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為大寨人安排了一個美好的春天。就在四清聯合工作組駐進大寨的同時，中共華北局委書記李雪峰，中共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來大寨視察，這是繼廖魯言部長視察大寨之后，又一次來大寨的重要人物。

　　2月7日下午，陶魯笳由陽泉專程到昔陽，陪同來訪的有省委書記王大任，作家馬烽，省農業廳廳長康丕烈等，當天晚上在昔陽縣招待所安排住宿。

　　2月8日上午，陶魯笳、王大任，康丕烈、馬烽的專車開進了大寨。由縣委書記張潤槐，大寨大隊大隊長賈承讓陪同，參觀了老墳溝、合作溝、狼窩掌溝，參觀了第四次大戰狼窩掌的工程，也觀看了玉米秸稈漚肥法。

　　2月8日下午，在北京開會的陳永貴專門趕回大寨。陶魯笳書記和陳永貴見面之后，決定在大寨召開小型座談會。參加會的人員有：王大任、康丕烈、馬烽、劉慶華、縣委書記張潤槐、大寨公社黨委書記卜鴻義，大寨大隊有陳永貴、賈承讓。

　　這次座談會上，陶魯笳簡要地說明此行的目的，主要是陪同華北局委書記李雪峰來大寨視察，著重研究大寨的土地、糧食產量和四清問題。在李雪峰沒有到來之前，陶魯笳詳細地了解了土地丈量的情況和四清中提出的糧食產量問題。在陳永貴的陪同下，陶魯笳、王大任、康丕烈、馬烽親自到康家嶺、小蒙溝等地參觀了大寨蘋果樹和土地基本建設。

　　1965年2月9日下午六點多鐘，中共華北局委書記李雪峰，河北省委第二書記、省長劉子厚乘專車蒞臨大寨。當李雪峰從車上跳下來以后，陳永貴熱情地走上前去同李雪峰握手。李雪峰盡管臨近花甲之年，但身體非常健壯，情緒挺好，一邊同陳永貴握手一邊說：“等久了吧？”

　　陶魯笳說：“他是昨天晚上從北京跑回來的。”

　　李雪峰高興地“嗯”了一聲，又同賈承讓幾個人握手。

　　當晚，李雪峰一行在縣招待所住下。

　　65年2月10日晚，李雪峰、陶魯笳、劉子厚一行專程到大寨，召開了大寨大隊黨支部委員、貧協委員會議，研究土地、糧食和四清問題。會前按照李雪峰和陶魯笳的提議，要看一看大寨民兵連的夜間射擊。當郭鳳蓮和幾位女民兵的精彩表演展現在他們的眼前時，李雪峰很滿意地鼓起掌來，時而又同陶魯笳和劉子厚交談幾句，時而又聚精會神地繼續觀看表演。

　　觀看了表演，會議就正式開始。

　　陳永貴的情緒顯然比前一段要好得多。李雪峰、陶魯笳的到來，摘下了背在陳永貴身上的一大包袱，他首先在會上表示態度，感謝上級領導對大寨的關心和愛護。他說：這個時期很忙，免不了對外來參觀訪問的人招呼不好，可能大家有意見。我說，我說，現在我顧了招呼你們，生產搞不好，你們明年就不要來了，我也息心了。

　　講到這里，陳永貴笑了笑，一邊吧噠著煙一邊說：“為什么64年春季要那樣抓呢？因為遭了災，全縣公社主任來大寨參觀說，陳永貴又吹牛哩。三年至五年恢復土地；光后底溝也得三年至五年，結果我們十七天就把后底溝恢復了，這是激起來的。是逼起來的。如果不激不逼，即使用不了三年五年，十七天是干不出來的。搞了后底溝，我們就搞老墳溝。成績越來越大。因為我們從63年遭災以后就喊出了這樣的口號。我們干出來啦，也就使一些人不理解，說我們的地畝有問題，說透了，土地多了。上級領導要為我們核實一下土地，我很滿意。是多是少，讓大家都明白一點。實際上這土地是怎么量的？工作隊知道，鄰村也派了代表，哪一塊地是大寨的，哪一塊不是大寨的，不是我兩只眼睛看，眼睛多哩！丈量的時候，堾邊算不算、梨溝地算不算，就按前一段丈的結果，是多了，還是少了？”

　　陶魯笳聽到這里，明確表態說：“土地丈量清楚了，有點太清楚了。今天看到的情況把它去了，小果樹地不要算糧田。這個情況老康（指康丕烈）和我詳細介紹了。這事是由總理親自安排的。去年人代會期間，有人反映大寨的產量不實。總理就叫我和陳永貴談，陳永貴說大寨產量不虛。總理第二次又找我和李書記談，說大寨的總產量、畝產量一定要核實清楚，要不讓記者捅到國外影響不好。關鍵是糧食畝產量過江沒有？我已經給總理匯報了，說大寨丈量土地的結果不是多，而是少了。總理詳細打問了土地和產量的事，我給總理說：‘大寨的畝產量還是在八百斤以上，過了江了，人均口糧已經分到490斤，我說干脆500斤。總理還特地囑咐：可多分些谷子，每人爭取吃到60斤小麥。’”

　　陳永貴接著陶魯笳的話說：“山地和平川就不一樣嘛！地塊多啦，過去習慣不能上牛耕的地不能算地畝。地不丈還不知道，一丈，才知道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我要求少多少給我補起來。”此時，陳永貴的態度強硬，話說在了氣頭上，顯而易見是帶著情緒的。

　　李雪峰向陳永貴打了個手勢，勸他說：“算了！土地問題，弄清楚就好，糾正了就行了。”陳永貴才不再往下說。

　　陶魯笳說：“永貴呀，李書記（指李雪峰）很關心大寨的土地和產量，這個事弄清楚好。這個事這次定下來，以后上報還是向參觀介紹，就按這次定的辦。”

　　李雪峰皺著眉頭說：“畝產800多斤，這個基數不低呀！65年的基礎不是更高了？”

　　陳永貴說：“今年應該再有點壓力。”

　　李雪峰滿意地點點頭：“有點壓力好。”

　　陳永貴表示態度說：“大寨人打勝打不勝，65年一定能上去。”

　　康丕烈說：“65年的生產指標，原則上是要注意穩產，不一定數量上，更重要的是提高質量，就是調整品種。”

　　有關這一歷史，本來沒有什么爭議。就是在批判大寨的那一段時期，也沒有提出什么疑義。但是到了1990年出版的《大寨紅旗的升起與墜落》一書中以此斷言，華北局和山西省委為了保紅旗，公開弄虛作假。現在陶魯笳還健在，筆者向陶魯笳問及此事，陶魯笳說：“這個事我能夠作證，歷史是不能歪曲的。”就在當時，李雪峰對陳永貴也是十分慎重倍加愛護的，他說：“你們的信心很大，不要泄氣。毛主席說要防止驕傲自滿，除了總結經驗外，還有一條是增加任務。因為新任務總比舊任務大。大寨已經是農業戰線上的紅旗，我們是很高興的。如果華北再出現一個大寨，我們就更滿意啦！”

　　陶魯笳笑一笑，說對。然后，他又轉向劉子厚，說：“老劉，你看有什么，給大家說說。”

　　劉子厚笑了笑，感慨地說：“對于大寨，過去是聽，今天是看。看了一下，比聽了的更深。我給你們想了幅對聯：上聯是全心全意為集體，下聯是自力更生大躍進。看了地想出下句，聽了你們干部談以后想出上句。還想了個橫批是聽毛主席的話，或看是聽黨的話。這就是大寨精神。把這個精神帶回去，給河北同志講一講，學習你們。預祝你們65年取得更大勝利，革命精神更加發揚光大，在農業上拿出更多的經驗來。”

　　劉子厚說到這里，賈進才、賈承讓、梁便良也都開始發言。他們首先感謝華北局和山西省委領導對大寨的關照，并決心用更大的成績向領導匯報。賈進才也尋找了大寨在前進中的差距，說這樣的會開一夜兩夜我都不瞌睡。從這里可以看到，華北局和山西省委領導前來視察，給這些戰斗在黃土高坡上的農民帶來了什么樣的情緒。從另一方面說，這些赤腳挽袖的普通農民也很難脫開人生常有的那種愛憎心理，李雪峰、陶魯笳對大寨的愛護，和四清工作隊對他們的不公正態度就形成顯明的對照，這就很容易使這些人要抒發年前四清工作隊對他們的態度，說工作隊怎樣逼著他們交待問題，說他們又怎么產生了自殺的念頭……這個問題的提出，也就很容易打開陳永貴的話口。陳永貴在這個火候上的態度是：一鍬也是動土，兩鍬也是和泥。但是他在上級領導面前既要把話說透，又要表現地婉轉一些，以便使問題進一步得到妥善處理。于是他就說：“關于四清工作，我想提一些意見。主要就是扎根串連的問題，把一些表現很不好的社員給扎上了。有些地方的工作方法有問題，出發點也不好，不是為了教育人，而是把人治于死地，往死里懲人。死人不可避免，但有些可以避免。死人對工作不利，只能使地主、富農高興。就像我們大寨，怎么我參加人大會議，他們卻在村里挨整？他們貪污了，還是腐化了？把他們整得差點自殺？”

　　陳永貴說到這里，參加座談會的四清工作隊當事人自覺理虧，表示態度說：錯了我們檢討。陳永貴馬上頂了一句：“這不是檢討不檢討的問題，而是革命不革命的問題。”爾后又繼續說，“現在的一些規定，有些就不結合實際，比如糧食分配。原定是人勞三七開，基本口糧打分，按成分糧。這種方法對節制生育有好處，也能照顧勞力。現改成人勞75%和25%，基本口糧是按人頭分成。這樣有些勞力多的戶口糧少了，人口多的戶吃不了，對生產不利。”

　　陶魯笳嚴肅地申明：“75%和25%，省委沒有硬性規定，要看具體情況。”

　　宋立英說：“有些人提意見說，過去是養活地主、富農，現在是養活干部、隊長，所以搞扎根串連，這些人就很容易串連上。”

　　李雪峰聽了，明確地表態說：“扎根串連，主要是指領導權不在我們手里的大隊，一種是階級敵人掌權的，一種是干部蛻化變質的。中央的二十三條精神，主要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領導權奪回來。像你們這樣的大隊，搞扎根串連，不管公開、秘密，都是不應該的。因為原來的根子就正，而且很好。根本不需要扎根串連。你們的有關問題，主要是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再正確也有缺點和錯誤，這是一分為二的方法。越是要搞得好的地方，越是要見縫插針找缺點，常勝將軍是沒有的。三國時期的諸葛亮、趙云、黃忠等，都是打了一輩子勝仗，最后還是倒臺了。因為沒有培養好接班人。劉備的兒子阿斗，不是那樣稀松嗎？我們的工作總有缺點，因為搞社會主義沒有經驗。大寨63年受了災，壞事變成了好事。現在我們怕把計劃產量說高了，以后的生產有困難，所以要留有余地，不是保守。比方說，這個余地留有百分之幾是合理的？我們要求的是把工作作得更扎實一點。再說四清。工作隊來大寨，沒有把方法交待清楚，（陶魯笳插話：誰來大寨，我還不知道）這是領導上的責任。63年華北局太原會議，我曾經提到了大寨，說大寨要依靠黨支部搞四清，領導上派個工作組去幫助，摸索一類隊四清經驗。大寨主要解決民主方面的問題，大是大非方面的問題不存在，因為他們是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而且搞得很好。”談到四清，也使李雪峰想到了過去搞運動的歷史，說我們這些人在“五反”運動中都作了檢查，什么多吃呀，多占呀，這叫領導引火燒身，講了有好處，也叫負責同志自覺帶頭檢查。高標準一樹立，別人也得檢查。每個同志都要洗手洗澡，手臉干凈了事情就好辦了。如果領導人變壞了，他就不敢引火燒身，因為一引火就把他燒掉了，當然他不敢。你們自己領導搞四清，要總結經驗，檢查的好，團結的好，我們叫你們是“尖子人”。現在看來，凡是在省以上掛了號的一類隊，以后要實行單獨管理，這樣做比較慎重。”

　　李雪峰和陶魯笳的大寨之行既使他們對大寨問題胸中有數，也使陳永貴和大寨干部心情舒暢。事后陶魯笳曾評價說：“陳永貴很不簡單！”但是，像四清中出現的問題已經普遍存在。尤其一些著名勞模思想負擔還很重。由此，1965年2月21日，應陳永貴的要求，李雪峰、陶魯笳、劉子厚、王大任、馬烽、康丕烈等人由張潤槐、陳永貴陪同，去白羊峪參觀，具體視察白羊嶺大隊的情況。白羊嶺的勞動模范王殿俊也因為四清問題被逼得走投無路準備自殺，李雪峰、陶魯笳作了耐心的思想工作方才離開。

　　這是一段從社會檔案里走出來的真實記錄。這一段活生生的事實說明，大寨的成長離不開各級黨組織的扶植、幫助和指導，正由于領導的扶植，大寨之花才越開越紅，陳永貴才越來越走向政治家的軌道。而且事實也充分證明，沒有陳永貴和大寨一代人的努力，李雪峰、陶魯笳這些上層人物也不會為了一個大寨付出這么大的心血，不厭其煩地聽取匯報，解決具體問題。這就是伯樂和千里馬的關系。而這種伯樂和千里馬的關系正是出于中國大農業的需要而形成的。李雪峰、陶魯笳對大寨的來訪，增加了中國共產黨上層領導人對大寨的了解，為周恩來總理來訪奠定了基礎。

　　歷史不會抹殺這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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