鶴齡：116問楊繼繩：毛主席是“大躍進”的始作俑者嗎
《墓碑·第一章 禍起中原· 一、 信陽事件·9》：
“應當說，在極權制度下，本來素質不高的農村干部的確干了不少壞事。那些作惡多端的人，也應當承擔相應的責任。但是，大饑荒是全國性的事件，是由大躍進以來的一系列方針政策造成的，從更深一層講，是由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造成的，把責任完全推給基層干部，讓他們作替罪羊，這顯然是不公正的。把中央路線和政策的執行者當成‘反革命’、‘階級敵人’，而制定政策的中共中央還是‘正確、光榮’，始作俑者毛澤東還是‘英明、偉大’，產生饑荒的制度照樣是‘無比優越’，這是一種婦孺都能辨別的低級謊言。”
毛主席是始作蛹者嗎?我們先來看看楊繼繩的自答：
《墓碑·第一章 禍起中原· 一、 信陽事件·9》：
“毛澤東在1958年3月8日至26日的成都會議上肯定了河南，也肯定了吳芝圃，對河南省的高指標和大躍進起著關鍵的作用。吳芝圃代表河南參加成都會議，提出完成前述指標的時間，比元月時的省委決定再大大提前。他對毛澤東承諾，河南一年就能夠實現四化，四年可變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毛澤東在3月20日說：‘河南提出一年實現四、五、八(本書作者按：黃河以北糧食畝產四百斤，以南畝產五百斤，淮河長江以南八百斤，這是毛澤東在農業發展綱要中提出的長遠目標，河南說一年就完成)，水利化，除四害，消滅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可以讓河南試驗一年。如果河南靈了，明年各省再來一個運動、大躍進，豈不更好。’又說一年內實現四化，‘可能缺點很大，起碼是工作粗糙，群眾過份緊張’。會議過程中，毛澤東講到：‘河南的水利就是兩條路線的斗爭’，‘河南的水利全國第一，達4800萬畝’。被毛澤東肯定的數字，已是1957年實際指標的2.4倍。當然，毛澤東也曾幾次對河南省的高指標表示擔憂，但對吳芝圃還是鼓勵多于批評。”
反反復復的讀看這截短文，怎么著也沒找到毛主席“肯定了河南，也肯定了吳芝圃”和“對吳芝圃還是鼓勵多于批評”，看到的只有批評和擔憂。 “河南的水利全國第一” ，是針對吳芝圃報的“達4800萬畝”這個計劃數字而言，談何“肯定”!如果對此還有懷疑，再看楊繼繩說的：
《墓碑·第六章、富饒的饑饉·一》：“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聽各省省委第一書記的匯報，毛澤東一邊聽江渭清匯報，一邊插話。當江渭清講到江蘇今冬明春水利建設準備搞3億方時，毛插話說：‘吳芝圃講搞300億方，我看得死3萬人;曾希圣講搞200億方，我看得死2萬人;渭清講3億方，可以一個人不死。他們那是虛夸。’看來毛澤東的頭腦還是比較清醒的。但江蘇不是搞3億方，而是搞了43億方。所以還是死了人”。
針對吳芝圃講的水利“搞300億方”，毛主席的回答是“我看得死3萬人”。這是肯定還是否定?這是鼓勵還是批評?難道楊繼繩連這個也分辨不清!
總而言之，從楊繼繩的上面兩段所述來看，針對吳芝圃和曾希圣身上表現出來的浮夸作風，毛主席不但提出了“那是虛夸”的批評，同時還提出了要死人的警告——不是少量的死人，而是“3萬、2萬”的大量死人!針對吳芝圃的一年實現“四五八”，僅僅是無可奈何的表示可以試試。如果試成了，明年再來一個大躍進!
這就是大躍進和浮夸風的“始”!用楊繼繩提供的材料來分析，毛主席是“始作俑者”嗎?不。毛主席是“始捉蛹者”!如果成都會議采納了毛主席的意見，河南靈了的話，大躍進也將推遲到1959年;如果河南不靈，吳芝圃式的狂熱“大躍進”也就沒了。
毛主席要發起的是什么樣的大躍進，其實楊繼繩非常清楚：
他在《墓碑·第十六章》中提到：“(在成都會議上，毛澤東)還說，建設速度，是個客觀存在的東西，凡是主觀、客觀能辦到的，就要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但辦不到的不要勉強。”
這就是毛主席的大躍進原則：量力而行，盡力而為。“量力”是前提，“盡力”為限度。亦即有多大的力，鼓多大的勁。
楊繼繩也非常清楚：
正因為毛主席堅持的是“量力而行，盡力而為”的原則，所以，他才“較早地發現了1958年的問題，也下達過種種糾正的指示”(《墓碑·前言》)。
楊繼繩更清楚：
大躍進尚未開始，面對吳芝圃、曾希圣等人的狂熱，提出批評的是毛主席!以要死2、3萬人發出警示的也是毛主席!
這不就是毛主席的英明偉大之處嘛!可楊繼繩卻由他自己搜集到的這些資料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不知這是什么樣的邏輯?
楊繼繩你倒是說說看，為什么對吳、曾的狂熱提出批評發出警示、較早發現1958年的問題的，都是毛主席而不是處于一線主持工作的鄧小平和劉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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