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在上海《文匯報》發表后，其他各省都轉載了，但北京的《人民日報》、《北京日報》都不理睬。這是非常奇怪的，一篇全國轟動的文章，北京方面竟然和看不到一樣，這多少能理解江青為什么要跑到上海找人寫文章了。11月26日，羅瑞卿聽江青說了后，立刻指示《解放軍報》轉載。同一天，周恩來到上海向毛澤東匯報工作，得知文章是毛澤東同意支持的，回到北京，立即向彭真說明，11月30日，《人民日報》、《北京日報》才作了轉載。

　　彭真是中央書記處書記，是中央分管意識形態方面的領導人，也是北京市委的主要領導，他這樣的表現，正好證實了毛澤東“問題出在黨內”的判斷。進行“文化革命”，主要戰場本就是彭真主管的文化領域，他反對抵制“評《海瑞罷官》”的文章，自然就成了第一個“文革”的對象。毛澤東后來會見外賓時說：“文章發表以后，各省都轉載，北京不轉載。我那個時候在上海，后頭我說印小冊子。各省都答應發行，就是北京的發行機關不答應，因為有些人靠不住嘛!北京市委就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市委。”

　　這是政治上的權威，學術上的權威也因這篇文章自動站出來了，那就是翦伯贊。在1965年11月20日的《光明日報情況簡編》里，一篇《關于姚文元評<海瑞罷官>文章反應續聞》說：“翦伯贊認為，現在學術界的顧慮并末解除，姚文元亂來一通，不利于百家爭鳴。”毛澤東看后，在旁邊劃了三個圈。12月6日，《紅旗》雜志第13期刊登了戚本禹的《為革命而研究歷史》，直接批判了翦伯贊的學術主張。戚本禹在回憶里說他的文章與姚文元的文章沒有任何關聯，也沒有人指示他寫，但兩者的觀點非常一致。因此，它們成了毛澤東發動文革射出的兩支利箭。

　　1965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談話說：“一些知識分子，什么吳晗啦，翦伯贊啦，越來越不行了。”“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點了名，對戲劇界、史學界、哲學界震動很大，但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這幾年，青年有進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沒辦法。吳晗老當市長，不如下去當個縣長。”

　　這個談話，有兩點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是批判要“點名”，正如他說的那樣，對一些名人或重要人物進行公開的點名批評批判，后果將是非常震撼的。但那正是他想要的，他要發動文革，就是需要這樣一個轟動效果。想一想就明白，一個著名的權威或位重的領導，被無名之輩公開點名批判，或被手下的人點名批評，將是對中國自古以來形成的“權威崇拜”一個毀滅性打擊。什么“為尊者諱”、“君君臣臣”、“師道尊嚴”，都統統見鬼去吧!毛澤東要清除污垢，開啟民智，去除人們思想上的枷鎖，必須要這樣做。

　　另一點是提出了《海瑞罷官》的要害，說“要害是‘罷官’”，把海瑞與彭德懷劃了等號，實際上是對《海瑞罷官》定了性。可這一點被人們忽略了，甚至他的大秘書田家英也沒有認識到，所以在整理轉發這個講話時，把這段話刪掉了。也許他覺得會對支持《海瑞罷官》的人不利，沒有想到問題的嚴重性。否則，以他的膽量，是絕不敢這樣做的。同樣，對于“文革”，田家英是完全沒有認識的，因此他也成了文革中第一批真正倒下的人。1966年5月21日，在打倒“彭、羅、陸、楊”的同時，中央宣布對田家英停止工作、進行審查，5月23日，絕望的他，自縊而死。

　　在往“文化界”扔“石頭”的同時，毛澤東也在進行人事上的布局。1965年11月10日，《文匯報》發表評《海瑞罷官》的同一天，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免去楊尚昆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后來打倒他時給出的主要理由，一個是在毛澤東的菊香書屋臥室和洗手間安放竊聽器，一個是泄密。竊聽器的問題，現在眾說紛紜，時間有說是1961年的，有說是1964年的，但都是以前發生的事。如果毛澤東真的認為非常嚴重，當時就應該嚴肅處理了。這時拿出來，作為打倒楊尚昆的原因，根本的還是發動文革的需要。如果沒有文革，這個事也許就湮滅于史海了。

　　另一個重要的人事變動，是打倒羅瑞卿。那時羅瑞卿擔任著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秘書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等重要職務，打倒他的理由是“反對林彪”。1965年12月8日到16日，毛澤東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批判羅瑞卿，會上葉群分三次作了十個小時的發言。這次會議確定了處理羅瑞卿問題的五條意見：“一、性質嚴重，手段惡劣。二、與彭、黃有別。三、從長期看，工作有一定成績。四、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五、領導有責。”“處理分兩步走，調動職務，不搞面對面，冷處理。”

　　毛澤東對羅瑞卿的看法并不壞，曾對林彪說，羅瑞卿反對你，還沒有反對我(戚本禹回憶錄)。處理羅瑞卿之后，毛澤東談起他時說：“這個人就是盛氣凌人，鋒芒畢露。”“我也同羅瑞卿說過，要他到那個省去搞個省長，他不干。軍隊工作是不能做了。”但林彪是發動文革的倚重之人，毛澤東如何取舍是可想而知的。

　　林彪可能是最早認識到毛澤東意圖的人，似乎知道毛澤東發動文革是要對黨政軍系統進行徹底的思想清洗，其中大部分的領導干部都要被打倒、靠邊站。在高層中，他基本上就是毛澤東主要依靠的人，因此他可以向毛澤東提條件，而毛澤東肯定也會答應的。后來在楊成武的問題上，表現的最為明顯。林彪出問題后，周恩來告訴楊成武，林彪為了打倒他，同主席要求了四次，以辭職來要挾。黨史中，建國后能夠要挾毛澤東并獲得滿足的，恐怕林彪是唯一的人。

　　當然，林彪對文革的認識只是表面上的，否則，他自己也不會出問題了。毛澤東所圖之大，只能通過未來的歷史來認識完全的。發動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如何保證社會穩定不發生大的動亂，是毛澤東特別要考慮的，要做到這一點，軍隊就要起到定海神針的作用。而這時候，軍方最能夠壓得住陣腳的人，就只有林彪了。是以，在整個文革中，軍隊不僅沒有亂，還在關鍵時刻出來穩定了社會。

　　在毛澤東點出《海瑞罷官》的“要害”之后，作為支持的一方，彭真等人并沒有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還是用原來的思維、原來的方法來看待處理這個問題的。1966年二月，以彭真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開會研究當時的情況，認為學術討論應該置于中央領導下，并起草了一個匯報提綱。“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是在毛澤東對文藝界批評后，于1964年成立的，成員有彭真、陸定一、康生、周揚、吳冷西，成立后一直沒怎么活動，這是第一次。

　　這個匯報提綱后來被稱為“二月提綱”，因“文化大革命”而聞名于世。提綱寫道：“學術爭論問題是很復雜的，有些事短時間內不容易弄清楚。”“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的武斷和以勢壓人。”“對于吳晗這樣用資產階級世界觀對待歷史和犯有政治錯誤的人，在報刊上的討論不要局限于政治問題，要把涉及到各種學術理論的問題，充分地展開討論。”還提出：“即使是堅定的左派(從長期表現來看)，也難免因為舊思想沒有徹底清理或者因為對新問題認識不清，在某個時候說過錯話，在某些問題上犯過大大小小的錯誤，要在適當的時機，用內部少數人學習整風的辦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增加免疫力、抵抗力。”

　　提綱內容看起來中規中矩，并沒有什么瑕疵，立場也算公正，對左對右都有批評。2月8日，彭真等人專程飛往武漢，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聽說是政治局常委已經討論認可了這個提綱，并沒有說什么。2月12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轉了這個提綱。因為提綱認為“左派”也有錯誤，對吳晗進行批判，對“左派”也應該“整風”。毛澤東對此回答：左派整風的事，三年以后再說。毛澤東發動文革，正是需要左派搖旗吶喊、沖鋒陷陣的時候，怎么可能此時對他們整風呢?

　　提綱里的“左派”主要是指關峰、戚本禹幾個人，因此戚本禹回憶錄多次提到這個問題，似感到不解和冤枉。其實這并不難解釋，毛澤東預計的文革要搞三年，而文革肯定要“過火”的，那時候要把“過火”的事情糾正過來，是需要對搞“過火”的“左派”整風的。戚本禹在回憶錄里說，和“二月提綱”一起交給毛澤東的，還有七份材料。其中有戚本禹1964年寫的小冊子《孫承宗》，關峰1962年寫的幾篇雜文，《人之有技，若己有之》，《從陳賈說起》，還有鄧拓《偉大的空話》等。認為戚本禹的《孫承宗》有錯誤的邏輯是這樣的：孫承宗是明朝的兵部尚書，相當于現在的國防部長，后來也被罷了官。“國防部長”“罷官”，吳晗的《海瑞罷官》才一項，戚本禹的文章兩項都有，豈不比吳晗的錯誤更大?既然吳晗寫《海瑞罷官》要批判，那戚本禹、關峰等人也要整風。(參考《戚本禹回憶錄》，368、369頁。)

　　彭真等人的“二月提綱”，依舊是老的思路，老的手法。把戚本禹、關峰生拉硬拽上，看起來公平公正，實際上是為吳晗開脫。其表現還是和《評<海瑞罷官>》發表后一樣，不理不睬，裝看不見，后來毛澤東發了話，才被動地批吳晗。這實質上還是小團體利益的問題，現在看來，那個時代“小團體”問題是很嚴重的。往往是別人可說可批，自己的人動不得，黨同伐異。還有一些學術權威，已經變成了“學閥”，非常霸道，人說不得，不同意見聽不得。本來學術上的討論，往往會搞成政治問題，給當事人扣上大帽子，戚本禹的遭遇就證明了這點。

　　1963年，戚本禹寫了《評李秀成自述》，在《歷史研究》上發表，引起了軒然大波。因為他的觀點與主流完全相反，認為李秀成是真投降，不是假投降，不配作“農民革命英雄”。這被認為是大逆不道的，9月，周揚在中宣部召集學術界的大人物開會，對戚本禹的文章進行批判，而這個會是周恩來批準的。周揚在會上說：“李秀成和曹操不同，這個不全是學術問題，而是帶有政治性的問題，應當提交中央宣傳部討論，開部務會議，還應當請中央考慮。這關系到對太平天國、對革命先烈的估價問題，李秀成是無產階級革命以前的革命領袖，我們是從他們那里來的……要改變對他的評價，是帶政治性的問題。”

　　為了消除戚本禹文章的影響，周揚提出：一是中宣部發一個通知，讓各地不要再轉載戚的文章了，二是組織人寫反駁的文章。會議之后，中央報紙和各省市地方報紙都沒有了戚本禹的文章，以及支持他觀點的文章了。這與《評<海瑞罷官>》發表后，北京方面的表現如出一轍，只不過他們知道這次有背景，只能在他們的權力范圍內抵制，戚本禹那時還默默無聞，所以敢在全國封殺。毛澤東要發動文革，可能就是號準了他們的脈，知道他們慣常的做派，肯定和對戚本禹文章時一樣，才用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作為導火索的。

　　時間不長，事情發生了反轉，原因是毛澤東在找太平天國和李秀成的有關書籍。這時批判戚本禹的文章已經寫好，送到中宣部已經定稿準備發表，得到毛澤東的消息后，便把文章壓了下來。不久又打電話通知各地，說今后凡是歌頌和肯定李秀成的文章不要發表了，戲劇不要再演了，批判戚本禹的文章也不要再發表了。短短幾天時間，中宣部出爾反爾，發了兩個相互矛盾的通知。后來，毛澤東仔細閱讀了相關書籍，得出了與戚本禹一致的結論，對李秀成批示了十六個字：“白紙黑字，鐵證如山;忠王不終，不足為訓。”這場風波才得以平息。

　　把一場學術討論變成一個政治問題，可能是文革前文化界常有的事。雖然戚本禹不是什么名人，不是學術權威，但也不是普通的老百姓。發表他文章的編輯就辯解說，戚是在中央辦公廳工作的，文章也經過田家英看過了。縱然這樣，他也沒能免于被批判、被封殺。如果沒有毛澤東的介入，他和發表他文章的《歷史研究》編輯，可能都逃脫不了被停職、下放勞動的命運。

　　在文革之前的時代，不僅一個個單位變成了一個個獨立王國，就是思想學術上，也被一張無形的大網禁錮著。試想一下，如果沒有文革，社會底層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會有出頭之日嗎?

　　注：本書資料來源除標明的外，都是《毛澤東傳1949 -1976》中的，有的地方是一大段一大段的抄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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