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貴的言論和行動有光的線條，但也有銹的污點，這從大寨的幾宗小事里也可以透視出來。

　　大寨登上了中國的政治舞臺以后，和數以萬計的普通農村拉開了不小的距離。大寨的形象不容任何人來損害，如果有人說了大寨的壞話，可以想到他會有什么后果。這里說的是在農業學大寨期間昔陽縣東風林場召開的批判會。幾天來就為解決一個問題：本單位一個工人的“反大寨”言論。

　　昔陽學大寨，率先走在了全國的前頭。從縣革委成立起，就組織各大隊，各單位的工人、農民，在職干部到大寨參觀學習，聽取經驗介紹?；貋硪院?，各單位還要召集他們討論參觀體會，尋找差距，對比學習大寨的具體措施。林場職工們在討論中也和其他地方一樣，對大寨夸得神乎其神：莊稼的顏色如何黑啦，地塊如何大啦，高線運輸效率如何高啦，等等。偏偏有這么一位不識時務者，對大寨提出了一點疑問，說大寨的茴子白長得不好。

　　罪證，借茴子白長得不好，蓄意否定大寨！

　　在階級斗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日子里，哪怕一丁點兒小事也要成為批和斗的活靶子，何況觸動了名揚四海的大寨！

　　被斗者日不進餐夜不入眠，如感冒又不是感冒，似頭疼又不像頭疼。他從心里掏出一句真話，卻遭到了如此結果，政治氣候給了他一個小小的不幸。這事后來被在林場工作的大寨人賈計祥發現后，才為這個工人解了圍。本來向大寨提點意見嘛，怎么能夠按反大寨對待？大寨有缺點有錯誤還是歡迎批評的，把提意見和反大寨混同起來就不夠公道了，也影響學大寨的聲譽。要退東吳兵，還需東吳人。沒有賈計祥的話還澄清不了這一是非。

　　同樣，在學大寨還是提意見的問題上，在當時的一個學大寨先進大隊——東冶頭公社蔥窩大隊也發生過一次。那時，縣委領導到蔥窩檢查工作，提出他的地如何如何，蔥窩黨支部書記頂撞了他們幾句，縣常委要以對大寨的態度問題論處，提出要開除黨籍。這事還是由陳明珠出面，才妥善得到了處理，弄清這位支部書記的言行不是反大寨，不能按反大寨處理。

　　如果說它是一個小小的誤會，也能足以說明無限度的上綱上線造成人們心理上的恐懼。一些老干部說，他們在大寨不好工作，因為稍有一點跟不上，就會犯錯誤。這是有損一個先進大隊的形象的。

　　中國人崇拜神，敬仰神，這是幾千年造成的習慣傳統勢力。但是，把毛澤東主席樹立起來的紅旗當神來對待，就難免要起到相反的效果。這里再介紹一樁發生在大寨大隊的事情。

　　七十年代的一個春天，一批剛栽完樹的人拖著疲乏的身體從山上走下來，不聲不響地走進接待站的大院，懶懶散散地端起一碗開水，從挎包里掏出自帶的冷饅頭，各自找個角落安慰一下餓肚饑腸。

　　熱開水就著冷饅頭，嚼啊嚼，嚼著干活以后渾身的酸痛。冷饅頭咽進肚里，也咽下了誰也不敢說的牢騷。

　　大寨是全國農業戰線上的模范，也是各行各業各項工作的典范。昔陽縣的機關干部，廠礦工人來大寨參加勞動，按那時的要求絕不是單純的栽幾棵松樹，收幾畝谷子的問題，而是在關鍵的行動上檢驗你的思想，檢驗你的作風，檢驗你的路線斗爭覺悟，檢驗你對大寨的感情和態度，就是在這樣的政治氣候下，每年都有成群結隊的人來大寨栽樹、收割。

　　說他們沒有怨言，誰信！再說，怨有何用？只能惹來一些不必要的麻煩。這是一種無形的壓力。這種無形的壓力是怎么形成的？僅僅是大寨人和陳永貴嗎？

　　1975年芒種前后，大寨的谷子因為大隊長的思想疏忽造成嚴重缺苗，如不采取緊急措施，勢必影響當年的產量和大寨紅旗的聲譽。鑒于大寨勞動力有限，只有動員昔陽縣機關工作人員支援。說實話，誰愿意來？不來又不行。到中午一點左右，機關干部們又熱又累又餓實在支撐不住了，身邊的大寨社員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干不慣就歇歇，這一上午可把你們拖累了！”機關干部故作輕松，勉強笑笑：“沒關系，鍛煉鍛煉也好！”中午兩點鐘了，支部書記郭鳳蓮才對大隊長賈承讓說：“叫人家機關的人走吧，人家成天坐在辦公室，哪能受了這么大的苦頭？咱也夠嗆了！”因為生產上的事是賈承讓負責，谷子缺苗和他有直接的責任，可是大中午又不能再叫人家干下去，就放話說：“走吧，還能不叫人家走？”帶隊的才下令收工。這天大寨也比往日優待了些，給安排了綠豆米湯，稍稍休息，還得繼續上山。

　　再說栽樹的事。人們下山以后，領隊的板起面孔，冷冰冰地問：“自己先報一下，勞動時誰挨著誰？”

　　怎，這人是不是吃了槍藥了，有人心下說。

　　原來，上午有關領導檢查質量，發現有一處質量不合格，要追查責任。在無限上綱的那個時代，這問題本身就可以追究了，可有人偏不識時務，領隊的還沒走遠，就有人大發牢騷：“就這樣的質量還是他們逼著來的。”

　　在毛主席親手樹立的紅旗下發牢騷，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韙。好在領隊無意深究，聽了權當沒聽。

　　偏有人政治熱情高，事后向上面打了小報告，向那位領導的報告時卻連名字也記不清了。上邊認為在大寨出現這樣的問題非同小可，所以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

　　這事到后來也沒有查出一個結果。只不過是在當時特殊的環境下，特殊的地方，也出現了一些特殊的事情。其實當時就不去那么多人干活，大寨的農活也不至于影響多少。大寨人本身也不是對人那么苛刻的。秋天收谷子，機關干部割谷草，大寨人對質量要求很嚴。賈承讓、賈進才不斷解釋：“不怕大家慢，就怕大家干不好。茬不能太高，今年干旱，谷子種的不多，好幾個公社的牲口還沒草吃，大家還是割得茬低一些！”這些話，挺客氣，也有人情味兒?？墒牵h里的干部和職工為何對到大寨勞動一事為難呢？筆者只能認識到兩個字：特殊！特殊的使人不好接受！

　　在那個特殊年代，大寨對外如此，對內也在斗爭哲學指導下逐步升級。這里再介紹一件發生在大寨村內部的一件事。

　　“大寨人的脾氣就愛斗，七斗八斗不停休。”曾經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口皆碑。斗斗斗，進一路；與天斗，與地斗，與階級敵人斗，與資本主義斗，與自己頭腦里的民主派思想斗……，不批不斗則變修！特殊的歷史條件下，一切經驗，一切理論都需要這個神奇的村寨做出樣板。那么，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解決民主派思想和老好人掌權的問題，更變成了大寨人的座右銘。

　　事情發生在一個材料上。當這個材料將要作為文件下達而又需要征求大寨人的意見時，滿臉像掛上霜的宋立英找見支部領導人，提出了強烈抗議：“他們下文件，就叫他們下吧！我是去不了北京？我是找不見老陳？我倒問問他，賈進才哪一次不配合他的工作？剛入社，老陳怕集體的牛叫別人飼養不好，專派賈進才上西寨放牛，哪一頭牛不是胖的滾瓜流油？老陳提出修半個新農村，是誰開了那么多石窩，是誰打了那么多石頭？他們憑什么捏造賈進才是民主派呀走資派？他們要是下了文件，我是要說話哩!”

　　平素，宋立英發牢騷，瞪眼睛是很少見的。少年時代，她在財主家做干的，揩濕的，茹苦含辛，煎熬度日。青年時代，她領導婦女們鬧生產，樣樣起帶頭作用。但在這件事情上，她發脾氣了！提抗議了！因為材料把本來是幾宗小事任意擴大，上綱上線，提到路線斗爭的高度上去了，誰受得了？

　　當時正是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毛澤東主席對學理論作了十八條批示，提出“列寧為什么說對資產階級專政？這個問題要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接著，姚文元發表了《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的文章。此后，張春橋發表了《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的文章。再以后，從“梁效”等署名，各大報紙發表了不計其數的文章，對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加以撣述。大寨和昔陽也理所當然地在學理論運動中帶好這個頭，為全國拿出具體經驗。主持昔陽日常工作的縣委副書記王金籽便在大寨黨支部身上“身先士卒”了。他想用陳永貴和賈進才作對比，說明大寨黨支部也同樣存在革命派和民主派之間的斗爭，揭示出大寨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的道理。要說明這個道理，只能端出合作化以前的兩個例子。一是老少組和好漢組之間的斗爭。事實上，這兩個組都是當時縣上的模范互助組，好漢組落后于老少組并不是因為組長賈進才存在什么民主派思想，而是因為這個組有貧農，有中農，還有地主，富農，人心不齊鬼吹燈。第二個例子就是關于“要想發財快，莊稼攪買賣”的問題。實際情況是，當時為了給村里找一點發財門路，不少人建議賈進才集股鑿煤窯。陳永貴開始集了一股，后來從中退出。按那時的條件，鑿窯只能手工進行。一直鑿了好長時間，把分果實換來的小米都貼進去了，最后鑿出一窟窿水，以失敗而告終。

　　這兩個例子在陳永貴口中是經常講，反復講，都是作為大批資本主義的具體內容進行的，不講就不合當時的政治需要。但是陳永貴在批好漢組和莊稼攪買賣的同時，從來不點賈進才的名字，而且對外宣傳上把賈進才樹得很高。賈進才也提不出什么意見。這個文件把賈進才的名字公開抬出來，宋立英當然忍受不了，她要為和自己患難一生的老丈夫正名！文件也被宋立英頂住了?？墒窃谶@種潮流下，昔陽縣的學理論就批了豬圈里的資本主義，兔窩里的資本主義，使正當的家庭副業受到限制，也為全國帶了一個限制社員小自由的頭，甚至把厚莊、東溝的工副業批為集體經濟內部的資本主義，使事物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不過，在大寨精神的滾滾洪流下，這些軼聞軼事畢竟只是幾股小小的支流，陳永貴在昔陽執政的本質還是使昔陽建成大寨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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