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吃水不忘挖井人”。近來聽了朋友講的一場私下爭論，不由得又查閱了一些有關資料后，才進一步明白了原來香港的繁榮與發展，香港回歸的時間的確定，對香港、澳門、以及臺灣實行“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都是毛主席親自設計好的宏偉藍圖。從已有記載的資料看，毛主席從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早在延安時期，就已經在關注香港，并且有了協商解決的想法。到全國解放前后，逐漸成熟，并且制定了一系列的特殊政策，促進了香港的繁榮與發展。周總理參與了這些決策的制定，并能認真領會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做了很多具體的工作，把毛主席的戰略設想變成了現實。后繼者們只是按照毛主席、周總理設計好的藍圖、打好的地基、矗立好的框架上進行了粉刷、裝修工作。雖然后續工作也需要付出相當的艱辛和努力，但是以后的很多宣傳中，對偉大藍圖的最早設計者、香港回歸的奠基者和進行了一系列的艱苦卓絕的建造工程的毛主席、周總理很少提到，甚至有人移花接木，抹去毛主席、周總理的偉大貢獻。本文想盡可能的還原歷史真相。

毛主席周總理對香港的英明決策與實踐

求真

　　“香港當時唾手可得，可是中央竟然不讓解放軍解放香港，耽誤了收回香港的大好時機，給以后帶來很多麻煩。要是當時就收回來的話，，就不會有港獨、占中的麻煩和鬧劇了。”一位平時喜歡看中國歷史，對香港近年出現的“占中”鬧劇、“港獨勢力”甚囂塵上、香港對大陸游客謾罵等情況一直很憤恨，平時看問題也比較偏激的王同事，有些憤憤不平的說。

　　“什么唾手可得，，不敢惹英國就是了。以共產黨的好戰勁，要是不怕英國早過去了。”一位逢共必反，逢中必貶，逢美國、逢西方必贊的肖同事說。

　　“你瞎說!什么時候解放軍怕英國人了，在解放軍進行渡江戰役前，在長江上，解放軍就對闖入長江的英國軍艦進行過炮擊，把英國的紫石英號軍艦打得擱淺在長江上，把另外的兩艘來救援的英國軍艦打傷，逃跑了。這能說解放軍怕英國人?”那位第一個提出話題的王同事反駁說。

　　“你瞎說的吧，，我怎么沒有聽說過。”那位具有反共傾向的、平時喜歡看韓劇、看外國影視、對中國歷史知道比較少的同事說。

　　“你沒聽說的事多了，你沒聽說，就該沒有發生嗎?”旁邊的一位搭腔說。

　　“那倒是，電視上早就演過了的。當時本來是防備美國軍事介入的。可是美國人自己認熊，在解放軍規定的外國軍艦撤出的時間里，早早溜了。英國人裝橫，結果被解放軍給揍了。這在網上和資料上都有。”又一位解釋說。

　　過了一天，那位逢共必反的人士，應該是看了些有關的資料，說：“打傷了英國紫石英號軍艦，那是因為在長江上，英國軍艦施展不開，解放軍大炮太多，軍艦不占優勢。再說了，事先解放軍已經把話放出來了，誰要在規定的時間不撤出，，隨意進入長江就要炮擊，要不打紫石英號軍艦，解放軍的臉往哪里擱?”

　　“從鴉片戰爭到1949年的一百多年里，中國沒有一個政府敢對外國軍艦炮擊，清政府不敢，袁世凱不敢，蔣介石不敢，只有解放軍才敢。”王同事說。

　　在這個學校的教職工師食堂里，平時的單身教師，或者家屬不在一起工作的教師，吃飯時喜歡扎堆在一起討論些話題，或者講些天南海北的趣聞。大家覺得幾個人在一起吃飯有意思，吃的多，吃得香。也經常會為一些話題進行爭論。只要有話題出來，大家往往就都參與進來。大家在這樣的討論甚至爭論中，往往也能促進和辯明對一些問題的認識。由于大家所學專業不同，平時的愛好不同，對一些問題常常會有一些不同的認識，這很正常。但是也有人近些年由于受歷史虛無主義、和一些不良思潮的影響，不尊重歷史事實，對一些政治歷史問題，出現了人云亦云，把污蔑毛主席，反對或者調侃共產黨，當作了一種時髦，把傳說當歷史，也毒害了不少人。

　　“蔣公不是不敢，蔣公沒有共產黨好斗，蔣公與英國、美國等國是盟友，哪有打朋友的道理!”這位逢共必反的肖同事高聲說。

　　“什么盟友?簡直就是帝國主義的孫子，哪有在盟友國的內河、湖海上橫沖直撞、橫行霸道，而不受任何約束的?哪有盟友對盟友國的人民，用大炮轟擊的? 1927年英美軍艦聯合炮轟過南京，造成很多平民傷亡，蔣介石都不敢吱聲。”

　　“那是刁民惹事，與蔣公有什么關系?”

　　“什么沒有關系?蔣介石不敢惹帝國主義國家，就抹黑人民群眾，把人民群眾說成是刁民。再說了，在中國的大地上，就是真的有不好的人鬧事，也應該由中國政府進行解決。有人不給你打招呼，到你家里隨便拿東西，打你的孩子，父母，你的臉往哪里擱?”

　　“這個不能比。家里的事與那個不是一回事。”逢共必反的肖同事狡辯說。

　　“怎么不能比?這樣比方才合理，蔣介石當時做為中國政府的最高領導人，連自己的人民都不能保護，自己的人民、自己的同胞，被所謂的盟友欺負，連個屁都不敢放。”

　　“反正解放軍就是怕英國人，不敢惹英國人，所以不敢進軍香港。”肖同事有些詞窮，又把問題扯回到香港上。

　　“一年后在朝鮮戰場上，志愿軍敢于和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交戰，連聯合國軍隊都不怕，會怕香港的那點英國兵?你又怎么解釋?”

　　“解放軍要解放香港，可與在長江上不一樣，英國在香港有軍艦，有步兵，解放軍不豁出去上百萬人的性命，解放香港，門都沒有!解放軍攢的那點老底恐怕就拼沒了。”肖同事繼續高論。

　　“你說解放軍怕英國，英國不怕解放軍，也就不怕新中國政府了，哪為什么新中國成立不到一百天，英國在西方國家中就第一個宣布承認新中國呢?”

　　“那不過是英國給中國點面子，為了將來和中國做生意。說明英國人會來事，善于外交，不像共產黨，就是好斗。再說了，解放軍就是解放了香港，共產黨會管理嗎?”肖同事繼續發表高見。

　　“內地被蔣介石占領的大城市被解放后，不是一個一個都接管下來，治理好了嗎?你怎么認為共產黨就管理不了?”

　　“香港與內地不一樣，英國有管理經驗，把香港管理成了世界級的大都市，共產黨沒有經驗。”

　　上面是一位在某中學工作的朋友，來家閑坐時，給說的一個在他們學校食堂里吃飯時私下里的一場爭論。這位朋友感到在近幾年社會上有很多不正常的情況，有的人不能見人說共產黨好，即使早有歷史定論的事，只要表現的是共產黨好的事，就說是編造的,或者從雞蛋里挑骨頭，吹毛求疵;說西方好的，就是真實的。所以就出現了近些年在網上，甚至中小學生的課本上，編造出來的為外國人樹碑立傳的、歌功頌德的文章、課文。經過考證，原來是些無恥的文人們編造的，即使編的很離譜，漏洞百出，什么都裸露出來了，還在弄著二指寬的遮羞布遮掩。有相當的一部分文人，特別是有些從事教育工作的高校的教授、專家，連起碼的節操都沒有了。有的文人整天在干著刨自己祖墳的事。這位朋友說：“這些年可讓一些人把國家的文化、歷史給折騰得烏煙瘴氣，你們有寫作能力的、有良心的文化人應該寫一寫，把歷史的真相告訴大家，特別是年輕人”。我向朋友推薦了幾個主持正義弘揚正氣的網站，介紹了幾位經常在這些網站，站在輿論的前沿，敢于揭露和批判各種錯誤思潮的專家、前輩和學者，建議朋友看一看，同時也覺得對自己了解的一些歷史事實，應該寫出來，為追求正義弘揚正氣盡一份微薄之力。雖然有的材料已經有人寫過，但是用我的筆從我了解的角度再寫一遍，多一分宣傳，讓人多一些了解，也不是壞事，于是就動手寫起來。

　　以上也是我寫這篇文章的緣由。

　　手持望遠鏡，神情嚴肅，站在深圳羅湖這一側，朝香港長久的凝望著，不放過任何一個能夠觀察到的地方，足足有一個時辰。第四野戰軍15兵團44軍政委吳福善，在等待上級下命令部隊過橋解放香港前，作為全軍的指揮員之一，再次進行觀察，了解對面的情況，掌握第一手材料，進一步完善已經制定出的具體的作戰方案，爭取用最短的時間、最小的代價，把從祖國分割出去一百多年的香港收回來。

　　全軍將士斗志昂揚，個個都在摩拳擦掌，決心用自己的勇敢與熱誠的行動，結束舊中國百年的屈辱的歷史。

　　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的領導下，從幾萬人，不斷發展壯大，到抗日戰爭結束，發展到了一百萬人，又經過僅僅兩三年時間，解放軍越打人越多，地盤越來越大;而蔣介石手下的國民黨軍隊，卻越打人越少，地盤越來越小，從號稱八百萬軍隊，四百萬正規軍，全部美式武裝，，擁有“飛機加大炮”當時最先進的武器裝備，卻被武器裝備落后的“小米加步槍”的一直被他們看不起的所謂的“土八路”的解放軍，打得落花流水，丟盔棄甲。到人民解放軍打到深圳時，蔣介石已經幾乎丟光了大陸，率領剩下的殘兵敗將逃到了臺灣，茍延殘喘。

　　在1955年授予的十大元帥里，林彪應該是非常能打仗的將領之一。從1945年進入東北之后，解放了東北全境，然后又一路打到南方的廣州，解放了海南島。在1949年10月，橫掃廣東，林彪的第4野戰軍15兵團直抵香港北部邊界，打到了深圳。林彪的下屬吳福善率領的44軍，就已經駐扎在深圳羅湖橋頭，前面一河之隔就是香港。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宣告成立，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盛大的開國典禮，向全世界鄭重宣布，新中國不承認任何外部帝國主義與舊中國政府簽訂的有損中國主權的不平等條約，香港自然也不在我們的承認范圍之內。

　　面對解放軍的攻勢，生活在對岸的香港人惶惶不安，先期逃到那里的國民黨大小官員和工商階層，也都紛紛開始作逃離準備，英國朝野上下更是大驚失色。就連港督葛量洪也做好了撤離的準備。他在給英國政府的密告中說，，年初在長江上被解放軍炮擊的“紫石英”號事件，使人認為英國軟弱無力，堅信毛澤東只要想奪香港，英軍無還手之力，而全港的一百多萬人，包括公務員和警察在內，全心全意支持港府的不過1萬人。

　　當時英國在香港的兵力不多，只有沒有戰斗經驗的一萬名英軍士兵，面對英勇善戰的在血與火中成長起來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想要抵抗，無異于以卵擊石。一個彈丸之地，攻取香港對解放軍來說確實如囊中取物，輕而易舉。或許只要一個沖鋒，就能解決問題。

　　英國港督葛量洪還知道，就是林彪的四野部隊不出動一兵一卒，不用軍事攻擊，香港的日常生活供給都來自廣東，只要四野把香港的供水斷了，食品供應斷了，幾個星期香港就沒有任何抵抗能力，自己就完蛋了。

　　在這之前的1949年4月，我軍準備發起渡江戰役，中國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集結在長江北岸西起九江、東至江陰一線，準備渡江，直搗國民黨老巢。中國人民解放軍按照毛主席黨中央的指示，向游弋在長江水域的英國、美國、法國等外國軍艦發出通告，要求一切外國軍艦，必須在4月20日前撤離長江水域。當時，美、法等西方國家眼見解放軍兵臨長江，渡江大戰爆發在即，都知趣地紛紛在戰前將自己的軍艦撤出長江。

　　可是，英國護衛艦“紫石英”號不以為然，偏要在解放軍限令外國軍艦撤離長江水域的最后期限4月20號，若無其事的進入長江封鎖區，進行挑釁。

　　據說，紫石英號艦長斯金勒少校此前曾對外放話說："解放軍最后通牒是4月20日撤離，我偏要在這一天上行，看中共能把我怎么樣!"“一百多年了，中國人也沒有那個膽量、那個實力驅趕我們”。

　　可惜，這次他們錯了。他們低估了毛主席大無畏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氣魄、超人的膽識和智慧，低估了毛主席要徹底改變中國過去歷屆政府的軟弱無能，堅決維護國家主權的決心和意志，低估了對過去一百多年間外部帝國主義在中國享有的特權敢于挑戰的精神，低估了毛主席“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杰怕熊羆”的英雄氣概。

　　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不信邪，不畏懼、不屈服于任何強敵的。

　　中國人民解放軍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假如發現外國軍艦，凡是不聽我軍警告停止航行，可以不再警告，立刻射擊”的指示，解放軍對于紫石英號先發出警告，對方不光不聽，反而將軍艦上的炮向解放軍瞄準，解放軍忍無可忍，便向紫石英號開火。

　　解放軍炮兵作戰勇猛，射擊準確，英艦很快落在下風，連吃30多發炮彈。

　　兩發炮彈直接命中艦橋，驕狂的紫石英號艦長斯金勒少校和他的副艦長威士頓上尉兩人都重傷倒地，不可一世的紫石英號此時威風頓失。傲慢的英國佬忙不迭地將白襯衣當作白旗掛起。這是1840年鴉片戰爭后，大英帝國第一次向中國軍隊掛起了投降的白旗!

　　解放軍的炮火將“紫石英”號打得擱淺在長江上。英國又派了三條軍艦來營救，同樣 遭到解放軍一陣痛打，傷痕累累，狼狽逃竄。這件事情告訴英國人，即將建立新中國的中國共產黨捍衛國家主權的堅定決心和強大勇氣。這次事件也標志著大英帝國在中國實行了百年的炮艦外交政策徹底結束了，也被視為列強時代在中國的終結。

　　曾經不可一世、縱橫全球的大英帝國軍艦，在這一戰中被他們素來看不起的解放軍教訓了一次，顏面盡失。

　　現在在香港的英國人十分清楚自己的處境，在他們的眼中，中國人只要發動攻擊，香港就如同“紫石英號”在長江江面上一樣的下場。香港無疑就是大英帝國在中國的最后一艘“紫石英號”。

　　此時的英國人是如此絕望，而曾經或許管用的“武力恫嚇”，被幾個月前長江上的解放軍炮火徹底的打破了!

　　當時中國國內，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民族主義情緒空前高漲，就當時看來，收復香港、澳門等西方國家侵占的中國的領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但是出乎香港人、英國人以及全世界的意料，正當收復香港在軍事上易如反掌、唾手可得之時，就在香港的英國人在一種“決絕”的心態中，沮喪地等待著失敗到來的那一刻，就在解放軍已經一切準備就緒，“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只等一聲令下，隨時就可以發起沖鋒的已經集結在橋頭的44軍，突然接到毛主席緊急電令，要求停止向香港進軍。作出了“暫不收回，維持現狀”的決定。這個決定一出，全世界為之轟動，也為之驚訝。有人表示欽佩，也有人感到很不理解。

　　第四野戰軍15兵團43軍128師382團民運科的戰士馬士誠回憶他們當時南下的情況時說，四野南下推進的速度很快，382團是解放廣州的先鋒團， 廣州解放入城式舉行的前一天，馬世誠所在的部隊接到命令，繼續從廣州向南出發，收復香港、澳門，“我們走了三天時間，趕到了‘深圳河’，因為天熱，大家到那兒就都下河沖涼了。就在這時候，部隊通訊官突然說上面有新命令，不讓繼續前進了。”

　　接下來，不光沒有任何的軍事行動，毛主席甚至還讓周總理特意指示要保障香港的飲用水供應和生活用品的供應。香港人以及世界上很多人不明白，對于船堅炮利的英國軍艦在長江上的挑釁行為，毫不畏懼，不怕引起英國的報復，以及英國盟友可能會一起參與的更大的軍事沖突，敢于痛打的天不怕地不怕的解放軍，竟然在香港的門口，怎么會對已經毫無斗志的香港停止進攻的腳步呢？

　　毛主席沒有讓解放軍一鼓作氣拿下香港，絕不是像某些人所說的是怕英國人，害怕港內駐扎的一萬名英軍，試問就在之后不久，敢于和當時世界上軍事實力最強的美國為首的十七國聯軍在朝鮮戰場上拼殺的解放軍，會怕了他一個區區的英國嗎?正如廖承志向中央的建議中所說：“要武力解放香港，對中國人民解放軍來說，只是一聲沖鋒號，就能把紅旗插上香港太平山。”毛主席當時不收回香港并非沒有軍事能力，也不是外交上的軟弱，而是審時度勢作出的明智抉擇，是有著深遠的戰略考慮。 這里面蘊藏著毛主席作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高瞻遠矚的謀略和智慧。

　　當時有很多人不理解，就連當時世界上很多的政治家，包括蘇聯的最高統帥、領導和指揮了與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罪魁禍首德國法西斯進行舉世震驚的決戰，把強悍的德國打敗的斯大林以及其他國家的領導人，也感到很疑惑，猜不透毛主席不馬上解放香港的舉動，究竟里邊藏著什么玄機。以至于到了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毛主席做出不進軍香港 ，維持原狀的決定已經過了十多年，1963年3月，美國共產黨還發表聲明指責中國說，"社會主義國家竟然允許殖民地存在。" 當時的蘇聯也指責中國共產黨鼓動別國人民革命，為什么自己不去收回香港、澳門。在共產黨內和民主人士中也也有很多人不明白，產生了很多的疑惑 。 周總理為了讓黨內和民主友好人士了解毛主席戰略決策的偉大意義，統一大家的思想，不得不出面在內部做了多次解釋:“我們對香港的政策是東西方斗爭全局戰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維持其資本主義英國占領不變，是不能用狹隘的領土主權原則來衡量的。我們在全國解放之前已決定不去解放香港，從長期的全球戰略上講，不是軟弱，不是妥協，而是一種更積極主動的進攻和斗爭。”

　　毛主席作為二十世紀一個杰出的戰略家，從小受到中華五千年獨有的古老文明的熏陶，加上他自己特有的天資聰慧，博聞強記，以后又用多年的時間，廢寢忘食，手不釋卷，如饑似渴的進行鉆研，系統地掌握了博大精深的古老中華文化的精髓。又刻苦學習，接受和掌握了最先進的觀察世界、認識世界的理論武器——馬克思列寧主義，把所學理論與社會實踐緊密結合起來，用自己掌握的先進理論來觀察、指導中國革命，解決實際問題，創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因此，他的胸懷、度量、遠見卓識及方方面面的策略，作為普通人 ，由于受到個人的知識、能力、看問題的角度等多方面的不同和限制，往往在當時或者短時間內是無法認識和難以理解的。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社會歷史發展的進程，偉人的英明才能逐漸顯示出來，才能被人們慢慢認識和理解 。正如德高望重的黨和國家重要領導人王震將軍，在毛主席去世好多年后的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很真誠的感嘆說：“毛主席比我們早看五十年”。

　　正確的領導，對未來應有科學的預見。毛主席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結論中說過：“坐在指揮臺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見，就不能叫領導。坐在指揮臺上，只看見地平線上已經出現的大量的普遍的東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領導。只有當還沒有出現大量的明顯的東西的時候，當桅桿頂剛剛露出的時候，就能看出這是要發展成為大量的普遍的東西，并能掌握住它，這才叫領導。”毛主席作為一個偉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看問題是與眾不同的。總是站在一個很高的高度用一種獨特的眼光來看的。所以只有他才能在革命戰爭時期領導著中國共產黨和革命群眾從一個勝利走向另外一個勝利。毛主席的決策往往都是時間越長，越能證明他的英明、偉大、正確。新中國誕生幾十年之后，經歷了很多的歷史變遷，現在回過頭看，毛主席( 在當時留下香港是有著重大的意義和遠見卓識的。

　　早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遠在延安的毛主席，就在時刻關注著香港。并且對香港問題的解決就已經有預見。1946年12月9日，毛主席在與哈默、羅德里克、陳依范等三名西方記者會談中，專門談到香港問題。當哈默問道:“在香港問題上中共的態度如何?”

　　毛主席說：“我們現在不提出立即歸還的要求。中國那么大，許多地方都沒有管理好，先急于要這塊小地方干嗎?將來可按協商辦法解決。”

　　這是毛主席第一次對外界發表對于香港問題的處理意見。

　　1949年建國前，斯大林派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來華了解新中國內外政策時，毛澤東向他耐心說明中共的立場：“大陸上的事情比較好辦，把軍隊開過去就行。海島上的事情就比較復雜，需要采取另一種靈活的方式去解決，或者采用和平過渡的方式，這就要花較多的時間了。在這種情況下，急于解決香港、澳門的問題，也就沒有多大意義了，相反，若利用這兩地的原來地位，特別是香港，對我們發展海外關系、進出口貿易更為有利一些。總之，要看形勢的發展再做最后決定。”

　　在當時毛主席就預言：香港問題將來可按協商辦法解決。如今香港、澳門的順利回歸，應驗了這些英明預見。

　　香港問題是歷史遺留的問題。香港(包括香港島、九龍和新界)，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一八四○年英國發動鴉片戰爭，強迫清政府于一八四二年簽訂《南京條約》，永久割讓香港島。一八五六年英法聯軍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一八六○年英國迫使清政府締結《北京條約》，永久割讓九龍半島尖端。一八九八年英國又乘列強在中國劃分勢力范圍之機，逼迫清政府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強行租借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北的大片土地以及附近二百多個島嶼(后統稱“新界”)，租期九十九年，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期滿。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政府的一貫立場是：香港是中國的領土，中國不承認帝國主義強加的三個不平等條約。主張在適當時機通過談判解決這一問題，未解決前暫時維持現狀。

　　這是一項原則的堅定性和斗爭的靈活性高度結合的戰略決策，是一項兼顧中華民族長遠利益與眼前利益的現實主義大手筆。毛主席和周總理曾在多種場合，多次闡述了這一特殊方針的重大意義。

　　早在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由周恩來起草、毛澤東修改的《關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在原則上，帝國主義在華特權必須取消，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必須實現，這種立場是堅定不移的。但是，在執行的步驟上，則應按問題的性質和情況，分別處理。凡問題對于中國人民有利而又可能解決者，應提出解決。其尚不可能解決者，則應暫緩解決。凡問題對于中國人民無害或無大害者，即使易于解決，也不忙于去解決。凡問題尚未研究清楚或解決的時機尚未成熟者，更不可急于去解決。總之，在外交工作方面，我們對于原則性與靈活性應掌握得很恰當，方能站穩立場、靈活機動。”

　　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周總理按照毛主席的戰略部署，對我長期工作在香港的有關人員，進行了說明解釋，并且做出了新的指示，我們暫時不收回香港，不是放棄香港，也不是撤出香港，要長期生根，堅守陣地，支持國內工作;要承認香港同胞是在英國統治下，香港和內地的社會制度不同，這在短期內是不可改變的。

　　為了很好的利用香港這個與外界聯系的窗口，同時也讓香港的英國人、港督能夠放心和配合，實現設計的戰略意圖，達到預期的效果，毛主席采取了一系列的有效措施。毛主席指示有關部門，并委托周總理通過秘密途徑，向港英政府提出了3項條件：第一，香港不能用作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事基地;第二，不許進行旨在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威信的活動;第三，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港人員必須得到保護。只要港英政府能很好地遵守這3項條件，香港就可以長期維持現狀。這3項條件合情合理，英國政府欣然接受，并與中國政府進行了秘密的 約定，以上的各項條件，一定全部執行，但雙方都不對外界宣布 。

　　當時，新中國剛剛成立，雖然在軍事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軍，已經取得了絕對的勝利，全國的大部分國土被解放，帝國主義被趕跑，斗倒了地主，農村的人民群眾分得了土地，城市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工廠已經被人民接管。廣大人民群眾擁護共產黨的領導，支持國家建設的積極性很高。但是，形勢仍然復雜而嚴峻，軍事上國民黨殘余勢力還在負隅頑抗，土匪特務活動猖獗，新生的政權還沒有得到完全的鞏固;經濟上面臨的是舊中國留下來的十分落后的千瘡百孔的爛攤子;新生的人民政權要得到鞏固，就要保持社會的穩定，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盡快醫治戰爭的創傷，恢復和發展生產，進行經濟建設。我們的國家建設，在依靠全國人民的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為主的同時，也不應放棄爭取外援。新中國有必要維護和保留香港這一“傳統”的“國際通道”，有利于新中國對外開放。毛主席十分明確地講：“我們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則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系的。……我們必須盡可能地首先同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民主國家做生意，同時也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蘇聯當然是第一位，但同時要準備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國做生意。”國際上也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 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在某些方面爭取緩和，建立最廣泛的反對霸權主義的統一戰線，以便集中力量對付主要敵人。

　　毛主席和他的戰友們，以他們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積累起來的豐富經驗和獨有的對世界局勢的觀察和把握，清醒地認識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極端仇視共產黨和共產主義，把世界上興起的各國人民反抗壓迫和剝削，反抗外來侵略的人民解放運動，和最終要消滅剝削壓迫的共產主義運動，看做是“洪水猛獸”，千方百計的進行鎮壓和破壞。他們對于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是十分不滿、又十分的恐懼和不安的，從來敵視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決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新中國。他們會以各種方式絞盡腦汁、挖空心思地對新生的人民政權進行破壞，設置障礙，進行各種陰謀活動。

　　在毛主席看來，由于近百年的侵略和經濟滲透，當時的英國政府在華有大量的投資和資產。有超過三億英鎊價值的貿易利益，英國并不像美國那樣“財大氣粗”，出于二戰后英國艱難的經濟形勢，英國政府并不想放棄在華的巨大的利益，甚至想趁美國的退出進一步擴大英國在華利益，以促進英國本國經濟的好轉。香港當時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港口之一，為了英國自己的利益，它也不會放棄大陸這個巨大的市場。同時當時的英國由于自身實力的下降，對國家事務已經不能再“指手畫腳”，出于二戰后的國際形勢和香港自身的重要的戰略、經濟、金融地位，英國根本就不想放棄這一“寶地”，如何盡最大可能的維護英國在香港的利益、盡可能的拖延、維持英國在香港的殖民統治成為英國當局面臨的首要問題。這樣就可以打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對我新生政權的全面封鎖，等于把美國對中國的立體封鎖線撕開一個缺口，我們能從香港進口我國亟需的物資;也可以利用香港作為我們與世界交往的通道，世界各國兄弟黨同志可以從這里進來，各國的民間友好人士也可以從這里入境;使香港成為中國走向世界、了解世界的窗口;同時把香港留在英國手里，還可以分化瓦解西方反華勢力集團，使英國不能也不敢對美國的對華政策跟得太緊。

　　此后不久，周恩總理的一次講話,對這一決策進行了進一步的解釋。周總理說：“香港是大英帝國在遠東政治經濟勢力范圍里的象征。在這個范圍里，英國和美國存在著矛盾和斗爭。因此，在對華政策上英美也有極大的分歧和矛盾。美國要蠶食英國在遠東的政治經濟勢力范圍，英國要力保大英帝國的余輝。那么保住香港、維持對中國的外交關系，就成了英國在遠東的戰略要點。所以，可以這樣說，我們把香港留在英國人手里比收回好，也比落入美國人手上好。

　　“香港留在英國人手上，我們反而主動。我們抓住了英國人的一條辮子，我們就拉住了英國，使它不能也不敢對美國的對華政策和遠東戰略部署跟的太緊，靠得太近。這樣，我們就可以擴大和利用英美在遠東問題上對華政策的矛盾。在這種情況下，香港對我們大有好處，大有用處。我們可以最大限度地開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工作，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支持我們的反美斗爭，支持我們的國內建設。”

　　事實上也正是如此，新中國一成立，美國不光自己敵視新中國，繼續支持蔣介石反動政權，還發起不承認新中國的外交活動，向英、法、荷、比、巴、澳等國政府發出照會，要求他們同美國保持一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三管齊下”――政治孤立、經濟封鎖和軍事包圍，企圖“將新中國扼殺在搖籃之中”。毛主席維持現狀的決策， 對 剛剛成立的 新中國在 很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

　　正如毛主席所預想的那樣，英國“最關心的是保護在華利益和香港的地位”。所以，英國在1949年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已經明朗化的情況下，沒有跟中國人民的頭號敵人美國采取“自斷其路”的“拒不承認”和“經濟封鎖”的極端政策，而是采取有別于美國的“公開敵視”的政策，取現實主義的立場。尋求和新中國建立不可避免的事實上的關系，包括政治承認和經濟往來。

　　英國國內在承認以毛主席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的人民政府的問題上表現出驚人的一致。11月初，有施締文和香港總督葛量洪參加的英國遠東外交會議在馬來亞舉行，會議遞交給外交部的報告指出，為了英國在中國大陸和香港的利益，應盡早正式承認人民政府。11月中旬，英國政府有關各部應外交部要求對承認問題表態。交通部認為，從航運的觀點看，越早承認越好，但英國政府有必要單方面宣布，新政府應承擔中國現有國際義務。商務部“贊成承認，但不強求”。該部希望盡可能恢復與中國傳統的貿易關系，并最大限度地保留在中國的大量投資。國防部從軍事戰略上分析了承認的利弊，認為承認可以減少與中共發生沖突的可能性，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減輕香港的外來壓力，時處反對黨地位以反共著稱的前首相丘吉爾也支持政府作出承認的抉擇。英國在華經濟利益的主要代表商人更是迫不急待，倫敦英商中華協會和在華英國商人通過各種途徑呼吁政府盡快承認，而“不要被美國的偏見誤導”。

　　他們認為：“拒不承認一個有效地控制了中國大部分地區的政府，不僅在‘法律上是講不通的’，而且還會‘對西方在華利益的保護造成嚴重的實際困難’。”拖延承認對英國不利，這會導致中共對英國在華利益施加壓力，甚至要求撤走外交官。那樣，英國要么被迫承認，要么強硬抵制。但前者會損害英國在遠東的威望和地位，后者將喪失在華利益。

　　英國為了避免“剌激中國”，還主動擱置了已經設計完成的讓香港逐步走向“地方自治”的所謂“楊慕琦計劃”。他們知道，如果讓香港走向獨立式的自治，必定會刺激和惹惱中國，中國政府必然會采取果斷的措施，提早把香港 收回。那樣英國就會把自己推到一個危險的境地，將會失去中國這個巨大的市場，在政治上、經濟上都沒有好處，如果英國想要真正的長期維護其在華的利益，最好能夠保持香港地位暫時不變，楊慕琦計劃反而變成絆腳石，英國的策略是通過外交渠道行事，而不是兵戎相見。1949年10月，英國下議院宣布楊慕琦計劃壽終正寢。這樣，中英兩國“靈活”地處理香港問題的合作契機就凸現出來了。

　　英國政府1950年1月6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到一百天。不顧美國的阻撓，正式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并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同時宣布不再承認國民黨集團。英國由此成為西方國家中第一個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權發生“事實上的政治與經濟關系”，并正式承認新中國的資本主義大國。

　　接下來，英國在1951年舊金山召開的對日和平條約討論對日本索賠問題的會議時，堅定地堅持邀請新中國的北京政府來開會。眾所周知，當時中國有兩個政府，北京一個，臺灣一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堅持邀請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來開會，而蘇聯和英國卻堅持應該邀請新中國的北京政府來開會。蘇聯老大哥這么做，并不奇怪，因為中國屬于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可是作為老牌帝國主義的英國也這么做，當時確實讓人感到了有些意外。也正說明英國為了自身的利益，為了將來能夠與新中國建立良好的關系，而向著新中國說話 。

　　英國政府認為，臺灣在二戰時期屬于日本的殖民地，是日本侵略的協助者，因此臺灣不能作為戰爭的受害者。真正的受害者是中國大陸，作為代表中國大陸的北京政府當然有權利參會。

　　最終由于雙方意見不能達成共識，大會決定都不邀請，所以在舊金山對日和平談判上北京政府和臺灣政府都沒有參加。由于沒有中國參加，后來也導致了很多歷史問題，比如說釣魚島問題，臺灣主權問題等等。

　　試想，如果當時中國有任何一個政權無論是北京還是臺灣參加了舊金山合約，現在很多歷史問題可能就沒有那么復雜了。

　　在恢復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問題上 ，針對可能會出現美蘇分別支持一個中國政府的情況，自從宣布承認新中國后，英國采取了拒絕站在任何一方，采取了中立的立場。直到這個問題在聯合國通過討論得到解決。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第七艦隊闖入臺灣海峽，爾后又操縱聯合國對中國實行封鎖貿易禁運。在這種嚴酷的外部形勢下，香港和澳門的同胞為中國提供了反制裁的主要通道。這期間香港對內地出口額劇增到2.8億美元。部分工業設備、緊缺物資和戰略物資從香港源源不斷地輸入內地。由于戰爭十分需要橡膠，內地每月從香港進口的橡膠達2500噸，基本滿足了當時的需要。此外，還從英國進口了鋼鐵、電器、機械、藥品、有色金屬及其他國家的糧食棉花等。這對解放初期穩定華東地區物價、保障供給起到了一定作用。

　　大量的英國籍商船參與了對中國物資的運輸，并受到國民黨的搶掠和炮擊，為此英國政府多次派出艦隊為英籍商船護航，并與國民黨軍隊發生炮戰沖突。毛主席的英明決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

　　美國對中國的封鎖禁運一直延續到1969年7月。期間長達二十年的時間，由于中國對香港采取了正確而靈活的政策，香港作為自由港，原料來得容易，聯系范圍廣，購量設備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場。使香港在擴大中外進出口貿易、發展中外經濟交流，對祖國內地的經濟建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樣，它本身也因背靠祖國而獲得快速發展，很快成長為“亞洲四小龍”之一。

　　毛主席的決策，保留了香港這一“傳統”的“國際通道”，成為了新中國與國際社會聯系與溝通的“橋梁”，通往西方世界的窗口，是我們的瞭望臺、氣象臺和橋頭堡。也利用英美兩國在對華政策上的矛盾，孤立了美國。

　　這個窗口，在之后不久就到來的中蘇交惡中顯得更為重要!

　　當時中國大陸的對外往來幾乎都是以香港為“中轉站”的! 新中國成立后，毛主席等中央領導人已經開始注意到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對蘇聯有可能將中國變成它的衛星國的企圖有所戒備，盡量避免對蘇聯的過分依賴。暫不收回香港，使中國有了回旋余地。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國處于嚴重的經濟困難時期，而赫魯曉夫卻撕毀合同，1960年夏天，蘇聯取消對中國的一切援助。加劇了中國的經濟困難。在這種嚴峻形勢下， 必須選擇同非社會主義國家開展貿易，香港就又成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支點。我國通過香港從西方進口了大量糧食和物資，香港作為“國際通道”，為中國人民度過困難時期發揮了重要作用。

　　應該說，我國當時奉行的香港政策總體是成功的，文革期間，中英在香港發生沖突并發生了“火燒代辦處”事件，在中央關系何去何從的關鍵時刻，英方沒有對在英國的中國外交人員采取強硬措施，也不贊成對中國實施制裁，而是采取了難得的克制態度。

　　暫不收回香港，充分地利用了香港特殊的經濟地位。香港作為我們同國外進行經濟聯系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基地，通過它吸收了外資，爭取了外匯”。

　　建國后，我們對外貿易基本上就是兩條腿，一條是對蘇聯和新民主主義國家的貿易，一條是對資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建國后在粵海關任職的呂健行說，“前者以重工業貿易為主，出口機器和一些重工業材料，但蘇聯的重工業本身很發達，依靠這部分創收外匯很有限，因此實際上，后者在當時的背景下才顯得更為重要。通過廣州這個口岸，經港澳，出品土特產、食品是當時更重要的創匯渠道，盡管這些出口產品的單件價值不高，，但數量很龐大。中國當年有近一半甚至更高的外匯收入來自香港，而它們要全部經由廣州。”

　　呂健行說：“因為香港轉口 貿易的急劇萎縮，香港政府對禁運采取了兩面政策。它不斷頒布法令，擴大禁運范圍;但在美國的壓力稍微放松時，對商人申請出口的‘特定物品’，暗中批準出口。在對向中國內地走私的管制方面，總的來說是時緊時松。因美國派人監視，1952年夏管制較嚴。但到了年終，香港政府又想出辦法，工商管理處用出口禁運品可以不予存檔的辦法，來對付美國的監視。”“這為內地開創了一條寶貴的貿易通道。除了像霍英東這樣的港澳華商外，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和這些國家的商人也以港、澳為基地與中國內地進行公開或秘密的貿易。就是 美國對中國的貿易也未完全禁絕，僅就美國官方1952年的統計，這一年美國從廣州口岸輸入中國的貨物就價值2770萬美元 。”

　　這樣一來，廣州就成為中國政府獲取禁運物資和籌措外匯最重要的前沿陣地。“為此外貿部專門在廣州設立了三局，就是對外貿易局，對進出口貿易實行全面管制。” 呂健行回憶說，解放前廣州有大量的商人在從事外貿代理，對外貿易局的成立，通過“許可證制度”將私營外貿商人的自由市場時代終結了，“只有政府的公司才有許可證，私營企業要么退出市場，要么掛靠在國有企業下面，委托進出口 。”“到五十年代中期，廣州口岸對外貿易實際上已由多種經濟成分完全轉為全民所有制經濟，廣州市內的外貿部屬下專業進出口公司已能控制全部進出口貨物，政府可以最大限度地控制外貿利潤 。”

　　政府在香港成立了兩個重要的貿易代理公司：華潤公司和五分行，華潤主要代理雜品、絲綢和一些輕工業品的出口，五分行負責食品、茶葉和其他土特產 。長期擔任華潤公司總經理的張平回憶說：“華潤公司是中國共產黨在香港從事經濟貿易工作的機構。”“華是中華的華，代表中國，潤是毛潤之的潤，代表我們黨，就是說這個機構是我們黨辦的公司。”“為了打破貿易‘禁運’，華潤于1951年成立了秘密的運輸公司，取名‘興隆行’ 。興隆行有職員四名，任務是在港組織承運公司和人員，把我方的物資秘密運往澳門南光公司，再由南光公司負責把物資通過拱北運往內地，也把內地產品由同樣的渠道銷售出去 。”

　　這幾家國營公司的第一要務就是創收外匯，用出口換進口 。“政府甚至可以不計成本，允許公司在一定范圍內的浮虧。” 呂健行說，“每個季度，華潤都要做一個收支表，超支過多的，政府負責平賬。實際上因為這樣的成本優勢和壟斷國有公司的信譽，即使沒有‘許可證制度’約束，在這樣的非自由競爭狀態下，廣州和香港兩地的貿易老字號也很難維持生意，他們唯一的選擇是和政府合作......而國有公司可以借助他們過去在貿易上長期的私人關系 。”

　　出口的暢通，只是廣東作為 貿易通道發揮作用的一個方面，而它的前提是，執政者需要能夠極具效率地在城市里組織貨源，確定物價。從這個角度來看，廣州所進行針對工商業的這場“社會主義改造”對國家的意義要比其他城市更為重要 。

　　遼沈戰役后，東北局實行了統購統銷政策，收購的當地物資通過華潤控制的貨輪運抵香港、轉銷海外，換取的外匯則用于購買軍用物資、支援解放戰爭。這種戰時經濟模式，解放后推廣到全國，成為計劃經濟時代內地與香港貿易往來中的重要形式。

　　在這樣的貿易活動中，香港華潤公司得以迅速壯大，人員在不斷增加，營業額在不斷增長，其知名度也在逐漸提高。隨著銷售和采購范圍的擴大，“華潤”的名字已經走出香港，走向東南亞，走向英國和美國。

　　英國人有比較客觀的評論：“他們也很可能認識到，若香港一直由一個英國殖民政府管治，它便將可作為日后處理與英國關系的一種政治籌碼，甚至是一張與美國――一個與共產黨勢不兩立的國家――保持聯系的皇牌。不管是什么因素影響了毛澤東的行動，他得到回報的速度卻比預期中快。......而當朝鮮戰爭導致聯合國和美國對中國實行貿易禁運時，香港和澳門的同胞在百感交集下為中國提供了躲避制裁的主要通道。此秘密一直維持了三十年之久。”

　　香港也成為民間友好人士、肩負特殊使命的人員從這里入境、出境以及進行國共聯系的秘密通道。

　　為我國運載火箭、導彈的研制和發射作出了卓越的貢獻，被譽為“中國導彈之父”的著名科學家錢學森，1955年初秋的一天，攜妻子蔣英和兩個孩子從美國舊金山登上“克利夫蘭總統號”輪船，轉道香港回到祖國的。

　　中國著名地質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李四光，是中國現代地球科學和地質工作的奠基人之一。

　　1949年秋,新中國成立在即,正在國外的李四光被邀請擔任政協委員.得到這個消息后,他立即做好了回國準備.這時,倫敦的一位朋友打電話,告訴他國民黨政府駐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開發表聲明拒絕接受政協委員職務,否則就要被扣留.李四光當機立斷,只身離開倫敦來到法國.兩星期之后,李夫人許淑彬接到李四光來信,說他已到了瑞士與德國交界的巴塞爾.夫婦二人在巴塞爾買了從意大利開往香港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啟程秘密回國.

　　1956年，程思遠在中央的秘密安排下，從香港跨過羅湖橋，到達首都北京，在中南海紫光閣見到了周總理。商談了安排曾經擔任國民黨的代總統李宗仁回國的具體事宜。經過一番精心謀劃，使李宗仁巧妙的躲過了美國特工的監視和國民黨的暗殺，于1965年7月20日，李宗仁 、郭德潔 、程思遠一行平安回到祖國北京, 受到黨和人民的熱烈歡迎。就在程思遠陪同李宗仁回到祖國的第6天，受到毛主席的親切接見。

　　1956 年春，在周總理的具體安排下，參加過北平和談的南京政府代表團代表章士釗，向周恩來主動請纓去香港，找他滯留在香港的國民黨舊故，去向蔣介石做工作，爭取實現國共談判。

　　[ 轉自鐵血社區 http://bbs.tiexue.net/ ]

　　毛主席和周總理同意了章士釗的請求。為此，中共中央專門給蔣介石寫了一封信，交章士釗帶到香港，通過關系轉交給蔣介石。

　　在信中，中共中央主張國共談判，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并提出了兩岸統一的四條具體辦法：第一，除外交由中央統管外，臺灣的人事安排，軍政大權，由蔣介石管理;第二，如臺灣經濟建設資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撥款補助;第三，臺灣社會改革從緩，有待條件成熟，亦尊重蔣介石意見和臺灣各界人民代表進行協商;第四，國共雙方要保證不做破壞對方之事，以利兩黨重新合作。信中結尾說“奉化之墓廬依然，溪口之花草無恙”，希望蔣介石能回故鄉看看。

　　章士釗帶著中共中央給蔣介石的信，身負重任來到香港，會見了國民黨駐香港負責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時報》的許孝炎先生。

　　許孝炎知道事情重大，即從香港飛往臺北，親手將中共中央的信交給蔣介石，并將他與章士釗的會談情況向蔣作了報告。蔣介石聽后，再展開信件，反復看了幾遍，長時間沉默無語。

　　1973年5月中旬，香港啟德機場落下了久違了八年的第一架中國民航客機。機上抬下一位坐著輪椅的老人，他就是人所共知的國共和平使者章士釗。中斷七年的海峽兩岸和平統一進程因他的到來開始了新啟動。

　　章士釗到港第一天，就急匆匆地安排會見各方面的朋友，以打通與臺的聯系。他叮囑回京的女兒章含之，轉告毛澤東、周恩來，他最多在港停三個月。7月1日，章士釗的生命之火就在香港這個國共勾連的驛站熄滅了，他把自己的生命最終留在國共再攜手的民族統一事業中。

　　人老情切，蔣介石的思鄉情在生命的最后時光里愈加熾烈。1975年元旦，他發表了一生中最后一個“復國”文告。春節前后，回臺任“總統府資政”的國民黨元老陳立夫接受蔣之命，經秘密渠道向北京發來了邀請毛澤東訪問臺灣的信息。

　　沒等共產黨回音，陳立夫在香港報紙上公開發表《假如我是毛澤東》

　　一文，“歡迎毛主席或者周總理到臺灣訪問與蔣介石重開談判之路，以造福國家人民。”陳立夫特別呼吁毛主席能“以大事小，不計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國共兩度合作的前例，開創再次合作的新局面。”可惜的是，沒有等到回音。蔣介石就永遠地走了。1975年4月5日，清明節，中國人悼念亡者的傳統節日。子夜晨鐘響起前的10分鐘，蔣介石衰竭的心臟停止了跳動，享年89歲。

　　1984年3月19日，臺灣導演謝雨辰攜妻兒秘密從香港至廣州回歸大陸，21日一大早乘機抵達北京。

　　倘若當時我們一舉收復香港，國家的傷口雖然愈合，但是香港“國際自由港”的地位勢必會失去！

　　新中國成立后，毛主席對香港經濟的發展、政局的穩定和人民生活的保障一直給予極大的關注和幫助。

　　在經濟上，內地與香港互相敞開門戶，開展經貿往來，內地以優惠的價格大量供應香港生產與生活必需的食品、日用品、淡水、燃料、工業原料和半制成品等，即使是在60年代初在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聯政府逼中國還債，加上國內又遇到罕見的三年自然災害，內地經濟處于極端困難的時期，這種供應也源源不斷。周總理曾多次指出："各地凡是有可能，對港澳供應都要負擔一些，不能后退。這個陣地越搞越重要，對港澳供應確是一項政治任務。”

　　“香港這個地方日益重要，要作好對港、澳地區的水、食物、原料的供應，要把這當作政治任務來完成。”1960年4月15日粵港雙方達成協議，由深圳水庫全年供應香港50億加侖用水，每千加侖收水費人民幣1角,英國人對中國政府的這種做法，非常的感激。

　　據統計，1954年至1963年香港進口食品有43%是由內地提供的，1964年到1973年增至50%。在價格上，70年代初香港從內地進口的食品價格平均較國際市場低50%，原料約低30%，衣服等消費品便宜25%，這對香港的穩定發展，抑制通貨膨脹，降低生產成本，增強出口貨物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起著重要的作用。

　　1962年秋至1963年初夏，從內地到香港，幾乎沒下過一場雨，深圳水庫和鐵崗水庫已降到死水位以下，香港居民用水極度緊張。為此，廣東省政府不但允許香港巨輪駛向珠江口吸取淡水以解燃眉之急，而且醞釀上馬由東江引水到深圳石馬河的供水工程。該工程在周恩來的關照下列入國家計劃，由國家舉辦，1965年竣工后不僅緩解了深圳地區的用水，而且年年按協議完成了對港供水計劃，改變了香港長期缺少飲用水的困難局面。

　　為了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中國政府在經濟上鼓勵內地與香港進行貿易。1948年，香港對內地的貿易總額為6.1億港元，而到1950年香港對內地由入超一下子轉為出超，僅出超總額就達5億港元之多。這為香港的初步繁榮奠定了基礎。

　　為了供應香港活豬、活牛等物資，解決出口香港物資的運輸問題，1962年春，經經周總理批準，鐵道部、交通部、外貿部共同協調，從武漢江岸站開出一列快車，經由沿線各出口商品生產基地至深圳，專門運送出口香港的商品。

　　1962年3月20日，751次快車從武漢江岸出發，行程1254公里歷時53小時，滿載著運往香港的出口商品，開進深圳。在751次快車開行100列時，國務院決定，在上海、鄭州加開兩列快車(753、755次)。

　　這“三趟快車”，由外貿部牽頭、內地各糧油進出口公司組織貨源、鐵道部組織運輸，由華潤公司在香港組織銷售。 即使是在“文化大革””時期，三趟快車也從未中斷過。每年除去大年初一以外，364天，天天發車，港澳同胞把這3趟快車稱為“生命線”。

　　曾有學者稱，“香港就是這么奇怪的城市，信仰社會主義的中央政府支援它繁榮”，“北京提供了戰后幾十年香港社會穩定的客觀條件，也給予了投資者充分的信心。……實際上，香港戰后幾十年的 繁榮與穩定 環境，是北京營造的”。而北京之所以能夠在香港“營造”出這樣的環境，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毛澤東的遠見卓識和“協商解決”的正確戰略決策。

　　1972年發生的震驚世界的參加慕尼黑奧運會的11名以色列代表團成員慘遭“黑色九月”組織殺害的“慕尼黑慘案”。中國香港隊柔道教練蔡德培是親歷者之一，能從恐怖分子槍口下活命，他大呼——“要感謝毛主席”。

　　9月5日凌晨約4時，隸屬于名為“黑色九月”的恐怖組織的8個是巴勒斯坦人，拿著槍來到以色列選手居住的31號樓，人們發出恐懼的叫聲，一些以色列人從房間的后門或窗子倉皇奔出，他們僥幸逃離了這場劫難，但剩下的人被迫與全副武裝的恐怖分子展開搏斗。摔跤教練莫什·溫伯格被一槍擊中臉部，舉重教練約瑟夫·羅曼和一名恐怖分子爭搶一把手槍，但被其同伴射殺。25分鐘后，恐怖分子扣押了另外9名運動員做人質。

　　最終營救計行動失敗，9名以色列運動員全部遇難，5名恐怖分子和1名西德警察在沖突中喪生。3名生還的恐怖分子被捕，隨后被西德警方釋放，作為一架被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劫持的漢莎航空客機的交換條件。

　　當時中國香港團也住在31號樓，凌晨三點多，正在熟睡的蔡德培被樓下傳來的槍聲吵醒了。住在對門的盧彼德敲開蔡德培的房門說：“蔡先生，不對勁，樓下怎么有槍聲?”盧彼德是練射擊的，對槍聲很敏感。盧彼德悄悄走到樓梯口往下一瞄，正看到幾個蒙面人拖出兩具尸體，他見事不妙，連忙跳窗戶跑了。走之前，盧彼德叫蔡德培一起走，但蔡不相信，又熬不過瞌睡，就說：“哪里是死人咧?十有八九是喝多了打架。沒事。”

　　第二天一早，睡醒的蔡德培準備出門吃東西，一打開門——一位蒙面人手里端著槍正站在他門口，蔡德培回憶，眼前的阿拉伯青年大概20歲，衣著相當邋遢。蔡德培當時腦子里一片空白，下意識的用英語說了一句“早上好!”看到蒙面人沒有惡意，蔡德培大著膽子問：“樓下怎么樣了?”蒙面人說：“不關你的事，我們跟以色列人有點手續要辦。”接著蒙面人說了句讓蔡德培一輩子都忘不了的話：“你放心，我們不會傷害你。你是中國人，是我們巴勒斯坦人的好朋友，毛主席很偉大，對我們很好!”

　　蔡德培回憶說，阿拉伯青年告訴他宿舍已經被西德警方包圍，勸他不要外出，以免誤中槍。青年還說，他們正要求西德政府預備一架飛機，讓他們與人質離開慕尼黑，后來蔡德培獨自留在房內，不斷來回踱步，手上拿著念珠不斷祈禱。

　　住在奧運村外酒店的香港總領隊沙利士，知道蔡及游泳教練黃少雄仍困在大樓里面，就立即與西德警方聯絡。經警方代表代為交涉，沙利士等人獲準進入宿舍，接走蔡德培及黃少雄。

　　1954年6月17日，中英建立代辦級外交關系。1972年3月13日升格為大使級。

　　"維持香港現狀"，暫時沒有收回，并不顯示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香港問題上的軟弱。并不意味著中央就此放棄了香港，中國的土地沒有一寸是可以放棄的!在涉及民族利益、民族感情和民族尊嚴的原則問題上，中國共產黨人毫不讓步。堅決不承認英國強加于中國的有關香港問題的三個不平等條約，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時機成熟就要恢復行使主權，這是新中國政府堅定不移的立場。

　　毛主席不僅時刻關注著香港，并且時刻在維護著國家的主權和尊嚴。1971年10月，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1972年3月，中英兩國達成正式建交的協議。毛主席根據當時的國際國內形勢,審時度勢，及時決策在中英兩國關系正常化的聯合公報發表前5天，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黃華奉命致函聯合國非殖民地化特別委員會主席，重申中國政府的立場："香港、澳門是屬于歷史遺留下來的強加于中國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結果，香港和澳門是被英國和葡萄牙當局占領的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解決香港、澳門問題完全屬于中國主權范圍內的問題，根本不屬于通常的所謂''殖民地''范疇，因此，不應列入反殖宣言中適用的殖民地地區的名單之內。"當年，香港和澳門是否屬于殖民地的問題，擺在了聯合國非殖民化委員會的面前。時任外交部國際條約法律司副司長的凌青參與有關部門香港、澳門定性問題的討論和擬稿。中國政府關于殖民地概念以及香港、澳門的準確表述第一次出現在國際講壇：殖民地是遭受外國統治管轄而喪失主權的國家,香港、澳門是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帝國主義國家強加于中國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結果。香港和澳門是英國和葡萄牙當局占領的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解決香港、澳門問題完全是屬于中國主權范圍內的問題,根本不屬于通常的所謂“殖民地”范疇。中國政府主張,在條件成熟時,用適當的方式和平解決香港、澳門問題……聯合國無權討論這一問題。

　　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得到了第三世界各國的同情和廣泛支持。1972年11月,聯合國大會以99票對5票的壓倒多數通過了相應決議,確定了中國對香港、澳門問題的立場與要求。在中國的堅持下,第27屆聯大會議批準了在中國建議基礎上而形成的非殖化特別委員會的報告,從殖民地名單中刪去了香港和澳門,這樣就從國際法律上確認了中國對港澳地區的主權,從而排除了聯合國或其他國家干預這一問題的可能性。從而排除了聯合國或其他國家干預這一問題的可能性。為香港、澳門回歸祖國懷抱打下了第一塊基石。

　　香港主權的回歸是毛主席領導中國人民所進行的民族獨立與民族解放運動的必然結果，即使在香港回歸的議程上，毛主席所起的決定作用也是他人所不可替代的。

　　電影《周恩來外交風云》，影片再現了1974年8l歲高齡的毛主席在長沙會見英國前保守黨政府首相希思的場面時，畫外音是希恩的回憶，他說：“……毛主席又對我說，‘我們只剩下最后一個問題，那就是1997年我們要收回香港了’”，希思當即代表英國保證說：“1997年香港會有一個平穩的交接”。

　　1974年5月24日，英國保守黨領袖愛德華·希思第一次訪問中國。當晚，希思的飛機抵達首都機場。按照日程，這位剛剛卸任的英國前首相將在中國停留三天。因此，他一下飛機就向周恩來提出會見毛主席的要求。

　　希思是從1970年出任英國首相的。他為改善和發展中英關系做了很多工作。1972年，在希思的推動下，中英的外交關系升為大使級。此后中英貿易得到了快速發展，雙方在軍事領域也開始了合作，兩國領導人頻繁互訪。卸任首相職位后，希思仍然積極改善中英關系，訪問中國，便是他帶著這一任務而來。

　　毛主席欣然同意了希思的請求。并且給了很高的禮遇，對于這樣的朋友，毛主席一向是待之以禮的。像尼克松在離職后訪問中國，中國依然堅持以外國領導人的禮節接待。

　　5月25日下午，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住處的書房會見了希思。“歡迎你。”一見面，毛主席就熱情地握著希思的手。這個舉動打消了希思的疑慮和拘束。入座之后，他高興地談起了中國一行的深切感受，特別是剛下飛機的歡迎儀式，令人興奮。

　　毛主席注意到，中方在歡迎儀式上沒有準備儀仗隊，就詢問了陪同會見的周總理。周總理回答說：“因為照顧他不是現任首相，怕引起誤會，使現任首相不高興。”毛主席說：“我看還是要有。”周總理回答：“走的時候加。”毛主席又對希思說：“我是投你的票的。”

　　新中國成立后，英國政府采取了務實的外交政策，在1950年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也是第一個承認中國的西方大國。1954年6月17日，中英建立代辦級外交關系。1972年3月13日升格為大使級。此間，中英關系歷經波折，總體上朝著積極穩定的方向發展。但無論中英關系如何發展，香港問題始終是一個邁不過去的門坎。因此，毛主席與希思在討論了中蘇關系、美歐關系、中日關系、中國國內問題等話題后，終于談到香港問題了。

　　毛主席說：“剩下一個香港問題。我們現在也不談。到時候怎么辦，我們再商量吧。是年輕一代人的事情了。”他回頭問身邊的周總理：“還有多少時間?”周總理回答說：“是1898年租給他們的，租期99年，到1997年期滿，到現在還有24年。”“到時候怎么辦，我們再商量吧。”毛主席重復著他的主張。

　　并且明確表示：“香港作為英國管理下的亞洲貿易和金融中心，其地位是安全的，最少在目前如此。”

　　在這里順便寫出來，毛主席、周總理不光對香港，高瞻遠矚，在對臺灣問題上，也早就有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1956年10月3日，毛主席接見原國民黨中央通訊社記者、曾在贛南同蔣經國共過事、現任新加坡《南洋商報》特派記者曹聚仁，同曹聚仁長談，希望以此傳遞中國共產黨高層領導人的對臺政策。他指出：“臺灣只要同美國斷絕關系歸還祖國，其他一切都好辦。現在臺灣的連理枝是接在美國的，只要改接到大陸來，可派代表參加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全國委員會，臺灣一切可照舊。”臺灣“何時進行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則要取得蔣先生的同意后才做，現在可以實行三民主義，可以同大陸通商。” 7月中旬，周總理先后三次同曹聚仁談話。他指出：“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有過兩次，第一次合作有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戰的勝利，這都是事實。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臺灣是內政問題，愛國一家，為什么不可以來合作建設呢?我們對臺灣，絕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談。只要政權統一，其他都可以坐下來共同商量安排的。”(《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第598頁。)不久，曹聚仁在《南洋商報》發表根據周總理的談話內容寫成的文章，在海外引起強烈反響。

　　1956年10月7日，周總理第四次同曹聚仁談話，在回答其詢問通過談判臺灣歸還祖國后，中央政府對蔣介石等的安排問題時，說：蔣介石當然不要做地方長官，將來總要在中央安排。臺灣還是他們管，其實陳誠、經國都是想干些事的。陳誠如愿到中央，職位當不在傅作義之下。經國也可以到中央。又說：我們的手總是伸著的。我們不破壞他們，希望他們內部團結，不發生內亂，希望臺灣整個歸還祖國懷抱。他們的一切困難都可以提出，我們是有誠意的，我們可以等待，希望他們也拿出誠意來。(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第623—624頁。)

　　毛主席還看到：繼續爭取蔣介石，支持和鞏固蔣介石的統治，是防止臺灣獨立的最好辦法。為此，他破天荒地提出應給予臺灣“高度自治”的權限，即允許保留軍隊，保留原有的政治、經濟制度和權力架構。1958年10月13日，毛主席在會見曹聚仁時明確表示：“只要蔣氏父子能抵制美國，我們可以同他合作。”“只要不同美國搞在一起，臺、澎、金、馬都可由蔣管。”“美國要壓蔣，要以金、馬換臺、澎，我們不干，讓‘蔣委員長’多守幾年。”“我們的方針是孤立美國。”在陪同會見的民主人士章士釗提出如果這樣美國對臺灣的援助會斷絕時，毛主席說：“我們全部供應。”“他的軍隊可以保存，我們不壓迫他裁兵，不要他簡政，讓他搞三民主義。”后來，周總理將毛主席的這些原則概括為“一綱四目”。1961年6月13日，毛主席會見印尼總統蘇加諾時說：“如果臺灣歸還中國，中國就可以進聯合國。如果臺灣不作為一個國家，沒有中央政府，它歸還中國，那末臺灣的社會制度問題也可以留待以后談。我們容許臺灣保持原來的社會制度，等臺灣人民自己來解決這個問題。”實際上，這是第一次比較明確地提出“一國兩制”的思想。

　　從以上不難看出，對外開放，并不是現在的新發明，那個時候早就對外開放了。在毛主席、周總理的有生之年，他們始終從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出發，從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戰略全局出發，堅定不移地維護對于我們“有用”、“有利”的“暫時維持現狀不變”的對香港的戰略決策的穩定和嚴肅性。

　　[ 轉自鐵血毛主席周總理領導的對外開放，是既有很強的原則性，就是絕對不能損害國家的主權和尊嚴，不能損害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他們的對外開放是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不可估量的好處。同時，在具體的運作過程中，根據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也有很大的靈活性。毛主席和周總理，才是新中國對外開放的真正高手。

　　《毛澤東與周恩來相知互信的合作關系是怎樣煉成的?》一文中寫道：“作為20世紀中國的重要標志性人物，毛澤東、周恩來以如椽之筆改寫了中國與世界的歷史。他們之間的“天作之合”不僅產生了巨大的政治震撼力，而且也具有令人神往的美學境界。在中外政治史上，雖不乏兩人并稱的例子，但與“毛、周”相比，其遜色之處便不難立見。國外學者曾用“航海家”與“水手長”、“理論家”與“實行家”、“董事長”和“執行董事”、“海洋”與“海岸”等多種比喻，力求逼近兩人關系的本質。”

　　“ 兩人政治合作的時間之長、內容之多、成效之著、境界之妙打破了世界紀錄。毛、周合作關系的長期延續，是由多方面的原因促成的。這首先自然是共同的政治信仰和抱負使他們走到了一起。由相知而彼此信任，又相互依賴。”

　　埃德加·斯諾說過：“他們兩人的關系，最恰當的說法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兩人的工作作風和性格為人，相差很大，但毛同周相輔相成，共事37個年頭，彼此信任，又相互依賴。”

　　周恩來對毛澤東的才智十分佩服，在重大的歷史轉折關頭，毛澤東的軍事和政治謀略使中共屢屢出柳暗而見花明。周恩來對毛主席的戰略決策總是能夠領會得比較快 ， 比較透徹。而且由他組織去辦，辦得總是井井有條，即使是一團亂麻他也能迅速理出頭緒，所以毛澤東多次稱贊周恩來是個“好管家”。

　　在香港問題上，毛主席與周總理緊密配合，共同營造出了香港的穩定、繁榮，并且奠定了采用“一國兩制”收回香港的基礎，這是兩位世紀偉人合作的典范和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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