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月，受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主持召開了近二十天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會后整理出一份“座談會紀要”。其中寫道：“十六年來，文化戰線上存在尖銳的階級斗爭”，“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我們一定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

　　毛澤東3月在審閱時做了修改，加了一段話：“過去十幾年的教訓是：我們抓遲了。毛主席說，他只抓過一些個別問題，沒有全盤系統地抓起來，而只要我們不抓，很多陣地就只好聽任黑線去占領，這是一條嚴重的教訓。一九六二年十中全會作出要在全國進行階級斗爭這個決定之后，文化方面的興無滅資的斗爭也就一步一步地發展起來了。”(毛澤東年譜，5卷，563頁)

　　這個紀要，與“二月提綱”，是明顯對立的兩個文件。彭真主持搞的“二月提綱”，已經把自己推到了不利的位置，不可挽回地成為文革第一個被打倒的人，也就是第一個被打倒的“黨內的資產階級當權派。”

　　1966年3月20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說：“學術界、教育界的問題，過去我們是蒙在鼓里的，許多事情我們不知道，事實上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掌握的。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是區別于買辦資產階級的。這是改變蘇區政策。這種區別是很靈的，把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同買辦資產階級等同起來是不對的?，F在，大學、中學、小學大部分被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地富出身的人壟斷了。”“這是一場嚴重的階級斗爭，不然將來要搞修正主義的，就是這一批人。”“階級斗爭展開的面很廣，包括各個方面，請各大區注意一下，學校、出版、報紙、文藝、電影、戲劇各方面都要管。”

　　“兩種辦法，一種是開展批評，一種是下放勞動、半工半讀、搞四清。再一個，我們的政策是不要壓年輕人，讓他們冒出來。”“要那些年紀小的，學問少的，立場強的，有政治經驗的，堅決的。”(毛澤東年譜，5卷，568頁。)

　　這時候，又發生了一件讓局勢進一步發展的事。3月11日，根據彭真的意見，中宣部副部長許立群打電話給上海市委宣傳部負責人，責問發表姚文元的文章為什么不向中宣部打招呼。真是打瞌睡有人遞枕頭，毛澤東知道后，3月30日同康生、江青、張春橋談話時生氣地說：八屆十中全會作出了進行階級斗爭的決議，為什么吳晗寫那么多反動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發表姚文元的文章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難道中央的決議不算數嗎?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并嚴厲批評“二月提綱”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是錯誤的。他尖銳的提出：“如果包庇壞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組要解散。”并且說：我歷來主張，凡中央機關做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各地要多出些“孫悟空”，大鬧天宮。(毛澤東年譜，5卷，573頁。)

　　現在不明白彭真為什么這樣做，圍繞評《海瑞罷官》的風波，毛澤東的立場已經很明確，卻還要去指責上海方面。其實，按照組織原則和工作程序，發表這樣重要的文章，是應該向中宣部打招呼的。而如果中宣部認為吳晗的文章沒有錯誤，則是不需要向中央匯報的，他有這樣的權利。

　　但毛澤東搞文革，采取的是非常方法、非常手段，所以再用原來的工作方法就不行了。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如何區分對與錯，怎樣作出合理的邏輯解釋，取決于對文革的認定。如果認為文革是錯的，那邏輯解釋只能是毛澤東糊涂了，以整人為樂。如果有相反的認識，則整個文革中毛澤東的所作所為，就非常容易地得到答案了。

　　毛澤東的談話，首先明確了彭真必須被打倒，其次是他這段時間來一直考慮的如何防止修正主義思潮的問題，也明確提出了辦法，就是必須由下及上，讓地方造反。在他看來，中央高層防止修正主義很難，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須依靠廣大的人民群眾，讓人民學會造反。只有人民有了明辨是非的能力，有了敢于反抗的勇氣，才能夠做到不會“人亡政息”。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書記處會議上對彭真進行了批評，1966年4月12日，書記處會議決定：一、擬以中共中央名義起草一個通知，徹底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匯報提綱”的錯誤，并撤銷這個提綱;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報毛澤東和政治局常委批準。起草小組由陳伯達任組長，江青、劉志堅任副組長，康生任顧問。

　　4月22日，毛澤東在常委會上說：“我不相信只是吳晗的問題，這是觸及靈魂的斗爭，意識形態的，觸及的很廣，朝里有人。”“逐步地展開，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批評一二個。軍隊也有。所謂朝里，不光中央，部門，包括各區、各省市。朝里那樣清，我不相信。”“各地方黨委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他嚴厲地說：“出修正主義不只文化界出，黨政軍也要出，特別是黨軍出了修正主義就大了。”他在繼續加碼，烘托氛圍。提出各省市都批評一二個有代表性的，說明打倒彭真，不是結束，而僅僅是開始。在會議結束后的28、29日，毛澤東繼續嚴厲批評彭真和北京市委，說彭真已經為自己準備了垮臺的條件，要求對彭真的錯誤“徹底攻”。(毛澤東年譜，5卷，580、581頁。)

　　5月5日，毛澤東在會見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時說：“我的身體還可以，但馬克思總是要請我去的。事物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馬克思、恩格斯就沒有料到手創的社會民主黨在他們死后被他們的領導人篡奪領導權，變為資產階級政黨，這是不以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為轉移的。他們那個黨開始是革命的，他們一死變成反革命的了。蘇聯也不以列寧的意志為轉移，他也沒有料到會出赫魯曉夫修正主義。”

　　“事物不斷走向反面。不僅是量變，而且要起質變;只有量變，不起質變，那就是形而上學。我們也準備著。你曉得哪一天修正主義占領北京?現在這些擁護我們的人搖身一變，就可以變成修正主義。”“鑒于這些情況，我們這批人一死，修正主義很可能就起來。”“我們是黃昏時候了，所以，趁著還有一口氣的時候，整一整這些資產階級復辟。”

　　“總之，要把兩個可能放在心里：頭一個可能是反革命專政、反革命復辟。把這個放在頭一個可能，我們就有點著急了。不然就不著急，太平無事。如果你不著急，太平無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樣。光明的一面現在看出來了，還有黑暗的一面。”“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時候我也很憂慮。說不想，不憂慮，那是假的。但是睡覺起來，找幾個同志開個會，議論議論，又想出辦法來了。”(毛澤東同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談話記錄，1966年5月5日。)看得出來，他很焦慮，有一種迫切的心情。

　　5月7日，毛澤東閱讀了林彪報送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后勤部《關于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后，致信林彪：“我看這個計劃是很好的。”“只要在沒有發生世界大戰的條件下，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條件下，很可能也成為一個這樣的大學校，除打仗以外，還可做各種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八年中，各個抗日根據地，我們不是這樣做了嗎?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清完了，隨時都有群眾工作可做，使軍民永遠打成一片。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斗爭。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但要調配適當，要有主有從，農、工、民三項，一個部隊只能兼一項或兩項，不能同時都兼起來。這樣，幾百萬軍隊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同樣，工人也是這樣，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參加批判資產階級。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例如大慶油田那樣。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毛澤東這封信，通稱“五七指示”。(毛澤東年譜，5卷，585頁。)后來干部下放勞動的地方，就稱為“五七干校”。

　　1966年5月10日，上?！督夥湃請蟆贰段膮R報》發表了姚文元寫的《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5月11日，《人民日報》轉載了這篇文章，同日《紅旗》雜志發表了戚本禹寫的《評<前線><北京日報><北京晚報>的資產階級立場》?！堆嗌揭乖挕肥青囃匾择R南邨為筆名，自1961年起，在《北京晚報》的《燕山夜話》發表的雜文，后結集出版?！度掖逶洝肥?961年9月北京市委機關刊物《前線》雜志開辟的一個欄目，邀請北京市委書記鄧拓、市委統戰部部長廖沫沙、北京市副市長吳晗，以“吳南星”的筆名寫作雜文。作為雜文，自然是以針砭時弊為主，語言肯定辛辣諷刺，這本身倒沒什么。不過毛澤東發動文革，首先的目標就是文化方面，在《評“海瑞罷官”》后，北京市自動站出來充當靶子，為了更“有理有據”，自然會找尋更多的證據，而從雜文里找最容易了。

　　對鄧拓、廖沫沙、吳晗指名道姓的批判，在那個政治掛帥、搞階級斗爭的年代，差不多就意味著悲劇的發生。5月18日，鄧拓自殺身亡，成為文革最早的罹難者。戚本禹在回憶錄里對此說的很詳細，他認為鄧拓的死是與他的文章有關的，因為文章里提到了鄧拓曾經叛變過。作為登在《紅旗》雜志的重要文章，內容是中央文革小組集體討論的。為了徹底批判鄧拓，康生提出要聯系他的歷史來批，說鄧拓歷史上有變節行為。其實這件事情戚本禹也知道，他聽彭真說過。本來八大要選鄧拓為中央委員的，鄧拓給中央寫信，說他在歷史上有問題，不能當中央委員。

　　依照組織程序，戚本禹先與組織部長安子文核對。安子文讓人告訴他，根據檔案資料，鄧拓在敵人那里招供了，可以說是叛徒。文章寫好后，報請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得到批準后才發表的。戚本禹這樣寫，多少是為自己開脫，在那個時候，誰敢維護一個真正的叛徒?他在文章里提及鄧拓個人歷史問題，開了一個極壞的例子。后來學生起來造反的時候，一些學校的領導，順勢把學校里一些老師歷史上有問題的材料拋出來。于是，學生便貼老師的大字報，效仿著抓“三家村”，把有問題的老師當“黑幫”人物，來進行批判、武斗，甚至游街示眾，實行體罰。

　　鄧拓歷史上有問題，是清楚的，已經做了結論，對他的處理也應該做過了。在中國優良傳統文化里，忠誠始終占據著重要的地位，自古以來頌揚的英雄志士，都是對國家民族忠誠的。甚至在文革最癲狂的時候，人們要跳“忠”字舞，來表達對毛澤東的忠誠。因此人們對不忠誠的人，是極為痛恨的，特別是叛徒，是永世不得翻身的。說出鄧拓歷史上招供的問題，的確可以達到一招致敵的效果，把他批倒批臭。但鄧拓的歷史問題是過去式了，現在是北京市委書記，是黨的高級干部，再這樣就不對了，甚至是殘忍的。

　　大凡一個人被誣陷，說他身上有一個疤，他可以反駁說沒有，甚至可以脫衣證實。就是不讓他證實，他的內心也是坦然的，因為他身上就沒有疤?？扇绻娴挠邪?，情況就不同了，倘若是致命的疤，則更嚴重了，當事人會小心翼翼地維護著這個疤，不讓人觸碰的。叛變問題就是一個人致命的疤，因為這是不可平反的，是終身的恥辱。比如鄧拓，把他歷史上向敵人招供的事情揭出來，公之于眾，還讓他怎么活?他是大的領導，大的學者，是有“羽毛”的人，以后就是平反恢復名譽了，還怎么與人見面?怎么與親屬子女見面?所以，把歷史清楚的叛變問題翻出來，就是揭人致命的疤，是把人往死里逼。

　　不知道文革大量自殺的人中，有多少是被揭了致命的瘡疤，而無顏活下去的。從戚本禹說的一些學校領導把秘密材料拋出來的情況看，想來比例是不低的，數量應該很多。畢竟在艱苦卓絕的武裝斗爭中，不可能每個人都會成為鋼鐵戰士的。搞文革，毛澤東的設想是，“兩種辦法，一種是開展批評，一種是下鄉勞動、半工半讀、搞四清。”可實際上一開始便出現了偏差，向著揭老底、挖叛徒的方向去了，從而造成了巨大的不應有的災難。但歷史沒有如果，毛澤東說的，只是理論上的，具體怎么做，誰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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