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月中央工作會議通過“二十三條”，糾正了劉少奇“左”的工作方法之后，毛澤東對“四清運動”很少提起了。不和過去一樣，制定政策以后，就忙著去督促抓落實。其實，“四清”代表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和他曾經發動的幾場運動一樣，在進行過程中背離了設計的方向，發生了偏差，變成了一個“爛尾工程”。它不僅沒有解決干部脫離群眾，反而出現了干部與群眾的對立，更重要的是，“四清”運動中暴露出來的種種問題，比在準備搞社教時發現的還要嚴重。

　　在中央工作會議的討論中，各地方負責人的發言，都突出地講述了階級斗爭形勢嚴峻。劉瀾濤說：這次社教，中心問題是奪取領導權的問題。西北地區三百二十八個縣市委和城市的區委，其中爛掉的、基本爛掉的、有嚴重問題的，共一百九十四個，占總數的百分之四十五點六，有一個縣的黨委書記、縣長，在國民黨里頭當過連長。李雪峰說：情況愈摸愈嚴重。山西八個重點縣的縣委，已爛掉三個，常委七十二人中有問題的三十八人。

　　在劉少奇送毛澤東的幾個報告里，也把問題講的很嚴重。如江華的報告說：他進村后，感受最深的是新的壓迫、新的剝削的情況“確是普遍而嚴重的，很多基層單位已經被壞人篡奪了領導權。”就他所在的那個公社來說，被敵人篡奪了領導權的基層單位，不止三分之一。山西省委重點縣社教總指揮部一個會議紀要指出，要繼續貫徹反右傾精神，目前主要危險之一，仍然是對敵情估計不足。

　　在會議結束的第二天，毛澤東閱讀了在洛陽拖拉機廠蹲點的第八機械部部長陳正人給薄一波的信，信中說：“開始發現了廠里從不知道的許多嚴重問題。這些問題，如果再讓其繼續發展，就一定會使一個社會主義的企業有蛻化為資本主義企業的危險。”“特別值得重視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勝利有了政權以后，很容易脫離群眾的監督，掌管了一個單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當權地位違反黨的政策，以至發展到為所欲為。而像我們這些領導人，官僚主義又很嚴重，對下面的這些嚴重情況又不能及時發現。這就是在奪了政權之后一個十分嚴重的危險。”“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認真克服，干部和群眾生活距離如果不逐步縮小，群眾是必然會脫離我們的。”薄一波在旁批道：“這是個問題。所以成為問題，主要是由于我們多年來沒有抓或很少抓階級斗爭的緣故。”毛澤東批示道：“我也同意這種意見。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

　　這個時期，整個領導層對基層問題看得非常嚴重。劉少奇認為有“亡黨亡國”的危險，所以才在“四清”運動中使用了一些非常手段，所以才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與毛澤東發生了爭執。他不是不知道與毛澤東爭執的后果，但還是把自己想的說出來。基本上和陳云六二年當面向毛澤東陳情，要求“分田單干”一樣，是為公不為私的。但是，他搞的解決這些嚴重問題的“四清”運動，不僅犯了打擊面過大、冤假錯案多的錯誤，還搞錯了方向，僅僅在基層搞是達不到目的的。

　　毛澤東同樣感到問題嚴重，但他看的更深，想的更遠。情況嚴重到這個地步，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領導人和各大區、省市領導人對此卻沒有及時作出反應，讓他非常不滿。他曾對身邊的護士長吳旭君說過：“我多次提出主要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我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我現在還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做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再走回頭路。”“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訪問吳旭君談話記錄，2002年1月18日。)

　　毛澤東已經有了一個新的認識：中國會不會放棄社會主義而走上資本主義道路，關鍵還不在城鄉基層，而是在上層，尤其是中央。在中國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義，它的危險要比自下而上地出修正主義要大得多，也快得多。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過幾句不尋常的話：“先搞財狼，后搞狐貍，這就抓到了問題。你不從當權派著手不行。”而“二十三條”規定：“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昭示著，他把關注點上移到了高層。有人以此認為，他要進行高層斗爭了，這個“當權派”指的就是劉少奇。這實際上還是掉入“文革”是權力斗爭的陷阱里了，“當權派”可能包括劉少奇，但肯定不是他自己或再加上幾個人，而是一種廣泛存在的思想。

　　究竟怎樣防止改變顏色，避免中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毛澤東應該已經有了想法，至少他認為單靠“四清”運動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時的講話中，他說：“你只要不觸及全面問題，枝枝節節、修修補補不行。”5月，他上井岡山時，陪同的張平化要向他匯報社教運動，他說：“不用匯報了，情況我都知道。現在看來光搞社教運動不能完全解決問題了。”1963年2月開始進行社教時他說過：“現在的事情，實際上是上一個朝代傳下來的，是上一個朝代孕育的。”上一個朝代的人很少了，社會制度已經徹底改變了，唯一能夠保留下來的就只有“文化”了。是以，毛澤東的想法應該是要在文化上下功夫，打開突破口了。就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上，他除了批評“四清”運動中錯誤外，其次就是嚴厲批評文化系統了。

　　在討論制定“十七條”的時候，陸定一講文化革命的問題。毛澤東說：文化部全爛掉了，整個單位是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聯合專政，并點了部長和幾個副部長的名字。

　　毛澤東還說：“你們這個文教，我說在延安放了一通空炮，講了一篇空話，二十幾年了，沒有抓?你怪陸定一、沈雁冰?我沒有抓，你們也有責任。總而言之，放了空炮。但你只要不觸及全面問題，只是解決個別問題，枝枝節節，修修補補不行。自從說文化部改為帝王將相部，要趕下鄉去，說用一個團不行，用一個師把他們趕下去以來，靈了些。不用兵也可以，這是極而言之。直接動口，不必動手。對章羅聯盟也沒有使用兵力，何況文化部呢?天天講社會主義，搞成修正主義，這么多黨教育了我們，蘇聯黨教育了我們。”

　　其實，毛澤東對文化系統上的不滿與批評，早就有了。1963年11 月 對《戲劇報》和文化部接連進行了兩次批評，指出：一個時期，《戲劇報》盡宣傳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將相的、才子佳人的東西很多，文化部不管。文化方面特別是戲劇大量是封建落后的東西，社會主義的東西很少，在舞臺上無非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文化部是管文化的，應當注意這方面的問題，要好好檢查一下，認真改正，如不改變，就改名“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國死人部”。(毛澤東年譜第五卷285頁)

　　1963年12 月 12 日 閱《文藝情況匯報》刊載的《柯慶施同志抓曲藝工作》一文，批示：“彭真、劉仁同志：此件可一看，各種藝術形式——戲劇、 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不能低估電影、新詩、民歌、美術、小說的成績，但其中的問題也不少。至于戲劇等部門，問題就更 大了。社會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了，為這個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筑之 一的藝術部門，至今還是大問題。這需要從調查研究著手，認真地抓起來。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 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毛澤東年譜，第五卷，288頁。)

　　1964年5 月 15 日 下午，在人民大會堂會見阿爾巴尼亞婦女代表團和電影工作者，毛澤東說：電影、戲劇、文學，不反映現代工農是不好的。我們社會還有許多意識形態未改造，現在正在做這個工作。我們的黨是工人農民的黨，政權是工農的政權，軍隊是工農的軍隊，作為上層建筑的一部分的意識形態，應當反映工農。舊的意識形態可頑固了。舊東西攆不走，不肯讓位，死也不肯，就要用趕的辦法。但也不能太粗暴，粗暴了，人不舒暢。要用細致的方法，戰勝舊的，舊的還有其市場。主要的是我們要以新的東西代替它。你提倡的，是不會一下子實現的，你提倡你的，他實行他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 已經提了幾十年了，可是我們的一些工作同志，嘴里贊成，實際反對。包括一些黨員、黨外人士，愛好那些死人，除了死人就是外國人，外國的也是死人，反映死人，不反映活人。在談到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影響時，毛澤東說：這種影響要逐步地加以抵制。(毛澤東年譜，第五卷，351頁。)

　　1964年6 月 27 日 閱中共中央宣傳部五月八日關于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給中央的報告草稿。報告說：今年二月三日，中國戲劇家協會在政協禮堂舉行了有二千多人參加的迎春晚會。部分節 目庸俗低級，趣味惡劣，引起了群眾不滿。陸定一對此進行了嚴厲的批評。隨后，全國文聯等十個單位的全體干部集中二十多天進行整風。毛澤東閱后批示：“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倶樂部那樣的團體。”(毛澤東年譜，第五卷，368頁。)

　　從毛澤東的談話或批示可以看出，他對文化方面的批評是越來越嚴厲的，在認為“社教運動”解決不了問題后，他要從“文化”上著手了。這一次與以往不同，他謀定而動，沒有吹風打招呼，也沒有開會商量，采取的方法竟然和劉少奇搞“四清”的手段相似，來了一次“秘密出擊”。“文革”中許多運動方法，都和“四清運動”有一定的聯系。這表明，劉少奇“四清運動”中采取的非常手段，是有其合理性的。但兩者不同的是，劉少奇搞的“四清運動”，針對的是農村基層的干部，只是些無關緊要的小“狐貍”，而真正重要的“財狼”卻沒有搞。

　　現在，人們普遍認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是《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篇文章。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刊出這篇姚文元寫的文章，指名批評《海瑞罷官》的作者、北京市副市長吳晗。文章把劇中的“退田”“平冤獄”同1962年的“單干風”“翻案風”聯系起來，說這反映了作者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臺，恢復地主富農的罪惡統治”;要代表國內外敵人的利益，“同無產階級專政對抗，為他們抱不平，為他們‘翻案’，使他們再上臺執政。”文章對《海瑞罷官》產生的背景這樣說：一九六一年“牛鬼蛇神們刮過一陣‘單干風’、‘翻案風’。”“‘退田’、‘平冤獄’就是當時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的斗爭焦點。”“《海瑞罷官》就是這種階級斗爭的一種形式的反映。”“我們認為：《海瑞罷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

　　姚文元這篇引起全國劇烈震動的文章，是在江青策劃下寫出來的。1965年3月，江青通過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張春橋找到姚文元，要他寫評《海瑞罷官》的文章，并交給他一本刊登吳晗《海瑞罷官》劇本的雜志。文章寫好后，送給毛澤東審閱，毛澤東看過三遍，同意發表。據戚本禹回憶：江青說過，她是和主席商量過組織人寫這篇文章的。但具體怎么寫?主席并不很清楚。

　　這一點，與毛澤東一年后的說法一致。他說：“這場斗爭也準備了一個時期。前年十一月，對一個歷史學家吳晗發表了一篇批判文章。這篇文章在北京寫不行，不能組織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們搞了一個班子，寫出這篇文章。開頭寫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們搞的。先告訴我要批評。他們在北京組織不了，到上海去組織，我都不知道。文章寫好了交給我看，說這篇文章只給你一個人看，周恩來、康生這些人也不能看，因為要給他們看，就得給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陸定一這些人看，而劉、鄧這些人是反對發表這篇文章的。”(毛澤東同卡博、巴盧庫談話記錄，1967年2月3日。)

　　現在人們普遍糾結于《海瑞罷官》與“評海瑞罷官”的對與錯，而沒有考慮到這只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由頭，是用來打破“平靜”水面的石頭。雖然在“文革”的細節上還沒有考慮好，但大的框架毛澤東應該已經設計好了。在這塊“石頭”扔出去后，肯定會引起騷動，那時候就可以依情而定，從而開始他謀劃的“文革”了。現在看來，毛澤東對如何進行“文革”，心中是有一個方案的，那就是從高層著手，用非正常的手段，強迫人們反思錯誤、進行革命。他想要的是思想上來一次徹底的改造，通過“打倒”一批有影響的“大人物”，引起全國人民的注意，也跟著進行思想上的改造與革命。這種“打倒”是暫時的，對其中的大多數人而言，用不了多久就會“平反”的。但是，除了毛澤東，沒有人知道他的心思，他又不能說出來。而習慣于用傳統思維思考的人，在這個過程中，往往會感到絕望，從而造成了許多人間悲劇。

　　對于姚文元的批評，吳晗自然是要答復分辯的，他在11月14日說：“姚文元說我的《海瑞罷官》產生于1961年‘刮風’的時候，這是錯了。我的《論海瑞》發表于1959年9月21日的《人民日報》上。《海瑞罷官》是1960年寫的，我沒有那么大的本領預見到1961年要‘刮風’。”他表示：不準備寫答辯的文章，正給市委寫個報告，直接送給彭真同志。還說：“姚文元這樣批評我，我也不怕。不過我覺得這樣牽強附會的批評，亂扣帽子，這種風氣很不好，誰還敢寫東西?誰還敢寫歷史?”(《光明日報情況簡編》326期，1965年11月15日。)

　　雖然吳晗說自己沒有“先見之明”，不能預知六一年的“刮風”，但毛澤東點出其根本問題是“罷官”。如果說五九年的《論海瑞》是正常研究的話，那六0年的《海瑞罷官》，不是有心而為，也是太沒有政治敏感性了。五九年“廬山會議”上彭德懷被罷了官，因為毛澤東素來的仁厚，大多數人都只知道“萬言書”，不知道事情的細節，認為彭有些“冤”的。在當時，這應該是一個非常敏感的話題，有政治嗅覺的人都會將兩者聯系的，會覺得有映射毛澤東之嫌。江青秘密找人寫文章批判《海瑞罷官》，是告知毛澤東的，毛澤東沒有反對阻止，想來他們的看法是一致的。毛澤東把批判《海瑞罷官》作為打破“平靜”的石頭，于公于私，是師出有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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