書記都可以調出來。人才要不斷發現，不斷培養。以后，李先念第二次來昔陽，也提出昔陽輸送人才的問題，臨走時在車上和陳永貴談了他的設想。領導人的美好愿望影響到各地，各地的迫切要求又牽動了昔陽，陳永貴就是在這種美好的愿望和迫切要求下拿出了經驗，拿出了人才。

　　1970年北方地區農業會議開過之后，著名勞動模范，壽陽縣草溝大隊黨支部書記攀華多次向山西省委、晉中地委提出要求，請昔陽的同志來幫助工作。每逢召開勞模會議，他就要利用各種機會向領導提出，還談了自己的一些設想。晉中地委書記賈俊也向陳永貴提出這樣的要求。壽陽縣有80萬畝土地，等于昔陽土地的兩倍，卻打不下糧食，群眾還餓著肚子。直到1973年，陳永貴才同意派人到壽陽。經毛澤東主席和黨中央同意，派昔陽工作的老干部張懷英、王貴科、范喜鳳、李艾虎等人前往壽陽縣主持工作。張懷英到壽陽縣就職以后，積極推廣大寨精神，努力消除派性，在兩年內把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團結在一起，都統一到學大寨方面來。他十分注意把昔陽學大寨的經驗和壽陽的具體情況結合起來，因地制宜，因人制宜，既開展了工作，又基本沒有發生非正常死亡。由此，兩年內壽陽的面貌大變，糧食產量由第一年的總產4000萬斤到第二年的賣糧1億斤，由吃供應變為賣糧縣。為總結壽陽學昔陽的經驗，農林部到壽陽縣作過兩個月的調查，華國鋒先后六次講到了壽陽，給予充分肯定。1975年9月15日在昔陽拖拉機廠召開的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鄧小平講昔陽的時候也談到了壽陽：“昔陽能夠這樣，還有一個壽陽縣，兩年翻身。那個地方我到過，那里過去同大寨一樣，是個窮得不得了的地方。兩年翻身，啊，有的三年翻身。”這就是當時的中央領導對壽陽工作的評價。

　　昔陽干部到壽陽打響了第一炮，中央一些領導也就對派出昔陽干部到外地推廣大寨經驗產生了一種誘惑力。1975年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期間，華國鋒對昔陽各地進行了視察，當他看到李家莊公社石坪大隊的新農村景象以后，華國鋒對石坪大隊黨支部書記陳有棠說：“陳有棠，陳有名堂！大有名堂啊！可以到我們那里幫助一下嘛！“經華國鋒提議，得到陳永貴和山西省委的同意，調石坪大隊黨支部書記陳有棠，縣級干部凌世懷、陳美元到華國鋒的老家交城縣主持工作。他們到任以后，改變土地條件，大搞水利工程，糧食產量也大幅度提高。

　　影響比較大的還是李鎖壽到平定縣任縣委書記的歷史。

　　1975年，中共山西省委書記王謙首先向陳永貴提出要求，調南垴大隊黨支部書記李鎖壽到他的老家平定縣幫助工作，沒有得到陳永貴的同意。就在全農會召開之前，王謙在昔陽參加會議，又一次順便和陳永貴再次洽談調動李鎖壽的事情。

　　在縣革委招待所的小餐廳，陳永貴陪王謙吃飯，王謙借此機會向陳永貴訴說平定存在的困難，又擺了一大頓調動李鎖壽的理由，總算說服了陳永貴，他點頭答應了。席間，王謙斟起一杯酒，雙手恭敬地向陳永貴敬過去：“謝謝陳副總理！”

　　陳永貴臉色變了：“什么！你稱我什么？”

　　王謙一貫對陳永貴以“老陳”或陳永貴同志相稱，這次稱起了官銜，陳永貴也感到了其中的分量，但畢竟聽起來別扭，便狠狠地“質問”他。

　　“啊，錯了，我稱你老陳。”

　　王謙笑了。陳永貴也笑了。

　　事后，陳永貴陪中央領導到南垴大隊參觀，臨走時陳永貴私下給李鎖壽留下一句話：“你準備當縣官吧！“這句話使李鎖壽莫名其妙，心里很不放心，晚上又跑到大寨問陳永貴。陳永貴說：”這話還有假？“

　　不幾天，省委向李鎖壽下了調令，由中共晉中地委書記賈俊找李鎖壽正式談話，辦理有關組織手續。

　　李鎖壽就這樣擔任了平定縣縣委書記。平定縣有24萬人口，30萬畝土地，人多地少，多年來農業又上不去。李鎖壽到平定以后，在上屆縣委領導郭存華、喬素祥工作的基礎上，和留任的縣委副書記喬素祥一道，又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在平定干出了不平凡的業績。他一面狠抓農業，提倡苦干實干，大搞科學種田，使糧食產量大變，由平定的吃返銷變為賣糧。另一面，他沒有限制平定的工副業生產，而是因勢利導，發展社隊企業，增加群眾的收入。同時還根據缺水的嚴重狀況，大搞了東水西調水利工程，使平定縣多年來沒有實現的愿望實現了。平定的面貌得到了改變，李鎖壽也引起了社會的重視。第二次全農會期間，叫李鎖壽上臺介紹經驗，原來是別人為他寫好了稿子，李先念表態說：“你是實打實干出來的，就實打實說吧！”李鎖壽脫開稿子講，以生動的事例介紹了他在平定的工作情況，在會上引起了反響。會后，李先念又親自安排《人民日報》記者到平定縣為李鎖壽采寫文章。這就是人們十分熟悉的《人民日報》長篇通訊《社會主義的實干家李鎖壽》。從那以后，山西著名作家馬烽和孫謙到平定體驗了一個多月生活，甚至吃飯開會都形影不離，寫出了電影劇本《新來的縣委書記》即后來的獲獎電影作品《淚痕》。

　　批判了大寨的極左以后，李鎖壽也調離了平定，還因為一些具體問題受到了質疑。

　　1976年前后，晉中地委書記賈俊、副書記李韓鎖、連榮德專程來昔陽向陳永貴匯報，榆次縣的班子癱瘓了，換了一個班子還不行，只有昔陽派人去才能打開局面。他們提出，請西固壁大隊黨支部書記李七毛到榆次掛帥。李七毛擔任西固壁大隊黨支部書記，因搞劈山改河工程在全國名聲大震，引起了陳永貴的重視。派李七毛到榆次工作，陳永貴也不反對。

　　之后，李七毛到榆次縣工作。榆次的工作本來復雜，各種思想較為混亂。李七毛到任以后，曾親身帶頭勞動，還擔起擔子進廁所掏過茅糞。但由于缺乏工作經驗，對榆次工作的難度認識不足，加上工作作風簡單一些，身體也有病，工作做得不太顯著。

　　直到1978年，昔陽外調干部的事情又收到中央的重視。開始，是由葉劍英副主席提出來的。他針對大慶和大寨的關系，說地上有大寨，地下有大慶，能不能變成大慶有大寨，大寨有大慶呢？

　　這一論題的提出，也在其他中央首長身上有了反應。有一次，主持昔陽日常工作的李喜慎上北京開會，李先念邀請他和陳永貴晚上到他的住所看電影。李喜慎應邀前去。李先念正和幾個中央首長談論昔陽派干部的事情。李喜慎一登門，李先念一邊招呼一邊說：“這不，李喜慎來啦，你們那個陳永貴啊，他太保守！全國到處要人，他就是不給！“

　　紀登奎也插上了嘴：”陳永貴是個保守派，頑固派！就知道守著你那個昔陽！“

　　陳永貴笑了：“我不能垮了我那個基地！“

　　華國鋒此時的語氣溫和：“你講點風格嘛！“

　　他們伸手要人，還是由各地伸手要人引起的。大寨經驗還得由大寨縣的人來推廣！

　　這就是當時的歷史潮流。

　　陳永貴任副總理的那一段時間，正是所謂“北京派”和“上海派”，也就是老干部和“四人幫”斗爭最激烈的時候。陳永貴受周總理的影響，屬于北京派的人。那時候，這些老干部和陳永貴比較親近，也喜歡吃吃昔陽的特產——拉面，免不了到交道口陳永貴的住所換換口味。做這種飯是昔陽炊事員的拿手戲。合面的時候，要堿面，要食鹽，面要和的不軟不硬，攥一把面拿在手里，左右手開弓一拉，面條一伸好長好長，吃起來挺有滋味兒。陳永貴不僅帶著昔陽廚師，而且他自己也是一個做飯炒菜的好把式。因為他少年時代打燒餅賣飯就有基礎。紀登奎在吃拉面之前還喜歡和陳永貴抿上幾口，碰杯對盞之中，也常常“刺”他一下，說你就不讓昔陽人幫助外地，還使用著一種激將法：“來，給老保守干杯！”

　　下邊伸手，領導的動員，陳永貴也急于推廣大寨經驗，這一次又生米做成了熟飯。經中共中央決策層里的一紙調令，由昔陽調往山西省任省委副書記的王金籽，由昔陽調往壽陽縣任縣委書記和副書記的李艾虎、范喜鳳，在昔陽提拔起來的年青公社書記郭潤棠被黑龍江的一雙雙手迎到了長白山麓，松花江畔。這幾位新鮮的血液輸進黑龍江的血管里以后，確實振奮了黑龍江的身軀。范喜鳳到嫩江地區上任以后，看到那里存在的問題，提出了改變農業生產條件的根本措施，回省里向省委書記楊易辰作了詳細匯報，深受楊易辰的好評；李艾虎是一位年青的地委書記，他的工作每走一步，都可發現他的統率才華。

　　昔陽干部外調，按常規都要由陳永貴見他們一面。在外調干部的那盤錄音磁帶里，至今還保留著陳永貴一席負有抱負的語言：“都把昔陽的人調走啦，說好事可也是一件壞事。有朝一日人家要攆你昔陽人，該不會說我陳永貴手長，到處撈權嘛？說權，我不小啦，副總理嘛！可到那時候就成了罪啦！你們要去，就好好干，不要叫人家攆回來。我對你們放心，可又實在不放心。我怕得是人家把你們攆回來！”

　　事出有巧。陳永貴的話真得在后來發生了效應。外調昔陽干部，縮弱了昔陽的骨干力量，使昔陽的工作遭到了損失，而外調的干部也遭受過一些不清不白的非議。

　　現在，歷史的潮頭變了，由昔陽派往外地的一批強有力的干部也被這股勢不可擋的潮頭卷回了昔陽，成了一批出口轉內銷的廉價品。一時間，有人嘲笑，也有人指責，還有人同情，更有人嘆息。歷史證明，他們的升降浮沉是隨著陳永貴的起伏彎曲而變化的，他們的聲譽也和陳永貴是同樣的命運。他們的是非功過只有在大潮落下之后才能沉淀出來，他們培育出來的鮮紅果實只能隨著人們的口味而鑒賞。有人說它甜，有人說它苦。而甜和苦之間，實在劃不出什么明顯的標記。

　　談到陳永貴的探索，還有一件事就是前幾年批判過的窮過渡問題。

　　在陳永貴的一生中，一大二公占據了他的整個思維。想共產主義是他一生中的唯一目標，所以，他對過渡特別感興趣。

　　從五十年代起，昔陽由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過渡到高級農業合作社，核算單位就由各個自然村組成。實際就是后來所說的大隊核算。中央下達農村六十條規定以后，核算單位劃小，變成生產隊核算。但是在全縣下放核算單位的時候，大寨由山西省政府批準，作為留在腰上的大隊繼續堅持大隊核算。1965年春，縣委書記原耀先提出搞大寨聯社，實行政治上的統一領導，經濟上的各自分配。大寨就和武家坪、高家嶺、金石坡、井溝合為聯社，成立總支委員會，陳永貴任總支部書記。1967年,陳永貴主持昔陽縣的日常工作以后，也有不少人提出全縣過渡到大隊核算。一次，陳永貴到王寨鄉社解決派性問題，務種大隊和南泉大隊就有一些人提出了過渡問題。陳永貴坐在一個土墻上和他們一起吧噠旱煙一邊談心，他勸告他們：“過渡得需要條件。現在全縣糧食產量還上不去；社員的口糧還解決不了，干活餓著肚子，全縣借著國家兩千萬斤糧食，這個經濟基礎怎么過渡。”經過一年的苦干，全縣糧食產量提高了40%,陳永貴向全縣各級領導征求意見以后，宣布全縣社員的借糧一類免去，全部過渡為大隊核算。

　　實行以公社為核算單位的過渡，難度就大了。在七十年代初，先由城關公社合并工副業生產。因為扯皮的事情太多，連一輛小平車也得由公社來自找活，又逐步下放回各大隊管理。陳永貴既然想著共產主義，體現毛主席倡導的一大二公思想，就要在實踐中檢驗一下。1975年9月,華國鋒在第一次全農會上的報告提到過渡問題。陳永貴在1975年寫了一個由生產隊換算過渡到大隊核算的報告，毛澤東主席立即批示，由鄧小平主持召開十一省市委書記會議討論如何設施，因“四人幫”在會上發難而沒有討論。1976年，為推廣南斯拉夫農工商一條龍的經驗，陳永貴提出是否在昔陽試行一下公社核算，確定先在條件較好的大寨公社進行。1976年和1977年進行了兩年的準備,1978年正式試行。在農業上基本不打破原有的分配方式，但所有財產要作價，一切開支要由公社統一批準。從筆者掌握的資料看，單看糧食產量也很難分析哪種核算方式對提高產量有利，因為過渡后每年都有一些預料不到的災害，再加上過渡前產量有虛報成份。從土地基本建設看，土地集中對農田基本建設十分有利。五十年代初，大寨有一部分土地展于武家坪，正是搞聯社把武家坪的那一部分土地調換給大寨，大寨才有條件治理狼窩掌。但統得過死不利于發揮各村的積極性，看一場電影也要經公社批準，使基層失去了主動。從工副業發展的情況看，正是那時的過渡為鄉鎮企業奠定了基礎。三年中人均收入提高了34元。那幾年陳永貴也感到不搞社隊企業（即現在的鄉鎮企業）不行，利用當地的玉米芯籌建了整廠，現在成為全省有名的大寨鄉化工群。

　　這是一種農民意識，又是一種農民的理想，農民的追求。從批判窮過渡到今天大寨鄉出現的鄉鎮企業聯合體，筆者不知該怎么評價這次過渡，究竟是一種成功的探索，還是一次失敗的探索？歷史是這樣走過來了。過渡的現實也這么客現地反映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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