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跟著共產黨走

　　——陳芳芳口述史

　　口述：陳芳芳

　　采訪：錢茂偉 趙敏

　　轉錄：王聰春

　　編纂：錢茂偉 趙敏

　　時間：2013年30日、2014年1月13日、1月17日

　　地點：陳芳芳寓所

　　圖一：2013年11月在家中

　　一、長豐紗廠、甬江紗廠的工作(1948-1956)

　　我是1935年12月出生的。我的父親是做會計的，媽媽是在家做家務。我們有六個兄弟姐妹，當時家庭生活比較困難。我的哥哥也是一名工人，我的阿姐原來是長豐紗廠的工人。我阿姐唱越劇很厲害，一心想要做越劇演員，跟著名越劇演員毛佩卿(1919—1986)學做越劇演員。我爸人很正派、傳統，認為做人要清清白白，要去做工人，不讓阿姐去唱越劇。這樣，阿姐就到長豐紗廠做養成工(童工)。我阿姐人比較聰明，年底到了，我阿姐就被推薦為工人代表，就福利問題，出面和資本家進行斗爭。因為這樣，黃色工會就派人來將阿姐開除，把鋪蓋行李扔了出來，她當時住在開明街青年宿舍。

　　1946年9月至1947年9月，我在陳家祠堂的貿山小學讀了一年書。我想家庭困難，家里沒錢，下面還有三個弟弟妹妹。我和我媽講，我去做工算了。我媽說，工作很辛苦，你去的話是不是吃得消?那時候做工要12小時，到禮拜六那天則要做15個小時，從晚上六點到第一天早上九點。我說，我會吃苦的，放心好了。

　　我阿姐叫陳慧娟，我叫陳慧瑛，如果我仍舊用原來名字去長豐紗廠工作，是不會被接受的。我媽幫我和阿姐改了名字，阿姐就叫陳莉莉，主要有技術在，名字改了就可以去別的工廠做工。我的名字也改了，叫陳芳芳。如此，兩姐妹名字就不連在一起了。

　　我是1948年1月份參加工作的，當時13歲。進長豐紗廠做工時，我吸收了我阿姐的教訓，不多說話，一門心思學技術。我技術學的非常好，經過三個月技術學習后，老板親信領班那摩溫要來考試，看你技術怎么樣。30多名養成工考試，我考了第一名，所以我的工資最高。這樣，難關也就一步步度過了。

　　1949年5月份，寧波解放了。我們廠原來在和義路，工人約三百人左右。老板朱淮官奸商一看解放軍來了，知道不妙，就逃走了。逃走以后，廠就由軍管代表接手，變成地方國營企業，改名甬江紗廠。6月，我們這些原來的工人，也通過考試重新錄用了，成了地方國營甬江紗廠的職工。

　　軍管會代表李彬和我們同吃同住，人人平等。這讓我們打消了顧慮，知道原來國民黨政府宣傳的共產黨如何壞，原來是騙人的鬼話。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我從一個資本家廠里的童工，變成了一個國有工廠的工人，變成了“主人翁”。從此，我們是在為“我們”而非資本家工作，積極性自然高漲。領導對我們工人很好，伙食好了，周末能休息了。關鍵是，共產黨的干部不打罵工人，反而很尊重關心我們。大家地位平等，領導和我們一起吃住;我們也可以批評領導，他們會虛心接受。大家都是為社會主義工作，沒有自己的私人利益，大家很平等、很民主。國家推進工業化進程，我們產業工人的地位自然上升。我明顯感覺到社會上羨慕工人的地位。工人是國家的主人，如果在法庭上同時出現，我們工人可以坐著，而資本家只能站著。“工人階級的地位可高了。”

　　黨組織利用業余時間為工人辦夜校，我們聽課，有了覺悟，有了理想，參加新中國建設的積極性一下子調動起來了。當時，我的工作熱情十分高。我有一個樸素的想法：黨拯救了我們，我們要為新中國多紡紗，多作貢獻。于是，我刻苦鉆研紡紗技術，成為浙江省和寧波紡紗系統的技術能手。1952年，我代表寧波赴青島參加全國紡織工人先進工作法展示交流會，會議總結出了“郝建秀工作法”。回到廠里，我積極推廣“郝建秀工作法”。這套工作法，講究規律性、計劃性、靈活性。這樣，工作效率就天天提高了。當時，寧波各家紗廠里用得最多的是21支紗的紗錠，一個工人平均能管600支紗錠。用上這個工作法，每個人最多能看1000支紗錠，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從12小時工作縮短到8小時工作，二班制改為三班制，使產品的數量和質量都有很大提高。

　　要紡出質量好的棉紗，光一個人怎么行呢。我不僅自己鉆研技術，還幫助同小組的女工，提升她們的檔車技術。通過簽訂姐妹合同、技術互助等形式，幫助技術低的同志，學習粗細紗包捲接頭法。由是，大家同步前進，所在的細紗車間被評為模范車間，我則評為四級專業技術。每年每月，全面均衡地完成了國家計劃。

　　1952年6月，在周根娣的介紹下，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當時工作熱情十分高漲，沒有家庭觀念，不回家里去。禮拜天到了，我是班組長，挨家挨戶慰地問去。不讓你做工作還難受，不是像現在這樣，什么都和錢有關系。1953年，我就開始被評為寧波市勞模了。1954年8月，18歲的我當選浙江省人大代表。與我同時為省人大代表的人，多為各市時及各單位領導，由此我得以結識許多單位領導。當時規定，寧波市人大開會時，省人大代表要列席會議。由此，我得經常坐主席臺。一個生得比較眉清目秀的18歲小姑娘坐在主席臺，格外引人注目。

　　1955年12月，因周性娩、錢玲英的介紹，成為中國共產黨預備黨員。1956年3月轉正。

　　圖一：1953年初為勞模

　　圖二：1954年參加省人大代表時與年紀最長的代表合影。

　　二、和豐紗廠的工作(1956—1961)

　　到1956年1月，公私合營，地方國營甬江紗廠并給了和豐紗廠，成為和豐紗廠第一分廠，我們就變成了和豐紗廠的員工。10月，甬江紗廠設備并入和豐紗廠，撤消分廠建制。

　　圖二：1956在車間工作，這是記者拍的操作能手比較照片

　　那年4月，我第一次被評為全國先進生產者，生平第一次來到了北京。當時，我們就在懷仁堂后花園草坪上列長隊站著，熱切等待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到來。不一會，全園沸騰，掌聲和歡呼聲四起。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領導人來到隊列前，向我們揮手致意，然后與我們合影留念。開完表彰會回到賓館，門外已經停了一排車，說是要接勞模們逛逛北京城。可是多數人都不肯上車，有人想抓緊時間留在賓館里學習文件，有人因為惦著單位的活想早點回去。周總理早就料到這一點，特意派人過來勸大家。“總理說了，你們不但要會干活，還要會休息、會玩!”一句話，聽得我心里暖暖的：“要是放在舊社會，就算做死，也不會得到這樣的尊重!”

　　1958年4月，我被評為浙江省第一個五年計劃勞動模范。5月14日的《寧波報》上，同為市人大代表的徐季子先生寫了五首短歌，其中給我的一首詩稱：“紡紗女工陳芳芳，心又靈來手又巧。一人看了千枚錠，先進指標步步升。年紀輕輕有志氣，光榮稱號永保牢。”

　　1959年，再度當選為全國先進生產者。那年11月5日，我收到了周總理的請帖，內容是：“定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五日(星期四)晚五時半在人民大會堂宴會廳舉行宴會，敬請光臨，周恩來。”當時我做夢也沒有想到，像我這樣普通的紡織女工，也能享受這樣的崇高榮譽，真使我激動萬分。晚上7點，勞模們在人民大會堂活動。我在樓上，聽到大家有歡呼聲。原來，是周總理來了，還邀請勞模代表一起跳舞。

　　圖三：周總理的請柬

　　我連年評為勞模，母親父親最為自豪，不僅孝順，照顧家中，而且工作中相當出色，經常要求其他姐妹向我學習。甚至我的外甥女們直接叫我“模范阿姨”。我手頭的報紙剪裁，正是父親做的。

　　1953年至1961年，每年每季度，從市里到省里到全國，都是一直保持領先地位的。因為我們的技術也要到全省去比，去比了以后，我都拿了第一名。原來做先進時，壓力也很大，你假使不得第一名，馬上給你扣上“驕傲自大”的帽子，就像我們現在的運動員比賽一樣;同時，會有人對你的技術做測定，你的產品質量怎么樣。原來評先進勞模，自己不要評，是群眾一定要評你，這硬碰硬評，講指標，講實際東西。

　　圖四：1959年全國勞模照

　　這張照片是寧波天勝照相館攝影師特意拍的照片，曾在天勝長期展覽。

　　和一般紡織工人不同的是，我非常重視學習。1959年6月至1962年7月，我在和豐紗廠的紅專學校讀書，一直讀到初中畢業。夜里上班就下午讀書，下午上班就夜里讀書。1962年4月，參加市委黨校學習二個月。1965年，又在市委黨校學習二個月。人全都是靠逼出來的，靠實踐鍛煉的，寫寫講講，我的本事好一點。我的知識文化就靠這樣學來的。我現在這個年紀，腦子思路清晰，沒有糊里糊涂，正是不斷學習的結果。

　　到1958年，單位在工人新村給我分了一間沒有廚房28平方房子。我那個時候沒有結婚，初不要。組織還是給我，我直1961年結婚才用上。

　　我是1961年結婚的，那時28歲(26周歲)。在那個時候算很晚了，像我們這樣年齡的人早就結婚了。我一門心思工作，根本沒有時間考慮找對象。盡管評勞動模范報紙一登，我經常在門衛收到一大堆來信，全是想和你找對象的，有官員，有解放軍。我那個時候找對象，一定要找有文化有技術的工人。這樣的想法，受共產黨教育影響。當時，我們產業工人很吃香，排在第一位。我先生人是蠻聰明的，當時在汽車修理廠做技工，后做技術革新組組長。1956年，毛主席要求向工農兵開門讀大學。他很要讀書，賺了錢，單獨租一間房，自學成才，考進清華大學，寧波只有他一個人。結果，考進以后，單位領導不同意。等他知道，省里錄取已經結束了，這對他刺激也很大。他書要讀，人也聰明，所以我們兩個孩子也很乖，也有遺傳性。

　　三、走上管理崗位(1961-1978)

　　1961年1月，脫產當技術員。那個時候當工人吃香，工資有57元，讓我脫產當技術員，我開始還不要。

　　1964年5月，當生技科副科長。我在生技科，就是全廠的操作方面由我來負責，等于說負責先進工作等等。

　　1970年4月，我當細紗車間的主任。在紡織廠中，細紗車間是一個重要的車間。文化大革命時，有些懶漢一直要請病假，醫生不給他們請假，他們一直來吵。我那個時候做車間主任，他們到我辦公室里，在地上躺著，裝抽筋。我一點不害怕，馬上打電話給醫務室，讓醫生來。醫生脈搏一搭，是裝的還是真的，對我一眨眼，我馬上就心中有數了，才不會去怕他們。

　　1971年3月，成為細紗車間支部書記。

　　1973年5月，0.618優秀法在寧波和豐紗廠(當時改名東風紗廠)推廣時，華羅庚老來了。我被安排陪同接待。接到這個任務，我心里那個緊張啊，只有初中文化的我怎么跟大數學家交流?初次見面在華僑飯店，華老由他女兒華順陪同。當身邊的人介紹我是全國勞模時，華老眼睛一亮，主動伸出了手：“不簡單，不簡單。”華老親自來細紗車間，觀看操作如何運用0.618優秀法等。更令我想不到的是，華老還和他女兒單獨請我吃飯。華老平易近人，他像一個普通長輩一樣和我拉起了家常，漸漸的我不緊張了。我說了一些廠里的做法，他給我提了些建議，飯后還主動提議照張相。下午，服務員送來了剛上市的桃子，那桃子還比較硬，華老親自先遞給我一個桃子：“小陳，你吃吧!”對于我們勞動模范別提有多尊重了。

　　圖五：與華羅庚父女一起。

　　1973年6月，正當華羅庚來寧波，上面宣布我為和豐紗廠黨委副書記、副廠長。

　　其實，文革時期，我也沒有這么一帆風順，事情多得很。1973年，還是批林批孔的時候，軍管代表在。和豐紗廠造反派頭頭要讓我去參加，我知道他的底細，堅決不肯參加。他說，你來參加我們的話，市里革委會副主任也給你做。我說不要，誰會相信他們。后來，我陪華羅庚的時候，領導找我談話，市里局里找我談話，叫我做黨委副書記，我不要做。我說讓他們造反派去做，我不要做。那他們說一定要我做，說我群眾基礎好等等。后來，我去陪華羅庚，他們就宣布了。我起先不同意。既然宣布了，我也只得服從組織分配。造反派將大字報貼出來，講我驕傲，有海外關系。因為我姑丈原來在上海國民黨軍官學校當過軍官，會說英語。我小時候只在阿姑結婚時見過，根本沒搭界。抓你辮子，說我驕傲，因為評勞模他們沒話好說才編的。硬碰硬，我也不去參加他們，不想和他們一丘之貉。軍管代表一定要我做領導，不讓他們當，其實他們也看得出來，群眾心里有數。我人也很硬，兩肩夾一頭，怎么弄就怎么弄，不怕他們。后來在文化大革命時，回家路上絆了一跤，跛了，心情不舒暢。絆倒以后，這些人大做文章。我看病時，家住南大路，三輪車來接，要我一定要住在廠里醫務室樓上，別住在家里了。我說，看病一定去看的，去就去，我不怕他們。人這個東西，只要你有原則，就不怕他們，你自己也干凈，你如果不硬就不對了。知道我腳摔傷，說除非我參加造反派，不然就做夜工去。我情愿做日夜班，拐著腳也能做日夜班，怕你們什么，所以他們也沒辦法。

　　文化大革命中，我沒有大的遭殃，主要是群眾基礎好;群眾基礎如果不好，早給他們打了。和豐紗廠造反派與甬江印刷廠老保派兩派斗爭，結果老保派失敗， 領頭人韓偉信的尸體放在我們和豐紗廠大會堂，那些人從車間來把他拖出去，讓他跪著，打他，多厲害。那時候，甬江印刷廠，兩派斗爭，打傷以后，大卡車拖來我們醫務室上面住著。哎呀，這個看過以后，膽子不大，嚇也嚇死了。我們都是過來人，所以像我們這樣的人，是經得起考驗的。跟黨走，堅定不移，不是晃來晃去，東頭吃東草，西頭吃西草，性格生好了，就是衷心相信共產黨。所以，有些人說共產黨怎么怎么樣，心里也很難過，但確實，現在有些人也確實不像樣。現在中央這個政策，我們是非常擁護的，我們也是這么教育孩子，要兩袖清風，要清清白白做人，走過來哪有那么順利。

　　我過去做領導，文化水平不高，但記憶力很好。原來在和豐紗廠做黨委副書記的時候，大會要去講什么，我只要做一個提綱就可以了，一個提綱我可以講很久。

　　四、浙東針織廠期間(1978—1981)

　　1978年3月，我任浙東針織廠黨委書記。這對我來說，壓力不小。浙東針織廠是一個職工1400多人，再加上分廠及銷售人員，接近二千人，規模不小。我在和豐紗廠副廠長時，只要管一只角。現在擔任第一把手，則要管一張桌面。這也是上面領導在培養我的能力。

　　6月，我當選浙江省委第六屆省委委員。組織也非常關心我，馬上派市房管局張凱華處長和另一名辦事員小朱到我浙東針織廠來，兩人講，要去看看我的房子，我奇怪看我房子干嘛。看了以后，他們覺得不安全。當時，寧波首次造科技大樓，那時候條件好極了。張凱華和小朱講了，讓我先去選科技樓房子哪一層哪一間。那我覺得就低一點，二樓好了。他們說，你選好了，我們房子再分配。我也很感激，組織上這么關心我，所以我覺得我要更加努力。就這樣選了二樓，從工人新村搬了過去。

　　1980年，當時組織部找我談話，叫我到總工會去當副主席。我那時候不想去，我說我這個人個性直來直去，適合工廠，機關就不去了。機關里的人，肚子里面做文章，我不大習慣，也不想去。經委也支持我不去，他說我如果轉出去，浙東針織廠工作也會受到影響。最后我沒去，只答應做兼職任副主席。于是11月至1月，參加由國家經委、全國總工會主辦的企業管理研究班第八期，學習了兩個月。

　　我在浙東針織廠做黨委書記的時候，群眾與我的關系很好。我每天堅持“六進六出”，即早上六點上班，晚上六點下班，這樣的好處是三班制工人都可以看到。我和她們很接近，能隨時了解第一手情況，解決了她們的實際困難，所以工人對我印象很好。曾經我們浙東針織廠有一個外包工，十月國慶快到了，在外面做宣傳畫廊，慶祝國慶。突然，三腳架翻到了，壓在他頭上。結果送到二院時，眼睛瞳孔都放大了。當時是禮拜天，我在我媽媽住的地方，在南大路，解放路341號。他們來叫我：陳書記，陳書記，糟糕了，工人出事了。我馬上就去。二院的院長周洪全，我們都是人民代表，大家都比較熟悉。我去了之后，馬上找周院長，讓周院長快點找外科張三希醫生，讓他開第一刀，他是工會主席，當時在休息。我說我們這個工人不好了，可以搶救的話盡量搶救。結果，周院長、張三希全部都來了。來了以后，一部分人將他頭發全部剃掉。那天雨下得很大，五點鐘開始一直動手術到晚上十一點鐘。動好手術，晚上十二點鐘我回到家里，雨下得非常大，總算將他性命救出來了。這次以后，浙東針織廠的工人激動了，說書記怎么這么好，意思是說，關心職工等。我自己想，我作為一個領導，應該是為群眾服務的，一定要關心他們。有什么事情，我可以解決的就盡量將他們解決，如果解決不了，那也沒有辦法。我因為也是解放初的積極分子，跟人比較熟悉，人家也對我蠻好。等于說，我這小姑娘，人也不錯，這也是靠牌子，牌子也靠人做出來。這樣就出來以后，然后，再回到我們廠里做外包工，然后再給他補貼，成為我們廠里的正式工，印象非常好。我1978年調到浙東針織廠的，1979年他們一定要評我為“市級先進生產者”。在當時，廠級領導是不評的，這是我應該做的，但他們全廠員工，一定要評我。我到市里開會，市里領導問起我，怎么你做領導又是先進工作者。我說我也不要評，她們一定要評我怎么辦，就這樣影響蠻大的。

　　還有一個事例，我們生技科的技術科長，這個人蠻聰明的，技術也有，但是他身體不太好，要請假休息。廠里沒有批準，他回到家里吞了一大堆安眠藥片。正好恰逢禮拜天，他們來喊了，快點，快點，我們朱科長人不對勁了，就送去了第一醫院。第一醫院知道他是自己吞安眠藥自殺，就不給他住病房，睡在走廊里。他們來叫我，我恰好住在南大路媽媽家，很近，就在隔壁。姜實宇做院長，我又熟悉的，因為參加社會活動。我馬上把姜院長叫來，我跟他說這個人是我們技術科科長，是我們廠里的重要技術骨干，不是他自殺的，是他自己身體不好，多吃了兩片安眠藥片，快點幫我們住院吧。原來住院是很難住進去的，我這么和他說了以后，他總算是幫我們科長住進了病房。就這樣，這條性命也就搶救回來了。他老婆也是技術員，自己處理事情沒這么有能力，我一去，他們全都開心死了，說書記來了，可以幫我們把事情解決了。當時他還有兩個兒子，當時正在讀大學，也比較乖，生活也比較困難。我就和他們學校聯系，意思是說他們大人這樣的身體，學校里在經濟上也能幫助一下這兩個孩子。反正我考慮問題，幫助別人，總是從頭考慮到腳，這樣群眾對我印象也很好。后來過了一年，又要評先進，我不想評，他們就說，市里不報上去了，廠里評一下。

　　我在廠里做黨委書記也感覺到壓力非常大。夜里聽到救護車，或者救火車嘩嘩去了，心里總在想是不是廠里出了什么問題，就是責任性非常強。另一方面，我與廠里的干部職工關系也很好。我感到獨木不成林，我對他們關心，他們挺聽我的號召。我在浙東針織廠做黨委書記，和工人也很融洽，所以后來要我去工會我也不想去。我覺得我在這里做也很不錯，組織也十分關心我。

　　那個時候國內要內銷轉外銷，原來沒有外銷產品，全部是內銷。從我到浙東針織廠以后，和廠長他們一起商量，是否可做外銷產品，產品創新，銷售到世界各國。這時候，針織織花品種多樣。省里領導出國，衣服全是我們這邊做。那個時候，內銷轉外銷，什么澳大利亞、美國，做出口產品，年產利潤，從300萬上升到1000萬。那個時候，浙東針織廠評上先進，經委要獎勵我們錢，我們個人不要，把錢用到廠里需要的地方。

　　工人也很關心我，那個時候，我們廠里兩個煤氣灶，一個發給科室，一直發給車間。結果，科室全體一定要將這個煤氣灶給我，說我早上來這么早，晚上回去太晚，沒時間做飯，一定要給我。我怎么也不要，他們一定要給我，你看看，工人對我這么關心?實在不好意思。是我先生好，我一直外面工作，他比我空一點，家里事情他都在負責。我們到一個地方就有創新，到一個地方有業績，這是黨培養、群體幫助的結果。所以，市里看好我，一級一級上去做領導。

　　我在浙東針織廠時另一個重要工作是選定了新廠長人選。前任廠長退下后，有二個副廠長，與我關系都很好，均想意做廠長。兩人各有特點。我想了半天，決定將比較實的副廠長調到紡織局為科長，另一個比較活絡的副廠長為廠長。當時紡織局書記不同意，認為此人太活。我說不怕，有紡織局領導支持，新廠長不會過分強勢的，我能控制局面的。事實證明，這個選擇是對的。做廠長以后，此人的積極性得到了調動。以后我想做外貿產品時，他也十分支持。

　　雖然我出身和豐紗廠，后來的感覺，則是與浙東針織廠的感情更深。

　　五、寧波市總工會期間(1982—1987)

　　1982年10月，省委下文件，叫我去當總工會主席，做總書記，我也只好去了。到1987年，副主席做了五年，正主席也做了五年。

　　我去總工會時，也遇到了問題。有些總工會干部年數做得久了，也有點老資格的樣子，有妒忌心理，背后在講我是從基層來做工會主席。我在支部大會上直接講：現在，有的同志認為自己能力挺強的，做中層這一級，感到胃口不夠大，有的人好像有議論。有意見的提出來，如果你們感覺有能力，擔子還能挑，就去市里自己去說，要做什么。我現在做市總書記，我不會同意你們。如果在工廠里當領導，你們有膽量提出來，我當即討論，就讓你們挑擔子去，基層最需要這樣的人。不要小看基層，我們基層飯吃了這么多年，深有體會。基層最實際，面對現實，任何事情都要用面對現實去解決，不是用空話可以解決的。必須自己要吃苦帶頭，要解決問題，是群眾真正信任你，才能發揮你的能力。人的威嚴哪里來，不是兇兇人的威嚴，是要靠做出來。你自己不好好做，威信永遠沒有。當面哄哄領導，背后人家早就在說閑話了。我這么狠狠說過以后，這些人就不敢再講了。我不睬他們，我怕他們什么，我又不是自己想來做工會主席，是省里文件下來，我服從組織分配，我只有來了。我又沒有走后門，沒有向領導拍馬屁，我怕什么。還有，我這個人性格這樣，無論做哪個職務，我不會向領導求助去。要領導來幫我解決困難，我不會這么做。我心里想，能做這個工作，就能解決這個問題。事事都讓領導來解決，要你什么用。你一直做傳話筒嗎?你要做“化工廠”，自己去化掉，怎樣做好工作，調動積極性，這是你真本事。你一直向上匯報，流流眼淚，這種事情我不做。人家女同志比較會流眼淚，我從來不出。出什么眼淚，講句實話，要么真受委屈，我一般不流淚，我就是靠這樣去解決問題的。以前，參加兩萬五千里長征，參加革命工作，性命要犧牲。我們又不會沒命，頂多吃點苦頭，我這樣想。人家革命，給我們過幸福生活，你還煩什么!所以，他們群眾干部很多也是知道我的性格，直來直去，刀子嘴豆腐心。

　　總工會老同志很多，不像我們這樣孩子少(兩個子女)，房子也不夠。我專門向市里要來一筆錢，造房子，幫他們解決子女房子問題。這樣，我也幫他們蠻多，他們也很感激我。我自己不要，原來有規定，像我這個級別的干部，有85多平方可以享受，我就問我的兒子，怎么樣，如果要房子的話，我那個80多平方的房子不要了，弄間小房子，這個就給你住。我兒子很生氣，他說媽，你就按規定辦，我們年輕人自己奮斗去。那我就這樣，江東科技大樓二層的房子分給工會里的人，而我就住在蔡家邊80多平方的房子里，將科技樓住房上交，不拿兩套房子。我們那個時候思想好，不要兩套房子，孩子也不要，兩個孩子也沒想要占我的便宜，不會要我的房子。女兒當時很小，和我住在一起。兒子要結婚了，也不要我這個房子。等于說，后面8平方兒子做婚房，前面13平方讓給我們。他說我自己去外面創業，不會依靠父母。

　　工會里主要依靠群眾，為工人階級謀福利。工人有什么困難，我們幫助他們解決。原來當工會主席，待遇沒有落實，工會主席就不安心。第八屆，我打了個報告，工會主席要享受廠副級待遇。比如說，和豐紗廠的工會主席要享受副級待遇，我去市里爭取，爭取來了。現在他們退休了，一年有4000塊補貼。那些人說，多虧我給他們解決了這個問題。我說，這是應該的，調動他們積極性。工會主席有副級待遇，他們就會安心工作，這是我調動他們積極性的方法。第二個，我們講實話，虛的不講，房子問題。凡是工會老干部子女，房子我都幫他們解決了，總造了700平方，全部分配給他們。我的孩子沒拿他們一套房子，對不啦?小孩子也爭氣，不要，我又不去開后門。我到僑辦了，他們有幾戶人家沒房子，我也幫他們解決了。我和上面協調，去爭取。工會那個時候，像海員俱樂部，事業單位要造房子，全部去爭取。原來西河街工會這房子，全部是我們省總爭取來的，錢叫他們拿出一點，給他們改善辦公條件。等他們可以辦公了，我已經調出總工會到僑辦了。那時，條件多差啦，我就這樣去協調，因為上面對我印象挺好的，主要是看我工作肯做、盡力。所以，我去講，他們蠻聽的，比如工人俱樂部，也幫他們爭取來。市里療養院，為他們謀了很多福利，還有業余大學等。我來的時候總算是對他們盡心盡力，總歸是解決他們切身利益的事情，他們有什么困難，我總幫他們解決。全市職工、各縣區職工平時有困難，總也盡力為他們解決。總之，對他們的事情，十分關心，小事情讓他們自己去解決。有的職工困難，補助什么。本來工會就是做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關心職工疾苦，能調動職工積極性，開展勞動競爭，對先進勞動模范要關心。比如說，他們技術革新，全部要對他們關心，獎勵什么的，這種工作多了。

　　后來總工會一屆做完，已經五十多歲，我覺得五十多歲也差不多了，人身體也不行了，以前都是實打實的干，沒有像現在休息日那么多。我們那個時候一禮拜休息一天，又沒有車子，只靠兩只腳走。我說算了算了。現在都是利益關系，升一級多少錢。我們那個時候，烏紗帽當草帽，無所謂的。只知道共產黨對我們的培養關心，我有這么一天，為黨做點貢獻，為群眾辦事情，感到很有樂趣。所以說，我要退下來。那個時候，組織上不給我退，他說，對我退下來沒有意見，但這個工會主席誰來當，問我的意見，我就推薦了誰誰誰。組織上也蠻聽我的建議，叫他來做，就把我調到了僑辦去了。

　　六、寧波市僑辦期間(1987—1991)

　　我在1987年5月調到了僑辦，做僑辦主任、黨組書記，一直做到1991年8月退休。

　　我沒有做過外事工作，要重新學起來。那時候市長耿典華找我談話，你做這個工作去好嗎?我說我是沒有做過這個工作的，我去做做看，做得好的話做下去，做得不好的話，會和你說，你派別人來。那他就說好的。這樣就在僑辦做僑辦主任、黨組書記。

　　僑辦的主要任務是全世界各國的華僑華人服務。為那些在國外，特別是香港寧波幫僑胞們服務。就是要聯絡聯誼，經常要關心他們，有什么事情，到我們寧波來。比如來投資，來辦學啦。寧波大學，就是包玉剛資助的。1990年我們搞一個大活動時，我將他們都請來。寧波大學剛開辦時候，我在上面坐著，包玉剛還有其他人都在，李惠利醫院。那個時候全部是我發動他們弄起來，來捐資，還有些是老年樂園，他們都很相信我。為僑胞服務，使他們了解我們政策。另一個方面，過去他們賺錢不易，怎么會投入教育事業，人有知識就不同了。這樣的事情多了，只要對你的領導相信，他們就會來投資。

　　到1991年57歲(周歲55)，我和當時的組織部副部長說，我的年齡到了，怎么不來談話。他說你年齡到了，看不出來。年紀到了你們也不知道，談話不來談。個別市里領導也說，再發揮一下余熱，去那里做做。我說不用的，我做就是做，不做了就不做。我四十三年做的夠多了，我的兩個孩子是這樣說的：“媽，你已經從13歲做到現在57歲，夠了，不用做了。現在子女已經接上來了，你就好好休息，享共產黨的福，鈔票不夠用我們也會給你用。”我說錢夠用了，共產黨給我們這樣的二保，退休金足夠用了，還加醫保，還想什么

　　七、管理工作心得

　　我如果有一些成就，這主要還是靠黨對我們從小的培養。反過來說，我們自己也努力。自己不努力，哪有這么一天。我做書記的時候，三塊六角的獎金也要扣掉(做脫產干部，獎金就沒有)，但我們也沒有意見。運氣好，現在正好在機關退休，拿著機關單位的退休工資。隨便什么東西，有得有失。你自己努力了就會有結果，不努力就沒有結果。

　　我做官做的不錯的，主要因為我業務熟悉，拿得起。你自己有本事，你去領導大家，大家服服帖帖的。現在也是這樣的，有領導水平去領導其他人，人家服服帖帖。我就是這樣提上來做。1973年，浙江省召開推廣應用優選法經驗交流大會，我也去參加會議。本來沒準備要我發言，到了那邊突然說要我發發言，害得我夜里一直睡不著。我發言發了十分鐘，沒有稿子的。華羅庚問0.618優秀法時，我將0.618結合我廠先進操作，使產品質量大為提高。這樣，當時參加會議的人，聽了以后，感覺印象蠻好的。

　　工人也好，領導也好，對我蠻信任的。為什么呢，我人喜歡講，不對的地方就要講出來，工作責任心很強。他們知道我的個性，他們講我講話像是鐵嘴巴一樣很硬。我自己也會做，怕什么。所以，工人對我影響也蠻好的，在操作、工作方面蠻怕我的。因為我熟悉這個，擔心做的不對的地方給我看出來。那我也經常幫助他們，應該怎樣操作等等。我原來做工人的時候是模范小組、模范車間。講句難聽點的，自己做領頭羊，不這樣的話，哪里來每年給你評上先進，這么好評啊!不單是模范，全國青年積極分子等，哪一樣不在內，先進帽子很多。當時評先進與錢沒關系，只有一張紙，一朵鮮花，一根紅皮帶。不像現在這樣，什么都和錢有關。

　　我們原來那個時候，組織上表示關心，自己也沒有去要求過，也不會去想這個。1989年我從北京參加僑務工作會議回來，寧波市委葉承垣書記親自到我們僑辦來聽取匯報。當時，我們僑辦的辦公室條件十分簡陋，在北大院的樓梯下，一個正主任、二個副主任，共用一間幾平方的辦公室。書記一點沒有架子，這讓我十分感動。對共產黨很信仰，黨這樣培養我們，我們應該為群眾好好服務。怎樣關心群眾、體貼群眾，幫助他們提高技術，有什么困難幫助他們解決，群眾也會信任你，別的想法沒有。樸素的階級感情，對黨無限忠誠，沒有個人利益考慮。原來組織上有調動，到什么地方去，無條件服從。我當時在和豐紗廠工作時，一個電話來了，你要調到浙東針織廠做黨委書記。我沒有什么話的，馬上就去了，沒有回家里休息。現在，社會風氣是原來好，現在這個風氣，我們也不太習慣，其實做人還是像原來舒服，寧愿錢少一點，人沒有這么勾心斗角。所以說現在十八屆三中全會這么的在抓，也非常得人心，我們也很擁護。中央領導壓力也很大，再不抓來不及了。

　　我做干部時，膽子也大的。到一個地方去就要創新，去深入下面。上頭有做的不對的地方，我直話直說;下面有不對的地方，我也會講。不說，我會難過死的。因為沒有考慮后顧之憂，所以容易展開。原來在浙東針織廠做黨委書記的時候，我就說，你們以后要開后門塞人的時候，我硬碰硬，不會讓你們塞的。做工會主席的時候，我也這么說，他們咪咪笑笑。我去做了，他們確實沒有塞人進來。原先我就講清楚了，自己也不會開后門、塞人。

　　八、退休之后的生活(1991年—至今)

　　退休了以后，市里各領導也十分關心，他們問我要到什么地方去發揮余熱，我說我不去。以前我在浙東針織廠時，有個工人，人挺聰明的，思想不太好，總是和我說，他母親來找我，書記來教育教育我們兒子，工作給他調一調。那我也蠻關心的。現在改革開放了，這些小伙子很聰明，做香港老板的代工，有些經商。知道我退休了，老是來叫我，說陳書記你來我們辦公室坐坐，聽聽電話好了。實際上，想要我拉拉關系，我說我不會去。我心里想，我吃吃用用夠了，小孩子也不需要，再說兩個孩子也很乖，我已經退休，為了賺點錢，再去賣面孔什么的，這種顛三倒四的事情我不要做。為什么呢?社會上的事，我看得多了，有的人事情不做，去拿點錢，輿論也不好聽。我認為，工作上因水平問題而有缺點，被人家議論沒辦法。為了一點錢，被人家議論不值得。我自尊心也很強，我不要去做這樣的事。

　　我的性格比較男派，既有母親的熱心，也有父親的關心國家大事、注重保養。退休以后，我在社區做做工作，做做業主會副主任。做了一屆，我也不做了。現在也就義務為他們做點事，樓道里做和諧促進員。他們一定要給我點事做，我也就做做。再一個，我兒子出國了，那時候出國靠的不是大人，是他們自己的本事，他們就推薦我就做海曙區出國留學生家屬聯誼會會長，我也做了幾年，也做得很好。我個人先進評了很多，本本很多，有20多本。退休以后，各種各樣的先進評上蠻多的，小零小碎的獎品也蠻多的，但都是義務的，不用一分錢。而我現在，年齡也大了，可以推掉的職務也基本推掉了，聯誼會會長也給別人當了。我的孩子也很開心，他說我這樣做好。

　　我對孩子的教育就是，我們自己要起表率作用。我對他們提出三點要求，第一條，小孩子一定要事業有成，自己一定要刻苦鉆研，要好好學習，有知識，有文化，有技能，不會沒有工作。第二條，家庭一定要和睦，很要緊。第三條，后代要培養好，父母起表率作用。人最要緊的就是，第一要道德好，第二就是自己要勤奮，刻苦學習，等將來有機遇的時候，就有出頭日子。如果懶懶散散，拍馬奉承，沒有用的，這是短淺的行為，不是長遠行為。像我這樣，家庭普通，沒有背景，靠自己奮斗，才有這么一天。難道奮斗時候，會想自己將來做什么官。現在看起來，我的孩子這三點基本上都做到了。我的二個子女，沒有一點官員子弟架子，女兒值讀高中，才替她買新衣裳。

　　我現在的晚年生活也很知足常樂。第一是有老保，有醫療卡，這還擔心什么;第二個，就是小孩子爭氣，兒子成為美國一個高級工程師，女兒是寧波雅思學院院長;第三個，下代都受到了教育，培養得很好。我的孫子，美國科技創新獎，全美第一名。我的外孫，現在在英國讀書，書讀得不錯。兩個孩子全部很好，這與家庭教育分不開。家庭教育是最重要的，所以我現在的生活也感到很知足常樂。我們現在退休，第一要健康，如果每天睡躺在床上還不如早點去死;第二，要和諧，什么叫和諧，小孩爭氣，家庭和睦，這就是和諧。這樣退休生活過得好，不然的話也沒意思。

　　我把晚年人生之道，歸結為八個字，快樂、輕松、開放、安定。快樂，就是有一顆助人為樂的熱心，以解決某件事，了結心愿，化解矛盾，能為群眾、為離退休干部、為朋友說話辦事而感到高興。老年人如果無所事事，把自己的心靈閑置起來，是完全錯誤的，是晚年的最大危險。輕松，就是量力而行，興趣所至，健康允許地作一些工作，可以選擇性地做一些壓力不大的義務工作。開放，就是心態好，想得開，不計較名利，不浮躁，不郁悶，對于好事壞事，都要持平常之心，力戒大喜大，就是最大、最沉痛的打擊也要挺得住，子女的教育，鼓勵不可不管，也不可管得太緊、太細。安定，就是生活要穩定平靜，有規律，不論是睡眠、起床、進食、活動，都有一個大體的安排，以達到安全、舒適、安逸的原則。

　　采訪手記

　　我與陳芳芳主任的結識是在倉促與疑慮中開始的。由于關注點的不同，此前我對寧波的全國勞模事跡一無所知。2013年11月20日，正式啟動寧波勞模口述史項目。當我拿到第一批五十位全國勞模采訪名單時，做事心急的我，立馬開始聯系當事人。名列第一的就是陳芳芳，單位標為原甬江紗廠退休。當天晚上八點左右，我立馬聯系了她，介紹了勞模口述采訪事宜。第二天，黨史辦胡處長告訴我，陳芳芳同志通過所在居委會主任與他電話聯系過，核實是否有此事。我這才意識到，我做事有欠當之處，沒有考慮到老人八點以后不宜打電話習慣。30日，當我首次與研究生上她家采訪時，她主動說及了此事。她說那天晚上聽了我的介紹后，有二點懷疑，一是一百個勞模數字有不準之處，二是機關人員哪有那么積極晚上仍在工作的。這讓我意識到，她確是一個有話藏不住、當面說清的直爽人。我長期在高校從事教學科研工作，沒有明確的上下班作息區分，這與機關人員的上班下班界限分明是完全不同的。通過采訪，我了解到，她雖出身紡織女工，但與其他女工不同的是，她后來積極上進，是一位走上局級領導崗位的人。看來出來，她十分會講，講幾個小時，不要打草稿。我知道遇上了一位O型性格的勞模。她的人生故事敘述，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她一邊倒立場，一生跟著共產黨走，不會歪來歪去隨風倒。講話中經常會說，上得領導支持，下得群眾支持，將自己置于黨群集體關系之中，完全是毛澤東時代培養出來的毛派風格。通過她的敘述，這讓我學到了不少做人做事做領導的經驗。每次上門采訪，她泡的茶是菊花枸杞茶，可見其重視養身。尤其當我聽說，其父高壽達99歲，臉上沒有一顆老年斑、無疾而終時，這讓我堅信，她一定又是一位長壽之星。采訪之前，她給我看了一些相關的報道。在我看來，那些均是短篇報道。我們的口述史采訪，將是她一生中最為詳盡的報道。我覺得她是一個有故事的人，而且是一個重視個人檔案保存的人。一生之中各種榮譽證書及相關的報道，均完整地保存著。如果能進一步寫成一本書，相信會給后人留下更為豐富的精神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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