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以后，是一個為大多數人謀利而革命到底的政黨，還是如西方為少數人謀利，過客式的執政黨?其中一個重要標志，就是對第二代始終采取什么樣的態度。

　　1952.6.14，毛澤東針對我黨進城后子弟待遇與平民子弟的差異，提出，“……干部子弟學校，第一步，應劃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級;第二步，廢除這種貴族學校，與人民子弟合一”。

　　1958年，中共已執政八年多，毛澤東敏銳觀察到中共干部隊伍中的權利蛻變現象。早在1957年春，毛澤東已經動員民主黨派人士幫助中國共產黨整黨(后來在痛擊極右中被污蔑為“引蛇出洞”)，在1958年8月19日，提出“干部參加勞動，我看搞一個月總是可以的。同勞動者在一起，是有好處的，我們的感情會起變化，會影響幾千萬干部子弟。曹操罵漢獻帝“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是有道理的。”

　　七、八年，西方執政黨任期一般也是這個周期，毛澤東據此總結出的，被東西方共同詛咒的“七、八年來一次”，恰恰反映了人類對權力保質期的共識。而“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則是中國數千年的智慧觀察。

　　1959.12.16，在研讀蘇聯政治經濟學中，毛澤東聯系到自赫魯曉夫反斯大林后，蘇聯修正主義蛻變，他提出了自己的擔憂：“我很擔心我們的干部子弟，他們沒有生活經驗和社會經驗，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優越感。要教育他們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毛澤東提出主張時，始終以身垂范。這是和主客觀分離，言行不一的修正主義者最為鮮明的區別。1963.1.4寫信給愛女李訥：“剛發一信，就接了你的信。喜慰無極。……有兩種人，有社會經驗的孩子;有嬌生慣養的所謂干部子弟，你就吃了這個虧。現在好了，干部子弟(翹尾巴的)吃不開了，尾巴翹不成了，痛苦來了，改變態度也就來了，這就好了。讀了秋水篇，好，你不會再做河伯了，為你祝賀!”

　　河伯，傳說中的黃河水神，《莊子•秋水》中的主人公之一。秋天百川灌河，河伯盲目自大，以為天下浩大壯觀之水都歸集于己。他順流到了北海，看不到海水的盡頭，方知自己渺小，于是望洋興嘆。

　　上世紀60年代，進城的干部子弟逐漸成年，毛澤東已經把干部子弟的特殊化和修正主義傾向聯系在一起。1963.10.18，毛澤東提出，“中國這個國家很有出修正主義的可能。如果要使修正主義不發生，發生了能夠制止，那末就必須采取措施。干部子弟不要特殊化，就是我們這些人的子女很容易特殊化”。

　　這一時期，爆發了文革，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的防范重點，一是把握現狀，二是警惕未來。

　　1966.10.15，審閱陳伯達送審的講話稿，稿中說“高干子弟也有一些是不大好的，或者很不好，甚至要走修正主義道路，蛻化變質為修正主義的代表”，毛澤東刪去“蛻化變質為修正主義的代表”。

　　1967.5.28在《一些高干子弟抄了云南省副省長王少巖的家并搶走財物》報告寫批語：“如不教育好，會成為將來反革命復辟的禍根之一。好在還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數，多數還是較好的。”(以上均引自《毛澤東年譜》同日記載)

　　毛主席去世后，人民群眾看到，有些人反其道而行之，理直氣壯地從政治、經濟、組織任用等方面給部分他們認同的高干子弟特殊化，“太子黨”成了這一時期人民群眾的熱議話題。這種特殊化并未僅限于老干部，新生代如令計劃等人也繼承了這種特權，直到老帥兒子站臺，領導人外孫女婿構成的官商巨鱷安邦被托管改組。

　　對中國共產黨危害更大的，正是毛主席不幸而言中的，“反革命復辟的禍根”。同為干部子弟的蔡霞、任志強恰好提供了一對生動的標桿人物。我們可以不完全歸納一下蔡、任的反革命復辟特征。

　　他們公然號召顛覆父輩打下的江山。蔡霞更具有欺騙性，以“黨建”為名，馬相西魂，欺騙大眾，力推“轉型”;被開除出黨后，詛咒中共為“黑幫”黨，原形畢露。任志強在公開場合揚言“把我們面前的墻推到”，被“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這口號騙了幾十年……。

　　蔡和任都是軍隊干部子弟，均69年入伍。文革中后期在部隊度過，他們在八十年代，全盤接受了西方價值觀。基本特征是，繼承了父輩中相當一批人頭腦中的民主革命派思潮，直至走向公然背叛。

　　民主革命派對毛主席的態度是矛盾的。首先他們是抽象肯定，他們不得不肯定，因為這是帶領他們打天下的旗幟和領袖。其次是具體否定，特別是對繼續革命理論，絕不容忍，對毛主席的群眾路線絕不容忍。這種態度在他們的忠實子弟中，蛻變為完全否定。他們沒有父輩那種在長期革命實踐中對毛形成的敬畏，只是放大了對毛觸動了他們特權奶酪的仇恨，瘋狂反毛。中國革命與建設在各個時期，都存在著不足和失誤，有各自原因，并不影響我黨從勝利走向勝利，但民主革命派子弟和沉渣泛起的極右勢力結為同盟，特別渲染毛澤東晚年時期出現的三分不足。

　　毛主席在世時，對民主革命派可以有個約束。當失去約束，又放棄讀馬列和自我改造，他們的歷史唯心史觀就大爆發。他們是形而上學者，不懂得社會主義是馬克思指出的“唯物主義的批判的社會主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627頁)，用調和、折中主義對待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矛盾;他們不讀書，不懂馬列，但又不得不接過旗幟口號，因此他們的思想武器是實用主義，是實踐、認識主體由社會、人民修正為權力者的真理檢驗標準，政治武器是實現砍旗為客觀效果的反對“兩個凡是”。

　　改革開放是民主革命派的三岔口。一方面，全黨全民族渴望實現四化，贊成毛澤東指出的“法國派好”(《毛澤東年譜》，1974.10.20)所指代的對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的批判借鑒式學習吸收，而民主革命派揮霍毛澤東生前領導反霸爭取來的和平時機，走入有所掩飾的全盤西化、與國際接軌的歧途。他們不容忍改旗易幟，固然和他們的馬克思主義信仰有關，更和維護他們特權有關。民主革命派的唯心史觀，只能把改革開放引導向資本主義化，把共產黨變成修正主義的社會民主黨，社會實踐證明他們是客觀走資本主義派。

　　干部子弟中的一小部分，忠實地繼承了這一思想衣缽。他們先是憑借河伯之狂妄，敢說別人不敢說的話。任志強赤裸裸的站在富人階級立場上，維護富人利益，無視窮人權益，成為新生資產階級兇惡的代言人。蔡霞則打著黨建的旗子，在馬克思的自由人學說中抽去階級斗爭內核，從而把無產階級爭取人類解放的自由和資本的自由混為一談，揚言一要“拋棄我們這個體制”，二要“拋棄我們這個理論”，重蹈歐洲社會民主黨老路。任、蔡的自由觀，和特朗普蓬佩奧的自由觀是同旋律的二重唱。

　　任和蔡，任是前鋒，蔡是后衛，任蔡哼哈二將，是民主革命派演變的必然結果，是美國政府寄予厚望的“內部力量”之一。

　　中國革命老一代都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派。民主革命派中凡讀馬列認可思想改造的，聯系蘇聯東歐復辟，把信仰堅定變為實踐，就成為社會主義革命派，如王震提出毛主席比我們早看50年，習仲勛提出“堅持毛主席親自詮釋的毛澤東思想”，從根本上超越民主革命，而陳云和李先念對走資派的議論，張愛萍的反唯生產論和對趙紫陽的有限抵制，彭真的四項原則要高于改革開放等，反映了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覺醒，繼承這種思想體系的干部子女，是絕大部分，他們理解毛澤東的“下降和調動，不論正確與否，都是有益處的，可以鍛煉革命意志，可以調查和研究許多新鮮情況，增加有益的知識。我自己就有這一方面的經驗，得到很大的益處……司馬遷說過:“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毛澤東文集》第8卷289頁)，他們堅持奴隸史觀，完善社會主義法制，做繼承前輩理想的紅二代。

　　對民主革命派中的客觀走資派，我們缺乏一個系統的認識，結合現在的貧富分化社會矛盾和帝國主義的矛盾，已經逐步具備蓋棺論定的條件了。馬克思指出，革命的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這種專政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達到消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一切生產關系，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產關系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系，達到改變由這些社會關系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462頁)，列寧和毛澤東提出了勞動者參加企業和國家管理為中心內容的繼續革命，毛澤東領導了前無古人的實踐，習近平以問題導向恢復矛盾分析法，提出刀口向內，自我革命。任蔡二人，試圖把個人受懲看成與某個人的矛盾，他們自己刻意掩蓋客觀存在的階級斗爭，自然不承認他們處于資產階級代言人的地位，這是他們的愚蠢。

　　2020.8.21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