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風，是中國共產黨純潔自己的隊伍，密切群眾聯系的拿手戲。也是陳永貴教育干部，解決不正之風的拿手戲。在中國共產黨不斷整風的大氣候下，陳永貴在昔陽縣的干部隊伍中，在縣常委內部也不斷進行整風，解決各種問題。比如：剛開始的機關倒蹲點，1973年的解決化公為私、損公肥己的整風運動，1974年的反驕破滿，1975年的青年整風運動等等。當這些鮮為人知的新聞沖進腦際的時候，筆者真摸不透陳永貴究竟搞的是什么名堂。時至今日才認識到它的真正意蘊。他做出決定要選農民代表到機關廠礦蹲點，就是當時所提出的倒蹲點。他在一次機關干部大會上批評干部不如農民。說社員們一個早上不出勤就沒有二分工，機關干部一個月不上班工資照發。他很不滿意八小時和禮拜天，說農民要過禮拜連種子也下不進去。盡管他的言詞有些偏激，反映了一種農民意識，但他搞得倒蹲點確是解決了一些老大難問題。農民代表駐進了機關、廠礦，把那里長期解決不了的問題捅開了，解決了。他發動群眾給縣常委提意見，就是涉及到他自己的問題也要認真對待。他要求縣里到他的家里查一下，如果有縣里的財產請幫助拿出來交給公家。他從北京回來以后，親自去閱讀群眾貼出來的大字報，從中了解群眾對領導的信任程度。無論出現什么問題，他一經發現就及時處理，不留尾巴。所以縣里的干部既敬他，又怕他。

　　處理問題不留尾巴，是大寨人對他的一致評價。就是處在多層職務纏于一身的情況下，也還沒有忘記參加大寨的支部生活會。

　　文革中的中國廣大農村，不少地方忙于鬧派性、打派仗，黨組織已經處于癱瘓，黨的戰斗力更是可想而知，但大寨的支部生活會照常進行。

　　這次一次大寨的支部生活會。陳永貴兩道濃眉擰起了疙瘩，兩腮像打上了霜。因為高玉良沒有到場，他又動了肝火：“去，去把高玉良叫來！叫不來，就把他抬上來！”

　　高玉良不參加會也是鬧著一肚子情緒。吃飯的時候，他一聽說要開支部會，就打定主意要回避。臨走時向老婆交待了一句：“如果有什么大人物找我，就到接待站去找。沒有什么大人物就告訴他們不知道！”爾后，他就躲到接待站“睡覺”去了。因為他已經兩次沒有參加支部大會，引起了陳永貴的注意。高玉良呢，也能算得上雞蛋里頭的一根骨頭，不怕硬。第一次叫他，他不去；第二次叫他，還是不去；第三次叫他，他猶豫了一下，又“睡覺”去了；到了第四次，多少人催促，勸告，胳膊擰不過大腿，這是人家老陳叫的呀，去吧。到了會場上，他連眼皮也不抬一下，一屁股坐在板凳上，給了陳永貴一個脊背。

　　嚴肅的支部生活會上，坐著黑壓壓一屋子人。除了頭頂上漂浮著的幾條煙絲外，就是偶爾能聽到的幾聲咳嗽聲。會場上，有人低頭，有人皺眉，也有人細細地觀察著主持會議的人，看他臉上的表情。陳永貴坐在會場前面的一張桌子上，脫去了頭上扎著的那塊白手巾，一口水就著一句話：“有些人，連支部會也參加不了，什么問題？還像不像個黨員？嗯？今兒倒是請上來了，來了為什么不發言？你說嘛！怎么光瞅那窯頂？啊？怕那窯頂塌了哩？”

　　會場上鴉雀無聲，連咳嗽聲也聽不到了。高玉良看來還不服輸，是一種嚴陣以待的態度。他受到批評的時候覺得眼睛沒地方放，就干脆抬起頭來，瞅著窯頂。陳永貴覺得對方不軟，“啪，”一個巴掌拍在桌子上，把正在沉思中的與會人員嚇得咚咚跳，然后用高八度的聲調指名道姓問道：“玉良小，你幾次不開支部會？”

　　“問我？兩——次！”

　　“兩次不開支部會，怎么辦？”

　　“你，說怎么辦就怎辦！”

　　“我說？嗯？兩次不開支部會，開除！”陳永貴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

　　話音落下，高玉良登時站了起來，一邊往外走一邊嘟噥著說：“你開除，我就走！”

　　在場的人都被怔得呆了。誰也沒有料到高玉良有這么大的膽量。

　　陳永貴也“咯噔”了一下，頃刻間進行了一次大容量的思量。往日這個黨員的脾氣倒是不好，可工作一貫不錯。盡管敢和領導頂撞幾句，還是比較能夠服從領導，主動完成任務的。看著高玉良要走，陳永貴“呼”地站起來，搶先走到窯門口，一把手把這個黨員攔住了：“你往哪兒走？”

　　在這種情況下，高玉良也不敢往出走了，只能在陳永貴面前嘟嘟囔囔：“你不是要開除？”

　　“開除？就是開除你也不能走。回來，你給我說清楚！”

　　高玉良又返回原來的座位上，坐下來還是一聲不吭。

　　陳永貴板著一付生鐵般的面孔，對他，也是對在場的全體黨員說：“有什么話，大家就作聲。不要不作聲。不作聲不好，窩在肚里都是病。你把話說透了，問題也就解決了……”陳永貴的話再不是高八度，而是那么語重心長，循循善誘。很明顯地看出，他并不是以一個“開除”了事，而是要弄清是什么問題，以便消除隔閡。

　　幾十年來，陳永貴不知主持過多少次這樣的支部生活會。有什么事，只要到會場上一吵，哪怕吵得冒了煙，問題只要得到解決，他心里就舒服了，他吃飯就香甜了，他睡覺就安穩了。一次吵過去，二次再吵，一個比一個嗓門高。這么一吵，思想總歸還是統一了。所以陳永貴還是采取老辦法，叫大家吵，口氣也比剛才溫和了些。

　　一分鐘過去了，沒人吭聲。

　　兩分鐘過去了，還沒人吭聲。

　　十幾分鐘又過去了，脾氣火爆的陳永貴又火冒三丈。“啪”一個茶杯被陳永貴舉起來，狠狠地摔在桌子上，杯里的水冒出老高。落回茶杯以后，它又翻了幾次波紋，又把大家嚇呆了。

　　“有些人，心里有話，就是不作聲。玉良小，你作聲不作聲？”

　　高玉良很干脆，吃了秤砣鐵了心：“我就是不作聲！”

　　“你為什么不作聲？”

　　高玉良的態度依然很硬，但聲調不高：“我作聲，有人就要霍嗦哩！”

　　“什么？你作聲，就要有人霍嗦哩？”

　　陳永貴終于聽出點味兒來了。他往往是通過這種“追”和“逼”，進行調查研究的。有一次，他聽幾個干部反映，高玉良領著社員在數九寒天耙麥，也是拍頭大火。數九寒天，還耙麥？你一耙，會怎么樣？他準備在飯場會上解決問題。那一天他從外地回來，在早上的飯場會上，他見不到高玉良，問大家：“玉良小幾次不來吃飯？”

　　有人說：“十來天了。”

　　“怎么不來吃飯？”

　　有人回答說：“老婆坐月了。”

　　陳永貴弄清了高玉良不參加飯場會的原因，臉色稍好看一點，但在耙麥的問題上還生著高玉良的氣。等高玉良端碗來了，他問：“你為什么要耙麥？”

　　高玉良向他解釋說：“耙麥能提高地溫，有利于小麥生長。”

　　陳永貴吃驚了，因為他還沒有聽到這樣的新鮮事兒：“怎么，那，地溫，長起腿來了？嗯？”

　　高玉良不吭聲，只顧用筷子往嘴里喂飯。

　　陳永貴看出了他并沒有服氣，又反問：“你說說，那，地溫為什么會長起腿來？”

　　高玉良也是剛從北京農業研究人員那里學到的一門科研技術，解釋說：“割斷毛細孔，就能使地溫上升，保持水分……”

　　那一次陳永貴沒有被他說通，可是以后一看，耙了的那片麥地，長勢不比往常，他打內心服氣了。

　　他是一個典型的農民。只要沒有親眼看見，他是不會認輸的。然而科學技術并不等著人的思想通了才邁進大門，

　　這一點陳永貴說他能夠理解，能夠想通，盡管他是人們公認的“農業專家”，他也覺得農業上有許多學問是十分深刻的。對農業是這樣，對農民的思想工作也是這樣。現在陳永貴終于從高玉良的行動中看出門頭角道，便趁火加油：“你說你一作聲就有人霍嗦，好，我就是叫他霍嗦霍嗦哩！”

　　高玉良好象把肚里的氣泄了一大半，又得寸進尺：“我怕他霍嗦起來得了病哩！”

　　“我叫他霍嗦，他就能得了病？他病了也好，我，給他看！“陳永貴催他發言，又拍了一下桌子。

　　陳永貴訓起人來就是這么不講分寸。比如說，他在場上看見一群雞吃糧食，他就開口大罵：“人死完啦？誰家的雞？”罵得人們誰也不敢吭聲。罵罷再把撒下來的糧食一顆一顆捏起來。今天在會上也照樣如此。

　　問題揭開了。鬧矛盾的原因還是因為大隊長。他在幾件事情上處理的不好，大家對他很有意見。事情澄清以后，高玉良也就沒有氣了，表示要和大隊長搞好團結，協助他工作。

　　1974年一個冬天的夜晚，陳永貴來到了大寨村。這一個夜晚不是為三戰狼窩掌而奔忙，也不是為解決思想問題而消磨，而是為著一場嚴肅的政治斗爭——解決大隊會計趙存棠的經濟問題。

　　當時，在陳永貴的統一部署下，昔陽縣正在開展著一場反對化公為私，損公肥己的反腐蝕斗爭。大寨也投入了這場激流之中。從賈承讓的萬筆清會計至今，大寨干部在經濟問題上一塵不染，在群眾中沒有造成不好的影響，所以在四清中就能經得住考驗。唯有趙存棠和另一個木匠開貪污盜竊的綠燈，時間不長，問題出得不少，引起了群眾的公憤。趙存棠是為建設新大寨而光榮犧牲的趙小和的兒子，卻和他父親的行為相背而行。在大會上，趙存棠耷拉著腦袋交代問題，會場上不時地出現嚴厲的質問聲。陳永貴坐在會場的正中央，詳細地聽取趙存棠的檢查和與會者的發言，用強硬的態度批評趙存棠：“問題已經放在這里了，就看你老實不老實。告訴你，今黑夜說不清楚，過不去！”

　　天很冷，但會場的溫度逐步升高，也使得趙存棠難以忍受。陳永貴是個有心計的人，面臨大寨干部三十年來發生的第一次經濟案，他不能不慎重考慮。為平民憤，趙存棠在黨內受到應有的處分，也使其他干部受到教育。這里要補充的一點是，在陳永貴離開大寨以后，趙存棠的問題卻得到了平反，還選拔他當了大隊黨支部書記。公正地說，趙存棠在陳永貴的問題上沒有落井下石，在個人感情上對陳也很好。

　　由此可以說明，思想教育一放松，問題就很容易出現。而陳永貴所以能夠成為一位高尚的人物，是由他的政治遠見和細致的工作決定的。這一點，大寨人從陳永貴卸任之后，在幾任支部書記身上看得十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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