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向西藏多路向心進兵”，既是和平解放西藏的有力后盾，又是新中國政府行使對西藏主權的重要象征和鞏固國防的必然要求。因此，毛澤東從來沒有因為致力于和平解放西藏而放棄進軍西藏。他不僅親自作出了一系列深謀遠慮的軍事部署，而且決定由西南局擔負進軍西藏和經營西藏的任務，提出從西北、西南兩個方向進軍西藏的戰略構想。根據毛澤東的戰略構想，西南局提出了“向西藏多路向心進兵”計劃，獲中央正式批準。這一計劃的順利實施，是毛澤東進軍西藏戰略構想的具體運用和光輝實踐。

　　毛澤東解放西藏的基本方略是立足于戰、致力于和。但是，因為西藏是和平解放的，所以，學術界的研究集中在毛澤東和平解放西藏思想的形成過程、影響因素、實施方略及歷史啟示等方面，而對毛澤東解放西藏的軍事戰略思想關注不夠。事實上，毛澤東從來沒有因為致力于和平解放西藏而放棄武力手段。他不僅親自作出了一系列深謀遠慮的軍事部署，而且創造性地作出了“向西藏多路向心進軍”的戰略構想。《西藏和平解放若干史實考釋》一文，對西南局向中央提出“多路向心進兵”策略的時間進行了考證，但對“多路向心進兵”策略的由來、演進、實施的描述，還不夠全面。本文以“向西藏多路向心進兵”計劃為視角，對毛澤東進軍西藏的戰略思想進行探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毛澤東提出從西北、西南兩個方向進軍西藏的戰略構想

　　進軍和經營西藏，首先要確定擔負這一任務的主要責任者。在這一問題上，毛澤東經過了一個從西南局到西北局、再到西南局的決策調整過程。

　　早在1949年2月初，毛澤東就把解決西藏問題納入了人民解放戰爭的總體部署之中，但考慮到交通、給養困難以及民族、宗教因素，認為“解決它更需要時間，須要穩步前進，不應操之過急”380。這時，毛澤東只是提出了解放西藏的一般原則，并沒有把它列為當務之急而進行具體的考慮。到3月初，即七屆二中全會期間，毛澤東布下了經營西藏的“第一顆棋”。他囑咐擔負進軍新疆任務的一野第一兵團司令員王震說：“你們要準備將來派一支騎兵部隊，進軍阿里，配合進軍西藏主力的行動。”這表明，王震將擔任進軍西藏的“配角”，但誰來擔任“主角”還未明確。

　　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國民黨的統治搖搖欲墜，西藏上層民族分裂分子以為挑戰中央政府治藏主權的時機已到，在國外勢力的支持下，趁機制造民族分裂事件。1949年7月8日，在印度駐拉薩代表黎吉生的一手策劃下，噶廈以“防共”為名，發動“驅漢事件”，限令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和其他機關的全體人員，連同婦女、小孩、傭人、夫役等共200余人，在兩個星期之內分三批啟程赴印，返回原籍。事實證明，所謂“驅漢事件”，“驅漢”是假，圖謀分裂是真。

　　西藏當局這一分裂祖國的嚴重行為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關注。從此，毛澤東開始積極為解放西藏作準備。8月6日，即一野發起蘭州戰役前夕，毛澤東發出了關于準備解放西藏的第一份指示電。該電指示一野司令員兼政委彭德懷，要求攻蘭州時十分注意保護并尊重班禪及甘青境內的西藏人，為解決西藏問題作準備。9月3日，新華社向全世界鄭重宣告，人民解放軍必須解放包括西藏、新疆、海南島、臺灣在內的全部中國領土。這是中國共產黨在西藏問題上的第一次公開表態，明確提出了解放西藏的歷史任務。從此，毛澤東開始為進軍西藏調兵遣將。

　　10月10日，毛澤東致電率部進軍新疆的王震，再次指示：“你們的進軍任務，包括出兵西藏，解放藏北。”為了增強經營大西南的力量，毛澤東決定將一野十八兵團劃歸二野建制，并由賀龍率領由陜入川。10月13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告知一野、二野在西北、西南的作戰部署，將進軍和經營西藏的任務交給了西南局。該電指出：“經營云、貴、川、康及西藏的總兵力為二野全軍及十八兵團，共約六十萬人。”至此，毛澤東初步形成了以西南局為主、西北局為輔擔負進軍西藏任務的戰略部署。

　　到10月底，西北五省全境解放，戰事基本結束，而解放大西南的戰役正在激烈進行之中。與此同時，西藏當局在帝國主義勢力支持下，加緊擴軍備戰，將藏軍由11個團陸續擴充到16個團，主要兵力部署在金沙江西岸和藏北一線，妄圖以武力阻止西藏的解放。為了加快解放西藏的步伐，毛澤東打算將原定戰略部署調整為以西北局為主、西南局為輔。11月23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闡述調整的理由，并征求他的意見。毛澤東在電報中提出：“西藏問題的解決應爭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就現在情況看來，應責成西北局擔負主要的責任，西南局則擔任第二位的責任。因為西北結束戰爭較西南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據有些人說平坦好走，班禪及其一群又在青海。”同時，毛澤東還明確指出：“解決西藏問題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當然不只有西北一路，還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即應著手經營西藏。打西藏大概需要三個軍，如何分配及何人負責指揮現在還難決定。但西北局現在即應于藏民干部準備問題及其他現在即應注意之問題作出計劃。”

　　對于毛澤東擬調整原定進軍西藏戰略部署的上述電報，彭德懷并未直接答復，而是立即派人對西藏情況和入藏路線進行調查研究。12月6日，毛澤東啟程赴蘇訪問。途經滿洲里時，他得知噶廈正在組織所謂“親善使團”一事，立即給中共中央與西南局寫了一封信。其大意是：印、美都在打西藏的主意，解放西藏問題要下決心了，“進軍西藏宜早不宜遲，否則夜長夢多”。

　　12月30日，彭德懷根據調查研究結果致電中共中央和毛澤東，說明：“由青海、新疆入藏困難甚大，難以克服。由打箭爐(今四川康定——作者注)分兩路，一路經理塘、科麥，一路經甘孜、昌都，兩路入藏，較青新兩路為易。如入藏任務歸西北，須在和田、于田、玉樹屯兵屯糧，修筑道路，完成入藏準備，需要兩年。”然而，當時國內外形勢對解決西藏問題變得更為有利。一方面，在12月舉行的成都戰役中，人民解放軍全殲了蔣介石在大陸的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團，基本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中國大陸，并形成了從新疆、青海、西康、云南四省包圍西藏的戰略態勢。另一方面，正如毛澤東指出：“現在英國、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認我們，對于進軍西藏是有利的。”

　　鑒于解決西藏問題的緊迫性、由西北進軍西藏的困難以及國內外有利形勢，毛澤東決定改由西南局擔負進軍及經營西藏的任務。1950年1月2日，他從莫斯科致電中央、彭德懷，并轉鄧小平、劉伯承和賀龍：“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進軍，既有很大困難，則向西藏進軍及經營西藏的任務應確定由西南局擔負。……如果沒有不可克服的困難，應當爭取于今年五月中旬開始向西藏進軍，于十月以前占領全藏。”在此，毛澤東將原定解決西藏問題的最遲時間(1950年秋季或冬季)提前了三個月，顯然他是擔心西藏問題“夜長夢多”。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毛澤東在電報中還提出了一系列具體的要求和建議。如，“請劉、鄧、賀三同志于最近期內(例如一月中旬)會商一次，決定入藏的部隊及領導經營西藏的負責干部等項問題，并立即開始布置一切”;“迅即占領打箭爐，以此為基地籌劃入藏事宜”;在五月中旬以前，“被指定入藏的軍隊應爭取由打箭爐分兩路，推進至西康、西藏的接境地區，修好汽車路或大車路”;“只需要一個充足的軍或四個師共約四萬人左右的兵力，即已夠用，唯需加以特殊政治訓練，配備精良武器”。

　　至此，毛澤東進軍西藏的戰略構想最終形成。其要點有：其一，以西南局擔負進軍西藏的任務;其二，派遣一個充足的軍或四個師共約四萬人左右的兵力;其三，從西南、西北兩個方向出兵西藏;其四，爭取在1950年10月以前占領全藏。

　　二、根據毛澤東的戰略構想，西南局提出“向西藏多路向心進兵”計劃

　　西南局接到電報后，立即進行相關的調查研究。西南軍區司令員賀龍邀請李安宅、于式玉、任乃強、謝國安等藏學專家進行座談，全面了解進藏道路以及西藏的政治、經濟、民族、宗教、軍事及氣候等情況。經過調查研究，西南局得出如下結論：一是從內地通往西藏的大道有三條：從西寧到拉薩的青藏道;從打箭爐(今四川康定)到拉薩的川藏道;從云南中甸到西藏洛隆宗(縣)的滇藏道。歷史上，清朝在西藏大規模用兵時，往往采取三路圍攻的策略，從而真正給西藏地方的反叛勢力造成巨大的震撼力，最終贏得戰役的勝利。二是從西南、西北進軍各有優劣。從西北進藏，優點是道路比較平坦易行，歷史上中央政府的軍隊也多從這個方向進藏;缺點是物資支援困難。從西南進藏，優點是物資支援比西北好，清末趙爾豐經營川邊，鐘穎率川軍進駐拉薩，都是從西南進去的;缺點是道路艱險難行。總之，人民解放軍從西南進軍雖有很多困難，但仍是可行的。

　　1月8日，劉伯承、鄧小平致電中央并轉毛澤東、賀龍，提出了對進軍西藏的意見。其要點如下：第一，“完全同意于今年九月占領全藏”;第二，“在兵力派遣上先以一個軍去，惟在開辟時，則準備以另一個師給予加強之。在康藏兩側之新青兩省及云南鄰界，各駐防兄弟部隊，如可能時予以協助”;第三，“擬定以二野之十八軍擔任入藏任務，以張國華為統一領導的核心”;第四，“擬請由十八兵團在經營西康部隊中，指定一個師，隨同十八軍先期進入西康之西部。如需要時，則由張國華統一指揮參加藏東作戰，任務完成后，隨即歸還西康”。顯然，劉、鄧的上述意見是毛澤東進軍及經營西藏戰略構想的具體化，標志著“向西藏多路向心進兵”計劃初步形成。但是，上述電文只是劉、鄧代表西南局向中央、毛澤東提出的關于進軍西藏的建議，因此，所謂“協助”的含義并不明確，語氣也不肯定。

　　1月10日毛澤東致電中共中央并轉劉伯承、鄧小平、賀龍及西北局，表示“完全同意”劉、鄧提出的進軍西藏計劃，并授權西南局與西北局直接商定有關協助事宜。電文指出：“關于西北局方面應協助之事項，請西南局與西北局直接遇事商定，并請西北局籌劃各項應當和可能協助之事項。”15日，朱德致電毛澤東，建議在進軍西藏的同時，新疆、青海、云南、西康等與西藏接壤的四省，調部分部隊進軍，以便與西藏連成一片。這說明，在進軍西藏的問題上，朱德的設想與毛澤東不謀而合。毛澤東的復電和朱德的建議，對西南局逐步完善“向西藏多路向心進兵”計劃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1月16日，西南局、第二野戰軍致電中央軍委，對劉、鄧1月8日提出的進軍西藏的意見作了進一步的補充和說明。電文說：“在決策進軍部署及擬定補給線時，曾考慮到新、川、滇界線圍繞康、藏成一手枚形。我們當以主力從橫斷山脈及五河由正面前進。如可能時，最好由青、新各派騎兵配合，似較省事與收效，亦請考慮。”18日，西南局致電中央軍委，提出了進軍西藏的大體安排。電文說：“我們大體上確定于二月底完成準備，三月初出動，三月底主力集結甘孜地區，四月底集結德格地區，五月間占領昌都。……再一個月即六月份即可占領拉薩乃至日喀則中心地區，從軍事上基本解決了西藏問題。”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提出的進駐西藏的時間比西南局原定計劃(1950年9月)提前了三個月。這說明，劉、鄧等人對完成進軍西藏的任務持非常樂觀的態度。19日，劉伯承、鄧小平在給軍委的報告中進一步明確提出：“進軍西藏宜以沿四省(此電報加了云南)適當路線作向心的迂回部署，尤其照顧到地形、經濟困難，亦以多路的向心進兵為宜。”至此，以二野十八軍為主、康藏兩側部隊配合的“向西藏多路向心進兵”計劃最終形成。

　　1月20日，經毛澤東同意，外交部發言人就噶廈組織所謂“親善使團”一事發表談話，標志著和平解放西藏方針的正式確立。然而，自古以來，有文事必有武備，能戰方能言和。更何況，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不僅是和平解放西藏的有力后盾，而且是中國政府在西藏行使主權的重要象征，是鞏固國防的必然要求。和平解放西藏必須以噶廈承認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協助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為前提。因此，無論是以和平方式還是武力方式解放西藏，進軍西藏都勢在必行。1月24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向西北局、西南局發出由劉少奇起草的關于進軍西藏的指示，正式批準了西南局提出的“向西藏多路向心進兵”的計劃，并向有關各方提出了明確要求。其一，關于派工兵迅速修復由西寧經玉樹至甘孜的公路、調查玉樹機場情況之事，望西北局立即討論并提出意見電告中央及劉鄧。其二，“由新疆向西藏西部進兵問題，望王震立即調查并提出意見”。其三，關于從云南進軍察隅，“請劉鄧在陳賡占領云南后令陳賡計劃并布置”。其四，西北局藏民干部訓練班和北京藏民訓練班，應盡快結束學習，以便派到十八軍和西南局工作。

　　綜上所述，盡管“向西藏多路向心進兵”計劃是毛澤東啟程訪蘇之后逐步形成和完善的，有關重大事項由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向毛澤東請示;具體問題的處理也是在毛澤東確定的基本框架下進行的。因此，西南局提出的“向西藏多路向心進兵”計劃，無論是進軍步驟、完成時間，還是兵力配置、進軍線路等，都充分體現了毛澤東進軍西藏的戰略構想。

　　三、根據中央、毛澤東的統一部署，“向西藏多路向心進兵”計劃順利實施

　　“向西藏多路向心進兵”計劃獲中央批準以后，進入實施階段。從中央到進藏部隊立即行動起來，開展進軍西藏的各項準備工作。為加強對西藏情況的調查研究，中央成立了西藏問題研究會。2月間，朱德寫信給賀龍，就支援進藏和補給工作提出了具體建議;中央軍委有關部門在西北局的協助下，派藏族干部張竟成等人以商人身份入藏進行聯絡。2月1日，進軍西藏支援司令部在重慶成立，十八軍副軍長昌炳桂任司令員，第三兵團后勤部長胥光義任政委。2日，西南局、西南軍區致電中央軍委，建議“由西北方面加派騎兵，分經青藏、新藏向心入藏。出敵側背，以收協力合擊之效”。軍委批準了此建議。9日，西南局、西南軍區發出保障進藏部隊供給的指示。15日，西南局、西南軍區和第二野戰軍聯合發出進軍西藏政治動員令，闡明進軍西藏的任務、意義和要求。28日，西藏工委成立政策研究室，進一步加強了對涉藏情報資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

　　作為進軍西藏的主力，第十八軍更是迅即開展了一系列緊鑼密鼓的準備工作。1月27至30日，在四川樂山召開軍黨委擴大會議，傳達、學習中央及西南局指示，研究和部署進軍西藏的準備工作。2月1日，軍黨委下發《進軍西藏工作指示》，對進軍前的動員教育、物資補充等工作提出具體要求。張國華、譚冠三等主要負責人還分赴各師參加動員會議。2月3日，由第十八軍偵察營、工兵營組成的進藏先遣支隊200余人，在司令員陳子植(第五十二師副師長)、政治委員陳競波(軍敵工部長)率領下，從樂山向西康省的甘孜先行開路，進抵雅安后即為匪患所阻。為此，西南局、西南軍區于2月26日致電中央軍委：因四川地區土匪騷擾嚴重，籌集糧食困難，已確定將十八軍主力投入戰斗;如糧食確無把握時，建議十八軍推遲于冬季入藏。3月2日，劉少奇為中央軍委起草回電，表示由于土匪騷擾及糧食困難，十八軍入藏計劃，不能不稍稍推遲，“但現在不應動搖今年完成入藏計劃的決心，而應力求在今年能完成計劃”。可見，盡管進軍西藏面臨著巨大的阻礙和困難，中央軍委、西南局和西南軍區還是決心實現毛澤東1949年11月23日提出的最初設想——爭取最遲于1950年冬季解放西藏。

　　3月4日，第十八軍在四川樂山召開進軍西藏誓師大會。鑒于先遣支隊兵力單薄為匪所阻，第十八軍于3月14日組成前進指揮所(簡稱“前指”)，由軍副政委王其梅、參謀長李覺率領，統一指揮北路先遣部隊(第五十二師第一五四團)、南路先遣部隊(第五十三師第一五七團)，由樂山分別向甘孜、巴塘進發，為主力進軍做準備。“前指”途經雅安時，軍先遣支隊機關并入其中，偵察營、工兵營投入雅安至甘孜段公路修復施工。公路修復通車后，軍長張國華率軍機關大部于9月5日乘車抵達甘孜，“前指”即并入軍機關。至此，第十八軍已經兵臨金沙江畔，直逼藏東重鎮昌都。

　　在十八軍由四川樂山等地向金沙江畔推進之際，其他各路進藏部隊也按照中共中央、毛澤東的統一部署，先后由駐地向西藏開進。在滇藏方向，第十四軍第四十二師第一二六團于7月上旬進駐貢山，后到達門工東北，配合第十八軍行動。在青藏方向，由第一軍組建的騎兵支隊600余人，在支隊長孫鞏、政委冀春光率領下，于7月24日抵達玉樹地區。在新藏方向，新疆軍區派獨立騎兵師第一團一連作為先遣連進軍西藏。先遣連135人在團保衛股長李狄三率領下，8月底到達西藏阿里地區改則縣西北的扎麻芒保。先遣連是進駐西藏阿里地區的第一支人民解放軍，在異常困難的情況下堅持了十多個月，為爭取阿里上層、團結藏族群眾以及后續部隊的順利進軍做了大量工作。

　　盡管中央政府為促成和平談判作出了最大努力，但是，西藏當局妄圖依托金沙江天險，武力阻擋人民解放軍進藏。因此，西藏地方談判代表遲遲沒有啟程赴京。為了以打促談，8月23日，毛澤東批準了西南局關于昌都戰役的作戰計劃，并指出，“如我軍能于十月占領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團來京談判，求得和平解決”。10月6～24日，第十八軍在青海騎兵支隊以及由滇入藏的第一二六團配合下，實施昌都戰役。這次戰役不僅殲滅了藏軍主力，打開了進軍西藏的大門，而且擴大了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的政治影響，促進了西藏上層的政治分化，被譽為“解放西藏的淮海戰役”。

　　昌都戰役結束后，人民解放軍按原定計劃只留3000人鞏固昌都，主力部隊返回甘孜等地從事筑路或其他進軍準備工作;青海騎兵支隊則返回玉樹歸建。這固然有大雪封山不利于進軍的客觀原因，也有留時間讓西藏地方政府進行抉擇的政治考量。毛澤東認為，這是“我們向他們表示好意的一項措施”。正如毛澤東所料，昌都戰役后不久，噶廈就決定派出代表赴京同中央人民政府談判。1951年5月23日，雙方簽訂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十七條協議”)，西藏實現和平解放。“十七條協議”對解放軍進軍西藏相關事宜作出了明確規定，主要有：“西藏地方政府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鞏固國防”;“西藏軍隊逐步改編為人民解放軍，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武裝的一部分”;“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設立軍政委員會和軍區司令”。這些規定為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提供了法律依據。

　　“十七條協議”簽訂后，毛澤東于5月25日發布《中央軍委關于進軍西藏的訓令》。訓令首先指出，進軍西藏的目的是保證實現協議與鞏固國防;接著，對進軍部署、物資補給以及提高警惕性、加強政策紀律教育等問題提出了明確要求。關于進軍部署，訓令要求：其一，西南軍區之十八軍除留兩個師(五十三師、五十四師)于甘孜、昌都地區擔任修筑甘孜機場與甘孜、昌都段公路任務外，五十二師進軍西藏的任務不變。該師應以一個團進駐拉薩，兩個團(缺一個營)進駐丁青、烏所、嘉黎、太昭地區，師部進駐太昭，另以一個營編成獨立支隊，由碩督地區出發，沿雅魯藏布江之工布地區西進，擔任宣傳與偵察任務。其二，西南軍區之十四軍一二六團應由德欽地區進駐察隅地區。其三，西北軍區之騎兵支隊應由玉樹進駐囊謙地區，并仍屬西北軍區建制。其四，西北軍區由新疆準備入藏之部隊，除先頭部隊繼續偵察到達噶大克的道路外，主力繼續修通公路，以備隨時入藏。訓令強調：“此次進軍系在和平協議下的戰備進軍，各部萬勿以和平協議已成而松懈戰斗意志與戰斗準備，……同時必須加強部隊的政策紀律教育，以保證解放西藏鞏固國防任務的圓滿實現。”26日，毛澤東在修改《人民日報》社論時改寫了一段文字，要求部隊和工作人員必須恪守民族政策、宗教政策與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必須嚴守紀律、實行公平貿易、防止和糾正大民族主義傾向。

　　根據上述訓令和指示，西南、西北軍區進一步研究所轄進藏部隊的具體部署，制定了《進軍守則》《入城紀律》《外事紀律》等規定，要求部隊嚴格遵守;繼續進行調查研究，搶修公路，采購物資，準備糧秣。隨后，各進藏部隊按照中共中央、毛澤東的統一部署，由西康、青海、云南、新疆4個方向，向西藏和平進軍。

　　康藏方向：從1951年6月、7月，十八軍部隊從甘孜、昌都向拉薩等地實施和平進軍。9月5日，十八軍先遣支隊在王其梅司令員兼政委的率領下進抵拉薩東郊，9日舉行入城儀式。10月26日，軍長張國華、政委譚冠三率領的軍直機關部隊抵達拉薩，舉行了隆重的入城儀式。10月2日，五十二師副師長陳子植、副政委陰法唐率師直和一五五團由昌都出發，11月7日前后到達太昭地區。

　　青藏方向：1951年6月7日，西北局決定由范明、慕生忠、牙含章等組成中共西北西藏工委，范明任書記。西北西藏工委進藏時命名為十八軍獨立支隊，范明任司令員兼政委。8月28日，十八軍獨立支隊從青海香日德出發，于12月1日進抵拉薩，舉行了盛大的入城儀式，20日同先期到達的十八軍部隊舉行勝利會師大會。

　　滇藏方向：1951年6月初，第十四軍第四十二師第一二六團一營副教導員張達德率領60多人的先遣隊，先行進駐竹瓦根，為云南入藏部隊進駐察隅作準備。8月22日，第十四軍第四十二師第一二六團600多人在團長高建興率領下，從扎那出發，9月20日抵達竹瓦根，同先遣隊會合，10月1日進駐察隅。

　　新藏方向：1951年5月28日，第二軍獨立騎兵師第二團副團長安志明帶領進藏后續部隊兩個連和機關人員280余人，到達札麻芒保，同先遣連會師。8月3日，進駐阿里首府噶大克(現噶爾縣)。

　　按照中央軍委的部署，十八軍主力部隊抵達拉薩后，所屬各部陸續進駐山南隆子宗、江孜、日喀則、墨竹工卡、太昭等重要城鎮和邊防要地。到1952年7月，一五四團一部進駐亞東。至此，“向西藏多路向心進兵”計劃勝利完成。在這一過程中，盡管自然環境極端惡劣，生活條件極為艱苦，各路進藏部隊始終牢記毛澤東發布的訓令，遵循毛澤東“進軍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不僅實現了進軍西藏、保衛邊疆的戰略目標，而且樹立了艱苦奮斗、嚴守紀律的文明之師形象，被廣大藏族群眾稱為“新漢人”“菩薩兵”。

　　（作者簡介：謝 忠——湖南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中共黨史、中國近現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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