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廬山會議（九屆二中全會）期間，毛澤東主席針對陳伯達的問題向全黨提出了一個理論課題：是堅持唯心論的先驗論，還是堅持唯物論的反映論？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要求在全黨范圍內討論清楚。由此也向全黨提出一個響亮的口號：“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根據這一理論觀點，他確認了自己的用人路線。

　　多年來，社會對陳永貴進政治局和擔任國務院副總理的看法各異，議論紛紛，似乎成了評價陳永貴一生的焦點。作為臺風中心的陳永貴在當時根本不可能認識的如此深刻，但歷史恰恰把他推到了如此復雜的程度。

　　周恩來總理第三次訪問大寨以后，陳永貴被調到北京，于是當時在社會上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猜測和議論。事實上，陳永貴調入北京是參加中央舉辦的工農兵青年中央委員學習班，學期三個月。學習班有21個學員，中央專門抽調了20名理論干部講課，從理論上提高這些中央委員的素質。當時，陳永貴已經是六十歲的人了，八歲時因生活貧寒給人家放牛，后來扛長工，沒有條件讀書學習，現在當了中央委員，能專門坐下來學習理論，這也是他的幸運。

　　陳永貴在學習班的學習還沒有結束，按照中央政治局的意圖便和王洪文等人一起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籌委會。主要討論“十大”的政治報告和參加修改黨章的工作。同時還要研究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的名額等問題。

　　“十大”召開之前，中央首先召開了預備會。預備委員會有一百多人，集中討論文件。直接研究的項目有：周恩來的政治報告；王洪文的修改黨章的報告；新黨章的具體方案；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的名單。

　　8月30日下午，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開幕。參加工農兵青年中央委員學習班的21人中有12人被請上了主席臺，成了大會主席團成員。陳永貴按照座次的安排坐在毛主席的背后。毛主席主持了這次大會。當會場還在不斷有人議論時，毛主席用手勢向大家打了個招呼，會場頓時鴉雀無聲。他宣布：“同志們，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現在開始！”看上去，毛主席的精神很好，因為這次大會工農兵代表增加的多，青年代表增加的多，婦女代表增加的多，受林彪排擠打擊的老同志增加的多，所以他的情緒一直很高。周恩來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會作政治報告的時候，毛主席還經常打斷報告插幾句話，尤其是談到林彪問題的時候，免不了出現“天陰要下雨，鳥大要出窩”的話。

　　當毛澤東主席宣布散會的時候，代表們先是鼓掌，以后又是目不轉睛地看著紅光滿面、神采奕奕的毛主席。毛主席也一直看著代表們。毛主席等代表們走完他才走。對于十大的具體內容，當時只按公報精神傳達，其余一律保密。這是接受了“九大”的教訓。因為“九大”召開的時候蘇聯就搗亂過，破壞過，“十大”采取了保密措施使他們插不上手。

　　“十大”閉幕以后，在毛澤東主席主持下召開了十屆一中全會，研究中央領導機構，宣布了政治局委員，常委的候選人名單。在籌備“十大”時，第一次提名的政治局候選人的名單中就有陳永貴。后來又在十屆一中全會上正式通過。小組討論會上，中央主要領導都參加，大家一致同意。陳永貴文化水平不高，大家是知道的。但根據他一貫的表現和在大寨、昔陽創業的貢獻，也根據他在當中央委員以后的政治表現，大家都贊成他上去。因為這種情況不是孤立的。當時有一批來自工農兵的成員就進入了中央的高層領導，如王洪文、倪志福、吳桂賢等。這總是與毛澤東主席的用人思想有關。早在1964年2月23日的春節座談會上，毛主席就說過：“歷來的狀元都沒有很出色的。凡是當了進士、翰林都是不成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父子兩個，一個不識字，一個識字不多，是比較好的皇帝。以后到了嘉靖，知識分子當政，反而不成事，國家就管不好。書讀多了，就作不好皇帝。劉秀是個大學生，劉邦是個大草包。書是要讀的，讀多了害死人。”毛主席的這個思想后來在他的晚年實踐中屢次體現出來。他多次提倡依靠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讀書做官論”，主張和工農兵相結合。

　　關于陳永貴的參政問題，和毛主席、周總理的用人路線有直接的關系。他進政治局是毛主席、周總理的共同意愿，是總理向主席遞交的名單，由毛主席在預備會上親自拍板。對于陳永貴可以不可以到中央工作，過去幾年在決策層中有過議論。多數人希望陳永貴上中央搞農業，通過他和大寨的帶頭作用改變中國農業落后的現狀。陳永貴也清楚這個事，所以對當政治局委員他并不感到突然。在“九大”會議上，陳永貴作為農民代表在會上作了典型發言，九屆二中全會又是華北組會議的召集人之一。周恩來總理第三次訪問大寨之前，有關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準備工作已經就緒，政治局的人選基本內定。陳永貴進政治局的事也已經定砣。陳永貴參加學習班以后，周恩來總理指示楊得忠為陳永貴配備警衛和秘書。陳永貴在一次會后曾請求過周總理，說最好不要配警衛，有了警衛別人就不敢接近了。他說當了山西省革委副主任以后，省里曾派一個姓劉的戰士為他當警衛，陳永貴好言把小劉勸走，當時的《文匯報》還進行過宣傳。周總理曾嚴肅地對他說，聯系群眾不在于有沒有警衛，是看你怎么對待群眾。毛主席的警衛那么多，脫離群眾了沒有？周總理為了推廣大寨精神，不僅對陳永貴一再推舉，還號召更多的人去了解大寨。在那期間，“文革”中受審查的一些中央級老干部一批一批的解放出來。每解放一批，周總理就要親自去看望，說他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多少年不管事，現在該呼吸一些新鮮空氣了，當然也希望他們到大寨看一看，探索一下中國農業的發展途徑。在這個事情上，他和譚震林談得就更多一些。“十大”之前，新成立的工農中央委員學習班本來是為增進他們的理論水平而開辦的，陳永貴參加學習班以后就對王洪文有所察覺。因為王在學習班學習期間，常常在這些學員中拉拉扯扯。當然陳永貴還不可能看出王洪文會發展到后來的程度，但他總覺得不是滋味，對那次的學習班不怎么感興趣，便尋找機會專門到周總理那里傾訴了自己的看法。周總理已經察覺出這里邊的動向，他對陳永貴就越加賞識了，說他有政治頭腦。鑒于“十大”的籌備工作量較大，于是周總理就安排陳永貴參加籌備“十大”的工作。

　　到了“十大”，陳永貴的地位又進一步提高。在“十大”召開之前，陳永貴還參加過華北協作會議。大家說老陳沒有去過華北，建議他去“周游”一下。

　　當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的消息在電臺上廣播以后，昔陽的群眾在街頭上敲鑼打鼓慶祝游行。與其說是慶祝“十大"，倒不如說是慶祝陳永貴進了政治局。

　　“十大”閉幕以后，陳永貴于1973年9月中旬回到昔陽。9月12下午3時20分至5時15分，陳永貴在縣級機關干部職工大會上作了報告，介紹了“十大”的情況，提出“昔陽今后怎么辦”的問題。陳永貴在會上說，“古今中外還沒有把一個農民提到國家的領導崗位上的先例，馬克思沒有解決，列寧沒有解決，毛主席解決了。這就是毛主席對工農分子的依靠和重用。”

　　1975年1月，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幾經周折，在北京召開了，對于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毛澤東主席有明確的批示：“四屆人大的人選由周總理安排。”那時，中國政壇的情況比較復雜，人大的召開也有較大的難度,只要周總理出面才妥當一些。周總理是帶病在會上作了《政府工作報告》，帶病安排了四屆人大的各項人事工作的。會上，陳永貴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

　　對于陳永貴的這一次任職，政治局內部早就有所醞釀。四屆人大召開前，在一次會議之后，倪志福見到陳永貴,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老陳，這以后得叫你陳副總理啦!”紀登奎和其他幾位領導同志也開玩笑：“看人家陳副總理!”對此,陳永貴心里是有底的。事后,陳永貴總是對人說，會上一鼓掌就當上了副總理。其實并不是那么簡單的事情。

　　不幾天，陳永貴接到通知，周總理請他到醫院去一下。好些日子沒有去了，也該看看總理。進了醫院接待室,陳永貴往沙發上一坐，便詢問周總理的病情。周總理精神很好，只是身體瘦了許多。他一開口就說,這次找你，就是安排人大的事。你要有所準備，當國務院副總理，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國，怎么樣？陳永貴一聽，腦袋被震了一下，想了想自己沒有文化，還是不干為好。他對周總理說：“總理，我文化水平不行，實在當不了，我還是不要干這個副總理！”周總理的臉色變了，說話很嚴肅：“看你永貴，你是不是黨員？是黨員就得接受黨的安排。現在，中央的斗爭這么激烈，你不參加，別人也得參加，你還是干吧！這事主席同意，政治局其他同志也同意，你是個農民代表……”周總理給他講了很多道理。從古到今，從外國到中國，人才不是從天降下來的，而是從群眾中涌現的。闖王進京誰相信，他就能打倒明朝的皇帝。時勢造英雄嘛！在人大會上，周總理公布了國務院副總理的名單，除他之外，還有個吳桂賢，是個工人代表。大家一舉手，又鼓了一陣掌，就這么當上了。在名單上的十一位副總理里面，陳永貴排在第八位，次于華國鋒。由此看來，陳永貴任職的意義無非有兩點：一是改變中央領導機構的成份；二是出于當時路線斗爭的需要。到后來1978年的五屆人大，陳永貴位置又向前排了幾位，成為常務副總理。說簡單，就這么簡單；說復雜，又不知有多么復雜。在陳永貴看來，不管別人怎么認識，怎么議論，既然中央信任，就得大刀闊斧地往下干。以后，周總理還經常問他：“永貴，有什么困難嗎？”有什么困難？就是沒有文化，批不了文件。常常是一堆文件送上來，看了以后有很多話想說，卻說不出來。陳永貴在周總理面前不愿意提困難，總是說，困難是有，但有國鋒和登奎同志的幫助，我也好干。和陳永貴一起進政治局的還有那么幾位。他也免不了對人說：“唉，我是個農民，他們無非是個工人，我們都是大老粗。”所以他和這些人很能合得來，相互間說話也很投機。可是，他和其他一些經歷不同的首長相處就比較慎重。

　　陳永貴進京以后，開始住在京西賓館，配有秘書、警衛和服務員，室內的一切設施也是當時第一流的。出身于農民的陳永貴對此很不習慣，嫌住在這里浪費太大，就連服務員按常規在樓梯內開啟的一盞大吊燈，他也很不滿意。他專把服務員叫到自己的房間，說以后不要開大燈，耗電太厲害，有個小燈看得見就行了嘛！

　　住下不幾天，陳永貴就產生了搬家的念頭，幾次向周總理提出請求，后來才按中央的安排住進釣魚臺國賓館。當時住在釣魚臺的有張春橋、江青等，還有紀登奎、吳桂賢等幾位領導。他們每人占著一棟有高級設施的樓房。可是陳永貴感到很不是滋味，實在不愿意在這里長期住下去。這里本來是外賓住的地方，咱們不能老呆在這里呀！他常常為自己文化水平不高而苦惱，提筆批文件很有困難，處理日常事務也不習慣，很愿意到下面做一些實際工作，于是就產生了一些想法。他覺得自己這個政治局委員當得特殊,干得也應該比別人特殊一些，自己的工作程序應該適合自己的實際情況。于是提出兩個要求：一是搬出釣魚臺；二是實行“三三制”。為了這些事，陳永貴還遇到一次機會，與外交部的唐聞生和王海蓉交換過意見，請她們給他拿個主意。得到她們的贊成以后，于1974年4月安排秘書和昔陽的同志代筆向毛主席寫信請示。在這封信中，陳永貴提出自己多年在農村，對城市生活很不習慣。賓館門崗也很嚴，來往行人進門很不方便，一些下面的老同志、老勞模想見一面都很費勁，自己也擔心與外界隔絕，請求主席批準搬出釣魚臺。信中又說，他對中央的工作也很不適應，很希望能到下面接觸一些具體人和具體情況，能親身參加一些勞動。到下面搞調查研究和做指導性的工作比在中央發號施令效果更好。他具體地提出了三分之一時間蹲點；三分之一時間跑面；三分之一時間回中央工作的“三三制”方案，還向毛主席提出一些其他方面的建設性意見。這封信轉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對此很感興趣，在當夜凌晨四點看完以后提筆批示：“很好，很好，很好，釣魚臺無魚可釣，請政治局議。”又打電話把陳永貴叫到中南海，詳細了解了情況。

　　次日，毛主席為此事出席了政治局會議。據說他在這一年只出席過很少幾次政治局會議。毛主席走進政治局會議室以后，先和周恩來總理握過了手，又和葉劍英、鄧小平、陳錫聯等人握手、問候。在與陳永貴握手的時候，毛主席高興地說道：“你的手好貴啊，三分之一在大寨；三分之一在全國；三分之一在中央；不要在釣魚臺啦，那里沒魚可釣！”在會上，毛澤東主席宣布了陳永貴給他寫的信，正式提出了釣魚臺無魚可釣的問題，說陳永貴搬出釣魚臺，你們準備怎么辦？會上沒人吭聲。毛主席又特別有所指地向安排進政治局的工農政治局候補委員說：“吳桂賢，你也搬出釣魚臺嘛！”針對陳永貴提出的“三三制”，毛主席說很好，陳永貴下去了，你們下去不下去？下去搞調查，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所有政治局委員，能下去的都要下去。也是在那次會上，毛主席對“四人幫”提出了批評。

　　那次會議以后，政治局的委員們對陳永貴的態度也各有不同了。大部分委員們都以贊同的目光對待陳永貴。和陳永貴來往頻繁的紀登奎在散會以后搭著陳永貴的肩膀一邊走一邊說：“你又受到主席表揚了！”毛主席一經表態，江青、張春橋等人不搬也不行。江青在政治局會議后的當天晚上不經聯系闖到了陳永貴的住處，話沒說幾句就向陳永貴發難：“你有地方住,我搬出釣魚臺，往哪兒住？”陳永貴笑笑說：“我是要找地方住了,準備搬，別人可顧不了!”送走江青以后，陳永貴對身邊的人說：“中南海難道沒你的地方？你不回去嘛!”那次政治局會議以后，經毛主席拍板，住在釣魚臺的政治局委員包括江青、張春橋等人在內全搬走了。

　　從那以后，陳永貴就到交道口南街找到國管局的一處平房。那里的設施雖然比不上釣魚臺，但不低于副總理級的待遇。有一個警衛排為他值班，警衛排住在前院，陳永貴住在里院。院內有乒乓球臺，供戰士們活動。內有接待室，臥室兩套房子，供陳永貴居住。其它房間供秘書、炊事員、司機居住。陳永貴的房間有內外兩部電話，紅色的為內電話，陳永貴只要一拿起電話耳機,對方就立即請示：“請首長指示。”房間里還有地毯、電扇、彩電等設施。實際上，陳永貴晚上看電視的時間很少,因為一到晚上,秘書和值班員就把一大迭文件放在案前，他必須一件一件地詳細閱讀，具體批轉。陳永貴閱讀文件倒是不太費勁，看書看報看的多了，他對一般的漢字都能認得下來。如果這些文件不閱不批,他心里就沒底，第二天開碰頭會就不好發言。他常常看文件批文件時間長了，要么叉起腰來在院里散散步，要么看一會兒電視，消除一下大腦的疲勞。在陳永貴的房間里，還放著出版社專為中央首長印刷的大號字《毛澤東選集》和《毛主席詩詞》以照顧他們的視力。警衛排、秘書、勤雜人員的房間也有一套擺設，也裝有電話。有兩輛小汽車供他使用，一輛是國產紅旗，一輛是日本進口的達特桑。炊事員專給陳年貴做飯，自己也和司機、秘書一起回交道口的國務院大灶吃飯。陳永貴習慣吃昔陽的家常飯,所以特地帶了昔陽武家坪的炊事員。他經常對登門看望他的人說，生活在這樣的環境里太拘束，不如到北京郊區干幾天活痛快。為保證他的安全，安全部門有紀律，他這個想法實現不了。每當他工作之余，總是想方設法在他的公寓里找點兒活干，比如栽樹之類的事情。那幾年他親手在院子里栽了四棵蘋果樹、兩棵梨樹、兩顆葡萄樹，還有兩棵云杉風景樹。每逢夏天，葡萄藤蓋滿了院子，既空氣新鮮，又避暑熱。當陳永貴卸任之后搬了家，習仲勛住進這所公寓以后，最喜愛的還是院子里的這幾棵樹，也就為后人留下了“前人栽樹，后人乘涼”的評價。

　　社會對陳永貴的評價和爭議很大程度都集中在他該不該當政治局委員、該不該被推選為國務院副總理的問題上。陳永貴作為新中國農民的典型代表，在文化水平上是過不了領導中國農業這一關，這一點上他有著先天不足。因此每當他從大寨回北京的時候就皺著眉頭對人說：“媳婦回婆家呀，回去就不自由啦。又是開會、又是文件，不如干幾天活出幾身汗痛快！”回到北京以后，他也盼望著能多參加幾次勞動。可是，一個副總理所承擔的公務，是不可能允許他去從事體力勞動的。他在京工作的八年中，參加勞動的次數也是很有限的。國家的重任在肩，陳永貴愁也愁不過去。每天晚上那么多文件，他還得一一過目，還得親自批轉。如果不這樣，下一次政治局開會研究問題，他怎么表態？特別是涉及到農業上的問題，他怎么處理？在他的辦公室里，每天要接到一大堆文件，秘書和收發人員也特別考慮到他的難處，能不讓他批轉的材料，就盡量不給他看。

　　每天晚上，總要有那么一兩個文件，因為什么事，需要他批幾個字。但他往往被一個字難住，一雙長滿老繭的手提起筆來不停地顫抖。也有的時候，他把焦煥成和張銀昌叫來，替他寫幾個字。那一次，他手里捏著一支筆，寫了幾個字。因為一個“待后處理”的“待”字，他又生氣了。他一連抽了兩支煙，還是想不來這個“待”字怎么寫。難道寫個字也求他們嗎？這一晚他決定不求人，非想起來不可！想了約莫有半個小時，還是想不起來。他生氣了，手里那支筆“喳”地甩在了寫字臺上：“寫不來就不批轉狗日得了！”于是，他就走出院里，兩手叉腰，繞著他栽的那幾棵樹散步。在接待室里，秘書和警衛排的人都高興地看電視，陳永貴氣呼呼地走進接待室，冷盯盯地看了一眼電視屏幕，下命令道：“還顧得著看電視？關了吧！”這一下也把他們愣住了，不知發生了什么事。只聽開關“吧”地一下，接待室變得異常平靜。大家還等著從他的口里送出一個什么不幸的消息，陳永貴卻閉著嘴，手里夾起一支煙來，又從口袋里摸火柴。抽了幾口煙以后，陳永貴坐在一張桌子上，第二次下命令：“銀昌，坐下來，甩一把！”張銀昌這才明白，原來并沒有什么要緊事，又是看文件生了氣。陳永貴一般沒有打撲克的嗜好，尤其進北京以后，就更沒有這種興趣。但是來了客人，特別像紀登奎、吳德這些貴客，偶爾談煩了，或者沒有什么公務，也免不了甩上一把。出于陳永貴的好強心理，就是甩一把撲克也不甘心失敗，占不了上風他不會罷休。這一次，他和張銀昌開始甩了一把，他輸了，一邊洗牌子一邊罵：“我就撲克也不會打了，這倒怪氣！”到了第二輪，他打勝了，臉上出現了笑容，一邊笑一邊問：“銀昌，‘待后處理’的‘待’字怎么寫？”張銀昌不以為然地回答：“接待室的‘待’字嘛！”陳永貴猛然醒悟了：“啊！也是那個字！”他把手中的撲克一甩：“不打了！早知道是那個‘待’字，還不求人哩！你們看電視吧！”他說著，樂呵呵地回到了他的寫字臺前。

　　出于毛澤東的用人思想，陳永貴還是被推到政治的潮頭上了。陳永貴一旦被毛主席和周總理放到黨和國家的重要位置上，就顯示出他的政治頭腦和識別事物的能力，這主要表現在他和“四人幫”的關系上。

　　大約在1973年底到1974年初，王洪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的關系網就已經形成。王洪文作為毛澤東培養起來的最年青的接班人，也覺得自己不可一世，不可避免地要發展自己的勢力，為自己尋找政治支柱。陳永貴作為政治局的農民代表，自然也成了王洪文的發展目標。要么打電話找陳永貴談話、要么請理論教員為他講課、要么通知他參加十六樓學習。陳永貴面臨一個黨中央副主席的直接指揮，不能不服從，但是他內心里又十分討厭這種政治環境，總是想盡一切辦法回避王洪文的糾纏。王洪文的一般生活習慣是晚睡晚起，從吃過午飯到前半夜進行他一天的活動。白天，他開會，處理公務；晚上，批完文件就看電影，直到早上10點鐘他才起來。而陳永貴習慣于早起，但中午往往要睡一覺，從這個習慣上就和王洪文不合拍。往往發生這樣的情形，突然一個電話打來，是王洪文找他去一趟。陳永貴只好唯命是從，到王洪文的住處去。去了王洪文那里，說正經事也沒有幾次，往往是涉及到一些人與人的關系。陳永貴一聽這些就很惱火，他不愿意參于這些是非，又無法拒絕，每次談話都是支吾應付。后來，陳永貴每當在午睡時，王洪文的電話又來了，工作人員一向他說明原委，陳永貴就不耐煩地翻個身，吩咐說：“電話上告他一聲，說我不在了！”然后又嘖嘖嘴準備睡覺。可是躲了初一，卻躲不了十五。他擺脫了王洪文的糾纏，卻擺不脫江青的干擾。江青不打電話不托人，有事就直接到樓上去找他。這才使陳永貴逐步看出，他們的活動是有政治目的的。

　　約莫在1975年，毛澤東主席生日那天，江青請來24位政治局成員到中南海喝酒。名曰為毛主席祝壽，事實上毛主席并沒有參加，也不知道此事。這次祝壽，江青和“四人幫”表現得非常活躍，陳永貴也能夠看出他們是居心叵測的。江青提議為主席的生日干杯以后，就大談理論問題，從呂后談到武則天，從宋江談到林彪。張春橋更表現得非同一般，曾幾次在碰杯中和陳永貴發生了口角。雖然他們的口角不太明朗化，但上次因為周恩來總理講話，陳永貴使勁地拍手，被張春橋罵為出了風頭，陳永貴就對此大為不滿。當大家酒足飯飽之后，江青為了表現她的風度，就又一次提議：“為了主席的生日快樂，我再次提議，咱們共同再干一杯！”提議之后，張春橋首先表示贊成。可是這些人已經喝得夠份了，不喝又不愿落個對毛主席的態度不恭，不少人猶豫了。陳永貴見此，脾氣上來了，拉開高八度的嗓門說：“好，這次的每人一杯，我替大家喝下去！”他說話算數，當即叫服務員端過酒來，一氣把24杯酒喝了下去。他本來也喝得差不多，可是那股脾氣上來，酒量就控制不住，多喝了24杯依然不動神色。在場的人夸他是英雄，連江青也為之愕然。酒宴散后，紀登奎也真有些不放心，耽心怕出事，問他怎么樣？陳永貴拉了紀登奎一把，把他拉進自己的車上，說咱倆就坐一個車吧，進車后和紀登奎海闊天空地聊。他說：“我這次算是破例了，24杯！你說我粗，可我粗中有細，有立場哩！有氣魄哩！你說我這24杯怎么樣？”

　　紀登奎拍拍他的肩膀：“老保守今天可創新啦，佩服你！”

　　陳永貴說：“我今天又和張春橋干上了，他看不起我，我還看不起他哩！他說別人臭老九，我說他是正兒八經的臭老九！”他和紀登奎沒完沒了地談，談得連司機也忘記了先把紀登奎送回他的寓所，到了交道口才發覺：“你把我拉到哪兒呀！嘿嘿！”

　　陳永貴在京期間，最大的對立面就算得上張春橋。這從陳永貴到南寧的活動中更看得清楚。1974年12月23日清早，陳永貴和他的隨行人員郭鳳蓮、趙二狗等一起登上了飛機，將要出席廣西壯族自治區召開的貧下中農代表大會。那幾天，陳永貴一直忙于安排下一年全國的農業工作，每天的睡覺時間減少了一半。頭天下午，他又到中南海紫光閣參加了國務院召開的會議，也向國務院匯報了廣西之行的打算，晚上回到交道口就12點多了。這一天又要比平時早起兩個小時，要不就會耽誤廣西那邊的事情呢！

　　為迎接陳永貴一行的到來，廣西那邊也作了充分的準備。廣州部隊主持日常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員許世友司令員在頭一天就從廣州出發到達南寧。南寧居于廣州部隊的管轄范圍，許世友在南寧的活動是正常的。正由于他和陳永貴的關系，許世友才作出了這樣的舉動。在南寧，還有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員，他就是廣西壯族自治區的黨委書記韋國清。在陳永貴光臨廣西之前，韋國清因眼睛做了手術住在醫院。為接待陳永貴，他也向醫生請了假，和許世友一起提前兩個小時等候在賓館。

　　當陳永貴乘坐的飛機在南寧機場降落的時候，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負責人喬曉光、安平生等就迎上前去，歡迎陳永貴的到來。陳永貴一行到達賓館以后，許世友、韋國清立即接見了陳永貴。三位政治局委員在一起進行了專門座談。由于陳永貴和張春橋發生的矛盾，陳永貴總愿意向許世友談一談，許世友在沙發上欠了一下，手拍著膝蓋說：“南寧是我的地盤，老陳有什么話就隨便說吧！”陳永貴就談起了和張春橋頂牛的事，談起了張春橋生病住進醫院，陳永貴不去看望他的事，也談起了不愿意住釣魚臺的事。越說越使許世友發火：“你是個大老粗，我也不細嘛！張春橋擺起知識分子臭架子，到處插手，誰能服氣？”

　　三位政治局委員交談以后，陳永貴又聽取廣西其他負責人的匯報。晚上，許世友、韋國清要請陳永貴吃飯，飯后有南寧市舉辦的文藝晚會。韋國清因身體狀況中途退場。許世友和陳永貴一樣，都有對酒當歌的習慣，因此在酒宴上他們一邊碰杯弄盞，一面又談論了張春橋和其他幾個人。身邊的一些工作人員怕他們喝得太多，提醒他們注意不要過量。許世友說：“沒的關系，咱們的量大！”由于他們一直散不了宴席，南寧市舉辦的文藝節目也推遲開演了兩個小時。那次的南寧之行，陳永貴得到了許世友和韋國清的支持，情緒也特別好。他和郭鳳蓮、南垴大隊的趙二狗不僅在廣西貧下中農代表大會上作了報告，還視察了武朋、榮守、都安幾個學大寨較好的縣，對廣西的水利工程及圍海造田給予較高的評價，那里至今還流傳著陳永貴送給廣西的一句格言：“廣西是社會主義的大糧倉，山上是銀行，山下是糧倉，水利建設也有很大發展，使我們學到了很多東西……”

　　陳永貴和許世友在南寧的談話對陳永貴來說，只不過是個聊天而已，最多不過是發泄一點情緒。他卻估計不到事情會通天。1975年元旦，陳永貴離開桂林坐飛機回到北京以后，他正在釣魚臺學習文件，突然接到周恩來總理的電話，叫他去醫院一趟。陳永貴也不可能預料到這樣的事情。到了周總理那里，總理就直截了當地問他：“永貴，你對張春橋有意見？”陳永貴這時也很緊張，不知有什么大禍臨頭，便把事情的經過向周總理作了匯報。周總理當時沒有明確表態，只是告訴他許世友用電報形式送給毛主席的揭發材料，說陳對張春橋很有意見。毛澤東主席以“訓人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批示轉給了周恩來總理和政治局。陳永貴從周總理短短的幾句話里也聽出了他對張春橋的看法。周總理對他說：“這樣吧，我住兩個星期醫院，然后再解決問題。”這時候的陳永貴才弄明白，對張春橋有意見的不是一兩個人。許世友正是利用陳永貴酒席上的話來反對“四人幫”，也就留下了“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言傳。

　　陳永貴和張春橋的關系是如此，和江青之間也是言和意裂，惱著一半笑著一半。他最惱火的是江青提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口號。當江青暗示他批周公的時候，陳永貴就說，沒有周恩來就沒有我陳永貴。由此他安排大寨和昔陽只是批林批孔，只字不提周公，這也是江青對他反感的原因之一。因此，他從1974年10月底搬進釣魚臺以后，一直就感到別扭。毛澤東主席提出“釣魚臺無魚可釣”的問題以后，王洪文故意在樓后的池塘釣了一條大魚，對人說：“誰說無魚可釣，我就釣了一條大魚！”而陳永貴則積極和國管局協商，尋找自己的合適住處。陳永貴提出“三三制”的工作方法得到毛主席的支持以后，盡管他的主觀愿望是多往大寨和全國跑，但實際上很難辦到。從1974年至1976年，他在京的時間占到全年時間的一半以上，而且在實行“三三制”的第一年里，他只能在全國跑22天。因為中央一旦有事，他得無條件回去，國務院有好多事情等著他處理，不能因為他要實行“三三制”而頂著不辦，僅每年在京參加的會議就達200多次。不過，陳永貴自從提出這樣的主張以后，到下面的時間總還是比其他領導人要多得多，對下面的情況也了解的比較細致一些。在那時，“四人幫”動不動就要開動宣傳工具批判唯生產力論。如果不是陳永貴主管農業，農業的生產局面就無法維持。剛剛解放出來的老干部倒是積累了一定的領導經驗，但他們一抓生產，就有一頂大帽子扣在頭上，使他們無法進行正常工作，陳永貴不怕這些。因為他既不是走資派又不是臭老九，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有毛主席和周總理作大后臺，誰也不敢把他怎么樣。有一陣子，曾經在清華大學出現了大字報，批判陳永貴搞唯生產力論，好多老干部勸陳永貴去看一看，陳永貴冷笑一聲：“叫他們送上來吧，沒空兒！”他不以為然，該怎么抓農業還是怎么抓。

　　陳永貴在京工作期間，也表現出一種強烈的愛憎心理。人們較為熟悉的是他和周恩來之間的感情。他到中央工作以后，無論工作的難度多大，從來不給周總理添麻煩，他經常找周總理是匯報工作，而不是索取什么。1975年，周恩來總理生病住進了301醫院以后，醫院對他進行了特級保護。沒有特殊情況，是不允許進醫院看望的。就連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也是如此。陳永貴征得醫院的同意，去醫院看望了周總理。這一次，周總理在病床上又向陳永貴講述了時勢造英雄的道理，講了拿破侖的用人哲學，對陳永貴啟發很大。臨分手的時候，周總理握著陳永貴的手說：“永貴，你什么時候愿意來看我就來嘛！”可是陳永貴第二次到醫院看望的時候，就被門崗卡住了。因為中央有指示，不準隨便看望總理，要保證總理的健康。這一下可把陳永貴氣壞了，難道我去看一會兒也不允許嗎？無奈，他只好坐車返回交道口。進門以后，他就把電話號碼撥向中南海，和鄧穎超直接通了話，訴說了見不上總理的苦哀。鄧穎超說：“總理不是說了嗎？你什么時候想見就能見呀！”打那以后，由鄧穎超親自出面，為陳永貴發放了“特別通行證”。陳永貴每到醫院看望的時候，門崗就不再設卡了。1976年元月8日早上，天還不大亮，陳永貴的警衛員張銀昌放下電話，就火速到陳永貴的房間敲門。陳永貴頭天晚上在人民大會堂參加政治局會議，睡得很晚，又鬧了半個晚上失眠。當張銀昌敲門的時候他還在熟睡之中。張銀昌把他打擾得似乎還有點不大樂意，狠狠地問聲：“誰？”

　　張銀昌說：“老陳，有急事。”

　　陳永貴這才睜開眼，叫張銀昌進來。

　　張銀昌告訴他：中央辦公廳來了緊急電話，總理病危，叫立即去醫院。這一下，陳永貴什么也顧不了，不幾下穿好衣服，急匆匆地吩咐張銀昌：“叫車！”

　　可事也湊巧，這一天清早，秘書有一點急事，很早就把湯師傅叫走了，他也急得直冒汗。

　　陳永貴走出院子，問張銀昌；“銀昌，車哪兒啦？”

　　張銀昌只好如實反映。

　　陳永貴的氣頭來了：“早不出去，晚不出去，偏偏是這個時候，他倒是出去了！唉！”

　　陳永貴發著牢騷，又唉聲嘆氣，過了少許，他又說：“銀昌，哪，紅旗在不在？要在，你給我開上走！”

　　因為警衛工作的需要，張銀昌也學會了開車。可是開紅旗車他還沒有把握，他只好向陳永貴說明，他不敢開紅旗車。陳永貴的火越大了，說話也沒個分寸：“你不敢干，不敢開就背上我走！”爾后，他又糾正了剛才的“命令”，打著手勢催張銀昌：“快去地安門看幾路車去301，坐公共汽車！”張銀昌只好不吭聲，準備打電話向國管局要車。就在這個時候，湯師傅開著達特桑把秘書送回來了。陳永貴一見車，火氣才消了下去。到了醫院以后，周恩來總理已經安息在靈床之上。鄧穎超和政治局的不少委員們都圍在遺體周圍失聲慟哭。當陳永貴和鄧穎超握過手之后，這位扎過白手巾的副總理似乎失去了理智，從周總理的三訪大寨到他進京工作，千頭萬緒的往事涌上心頭，使他再也控制不住感情的閘門，淚水奪眶而出。從周總理逝世到召開追悼會，陳永貴出席了八次政治局會議，參加了三次告別、吊唁和追悼活動，這些都是他強打精神堅持下來的。時間不長，陳永貴病倒了，日不進飯夜不入眠，不得不去醫院檢查。為了盡快恢復陳永貴的健康，北京協和醫院派出高級專家張孝騫大夫為陳診斷，治病。就在病情較為嚴重的情況下，陳永貴也沒有停止工作，還得出席會議，批轉文件，處理日常事務。直到經張孝騫大夫治愈以后，他還得回大寨和昔陽檢查工作。

　　陳永貴在京期間，和毛澤東主席見面的機會不太多。多是在會上見面，平素毛主席有請就去，也是寥寥幾次。但是，陳永貴對毛主席的感情是非常深的。因為“農業學大寨”五個字，使毛澤東和陳永貴之間成了特殊關系，也使眾多的人物刮目相看。毛澤東主席病重以后，陳永貴對毛主席的病情更為關注。周總理逝世了，主席再有一個好歹，對于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陳永貴是朝夕思慮的。因此在毛主席病重期間，陳永貴即使沒有機會經常去看望毛主席的病情，但他時時都在打聽著這位共產黨領袖的健康。1976年6月27日，毛澤東主席處于生命危急狀態，中央派飛機把吳桂賢從陜西接回北京。當時陳永貴正在昔陽蹲點，接到中央的通知之后，陳永貴也坐飛機從昔陽返回北京。那天正好是星期日，留在交道口的警衛張銀昌，因為昔陽來看病的郭仁和提出生前最好去一次八達嶺，一早便帶著他走了。他一走，大門就得關，只有前大門幾個哨兵站崗。陳永貴在北京機場下機以后，交道口連車也派不出去，中央只好再派車把陳永貴送回交道口。陳永貴下了車，連門也進不去，就向哨兵打聽銀昌去了哪里，哨兵也不知道。陳永貴有氣無處出，又出于對毛主席病情的關系，就又扭頭坐車直奔中南海。那天晚上，陳永貴就在毛主席的住處過夜，待毛主席的病情轉危為安以后，第二天才返回交道口。張銀昌聽說陳永貴回來，可著了大急，一個晚上就準備著怎么回答自己的首長。可是陳永貴其人，事情過去以后，脾氣也就下來了，所以兩人第二天一見面，經郭仁和把事情的原委一解釋，他也就不再說什么。毛澤東主席逝世的時候，陳永貴正在大寨陪江青視察。9月5日接到中央辦公廳的通知以后，他也陪江青迅速返回北京。毛主席逝世以后，陳永貴老是嘆氣，食欲明顯下降，也連續幾次為毛主席守靈。那個時期，也是他政治命運興衰的關鍵時刻，究竟老干部和“四人幫”的斗爭誰勝誰負，和他的關系十分密切。

　　安排了毛澤東主席的后事以后，就到了中央最高層領導爭奪權力的緊要關頭。國慶節前后，有一段時間沒有召集政治局會議。《光明日報》發表了《按既定方針辦》的社論，引起了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等人的重視，迫使他們不得不采取一些對策。毛澤東主席逝世，有關接班人的問題對于陳永貴來說，也是經過長時間的深思熟慮的。有一次回到大寨，身邊的幾個人還偷偷地在旅行社探過他的口氣，問他誰能當毛主席的接班人？他就含蓄地指著兩個人，其中一個就是鄧小平。至1976年國慶節以后，華國鋒交給他一項密令，要監視“四人幫”中的其中一個人。陳永貴當時堅定地執行了這項任務。后來他也曾對身邊人說：“毛主席、周總理在世，我就是按毛主席的路線辦。毛主席、周總理下世了，我就是看誰來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誰執行我就聽誰！”因此，在那個關鍵時期，他跟了華國鋒。這一年的10月5日下午，陳永貴被華國鋒秘密叫去，留在交道口的警衛張銀昌一直守在電話機旁。突然一個電話打來，張銀昌一拿起耳機，對方就詢問：“你是陳永貴處的小張嗎？”待得到張銀昌回答之后，對方告訴他：對方是中央辦公廳汪主任辦公室，通知首長晚上到玉泉山開會。這就使張銀昌立即意識到：這個電話非同一般。按照慣例，過去通知開會的，如果是中共中央方面的，多是秘書處通知；如果是國務院方面的，多是國務院辦公室。由汪東興的辦公室打電話，這還是第一次。而且玉泉山屬于中央的二線辦公地址，沒有特殊情況是不去的。按照張銀昌當時的分析，第一，今晚的行動可能有什么動向；第二可能中央要出什么事情。所以他格外小心。陳永貴從華國鋒那里回來以后，臨去玉泉山之前還囑咐他：“注意電話！”那一晚，張銀昌一直不敢離開電話，也一直不敢脫衣服睡黨。原來，政治局的成員們經過幾天的各自準備之后，當天晚上除“四人幫”之外都集中在玉泉山待命，“四人幫”由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指揮八三四一部隊在懷仁堂執行逮捕。夜很深了，中共中央辦公廳向張銀昌送去一個文件袋，按習慣張銀昌要打開袋子，看需要不需要經陳永貴批轉。待他打開袋子，才恍然大悟，文件的大標題就寫著“王、張、江、姚專案組……”爾后，秘書焦煥成從玉泉山打回電話，告訴他中央轉去的文件請不要打開，由湯師傅直接取走交給老陳。時間不長，湯師傅回交道口取文件時，張銀昌問他是怎么回事？湯師傅還不知道逮捕了“四人幫”，只是悄悄地說：“我發現王洪文幾個人的車不在，怕有事。”到了第二天以后才真相大白。

　　第二天早上，陳永貴回了交道口一次，安排張銀昌回大寨和昔陽把消息傳回去，并且堅決和“四人幫”劃清界線。張銀昌執行了任務以后立即返回北京。

　　那一段時間，陳永貴忙于揭批“四人幫”的斗爭，很長一段時間就沒有回交道口，直到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召開，陳永貴才返回自己的寓所。粉碎了“四人幫”，陳永貴也積極參與了推舉鄧小平再次出臺的行動。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提到解放老干部時，陳永貴就站起來說：“一大批老干部不出來，局勢不會穩定的。早出來早穩定，晚出來晚穩定！”并且指名提出鄧小平應該盡快解放出來。他講過之后，耿飚首先舉手贊成，又有幾個政治局委員表態說：我同意老陳的意見。

　　陳永貴是一個農民，但他被卷進一場復雜的政治風云以后，也表現了他獨特的政治頭腦，冷靜的分析方法和果敢的社會行動。他不像一般的勞模一樣，任人主宰，隨波逐流，而正如鄧小平所評價的，是一個很有頭腦的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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