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煉成鋼”是中國人隨口而出的成語，但是，真正煉出一塊好鋼來卻不是那么容易的。在1958年全民煉鋼全民躍進的年代，陳永貴已經是社會公認的勞動模范，但是，在那一年的熔爐里，陳永貴究竟煉得如何，歷史已經對他進行了考驗。

　　陳永貴出名以后，“公有制”在他的頭腦里久占不衰，時時盼著社會主義新生事物的出現。每出現一個新鮮事，他都很感興趣。所以，他盡管文化水平不高，一般的報紙和文件都可以看得下來，有些字不認識，請幾個先生一指點，就解決了問題。每當干活抽煙時間，陳永貴也愛看看報紙議論形勢，或者晚上開會之前，他也讀一讀報紙上的新聞。按陳永貴當時解釋的話就是：“耕地看砣頭，不看砣頭就耕不好地。”

　　那一天晚上，陳永貴抓起一張《人民日報》，報上一條醒目的消息就是報道毛澤東主席視察河南新鄉地區七里營的情況。每當報紙上出現“毛主席”三個字，陳永貴是抓住不放的。因此，他抓住了這張報紙，拼命地往下讀。

　　報紙上介紹說：1958年8月6日；毛澤東主席到那里視察，看到那里辦起了人民公社，就說：“看來，人民公社是個好名字，包括工農商學兵。”還說：“公社的特點是一大二公。”陳永貴多次到縣黨校學習，黨課的內容多是講共產主義。尤其“消滅私有制，實現公有制”，這對陳永貴來說，是一個座右銘。這次又從毛主席的口里聽到，人民公社的特點是一大二公，心里更是興奮不已。第二天他就去武家坪傳遞消息，鼓動幾個鄰村支部書記創辦人民公社。他的活動真是達到一呼百應的效果，一兩天時間就干成了。可是他這一步棋在大寨算是走背了。不僅社員不同意，連一些干部也想不通，據說是擔心共產。大寨的家底一亮，還不是自找虧吃？陳永貴好容易作通了工作，串通了七個村的幾十個代表，要求辦人民公社。這事得到縣里批準，七個村組成的昔陽縣第一家公社——紅旗人民公社就在武家坪的鑼鼓聲中成立了。

　　但是，有些問題，在他認不準的時候，陳永貴是不會輕舉妄動的。只要看清楚這條路子走不通，他是一步也不會走下去的。反浮夸的例證就足以說明這個問題。

　　1958年搞大躍進，在大寨并不是跟著形勢煉鋼，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發展農業生產上，扎扎實實地干了一年農業。秋后糧食畝產達到了540斤，按當時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的規定，已經走在了全國的前列。但是，作為山西省特等勞動模范的陳永貴卻上不了北京，參加不了全國勞模會議。為什么？就是因為當時的浮夸風作怪。

　　那一年秋后，陳永貴出席了省城太原召開的“山西省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大會。昔陽出席這次會議的有著名勞模張老太、王殿俊，此外還有刀把口信用社工作人員，后來搬遷到河北省獲鹿縣高遷東街村，現在成為全國勞動模范的張銀周等，由縣委分管農業方面的副書記田根棟帶隊。在那次會上，陳永貴和李順達作為主席團成員，每次都在主席臺上就坐。在會議討論的時候，不少人都在談論如何煉鋼，畝產放多大衛星，這就引起了陳永貴的反感。甚至和一些人面對面地辯論。據參加會議的人們回憶說，陳永貴那時叼著旱煙袋，翹起二郎腿，臉上似笑不笑地和人辯論說：“畝產一萬斤，我那地打不下。我也不相信他們的土地畝產能打幾萬斤。真要打那么多，我就請他們去大寨吃拉面！”吃“拉面”，這在當時的昔陽來說，是一種待客的好飯，陳永貴請他們吃拉面，無疑是表達了他的不滿之情。

　　但是，當時的浮夸風不是一個陳永貴能夠擋得住的。在這次會議之前，中央曾經在西安召開了會議，就是如何提高糧食產量問題，有八位副總理講了話。那次西安會議對各省市壓力很大，山西也是如此。所以，一位省委領導從西安回到太原，就在小組會上摸底。他先問李順達：“你的產量能不能上去？”李順達對浮夸風也是極為不滿，他已經看出好多地方報上來的糧食產量超過了西溝，但為了實事求是，他寧肯把勞模丟掉，因此就回答說：“我的產量上不去了。”這位省委領導同志又問陳永貴：“你的產量還能不能上？”陳永貴笑了，說：“我要能上去，早就報上來了！”這位領導在形勢的壓力下也表現出一種無能為力的情緒，于是說，看來你們是落后了。會后，這兩位勞模也進行過商議，兩人達成了協議，不能為了進京而作假，產量不變。陳永貴回到賓館，也把這事與帶隊的領導田根棟和參加會議的張老太、王殿俊、張銀周交換了意見，得到了這些人的支持。

　　由此，陳永貴進京參加勞模會的資格被取消了。李順達進京的資格也被取消了。陳永貴沒有進京，但心里卻十分痛快。因為那一年的全國勞模會開的使人很不理解。

　　這次勞模會是在北京體育館召開的。參加會議的代表不少人都是“衛星式勞模”，“坐火箭的典型”。最為典型的是湖北省孝感縣一位十九歲的女社長。她在一些人的指使下發了誓言：畝產不上萬斤，她就不結婚。這一條爆炸性的新聞引來了敏感性強的記者，排成隊對她采訪。這事終于被周恩來總理知道了，在作報告時列舉這件事，對當時的浮夸風進行了批評。他說，“根據我國現在的土地狀況和科學程度，我斷定你這輩子結不了婚！”這么一說，就等于為全國農業發展指明了道路。自然，這位女社長的話也就失去了作用。記者也由此走得不見蹤影。

　　可是，當時的浮夸風已經鋪滿了中華大地，不可能因周總理的一句話就立即收場。陳永貴出席太原會議期間，大寨也在形勢的壓力下大搞刨穴窩競賽，就是把穴窩挖出來，裝進切碎的秸稈，再把穴窩埋好。為了活躍起場面來，村于村之間有一面流動紅旗。如果哪一個村搞競賽輸了，就主動敲鑼打鼓把紅旗送給贏的一家。

　　這事對大寨的壓力很大。他們已經預感到，很可能在三天之內把紅旗輸給別人。鑒于陳永貴還在省里開會，村干部都很著急，萬一輸了，老陳回來怎么交待？聽說陳永貴從太原回到了陽泉辦事，村里就派大隊團支部書記賈害和特地到陽泉澡堂旅館找陳永貴匯報。

　　賈害和找見陳永貴的時候，陳永貴剛吃了飯，準備上街為村里辦事。賈害和在這里露面也使陳永貴感到驚奇，一聽賈害和的匯報，真是氣不打一處來。他早幾天就對這些事有看法。因此明確地表示態度，說先不要考慮誰輸誰贏，你回去以后，先告訴大家，眼下的工作，第一是搞土地的里切外墊，把走時定下的那些地塊整修好；第二，組織勞動力把秸稈切碎漚肥。至于說第三天之后送紅旗的事，那是我考慮的。一桿紅旗我也不是扛不動，也用不著敲鑼打鼓。在三天之內我肯定能回去，你先回去照我的話傳達就是了。

　　陳永貴原打算在陽泉多住一天，就因為怕誤了送紅旗，只住了兩天，留下一件事沒有辦，就提前回村。當時從陽泉到昔陽剛通了公共汽車，陳永貴坐在車上，路過陽泉，平定，只要往公路兩旁看一眼，就能看見兩邊的地里天女撒花般地鋪滿了刨穴窩的人群。他越看越生氣，這種形式主義對社會主義建設沒好處呀！可你有什么辦法？

　　陳永貴回大寨以后，沒進家門就先上山，看見男女勞力都在地里搞土地加工，或者切秸稈漚肥，他的心里總算踏實了。當賈進才、賈成富、梁便良向他匯報的時候，他首先問：“誤了送紅旗沒有？”那幾個笑著說：“還不到哩，明天！”陳永貴說：“誤不了就行。穴窩是我不叫你們刨，紅旗由我扛著送！”

　　陳永貴說話算數。第二天一早，他親自扛上紅旗，徒步十多里把紅旗給厚莊送去了。

　　對于大寨的功過和陳永貴的成長，那時社會上就有所爭議。當大寨出名以后，不少人又熱心研究大寨高產的背景，傾向性的看法是：大寨的高產是化肥喂起來的。

　　對于這個事，在當年的地委書記王成旺身上曾得到過回答。當王成旺書記得知大寨高產的消息以后，他便親自來到大寨，和大寨社員同吃同住同勞動。在地頭勞動中，陳永貴向他講述了奪取高產的訣竅。他問陳永貴：“就按你現在的生產條件，你的產量還能不能再提高一點？”陳永貴低頭沉思起來，這次的回答和上次在太原的態度完全不同，他要向地委書記吐出真心話：“潛力也還是有的。如果上邊再多供一點化肥，還可以提高。”于是這位地委書記就又具體了解大寨施用化肥的情況。為這事，他專門把縣委書記張懷英找來，向他提出問題：“懷英啊，大寨的糧食單產幅度提高得這么快，對國家貢獻這么大，可是化肥供應還不太多嘛！不是像有人所說的那樣。你能不能在化肥上多給他們吃點偏飯？”張懷英說：“化肥供應，全縣都是按上邊的政策供應的，大寨賣糧多，當然也比其他地方多供。但是超出政策范圍就不多給了。不僅大寨，我對刀把口、白羊峪也是這樣。”王成旺說：“為把大寨的產量再上一上，是否超供一點？”張懷英笑了：“我多給，別人服氣不服氣，反倒對大寨不好。”王成旺點點頭：“你考慮的周到。這些說法我也聽到過。現在看來完全不是，按大寨的貢獻，化肥供得還得還有點少。陳永貴不錯啊！那個宋立英也不錯，撐起了半邊天！大寨就是有人才！”

　　后來陶魯笳來大寨，也針對化肥的事和張懷英、陳永貴進行過一次較長時間的談話，說要保持大寨自力更生的特點，對大寨要多一點政治上的幫助，少一點經濟上的扶植。因此，縣里對陳永貴多是具體指導，不特殊照顧東西。在公開場合下，經常講陳永貴的先進事跡，但發現問題，往往通過個別交談去糾正。

　　正由于上級黨委對陳永貴的關心和愛護，陳永貴的路子走的很暢通，步子邁得很扎實。盡管1958年丟了進京出席勞模會的機會，但到1959年國慶十周年的時候，這位頭扎白羊肚手巾的人卻是昂首挺胸地登上了天安門觀禮臺。

　　一塊對于北方農村來說的普普通通的白羊肚手巾，在大都市的人流中卻分外顯眼耀目。陳永貴戴著它在天安門觀禮臺上出現，似乎也引起了人們的注意。

　　渴望已久的愿望實現了。陳永貴心里惦念的毛主席出現了！毛主席招著手健步向這邊走來，廣場上響起了歡快的樂曲。陳永貴激動地把那塊白羊肚手巾從頭上摘下來，用手高高地舉過頭頂，也和山西其它勞模一樣揮動著，高呼著“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的口號，在擁擠的人群中不由自主地把腳步移向了前邊。他一面呼喊著口號，一面偷偷地用白手巾擦一下滾下來的淚花兒。

　　住進中南海的日日夜夜，陳永貴的心里是十分舒暢的。他知道這一次進京是多么不容易，這是在那塊黃土地上奮斗的結果。這些天來，他隨集體游覽了北京的名勝古跡，出席了晚會和各種招待會，這是他一生想不到的事情。那一次，周恩來總理親自到勞模們的住處接見他們，要他們一一報出自己的姓名。他也和來京的其他勞模一樣，很恭敬地報出“我是山西省昔陽縣大寨村新勝農業合作社黨支部書記陳永貴”。周總理也和對待其他勞模一樣，只和他握了一下手就過去了。但在陳永貴心里卻刻下了一個難忘的印記。

　　陳永貴赴京之前，在他這個小小的山村里并沒引起什么強烈反響。因為大寨出名后，村民們對出出進進的事習以為常，那些一頭扎在地里的農民也不可能對這次進京有什么預期。所以在陳永貴走的時候，那些支委，黨員和社員們只是一般地登門看望，沒有什么隆重的舉動。但是，陳永貴這次可比較敏感，他從縣里找他填表，談話的跡象中感到，這次進京非同一般。他曾經囑咐老伴李虎妮將這塊毛巾洗了又洗。雖然當時國家缺少肥皂，但就是白干皂陳永貴也甘心多費幾塊。山里生，山里長，如果不是共產黨為他鋪出這條路，且不說登進祖國的京城，就是村里的地主老財也不會讓你隨便登門。陳永貴是那樣想的，事后對人也是那樣講的。不過他當時并不把情緒隨意流露出來，始終保持著冷靜的態度。就在他啟程以后，在陽泉等待山西進京的代表團時，他還是保持著農民那種固有的樸素作風，不住高級旅館，還是住在他走熟了的澡堂。正是他多年來堅持著這么一種樸素的作風和奮斗的精神，才把一個窮山惡水的舊大寨變成五谷豐登的新農村，糧食畝產比土改前提高五倍，向國家交售的商品糧逐年增加，一塊白手巾成了時代的風流。所以，毛主席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以后，他總是情不自禁地揮起白手巾，一次又一次地高呼：“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陳永貴在十年大慶的熱流里，也曾經想起了臨走時縣里同志恭賀他的話，希望他見了毛主席能握一握他老人家的手，向他老人家問個好！陳永貴把這些囑托默默地記在心里。當他登上天安門觀禮臺以后，也希望毛主席能走到自己的身邊來。可是，這一切希望，一切寄托，在這一次還不能滿足。觀禮臺離城樓還很遠，他沒有得到向毛主席問好和握手的機會。盡管如此，在當時的大寨人看來，這也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是他們大寨今古幾千年來最值得驕傲的事情。因此當陳永貴從北京凱旋歸來的時候，大寨的深山野溝里響起了震天鑼鼓，男女老少在村口夾道歡迎。當陳永貴的笑臉和他們相遇以后，這些蒙白手巾穿粗夾衣的大寨支委們忙迎上前去，左一個“老陳”，右一個“金哥”稱呼著，都想從他的口里得到一些毛主席如何接見他，周總理說了些什么話的消息。陳永貴盡管沒有以夸張的語言對這次進京加以渲染，但他那幾句氣人鼓舞的話也使大寨的山村野民們心里滿足，甚至落下了熱淚，好像前進的馬達又注進了幾滴新油。他們再苦再累也甘心情愿。陳永貴更覺得這就是希望的兆頭。

　　陳永貴這塊“鋼”就是在這樣的熔爐里接受冶煉，又投入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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