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1月初，上海工人造反派王洪文等人，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沒有被上海市委承認。11月10日，王洪文便率領二千多工人，強行登上火車，赴京請愿。在安亭車站被截停后，便臥軌攔車，致使滬寧鐵路交通中斷近31個小時。“安亭事件”發生后，周恩來主持召開常委擴大會，根據中央確定的原則，讓陳伯達致電華東局和上海市委：不向“工總司”妥協讓步，并派張春橋去現場處理。可張春橋到了現場之后，發表了支持工人的講話，恢復了鐵路交通。

　　張春橋答應工人提出的條件，是擅自做主，違背中央原則的。但也是無奈之舉，要恢復交通，還不能對工人來強硬的措施，只能答應他們的條件。事后張春橋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評，認為他繞過華東局、上海市委簽字是錯誤的，他沒有這么大的權力。事情到了毛澤東那里，在11月14日召開的會議上，他肯定了張春橋的做法，說“先有事實，后有概念”，并且要陳伯達起草工礦企業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這又是一次毛澤東“凌駕”于組織之上的“錯誤”行為，也是他“獨斷專行”的一個證據。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自延安七大之后，毛澤東便被賦予了“最后決定權”，因此他同意或否決中央集體作出的決定，是完全符合組織程序的，符合中央規定的。

　　這個事件實際引出了一個現實的問題，就是要不要在工礦企業及農村進行文化大革命?這一點毛澤東是慎重的，因為牽扯到工農業生產的問題，牽扯到億萬人生活和吃飯的問題。是以在9月14日批發了周恩來起草的兩個文件，對工交系統及農村的文革運動做了規定。但對這些地方存在的問題，毛澤東一直是想徹底處理的。1964年12月4日陳正人在洛陽拖拉機廠社教蹲點后，寫信匯報說：“一部分老干部”“脫離群眾監督”“違反黨的政策”“為所欲為”。毛澤東對其批示中，認為不解決，會發展為“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次文化大革命開展以后，這個嚴重問題也就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了。是以他支持了張春橋，并要陳伯達起草工礦企業開展文革的文件。

　　陳伯達起草的文件，在接著召開的全國工交座談會上，基本上被否定了。在周恩來的支持下，余秋里、谷牧經過調研，搞了一個《匯報提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這個《提綱》受到了文革小組的批判，同樣也被否定了。主持會議的林彪發言說：“這次運動在一定意義上說就是一次批判干部的運動。干部當權了這么多年，光講光榮，成績偉大，不許人家講缺點，非蛻化變質不可。這一回，硬是要發動群眾大批判一下!”不愧是毛澤東發動文革倚重的人，把文革講的如此言簡意賅。

　　于是，事情又回到了起點。毛澤東讓陳伯達重新起草了文件，12月9日，中央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草案)》，通常稱為“工業十條”。12月15日，又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自此，文革運動正式推向了工礦企業和農村。雖然在正式發出的文件里，保留了工廠、農村開展文革要在“業余時間”“空閑時間”進行的內容，但群眾運動一旦發動起來，是不可能被框住的。

　　從實質上說，余秋里、谷牧的《匯報提綱》，和彭真的《二月提綱》、劉少奇派工作組，都是一樣的，但結局卻完全不同。這是因為，一是時間點不同，批《二月提綱》是啟動文革，反派工作組是將文革推向高潮，不能不跟進處理人;更主要的是《匯報提綱》是周恩來支持的，是不能完全否定的。所以毛澤東聽了匯報，同意其中的一些內容，多少是參與其中的，不似彭真、劉少奇，完全放手任憑他們自己搞。因此，對起草《匯報提綱》的人，沒有追究責任，并且在通過的文件里，還保留了原來的一些內容。

　　12月21日，毛澤東同一位波蘭來訪者談話時，論述了有關文革的一些問題。他說：“先從學校的學生和機關的干部作起，再到工廠、農村去，把工人、農民組織起來。這不是個別人的問題，這是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一些人不很理解，說我們太過分了。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反動派不贊成，我們就高興。他們只贊成我們反對的資產階級分子。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反動派在中國的希望，就是他們。并且他們還在黨內，早就鉆進來了，有老黨員，也有新黨員。我們的黨員百分之八十是一九四八年后入黨的，有些是資產階級投機分子。領導機關對他們毫無辦法，他們就怕紅衛兵。在工廠要組織紅衛兵，在農村也要組織紅衛兵。看看誰勝誰負。”

　　毛澤東的這個談話，把文革的目的，文革發展的脈絡說的比較清楚了。對于從機關到工廠、農村存在的大量問題，解決的辦法只有一個，就是“紅衛兵沖擊”，因為別的“對他們毫無辦法”。但原來紅衛兵的主體是學生，對付文化領域及黨政機關的“權威”還可以，對廣大工礦企業及農村“獨立王國”的“土皇帝”，就力不從心了。對付他們，必須要組織以工人農民為主的“新紅衛兵”，也就是“造反派”了。他們知根知底，既有“反修防修”的“國恨”，也有平時被打擊壓制的“私仇”。造起“反”來，肯定是既堅決又徹底。更重要的是，他們有豐富的社會生產實踐經驗，不似原來的“紅衛兵”小將，不知“工農業”，不能“接班”。因此，在工廠、農村開展文革，組織“造反派”，除了“反權威”外，還有培養“接班人”的意圖。

　　1966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73歲生日，他邀請了陳伯達、張春橋、王力、關峰、姚文元、戚本禹到家里吃飯。期間，他說了著名并引起爭議的那句話：“為明年全國全面內戰勝利干杯!”這讓現場人員感到震驚，戚本禹在回憶錄里這樣說：主席似乎看出了大家對他話的不理解，在吃了幾口面之后，他又陸陸續續地講了，不僅是學生被鎮壓，機關里的造反派、工廠里的造反派，也遭到圍剿。沒有大民主，小民主也沒有，給領導提意見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熱氣騰騰的群眾運動一下子被搞的冷冷清清。那些被造反派反對的領導人，過去經常要群眾無條件服從黨的領導，做黨的馴服工具。這次他們又挑動群眾斗群眾，組織黨團員、積極分子跟造反派斗。于是，許多地方在群眾中形成兩大派，一派要革命造反，一派要保護舊秩序，兩派打起內戰，有些地方甚至發生武斗。我們要支持革命造反派，給群眾宣講文化大革命的道理，團結大多數，爭取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戚本禹回憶錄，543頁。)

　　事后，在起草新年元旦社論時，大家覺得這句話太過尖銳，將“全面內戰”改為了“全面階級斗爭”。爭議是“全面內戰”，還是“全面階級斗爭”，是無關緊要的，因為它們都代表著文革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不過，熟讀毛澤東文章的人可能知道，“全面階級斗爭”，不是毛澤東的“語言”，特別是飯桌上的口語，沒有革命家的豪邁。

　　“全面內戰”預示著文革將到達高潮，其最重要的目的——“反權威”，即將拉開帷幕。對普通的人民群眾而言，“反權威”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打倒面前的“當權派”。是的，沒有什么比打倒自己的領導，把他們手中的權力奪過來，更有“反權威”的教育意義了。于是，全國各地都展開了一場“奪權”與反“奪權”的斗爭。對于“權力”的爭奪，歷來都是非常激烈的，文革中的“奪權”也不例外。在這個混亂、暴烈甚至流血的過程中，所有人都接受了一場精神上的洗禮，上了一堂生動的“反權威”實踐課。

　　摘自《毛澤東是如何走向文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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