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這個時刻，“文化大革命”爆發了。

　　“文化大革命”是“繼續革命”理論的產物。陳永貴對這個理論并不怎么理解。很典型的事例就是在大寨，盡管后來有所謂的“七斗八斗”的經驗之談，實際上，大寨的地主富農在大寨活得卻是很安寧的。陳永貴對他們很有點人道主義的兼愛之心，對他們不歧視，讓他們享受社員福利上的同等待遇，只要求他們不能亂說亂動。當時幾乎全國都在施行“四類分子”掃街凈院，大寨沒有實行過，掃街凈院的則都是些主動負責的黨員干部。這并不是說陳永貴沒有劃清階級陣線，而是有他自己獨特的考慮。1967年，北京一批記者來大寨照相，怕拍進地主、富農的鏡頭。陳永貴告訴他們：“不怕，他們不會讓你們看見。”他把地主、富農安排到記者看不見的地方干活。陳永貴在大寨對付的主要對象是那些阻止他行動的攔路虎，就是他所說的“富裕中農思想”，和干部隊伍中的守舊思想。在這個取舍上，他難逃農民的功利觀點。至于那些省、縣的上級領導干部，陳永貴從來就是把他們當自己人。他認為是他們發現了大寨，培養了自己，從農民的樸實感情出發，他感激他們，維護他們。不分青紅皂白說他們是走資派，他是難以接受的。

　　因此，在最初，“文革”在大城市里興起時，他抱著一種迷惘的觀望態度。

　　然而，大寨的聲望卻不允許他觀望。輿論界的人要找他，請他對“文化大革命”表示個態度，報紙、電臺要以他的名義發表文章。縣城、省城里剛剛形成的兩派組織都認為大寨是非常需要爭取的力量。拿當時的語言，叫拉大旗作虎皮，包著自己去嚇唬別人大大有效。于是，不斷有北京、天津、太原的學生來大寨串聯，鼓動說服陳永貴入他們的“伙”。對此，陳永貴很不以為然、只是淡淡一笑、不明確表態。一次，縣里中學的“紅衛兵”去找他，他撓著鼻子輕蔑地說：“動不動就打倒這個打倒那個，就憑你們這幾個娃娃？哼，害去吧！（相當于北京話玩去）”

　　但是，“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沒有他參加也照樣能熊熊燃燒。開始，他的老上級張懷英在文水縣被批斗，昔陽多數老干部被打成反黨集團，他想不通。不久，北京一〇一中學，西安石油學院的紅衛兵在縣城大禮堂門口斗爭昔陽縣委書記原耀光，追究原耀光的入黨問題，斗得他渾身浮腫。原耀光因不堪忍受斗爭侮辱而跳樓自殺。陳永貴聽說此事，坐在地頭上吧嗒吧嗒抽煙，皺著眉頭，老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他不理解為什么會造成這樣的結局。直至山西省省長衛恒自殺，陳永貴對著人一氣不吭，知情人透露說他獨自一人鉆在屋里痛哭了一場。因為多年來衛恒對他的體貼他是不會忘記的。前幾個月，衛恒曾經去大寨看望他，不僅過問大寨，還過問了他的家庭；聽陳永貴介紹了前妻、后妻、繼子、養女的情況，衛恒曾嘆口氣說：“老陳啊，這五口之家也難當啊，你的家庭就是一個小小的合作社！”盡管政治形勢如同烏云滾來，但他也難以脫開農民的功利觀點。對這亂哄哄的局面，他百思不解。但是，一個馳名中外的勞動模范，在中國政治風云如此激蕩的時刻，他不可能當桃花源中人。對這場“文化大革命”表什么態？他該不該介入這場運動，他很長時間定不了砣。一次，天津紅衛兵到大寨鬧事，要奪陳永貴的權。陳永貴躲在醫院“養病”，借此避風。武家坪一位生產隊長叫郭小榮好不容易才找上門去，給他出了個生意說：“你得想點辦法嘛，難道避風是個辦法？”

　　陳永貴問：“你說該怎辦？”

　　郭小榮說：“過去唱老戲，那些大臣一有事就上殿動本。你是響當當的勞模，你為什么不去上殿動本？別人見不了主席、總理，你能見呀！”

　　對，陳永貴的精神，吸一口煙也覺得那么有滋有味，總理這么關心大寨，這么關心我，我去他不會不見！于是，陳永貴要進京“動本”了。

　　陳永貴進京，引起了周恩來總理的格外關注。當陳永貴的電話打來的時候，周總理立即答復，當下接見。在中南海的會客室里，周總理和陳永貴熱情地握手，詢問大寨的近況。陳永貴向周總理談了三個問題，第一是到大寨參觀的人太多，少則四千五千，多則一萬，壓力太大，接待不過來，甚至為了帶紀念品，把地里的玉茭穗也掰走了。這樣的參觀效果也不好。周總理說，你也想點辦法，我也想點辦法，上下努力，控制人數。第二件事是能不能批準昔陽辦個化肥廠，因為昔陽干部買化肥，免不了犯些錯誤，四清中逼死四十多個農村干部。周總理說，昔陽有煤，化肥廠的事可以考慮；第三件事就是關于“文化大革命”。他向總理匯報說，紅衛兵拿著小刀刀（匕首）威脅我造反，不造反就奪權。還要試一試鐵姑娘到底硬不硬，抬起大石頭往她們肩上放，我的生產無法搞。據陳永貴向人介紹說，周總理當即給了陳永貴三個紅袖章，說，他們組織紅衛兵，你也組織。他們破壞了生產秩序，你組織紅衛兵維護生產秩序。還勸他要理解這場運動，對“文革”要抱積極參與的態度。接見時，陳永貴把他選好的四個蘋果要送給周總理吃一吃，周總理高興地接受下來，說這么好的蘋果，還是送給毛主席。

　　見了周總理以后，陳永貴的心情也十分舒暢，但也有些不理解：對于“文化大革命”到底抱什么態度，這對他來說一直是個謎。不幾天，他在回大寨時遇到省里一位女干部，談起了造反派到省委奪權的事，陳永貴理解不了：為什么要奪權。回村以后，免不了有外地的記者向他透露消息，說奪走資派的權就是向各級領導奪權，還勸他參加奪權。這才使陳永貴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也私下嘆口氣說，一些真正苦干的人被打成反革命，不干的人反倒好了。

　　接著，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發表評論：“你們是真正的勞動模范，就不要怕群眾運動。要堅定地站在群眾一邊和群眾在一起，把毛主席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以后，有關這方面的文章變為各地勞模的表態，不斷地散發在中華大地。

　　陳永貴從此打了主意，按十六條辦事，毛主席有什么號召咱就有什么行動。

　　當時，山西的造反派正在造山西省委的反，奪山西省委的權。楊承效從省委各部門搶來的公章用麻袋裝。到1967年1月12日，太原市的造反大軍打倒了原省委領導王謙、王大任……元月25日，在五一廣場召開了幾十萬人參加的奪權誓師大會。會場上出現了揪斗“走資派”的場面，不時傳出斗爭的質問聲，氣氛十分緊張。恰在這時，山西的另一個農民領袖李順達也從千里之遙打來電話。來意也很明確，他要探探陳永貴的口氣，摸摸陳永貴的虛實：參加不參加山西的革命造反大軍。

　　陳永貴和李順達的心里都揣著一個小九九，但互相都不把話說透。最后雙方的回答是“你去我也去。你不去我也不去。”

　　于是，兩人一東一南，從各自的方向走向太原會晤，準備參加山西的文化大革命。就這樣，陳永貴、李順達、解悅在太原的登場吹響了前奏。1967年2月6日，《山西日報》頭版以醒目的大字標題刊登出重要消息：《陳永貴同志“殺”出來了。》。文章的副標題是：“在著名勞模陳永貴、李順達、解悅等同志倡導下，山西革命造反聯絡總站成立并加入山西革命造反總指揮部。這標志著我省工人農民大聯合進入一個新階段。”文章開頭有一段編者按：“革命形勢越來越好。陳永貴、李順達、解悅等—批勞動模范‘殺’出來了！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勞動模范有帶頭作用，骨干作用，橋梁作用。勞動模范站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前列，帶頭鬧革命，這是一件有重大意義的事。這個頭一帶，浩浩蕩蕩的革命造反大軍就會更加迅速地形成。”

　　果然，陳永貴和李順達所成立的以工農為主體的群眾組織形成了極大的影響。無數小型組織都歸結在他們的大潮之中，由陳永貴任政委，李順達任副政委。

　　可是，陳永貴和李順達畢竟都是農民，他們各自的家里都有各自的事情。他們在太原不幾天，就忙著回自己的大隊去了。他們一走，這些組織成了無舵的船，航程上找不到路標，也就自行解散了。

　　事隔不久，這一個龐大的造反大軍形成了兩個派系。一派支持劉格平，一派支持張日清。陳永貴和李順達也不可避免地被卷進了這個風潮。

　　不過，當時劉格平和張日清的對立情緒還不很明顯，但支持誰反對誰也不好定砣。后來傳來了毛澤東主席的指示：“給六十九軍的同志說一下，要站在劉格平同志一邊，支持劉格平同志。”這一下，陳永貴的態度比較明確了，只要是毛主席說的，照辦就是了。

　　關于陳永貴在山西“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褒貶不一，作為歷史，這是很正常的事。因為當時的親歷者很少不陷入這樣那樣的派別偏見，包括陳永貴自己。但從人們的講述中可以得到這樣一個總的輪廓：陳永貴是一個樸實的農民，他有著農民的純樸，也有著農民的執拗和農民的局限。他奉行的一條總原則就是聽中央的，聽毛主席和聽周總理，只要我理解這是毛主席和周總理的指示，我就不拐彎，不遮掩，刀擱在脖子上也不縮頭。

　　有兩件當時影響較大的事可見一斑，一件是關于毛主席提出支持劉格平的指示；一件是周總理派陳永貴解決平遙武斗的問題。

　　有關第一個問題，發生在“文革”初期五一廣場召集的一個群眾集會上。按當時的情況，不管是毛主席發表什么最新指示，還是社會上發生什么重大事件，都要舉行群眾集會。所以那個時期的集會較為頻繁。因為當時指揮部的兩派組織雖然已經分裂，但在學習毛主席著作、執行毛主席指示這一點上完全一致，對于毛主席關于實現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也是形式上保持一致。于是對于這次集會，兩派組織經過和平談判達成協議，共同召集大會。會上的發言人一家一個，呼口號的領呼人一家一個。會上只許喊共擬的大原則口號，發言和口號都不準帶自己一派的觀點。廣場上兩派群眾的座位也是一邊占一半。大會一開始，首先是主持人先宣布大會議程，接著便是劉格平、張日清兩位革命領導干部發言，照稿宣讀，一切按計劃實行。剩下的就是次要的議程了。陳永貴是全國的大勞模，出于禮貌與尊重，自然要讓他講幾句話。誰知陳永貴講了幾句開場白，就按照毛主席關于對“六十九軍”講的最高指示，心中正激動，在講話中說了一句：“我們要支持劉格平同志，”這一下，事實上等于已經破壞了會前的協議。那位紅總站的女口號領呼員喜出望外，馬上接過這句話領喊：“堅決支持劉格平同志！”這一下會場亂了，臺下的一派群眾跟著呼口號并熱烈鼓掌。另一派群眾卻高喊：“炮轟劉格平！”。這時在臺前坐著的幾位“革命領導干部”，包括劉格平在內都向陳永貴使眼色，意思是請陳永貴糾正一下剛才說過的話，或者停止發言，由其他人來扭轉局面。但陳永貴依然很固執，又在麥克風前重復了一句：“就是要堅決支持劉格平同志。”

　　這一下會場大亂了。一派群眾就要向前涌，另一派群眾就要阻攔，眼看一場大規模沖突可能爆發。劉格平連忙宣告散會，下令紅總站的人馬上退出會場。群眾間的沖突才避免了發生。但兵團和紅聯站的人卻涌向了臺前，要求與陳永貴辯論。陳永貴被圍在五一廣場露天舞臺的地下室里達四個多小時。但他本人對此并不以為然，照常抽煙，安然自得地來回散步。到了晚上七點多鐘，由六十九軍軍部派出許多文職軍人趕到現場，向圍臺的群眾勸說解釋，陳永貴才被軍隊的小車接了出去。陳永貴只認為他在會上一表態，宣布毛主席的指示就能穩定山西的局勢，但事態的發展卻不以他的意志為轉移，山西的局勢逐步惡化了。

　　山西出現了公開的兩大派對立組織，很明顯地影響到各個地區，各個縣，各個基層單位。大大小小的沖突不斷發生。不久，晉中發生了一場平遙事件。

　　1967年8月初，晉中聯絡站在平遙召開學大寨會議，在街頭游行中兩派發生了沖突。聯絡站到北京告狀，說總司把組織機構砸了，破壞了他們的學大寨會議。中央派直升飛機往平遙散發傳單，要求停止這一活動，同時派出六十九軍，空軍零二五、零二七部隊開赴平遙，制止沖突。

　　到這年8月7日，陳永貴奉周恩來總理的指示到達平遙，解決平遙武斗。當時據說是太原的兩派群眾都聚集在平遙，街上擠得連個賣水果的也站不下，城里斷糧斷水，形勢危急。平遙縣城的幾道城門都被封鎖，只留一道門可以進出。陳永貴到達平遙以后，兩派組織的頭目人都希望把他接到自己組織的駐地。但聯絡站一邊搶先下手，把陳永貴接到一個家，后又接到聯絡站的駐地。這時，聯絡站的幾千人也被包圍。當時省軍區一位副司會員就給陳永貴出主意，請聯絡站架起高音喇叭，由陳永貴立即表態，說明他們是奉中央命令前來解決武斗，而且沒有帶武器，希望兩派的代表到這里來談判。到傍晚的時候，兩派的代表談判未成，形勢更加嚴峻。總司拉陳永貴的大計落空，也架設高音喇叭，說陳永貴根本不在平遙，聯絡站在造謠。

　　武斗仍然不好制止。

　　對立情緒如此之大，陳永貴在城里也處于生命的危急之中。當時省軍區的一些領導就十分耽心，萬一陳永貴發生了什么問題，負不起責任。由此，就派晉中一位領導干部向中央發電報。可是城內的電訊局早已停業，城門己經封鎖，無法進行發報。他們又改變主意向祁縣打電話，也行不通。

　　后來又由空字零二五、零二七部隊掩護，沖出城門在野地里向中央發了電報。發報后槍聲不斷。到第二天上午十點，傳來了周恩來總理的電報指示；第一，派一個營把陳永貴接出來；第二，部隊進城拔除據點，但不要帶槍……陳永貴穿上軍裝，在部隊的掩護下由大卡車接出城外，住在六十九軍的一個團部。六十九軍軍長謝振華手拿地圖指揮部隊拔除武斗據點，部隊一槍未開，也達到平息武斗的目的。8月9日，聯絡站在平遙二次掌權。可是當時的解決辦法不妥，聯絡站和總司在人數上也懸殊很大，聯絡站在平遙掌權后平遙的秩序一直混亂。

　　陳永貴因解決平遙事件聲譽下降，在山西引起了爭議。實際上，鑒于當時的復雜局面，他不可能把這么大的事件處理的那么妥當，除非大氣候改變。為此事，陳永貴在1971年的批陳整風會上回憶說：“根據中央幾次指示，要讓總結經驗。可是直到現在沒有總結。那么大的事件，沒有打死人，正由于軍民關系好，讓我穿上軍裝才掩護出來。就在那個時候，亂得很厲害，他們大造輿論，說陳永貴是逃亡地主、惡霸。”

　　陳永貴在群眾面前公開表態支持劉格平，只是因為偉大領袖說過的一句話。事實上，陳永貴和劉格平在過去并接觸不多，關系也不怎么密切。另一面，陳永貴和另一派首領張日清也在做工作。但這兩個人物心里都沒有把陳永貴放在眼里。當時的省軍區仍然把槍發給群眾組織搞武斗，后又報告中央說群眾搶了武器，陳永貴為此向中央作過匯報。周恩來總理也多次指示讓陳永貴出面解決山西問題。但是此時派性的分裂局面已難以扭轉了。不管主觀意志怎么樣，他已經實際上成了一派組織的旗幟、另一派組織的眼中釘。

　　由于山西的兩派組織嚴重對立，造成了山西局勢一直不能穩定。中央于1969年7月發布了毛主席批示“照辦”的七·二三布告，嚴厲地批評了劉格平、張日清鬧派性，不要黨性的嚴重錯誤，確立了謝振華、陳永貴為革命委員會主要領導的山西新領導集團。毛主席批示以后，陳永貴令行禁止，表態說：“再也不搞派性啦。”除參加山西省革命委員會的集體領導以外，陳永貴把主要精力放在昔陽和大寨，抓昔陽建成大寨縣的工作。從此，他和劉格平、張日清就不多來往了。

　　從主觀上講，陳永貴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愛憎是質樸的，是受階級斗爭理論的影響，對領袖有著一種極端的崇拜和熱愛。毛主席提出“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陳永貴雖然沒有直接參加奪權，但在參加省革命造反總指揮部、當選為省革委副主任和當了昔陽縣革命委員會主任以后，對晉中和昔陽老干部的批斗是比較主動的。在當時那種大勢所趨，形勢逼人，不斗不行的形勢下，要讓他避開這個現實是不可能的。但是，對于省里邊的那些老干部，陳永貴并不主張對他們批斗。因為大寨的成長和他們的支持有一定的關系。可是他作為著名勞模，又參于了省里的活動，拒絕批斗顯然要考慮他對“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態度。陳永貴便不折不扣地執行了當時的黨中央路線，而且說過不少違心的話，辦過不少違心的事。尤其在幾次召開的“農業學大寨現場會”上，本來是研究生產，卻也聯系到政治斗爭（不聯系也不可能）。省里的一批老干部就是當時的省革委借陳永貴的大旗把老干部揪到昔陽由省軍區的領導干部主持批斗。陳永貴為了劃清界限，面對老干部受到人身摧殘而不加以保護，在生活上對這些老干部也沒有特殊照顧，是適應了當時的政治氣候，事后他曾對人說一直感到心虧。1973年的一次省委常委會上，他就針對這一問題作了自我批評。會后劉開基副省長一拍他的肩膀，帶著諒解的口吻說：“啊呀老陳，總算高姿態。一個自我批評甩了多少人的包袱！”從客觀上講，“文化大革命”中的陳永貴的所作所為不可能用幾句話概括出來，除了大形勢以外，也有自己的觀點和看法，活生生地反映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一種農民的功利選擇迫使他存有一種人間常有的個人恩怨。恨誰愛誰他心里頭掌著砣頭。當他看到一大批昔陽老干部都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和得知張懷英在文水縣三次被斗得昏死過去的消息以后，無論在會上還是在會下經常對人講：“張懷英作了我十五年的領導，五年的區委書記，十年的縣委書記，為昔陽干了不少好事，怎么能成了反革命？這一點我就想不通！為什么要把昔陽干部搞成這樣？這，我知道！”他十分同情張懷英被斗后的境遇，借一切機會保護他的安全；晉中和昔陽一些人對他有過迫害,他就直言不諱地表示憤慨。1965年，陳永貴應邀到山東參觀，山東臨沂地區地委書記在報告中講到他們的各項工作能夠上去就是因為毛主席親自批示了厲家寨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陳永貴這時的感情控制不住了，態度也就明顯了，說你們是這樣對待毛主席批示，我們昔陽呢？昔陽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也是毛主席親自批示的，可是昔陽的干部受打擊最厲害！這下可惹惱了省里和地區的一些人。“文化大革命”剛開始的時候，還有人親自到山東去調查此事。陳永貴掌權以后，曾幾次提到此事，還在一次批斗省地領導的會上，親自派人質問當事的領導干部，叫他交待這一問題。

　　分析“文化大革命”中的陳永貴是極為復雜的。除批斗老干部和對待山西的派性之外，還有一個和山西勞模的關系問題。最有影響的還是周明山和李順達。他對絳縣南柳大隊黨支部書記，后任縣委書記的周明山也很關注。過去他對周明山是有一些看法的。64年參加三屆人大，陳永貴和李順達，王德合、武侯梨對周明山就有反感。周明山雖然有功勞，但也是個好出風頭的人。在人大典型發言中，由于沒有人鼓掌，他就甩掉準備好的材料，不看文字稿信口發揮。加上好多故事和笑料，使人對他有了非議。會上，各個民族的代表都有，翻譯沒有準備，翻不懂，就使會場亂了起來。會后陳永貴和李順達還批評了他。“文革”中周明山被打倒以后，他就接著向陳永貴寫信，說“陳老師，救救我！”陳永貴口上說著周明山的不是，心里卻考慮著如何救救他的“學生”。最終還是陳永貴主張讓他站出來重新走上領導崗位的。

　　如實說，陳永貴主持工作那一段很難做到公正客觀地對待老干部，很難做到公正客觀地對待山西的派性，更難做到公正客觀地對待和處理他與山西其他勞模之間的關系。當時有一句話，叫做“一碗水端平”，但是你上誰也端不平。因為當時那種如此復雜的環境，連毛主席還端不平，加上上面那個“中央文革”今天從左邊扛一膀子，明天從右邊搧一巴掌，縱然是一位天才的雜技演員，也難保持平衡。這里講講陳永貴和李順達在“文革”中的關系。

　　陳永貴和李順達之間也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分別被兩派所遏制，成了冤家對頭。關鍵是對軍隊的態度。當時各地區軍隊介入“文化大革命”，分別支持了不同的派別。李順達的一派為當地軍隊支持，陳永貴支持的這一派被駐軍反對，兩派都拉著兩個著名勞模的名號上北京，找支柱。所以兩位農業上互稱“老師”的人就不可避免地要發生分歧和沖突。其實不過是借他們的口反映出山西問題的復雜性。由于歷史的特殊原因拉開了他們的距離，也就出現了李順達對待大寨的態度問題，影響到整個山西。加上后來李順達看了一部電影叫《歡騰的小涼河》，在鄧小平問題上說了一些錯話，辦了一些錯事，卻也蒙受過一些不白之冤。對于李順達的一些問題，陳永貴并不十分清楚。一個主管農業的副總理不可能有充分的精力去過問李順達的情況，只能夠聽聽下面的反映。由此，當李順達在政治上處于最不順心的時候，竟然打定主意要向陳永貴反映情況，托他十九歲的女兒李萍于1978年5月18日向陳永貴寫了一封信。信中說，他通過在黨校的學習，找到了犯錯誤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平時對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抓得不緊，階級斗爭、路線斗爭覺悟提高得不快、識別真假馬列主義的能力較低。因為在“四人幫”猖狂加快篡黨奪權步伐的關鍵時刻，說了些錯話，辦了些錯事，給黨的事業帶來了不應有的損失，在客觀上迎合了“四人幫”的陰謀。他的來信談到三個問題，一是對太原八·二三毆打省委書記事件表示憤恨，電報沒有即時發出去他自己承擔責任；二是看了《歡騰的小涼河》沒有看出是陷害鄧小平的一株大毒草，說了錯話；三是對于一位醫生的陷害，希望陳永貴轉告黨中央，請中央幫助調查落實。筆者在李順達的信中看到了這么一段頗有感情的文字：

　　“我1975年參加了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后，回到西溝和廣大社員一起，大搞了一冬天農田基本建設，接著又參加了76年春季植樹造林運動。這時老病復發了，不能繼續工作，就先后在長治、北京醫院治療，病情好轉后，又轉北戴河養病。一直到8月25日回到了西溝。老陳同志，多年來，您是了解我的，我想借此機會，和您談談關于我的幾個問題和真實情況。有人說，我說了‘陳永貴是吃毛主席農業學大寨這五個字’的話。您知道，西溝是個比較老的先進單位，但在我63年沒有去大寨參觀以前，西溝的前進步伐不算大。63年我去大寨住了六、七天，向大寨學習了好多好經驗，我非常高興。64年毛主席發出‘農業學大寨’的偉大號召以來，更加使我們堅定了學大寨的決心，我決心讓大寨之花在西溝越開越紅。短短的六年時間西溝的農業生產發展遠遠超過了解放以來的十五年，糧食畝產翻了一番半，我從實踐中真正嘗到了學大寨的甜頭。64年以來，我們每年幾乎都要到大寨參觀學習，取大寨經驗。我認為大寨所走的方向是中國五億農民的方向。也是西溝學習的榜樣。但由于自己學的不好，工作不夠深入，沒有很好地抓住大寨經驗中的最根本問題，使工作中出現過一些問題，我應該認真檢查自己的工作，從中吸取教訓，迎頭趕上。至于我說您吃毛主席那五個字的事，我想也沒有想過。”

　　從這段帶淚的文字里可以看出，李順達和陳永貴之間本來就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他們兩位都是腳踏實地的農民，又成為中國農業史上的風云人物。就是派性拉開他們的距離以后，他們經過一場政治上的凈化之后，這兩位農民領袖都說：“其實，我和老陳并沒有什么”，“我和老李也沒有什么！”但當時他們就不能自拔，正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作為陳永貴，他的頭腦還是清醒的。當李順達的問題出現以后，陳永貴就明確指出：“李順達只是個人問題”，對西溝仍然作為先進單位對待。因此，申紀蘭對此感謝不盡，給陳永貴寫信表達了她要繼續努力工作的決心。

　　在“文革”復雜的歷史環境中，盡管中央領導多次指派陳永貴解決山西的具體問題，但嚴重的派性使他無能為力。而且，大寨的領袖作用也不在這里。陳永貴就又把主要精力放在大寨和昔陽的工作上，不多介入山西的事情了。

　　歷史畢竟是歷史。要辯明歷史事件的真偽，還得由歷史去說話。

　　陳永貴既然參與了省里的新領導班子，那么在昔陽掌權也是必然的趨勢。“十六條”下達以后，昔陽的紅衛兵組織也開始書寫大字報，整理批判材料。上海一月風暴和山西一·一二奪權以后，昔陽的一個紅衛兵組織會同外地組織開始揪斗縣委的主要領導，接管了縣委和縣人委的權力。這些年青娃娃們也深深懂得憑他們的能力是掌握不了權力的，必須要靠一個堅強的后盾，便請求陳永貴作他們的總指揮，而且還宣布了這個消息。陳永貴聽說后非常生氣，說你們有什么權力來宣布我？不幾天，郭鳳蓮就代表大寨鄭重宣布沒有此事，陳永貴不當他們的總指揮。以后，又一批紅衛兵打出旗號，準備拉陳永貴掌權。就在這個時候，在1964年調離昔陽的一大批昔陽老干部逐步返回了昔陽。這些昔陽干部不論調在哪一個縣，在“文革”初期都是挨整的對象。有的被紅衛兵拉在街上戴高帽示眾，有的被隔離審查，也有的被關進監獄。最為嚴重的是調到文水縣任縣委書記的張懷英。他曾被斗得昏倒后再醒來，幾度處于生命危險狀態。不僅他本人，連五歲的小孩也沒有放過。陳永貴對張懷英的處境是十分擔憂的。也曾有人能把他接回昔陽。就是到了1966年冬，北京和太原的紅衛兵準備把張懷英送回昔陽，被晉中和昔陽的一些人發現后，身體還很虛弱的張懷英只得通過陳永貴的保護，繞開大路從虎頭山往大寨返，卻又在虎頭山上被圍困了一天時間。當有人想抓張懷英時，賈進才和幾個大寨人在危急中舉起石頭威脅說：“你狗日的上來，就是這塊石頭！”那些人才被迫退場。當夜陳永貴派人用自行車把張懷英接出大寨，又送往太原。

　　結合當時的形勢，從外地返回來的這一批昔陽老干部也成立了“決死隊”等組織，要請陳永貴出來掌權。陳永貴在這種形勢下結合周總理的電話指示，決定從造反派手里接過權力。1967年2月上旬，昔陽縣三十個造反派戰斗隊的代表在縣城大禮堂云集，舉行向陳永貴同志移交權力的儀式。在這個儀式上有外地返回昔陽的老干部參加。按照儀式的安排，各戰斗隊的頭頭們都要發言表態，堅決聽從陳永貴同志的指揮，參加由陳永貴同志為首的新領導班子。到陳永貴表態時就提出了問題，他說按照中央的精神，我們搞一個總指揮部，有工人，農民，干部和造反派代表，這還不夠，還應有軍隊干部參加。于是，經陳永貴提議，縣人武部政委郭劉旺也參加了這個領導班子，決定成立由陳永貴為總指揮的昔陽縣革命造反總指揮部，還決定組成由陳永貴、王貴科、李成元等人為成員的核心小組。接著在1967年2月11日，就是這一年的春節，昔陽縣各生產大隊黨支部書記，大隊長以上的干部在縣城南寺坪廣場舉行大會，在陳永貴的主持下正式宣布成立昔陽革命造反總指揮部，陳永貴任總指揮。原縣委的主要領導張潤槐、肖崗和晉中地委的主要領導王銹錦、謝子和等被揪在臺上批斗。按當時的提法叫二·一一奪權。二·一一奪權以后，在陳永貴的主持下做出了徹底批判“走資派”的決定，“抓革命、促生產，在三五年內把昔陽建成大寨縣的決定”等。

　　陳永貴掌權之后，覺得第一件事應該向周總理匯報，聽取周總理的指示。于是，一根千里之長的銀線交流著國家總理同一個農民代表之間的對話：

　　“總理，我可是到縣里掌了權啦！”

　　“好嘛！你掌權，我就放心了。”

　　“我們縣的一些老干部也回來了，他們給我作參謀。”

　　“好。多聽他們的意見，也要走群眾路線。”

　　“我掌權后，作了幾個決定，其中有在三五年內把昔陽建成大寨縣的決定。”

　　“很好很好，還是按毛主席指示的，抓革命、促生產，學大寨的意義就在這里。不要熱衷于打仗，要搞好革命的大聯合。你抓大寨縣建設，我就放心了。”

　　“……”

　　陳永貴在周總理的鼓勵下，妥善地處理昔陽過去的一切問題。

　　根據當時昔陽的形勢，陳永貴還是按照農民的樸素感情來辦事的。毛主席怎么說，他就怎么辦。這就是：縮小打擊面、擴大教育面。縣長楊培春也沒有按走資派對待，被列在犯有嚴重錯誤的干部之內。昔陽有一個縣委副書記叫李千周，跟隨原縣委書記張潤槐比較緊。在困難時期只主張“創個坡坡、吃個窩窩”，再沒有什么遠大目標，在境界上比陳永貴低得多。在組織游街時，有不少人要求把李千周拉出來示眾，說不叫李千周游街群眾不答應！陳永貴一是考慮到要縮小打擊面，二是認為李千周本質還不壞，便表態說：“不行不行，李千周就得保護。”在一次縣里召開的職工干部大會上，陳永貴對此還作了解釋：“千周犯了錯誤，我并不遷就。可是你們知道李千周是個什么人？同志們，他和我一樣，是赤屁股長大，扛長工，打短工干了半輩子。他沒有文化，跟著人家瞎跑。有錯誤檢查嘛！毛主席說要團結百分之九十五、走資派是我們的敵人呀，打得多了不利于團結！”從這里就可以看出陳永貴的高明之處，他把打擊面盡量縮小，也就壯大了自己的力量。

　　陳永貴上了臺，就集中精力抓了學大寨。他認為這是個路線上的大問題。在他著手解決了昔陽的革命的大聯合以后，就又把解決問題的重點放在農村。由于全國性的奪權風潮，昔陽不少農村也在奪支部書記的權，奪公社書記的權。大多數奪權者是平時好吃懶做、官癮十足的運動分子。有些本來不是黨員，都要在群眾大會上宣布撤銷某某某支部書記的職務，開除某某某的黨籍。這個反常現象使陳永貴十分惱火，說這些人比走資派還壞。難道四清沒有把基層干部搞垮，文化大革命又要把他們徹底搞垮嗎？更使人不能理解的是，像昔陽縣內的一些老勞模如北泉黨支部書記耿德華，南泉黨支部書記馮彥，方臺黨支部書記丁萬福，厚莊黨支部書記王侉周，有的被開除、撤職，有的被輪番揪斗，還有的被關了禁閉。陳永貴以他獨特的才華和大無畏的氣魄，在親自解決育紅中學兩派組織矛盾的同時，一面把一批強有力的干部放到各公社坐鎮，一面派強有力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工作隊）到安平公社、王寨公社等解決農村的“文化大革命”。在這期間，對于一些受迫害較深的農村黨支部書記，他要親自看望，表態解放。像厚莊被關押的黨支部書記王侉周，他派人親自接到縣里。一些反對他這樣做的造反派頭目自然就受到了批判。不少公社曾經對一些人整理了材料，要求陳永貴和縣革委批準戴上壞分子的帽子。面對攤在桌案上的這一批材料，陳永貴看上一份，坐在椅子上反復琢磨上一陣；看上另一份，也請別人拿一拿主意，越想越覺得在處理上應該慎重。所以在集體討論這一批材料時，陳永貴明確表態一類按犯有路線錯誤對待，重批判輕處理。由于批判慎重處理得當，昔陽再也沒有出現對立的兩大派組織，也沒有出現群眾和群眾間的內戰，他所干的學大寨事業也就得心應手。社會上的輿論也特別強烈，不得不承認這一手高明。

　　一個昔陽的局勢很快能夠控制。并不等于萬事大吉。當時由于處于“文革”的水深火熱之中，全國多數地區的農村奪權風潮還繼續泛濫，一些農村干部還忍受不白之冤，生產也無法進行。就是在昔陽，盡管大多數農村局勢得到控制，但還有個別幾個農村問題嚴重，干部還在受壓。一次，陳永貴到王寨公社檢查工作，王寨大隊干部張萬昌的老母親就抱著陳永貴的大腿說：“別人見不了毛主席，你也見不了毛主席？你能不能找一找毛主席，救一救村干部？”

　　陳永貴安慰說：“老大娘，你放開我，我回去想辦法！”由此就使陳永貴想起農村干部為自己的命運所總結的四句話，叫作‘春天是紅人，夏天是忙人，秋天是窮人，冬天是罪人！’不為農村的干部作一作主，農村的工作怎么搞？”

　　1967年11月，一位報社記者來昔陽采訪，找見了陳永貴。當記者向陳永貴采訪的時候，為了能夠揭開陳永貴的話題，必然要從記者的身份感慨地談出他在昔陽的所見所聞，也必然要陳永貴談一談外地城市不上工，農民不種地，而昔陽為什么能夠創造出這么一個良好的生產環境？這個議題一下子就敲在了點子上，如果叫陳永貴談，他正想談這個問題。陳永貴說他是農村干部出身，對農村干部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城市的事他不了解，農村連干部還穩不住，怎么去搞生產？他說昔陽過去有一句老話，叫一茬莊稼一茬干部，叫誰干誰也應付。莊稼沒糞，給人瞎混嘛！干部不抓，地里下不了工，怎能打下糧食？而現在是村村奪權，隊隊批斗，把工夫下在這上邊，誰還有精力上地？昔陽搞四清，三個月工夫死了四十六個干部，一搞“文化大革命”，全國農村都奪權，都批斗，那該死多少人？陳永貴和這位穿軍裝的記者談得很熱烈，也談得很投機，到了無話不說的程度，誰也不怕對方給戴上反對“文化大革命”的帽子。談著談著，陳永貴就把自己的想法提了出來，說：“你要寫昔陽還不如幫助我冒一冒風險，能不能為我整理一個材料，送到毛主席那里，對農村的‘文化大革命’作一些新的政策規定。重點是對農村干部不要搞奪權，基層干部大部分是好的，有問題的是少數，重點在于教育。”他自然也對記者說了農村干部“春天是紅人，夏天是忙人，秋天是窮人，冬天是罪人”之類的話。陳永貴講出來的這些道理使記者十分佩服，說他雖然文化程度不高，看問題卻比較靈活，的確有冒風險的膽識，又能把握住說話的分寸，他也就樂意為陳永貴冒這個天下之大不韙。在他整理材料的時候，也就把陳永貴的主張和當時那種時髦的理論巧妙地融為一體。信中提出的五條是：一、農村“文化大革命”運動必須對準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及他們伸向各省、地、縣的一小撮黑爪牙；二、農村“文化大革命”，必須堅決執行毛主席的指示，“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數”，使他們既領導運動，又組織生產，絕對不能把矛頭對準廣大農村基層干部，對準自己人；三、已成立革委會的地方，農村文化大革命必須由縣、社兩級直接領導。革命的領導干部必須深入大隊，生產隊，調查研究，了解情況，掌握方向，幫助下面解決問題；四、農村“文化大革命”必須依靠貧下中農，組織從貧下中農為主體的農村“文化革命”大軍，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五、在農村“文化大革命”中，要大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以斗私批修為綱，加強對大隊，生產隊干部的思想教育。他在信中說道：“我對農村干部有切身體會。干部不會不犯錯誤。要分清是什么性質的錯誤，壞干部畢竟是少數，不能凡是干部都打倒。”這封信整理好由記者送上去以后，一段時間沒有消息，陳永貴也真有些不放心，曾向身邊一些老干部征詢意見，會不會出亂子？那些老干部經過多方面的分析，給他打了個保票，說放心吧，不會有問題。可是陳永貴對此一直放不下心來。到北京辦事，他想親自找一找毛主席，又沒有那么大的膽量。在京期間，一些認識他的老軍隊干部見到他，先和他熱情地握一握手，待他走過去之后，就聽見背后嘰嘰噥噥說些什么。這樣就更使他疑神疑鬼：是不是我向主席寫了信，叫他們也知道了？到了太原，一些老干部見了他，也免不了夸他：“老陳，不簡單嘍！”他就更摸不準是什么意思。直到他返回昔陽以后，才親眼看見了毛主席親自批轉了他這五條意見。這五條意見是在1967年11月7日以中發（67）339號的中共中央文件下發給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軍管會、各大軍區、省軍區的。文件的批語中說到：“陳永貴同志關于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談話，所提出的五條意見是正確的，供同類情況的地方參考。”很快又是《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編輯部為此發表了《中國農村兩條道路的斗爭》的文章，高度評價了陳永貴的五條意見，剎住了農村奪權的歪風。打那以后，人們對此廣泛議論，說這個報告“除了陳永貴不敢寫，除了毛主席不敢批！”在當時奪權大勢所趨的潮流下，敢提農村不能奪權的意見，一般人是辦不到的，一般人也批不了這樣的信件。當后來陳永貴受到批判時，有人糾纏陳永貴批斗老干部的錯誤時，有人帶著辯護的口氣說：“陳永貴斗了山西老干部是錯，但他給毛主席寫信卻保護了全國的基層干部，這是一大功勞！陳永貴在‘文革’期間也是功大于過的。”

　　昔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在陳永貴的手中這么度過去的。他每走一步路，每說一句話，都離不開“紅太陽”的照耀；他的每一個腳印都踏在黨中央所標定的航標上。按當時的理論說，路線斗爭是不可調和的。正由于這樣的“理論”，全國當時派性不息。陳永貴是多年的農村基層工作鍛煉出來的。他辦事不離開“本本”又不完全按“本本”上那些原則，機動靈活地處理農村中的各種事物，反而獲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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