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史料記載：毛澤東主席一生很少請人吃飯，招呼他的老部下也常常是清茶一杯。但是在他七十一歲的生日里，他卻特意宴請了從太行山的深谷幽溝里走出來的陳永貴。談到毛主席宴請陳永貴一事，還需要從1964年召開的三屆人大第一次會議說起。

　　在三屆人大召開之前，陳永貴作為山西代表，和山西的名人李順達，趙樹理、丁果仙、郭蘭英一道，赴京參加全國人大會議。通過萬人大會上的報告和這次人代會，陳永貴的聲譽已經遠遠地超過了他們。陳永貴在會上被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在主席臺就坐，還被選為大會執行主席主持過會議。從這個會上也體現了毛澤東關于人民當家作主的思想體系。在體現毛澤東“農業學大寨”號召的問題上，我們不能不注意周恩來總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為它所作的媒介。

　　陳永貴出席了這次人代會，這是他第二次走進人民大會堂。也是他又一次見到毛主席、周總理、劉少奇和黨的其他高級領導人。連他自己也沒有料到周總理在報告中會對大寨樹得這么高，提得這么響，與大慶和解放軍并列。

　　周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首先提到中國需要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而且對當時的中國國情作了具體分析。

　　當時剛剛渡過三年過渡時期，嚴重的自然災害使中國的農業受到嚴重的損失，又面臨著國際上的挑戰。在經濟困難時期，我國不但沒有借一文錢的外債，而且把過去的外債幾乎全部還清了。我國欠蘇聯的各項借款和應付利息共計14億600萬新盧布（其中相當大的部分是使用和消耗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的軍事物資的貸款和利息）已經按期償還了13億8900萬新盧布，我國已經向蘇方提出，用64年對蘇貨易順差額中的一部分來提前全部還清。過去向蘇聯借的50萬噸食糖，今年已經還了20萬噸。其余的30萬噸，提前在1965年全部還清。那幾年我國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貿易欠賬，已經全部還清。

　　不僅如此，這一期間我國還節衣縮食，拿出了相當大的一部分資金和物資支援社會主義兄弟國家和民族主義國家。到1964年底，我國的對外援助共計支出人民幣66億7000萬元，其中1961年到1964年支出的為35億5000萬元，占53%。

　　當我國面臨嚴重困難的時候，一貫敵視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者、蘇聯和各國反動派，形成了反華大合唱。蘇聯撤走專家，美國和日本不斷派特務來中國破壞，蔣介石叫囂竄返大陸，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唯一出路就是自力更生。

　　在當時，沒有自力更生，就沒有社會主義的出路，就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出路，就沒有中國人民的出路。

　　為此，周總理在這種巨大壓力下，依然精神振奮，氣魄宏大。報告的第一部分就慎重地宣布：“下面；我想舉幾個典型的例子，說明我國自力更生的成就。”

　　“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公社大寨大隊，是一個依靠人民公社集體力量，自力更生地進行農業建設，發展農業生產的先進典型。”

　　“這個大隊，原來生產條件很差，是一個窮山惡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溝八渠一面坡的地方。十幾年來，這個大隊在黨的領導下，充分調動群眾的積極性，以加工改造耕地為中心，綜合運用‘八字憲法’，高速度地發展了農業生產。他們進行了大量的，艱巨的農田建設，把過去的4700塊土地連成了2900塊，并且都建成為旱澇保收穩產高產農田。他們的糧食畝產產量，1952年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1963年雖然遭到很大的水災，但仍然保持在700斤以上。”

　　“大寨大隊進行了這么多的農業建設，農業生產發展這樣快，完全是依靠集體力量。他們正確地處理了集體和國家的關系，他們只向國家借過一次錢，第二年就歸還了。從1952年到1963年的11年中，這個大隊在逐步改善社員生活的同時，向國家總共交售了175萬8000斤糧食，每戶每年平均交售2000斤。”

　　周總理講到這里，便對大寨精神作了精辟的概括：“大寨大隊所堅持的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這一概括就對過去在大寨經驗的提法上統一起來，在學大寨時期反復宣傳。就是大寨從“天上”回到人間以后，周總理所提的這三條也沒有任何人否定，事實上也不可能否定的。

　　接著，周總理對我國第二個五年計劃中規定的大慶石油大會戰作了高度評價，說大慶是靠“兩論”起家，毛澤東思想掛帥，徹底甩掉中國貧油的帽子的。評價之后，周總理又說：“當然，上面所說的大寨大隊和大慶油田，并不是一切工作都盡善盡美，沒有一點缺點的。但是，他們的成績是突出的。他們的主要經驗是值得學習的。”

　　談了大寨、大慶以后，周總理又具體介紹到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和國防建設的成就。他做了歸納性的總結：“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爆炸成功，集中地表現了我國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自力更生力量的強大。大學解放軍，大搞群眾運動，并且搞得更深入，更扎實，更細致，使生產建設工作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石油工業部，大慶油田和大寨大隊，就是這方面的典型。”

　　周總理講到“社會主義革命和人民民主統一戰線”這一部分時提到：“在全國各行各業開展的比先進，學先進，趕先進，幫后進的運動中，形成了學解放軍、學大慶、學大寨的熱潮。我們各級領導機關，各種事業單位和廣大干部，就是要學習解放軍、大慶、大寨的徹底革命精神和工作作風，使自己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向前邁進。”

　　周總理的報告對這三個典型，從文字上看，在大寨問題上提得較多。在大會專門安排陳永貴的典型發言時，會場上掌聲雷動，經久不息，攝影者不知尋找多少角度拍攝他的鏡頭，也不知有多少人帶著錄音機錄制他的聲音。一個扎著白手巾的山里人成了人代會期間的熱門話題。周總理也幾次參加山西的小組討論會，也多次講到大寨和陳永貴，號召大家發揚大寨精神，爭取農業上有一個更好的收成。經過周總理的提倡和號召，大寨的知名度進一步提高，陳永貴也更加令人刮目相看。就在人代會期間，代表們看著陳永貴頭扎白手巾，身穿中式對襟袱的形象，都有一種眼饞的感覺。在山西的代表中，李順達和其他幾個勞模對陳永貴也更加親密，經常到一塊探討一些問題。文藝界的趙樹理、丁果仙、郭蘭英過去和他不慣，在會上也相互進行了接觸，偶爾還開些玩笑。筆者曾經看過陳永貴和郭蘭英在一起的合影留念，說明他們之問盡管行業不同，卻也有一種非同尋常的感情。

　　周總理對大賽精神的提倡事實上是體現了毛澤東主席的指導思想。一個偉大口號出于毛澤東之口是十分不容易的。然而，領袖非凡的舉動已經決定了一個潮流的到來。

　　在這次人代會期間，毛主席給予陳永貴一種特殊的待遇。1964年12月26日下午，當人代會在人民大會堂散會以后，代表們陸續走出會場。陳永貴正在前面走著，忽聽后面有人叫道：“永貴同志！”扭頭一看，原來是周總理向他打招呼。

　　周總理滿腔熱情地對陳永貴說：“今天晚上不用到大灶吃飯了，跟我來吧！”

　　去哪兒？陳永貴還不知道，也沒敢問，隨周總理到了人民大會堂毛澤東主席的住處。他頓時一股暖流涌上心頭，淚水從那雙深邃的眼眶中溢了出來，眼前的現實使他明白了：毛主席要親自接待他。

　　“今天是主席的生日，毛主席特意把你請來……”周總理只向他簡單地解釋了一句。

　　當時陳永貴還不知道毛主席很少請客的特點。但他已經意味到，今天的待遇不是隨意就能得到的。因為周總理和他談了，主席的孩子們一年也難得見他幾次，更難論及在一起吃飯了。他肚里有多少話想說，卻一句也說不出來。他后來也曾對人說過，他那時就想到過各級領導對他的關照，比如山西省委、華北局委的領導，尤其對他剛去世的妻子李虎妮的關心和照顧，他對此是感恩不盡的。他卻想也想不到毛主席、周總理要親自接待他。他這時也不知該說不該說，也不知該說些什么。

　　周總理又向他介紹，今天應邀參加毛主席誕辰赴宴的還有大慶工人代表王鐵人、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和知青代表邢燕子、董加耕。

　　赴宴前，席面的一切還沒有就緒。周總理還領著他們去劉少奇那里走了走。剛剛從人大會場上歸來的國家主席劉少奇，正批轉著一份剛轉來的社教運動材料。周總理向劉少奇介紹了陳永貴、王鐵人、錢學森和其他成員。

　　從劉少奇的住處出來，周總理把陳永貴領回毛主席的任處。這時毛主席也正在等待他們。

　　“永貴好啊！”陳永貴剛剛走進毛主席的會客室，毛主席便迎了上來，首先握住了陳永貴的手，然后又和他們一一握過去。毛主席和他們一一說了話以后，招呼他們坐下，操著滿口湖南話對陳永貴說：“你是莊稼專家！”

　　陳永貴并沒有聽得懂毛主席的話，一邊“嗯”一邊向毛主席點頭。毛主席又一次評價他是“莊稼專家”以后，周總理向他解釋了毛主席這句話，陳永貴才省悟過來，紅著臉說：“不不，我不是莊稼專家。”

　　毛主席笑了，周總理笑了，錢學森他們也笑了，豪爽的笑聲彌漫了整個會客室，陳永貴越發顯得拘謹。

　　陳永貴的思緒穩定下來以后，他也冷靜地打量了一下領袖住處的這個環境。原來毛主席的住所也這么簡單，差不多是用書來“武裝”，并不是他所想象中的“金鑾殿”，就連吃飯會客也沒有什么特殊的設施。他又特地打量著這位幾億人口的統帥人物：他高大魁梧，神采奕奕，平易近人中又有一種常人所不具備的氣質。這屬于一種什么樣的氣質，他實在琢磨不透。于是，他想到兩千年前的秦始皇、漢劉邦。

　　毛澤東主席把他們領到了人大（人民大會堂）小餐廳，他和周總理陪陳永貴、王鐵人、錢學森、邢燕子和董加耕坐了一桌，劉少奇陪其他人坐了另一桌。據傳董加耕坐毛主席右邊，邢燕子坐毛主席左邊，陳永貴坐邢燕子旁邊，王鐵人坐董加耕旁邊，再過去是周總理和錢學森。毛主席熱情地招呼大家抽煙、吃糖。面對餐桌上的美酒豐肴，毛主席舉杯站了起來，首先提議為大家干杯！大家也同為主席的長壽干杯！

　　毛主席不喜歡喝酒，杯里的葡萄酒也是沾沾唇邊，但卻老是招呼大家，“你們喝，你們喝嘛！”推杯換盞，酒過三巡。毛主席見陳永貴有些拘謹，便說：“永貴，吃菜，吃菜嘛！”

　　“嗯嗯，”陳永貴應著，下意識地夾起一口菜，慌慌亂亂地放入口中。吃上一口，又放下了筷子，眼睛老看毛主席。事后，他竟然也說不出那是幾樣什么樣的菜。

　　見陳永貴這股尷尬勁，毛主席笑了笑，隨手將一盤菜端到他面前，又招呼道：“這個菜好吃，吃這個。”

　　陳永貴點點頭，依然不動筷子。這些年他倒是吃過一些山珍海味。可是和領袖在一個桌上吃飯，還是破天荒頭一次。就是后來坐上了國家副總理的交椅，也沒有享受這種待遇。他懷著深情望望毛主席，心下思忖，如果這個菜好，我便更不能吃。好叫毛主席吃上，能夠健康長壽。中國人民就能多享受毛主席給予的恩澤。

　　“永貴，吃菜嘛！”毛主席又催他。

　　“永貴同志，別客氣！”周總理也在催他。陳永貴憨憨一笑，下意識地動動筷子又放下。還是周總理會出題目，他斟起兩杯酒，要和陳永貴碰一杯，又提議叫陳永貴和王鐵人、錢學森互相碰一杯。據陳永貴回大寨后介紹說，他本來就有喝酒的習慣，那時候總理要求喝，就是喝多少也醉不了，偏偏總理叫碰了幾杯以后又再不提議了，老催著他吃菜。一個從山溝里走出來的農民，能夠和毛主席一起進餐，似乎是一個神話，但這樣的“神話”恰恰又出現在人間。

　　毛主席又同王鐵人、錢學森、邢燕子和董加耕交談了一頓，扭過頭來，親切地問陳永貴：“永貴，你幾年幾歲了？”

　　陳永貴回答：“五十歲。”

　　“噢，五十而知天命嘍！”

　　陳永貴不知道這是什么人的名言，更不知道其中的含義，只咧著嘴笑。

　　席間，毛澤東主席和陳永貴談了好多，提到大寨村里的幾個人，毛主席感慨地說：“賈進才舉能讓賢，才使你露出崢嶸，這種事歷史上也有過，但確實少。”陳永貴就向毛主席匯報了大寨黨支部的情況，毛主席鼓勵他繼續努力，說你作一點不要翹，作兩點不要翹，作出三點四點更不要翹，翹尾巴不好，不對。

　　毛澤東主席對這次相會也感到十分滿意。宴會之后，中央政治局還要求高中畢業的董加耕把這次活動整理成材料。這一史料對后人無疑具有很重要的研究價值。建國以來，隨著全黨工作重點的轉移，對如何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初步繁榮的社會主義強國，毛主席和其他領導人苦苦思索著，并付諸于艱苦的實踐。這位偉人曾提出趕英超美的口號，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掀起大躍進的熱潮。然而，浮夸風把中國經濟引入歧路。1958年，毛主席到湖北農村考察時，鼓勵大家講真話。聽到有的地方畝產十萬斤水稻的消息，聽著聽著便流下了眼淚：“我不該同意湖北600億斤的意見。600億就是主觀主義，官僚主義。這不怪你們，怪我這個黨中央主席。”今天，他終于找到這么一位腳踏實地的農業典型。

　　熱衷于研究大寨問題的人們常常打問：“大寨是怎么被毛主席發現的？”以上的情況就是大寨紅旗的成長和毛主席樹立這面紅旗的基本過程。總之，出于國際國內的特殊環境和經濟發展的特殊需要，大寨和大慶自然而然地走進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議事日程。在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的提議下，共和國的上層領導人對此都有一種迫切的要求和希望，陳永貴便成為一段時期中國農民的楷模。隨著形勢的需要，在“文化大革命”中對大寨紅旗不斷地改變提法。開始的提法是：“大寨是我國農業戰線上的一面紅旗。”接著又是這樣提出：“大寨是毛主席提倡的一面紅旗。”到了學大寨高潮時，便明確地提出：“大寨是毛主席親自樹立起來的一面紅旗。”“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人民解放軍”也經常不斷地在報紙和廣播上出現，成為毛主席語錄去學習和應用，已經成為中國農業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原來所提的“大慶和大寨是學習解放軍的榜樣”的提法由于經濟建設的需要而成為“學大慶、學大寨，學習解放軍”。這和中國農業的特殊地位有密切的關系。

　　陳永貴被毛澤東主席宴請，也使他更加明確地認識到大寨在全國的地位和作用，無形中又增加了一種壓力。回到大寨以后，他感慨地向大寨的干部群眾介紹自己經歷的這一切。為了使他自己的壓力變成全體大寨人的巨大動力，他在一次會上還向群眾朗誦了他的一首也是他終生唯一的一首抒情詩：

　　下山容易上山難，

　　上得山來景更寬，

　　莫說此山無人到，

　　更有高峰在前邊。

　　他朗誦的時候感情是激動的，表情也很活躍，所以會場上的氣氛也很熱烈。他讀完詩以后，還向在場的人解釋了幾句，說“你們不要笑，你們說上山以后景不寬？我看不是。這和咱們所喊出來的‘站在虎頭山眼望天安門’一樣嘛，站在虎頭山能不能看見天安門，這是一種愿望！我們正是有這種崇高的愿望才有了大寨的今天！”

　　不過天有不測風云。陳永貴享受了當時中國農民的最高榮譽，而大寨的干部卻被籠罩在最難撥得開的迷霧之中，一場不分青紅皂白的四清運動又使事情更加復雜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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