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貴盡管是一個普通農民，但由于當時那種歷史條件和他的非凡經歷，使他不可避免地被卷進中國政壇高層生活的旋渦中去。

　　北方地區十四省農業會議以后，陳永貴作為中國共產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出席了中央于1970年8月在江西廬山召開的九屆二中全會。

　　陳永貴此時儼然要代表中國農民，把意見帶在會上，供中央委員會參考。

　　在“九大”期間，陳永貴作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坐在主席臺上，并作為大會的重點發言人在大會上發了言。這次上廬山，陳永貴又被宣布為華北組的會議召集人之一，這在與會的諸位中央委員中顯然又露出了崢嶸，無疑也被人刮目相看。但是，這次的中央全會要干什么，有哪些具體議程，對于他來說是一無所知的。直到會議開幕以后，他才知道會議的主要議程是修改憲法。陳永貴更不清楚，圍繞修改憲法，還涉及到一個重大問題：設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堅持要設國家主席，毛澤東主席六次提出不設國家主席，核心問題是什么？當時的陳永貴和其他中央委員一樣，看得并不是什么清楚的。

　　在正式討論新憲法草案的時候，陳伯達突然出現在華北組的討論會上，成為討論會上的一個軸心。他是“九大”選舉的政治局常委，又是眾所周知的文人秀才，他要親自參加華北組的討論，自然對華北組產生一定的影響。至于陳伯達本人有什么動機，華北組的成員是預料不到的。陳伯達不愧是個大文人，他在會上并不是直接地提出問題，而是拐彎抹角地從理論上進行煽動。為了達到設國家主席的目的，他首先提出應該選舉毛主席當國家主席。為了論證他的建議的正確性，他拿出了理論根據：有關天才方面的理論。在討論階段他很少在沙發上落座，手舞足蹈地講述馬、恩、列、斯和毛主席在天才方面的有關論述。鑒于許多人在理論上缺乏營養，陳伯達就毫不掩飾地提出：“有人反對天才論，實質上是反對毛主席當國家主席。”他以為時機成熟后，便指使人匆匆忙忙搞出了一個《華北6號簡報》。當時，很有一批出身于工人、農民和軍隊中的中央委員，他們對毛主席懷有深厚的感情，經陳伯達這么一煽動，情緒就激動起來了。他們根本不知道，反對設國家主席的正是毛澤東自己。

　　陳伯達點了火，又趁勢澆油，說馬林科夫上臺沒有把反對自己的人干掉，我要上了臺把對立面都要干掉。還說我當總書記就比鄧小平強。陳伯達的話倒使陳永貴看出了問題的復雜性。但真正的內情他并不知道。他對毛主席懷著恩人一般的感情，同時他本人又缺乏高層政治生活的經驗，對于一個有頭腦的人來說，他的思維要從各個角度進行，所以陳永貴在會上保持了冷靜，沒有過多地發言。根據華北組的安排，凡看了《華北6號簡報》的人都要在所列的名單上簽名劃圈。陳永貴當時的頭腦雖然比較冷靜，但他也不可能看到簡報會產生什么后果，所以別人劃圈，他也只好提起筆來，很謹慎地在名單上劃了一個小小的圓圈。

　　陳永貴頭腦的徹底清醒還是在毛澤東主席的一封信《我的一點意見》公布之后。這封信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陳伯達在華北組的活動和搞《華北6號簡報》的陰謀。毛主席還否定了陳伯達的天才理論，說陳伯達大有炸平廬山之勢。又說“炸平廬山，我也不當國家主席！”林彪一看勢頭不妙，只好舍出陳伯達，表白自己。他在毛主席表態后也說：“炸平廬山，我也不當國家副主席!”

　　從那以后，絕大多數不明真相的中央委員也恍然大悟，認識到上當了。陳永貴經過一場政治上的考驗，頭腦更加清醒了，主動地參加了批陳斗爭。那個時候，為了教育全黨，中央曾經發過一個文件，要求參加過廬山會議的同志向下邊介紹一下當時廬山會議上的情況，陳永貴也照此辦理。他回到昔陽以后，在縣城中學召集了各公社黨委書記，縣直屬各單位支部書記會議，傳達了中央有關文件，并以自我批評的姿態表態說：“華北組我是副組長，責任重大。陳伯達這個野心家大鬧廬山別有用心，我沒有向中央及時匯報情況，也沒有請示，瞎跟著跑了一天，犯了錯誤。毛主席的一點意見提醒了我，我才認識到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意義。”

　　陳永貴的話是誠摯的。這段經歷只能說明他身上的樸素的農民感情此時還十分濃重。

　　陳永貴并不是林彪、陳伯達的人。他出名以后，盡管有不少機會能夠見到林彪和陳伯達，但沒有什么交往。而在這兩位人物的眼里，也根本沒有他陳永貴。然而，對于毛澤東主席樹立起來的大寨紅旗，陳伯達在理論上還是有所論及的。

　　陳伯達作為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對毛主席樹立起來的大寨這個典型還是要擁護的。1966年3月21日，陳伯達出席了全國十二省市學大寨現場會，在會上他表示了對大寨的評工辦法有興趣。他說：“我沒有去過大寨，為什么知道大寨有個新辦法呢？是聽張瑞芳說的。他們搞四清時看到有的地方評工記分的辦法很復雜，說大寨有個簡便的辦法，一年評一次工分就行了。我聽到這個消息以后，就建議你們到大寨學習，這是個最好的辦法。”接著，他就從理論上來概括大寨的記工辦法：“大寨找到了適合中國農村情況的新辦法，是中國農民土生土長的創造性經驗。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沒有解決這個問題。當然有個國家是修正主義的了。”

　　作為一個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對大寨的某一個經驗提出看法，這也是正常的事。但實際上，陳伯達就根本沒有精力來研究大寨，對大寨的出現也并不感興趣，因為他的心目中還有一個典型叫西右營。到后來，陳永貴和周恩來總理的關系十分密切，而陳伯達已經把周總理看成了眼中釘，這就注定了他和陳永貴合不在一起，他們之間的距離就越來越遠了。1967年，北京軍區召開學毛著積極分子代表會議，大寨的民兵指導員郭鳳蓮出席了這次會議。會議開來開去，郭鳳蓮就覺得這個會不好往下參加了。因為這次會議使她受委屈不小。一次在電影晚會上，陳伯達有意和郭鳳蓮坐在一起看電影，狠狠地責備了郭鳳蓮一頓。在大會發獎時，其他單位的人都敲鑼打鼓抱著禮品走了，留下郭鳳蓮拿不動禮品也沒人理睬，只好哭哭啼啼地離開會場。當時陳永貴正在太原，郭鳳蓮好容易才找了個地方打了長途電話，說她不能參加這次會議了。陳永貴一聽這話就心里有底，說參加不下去就可以回來。正因為陳伯達和大寨存在著距離，所以陳伯達到太原活動，路經陽泉也不去大寨走一走。廬山會議之后，陳永貴還在一次批陳整風的會議期間對別人說，他不去比去了好，去了還不知道要放什么毒。幾位中央領導對陳永貴說：“不對。大寨還是大寨，他去大寨說了什么，并不影響大寨。”事實上，陳伯達到不到大寨，他心里早有譜。為了爭取人，陳伯達在太原看了電影《打金枝》以后，就說：“山西過去盡出大官，山西有寶貴人才。”

　　要說陳伯達對大寨表現的最明顯的一次還是在北方地區的農業會議期間。他看了學大寨的決議，一個不管農業的人要在有關農業的文件上大動干戈，把“大寨是毛主席親自樹立起來的一面紅旗”字樣一筆抹掉了，填上了“大寨是客觀存在”幾個字。一邊勾還一邊說，“什么叫樹立？”他的用意使人一目了然。

　　在廬山會議這個特殊旋渦中，陳永貴確實經受了一次高層政治生活的考驗，也能看出一個農民政治家的遠見和卓識。這也是陳永貴區別于其他勞模的標志之一。因為當時河北、山西好幾個工農中央委員在陳伯達的煽動下就輕信盲從，而陳永貴能夠獨立行事，這也是他能夠走向中共中央決策層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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