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深入探討土地革命戰爭的興起與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形成的關系，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實際意義。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突破了以往“城市中心”革命模式的束縛，在實踐上找到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和實際的革命新路;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發展壯大、建黨建軍綱領的制定和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思想的基本形成，代表了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正確方向;中央紅軍在毛澤東正確戰略思想指導下多次取得反“圍剿”戰爭的勝利，與“左”傾中央錯誤軍事戰略導致第五次反“圍剿”慘重失敗的鮮明對比，為遵義會議集中解決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和組織問題，糾正1931年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以后黨中央的“左”傾錯誤，開始確立毛澤東在黨中央的核心領導地位，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礎。

　　2017年是南昌起義、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等各地起義，八七會議召開和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創建90周年。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回顧大革命失敗后黨獨立領導武裝斗爭、創建人民軍隊和革命根據地的歷史，并將之與毛澤東在全黨領導地位的確立緊密地聯系起來，深入探討土地革命戰爭的興起與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形成的關系，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實際意義。

　　遵義會議前，“從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到王明，都沒有形成過有能力的中央”。正是因為有毛澤東領導創建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有毛澤東、朱德領導紅四軍創建的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和中央革命根據地，尤其是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指揮下紅軍反“圍剿”戰爭的勝利，才使中國革命實現了從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偉大歷史轉折。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領導人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尋找中國革命走向復興正確道路所作出的艱辛探索和取得的一系列創新成果，為后來毛澤東在黨中央核心領導地位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礎。

　　一、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建立與中國革命新道路的開辟

　　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接著汪精衛又在武漢發動“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國民黨反動派同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反動軍閥相互勾結，革命局勢迅速逆轉，中國革命陷入白色恐怖之中。面對國民黨背叛革命后掀起的一系列血腥屠殺，信仰堅定、意志頑強的中國共產黨人重新拿起武器、繼續戰斗。1927年8月1日，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前敵委員會領導的南昌起義，成為黨獨立領導武裝斗爭和創建人民軍隊的開始。隨后，黨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糾正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確立了開展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屠殺政策的總方針，并改組了黨的中央領導機關，毛澤東等進入臨時中央政治局。八七會議以后的中共中央依據“找著新的道路”的要求，在領導各地武裝起義的過程中，初步提出了相機占領某個縣或幾個縣、建立革命政權、實行“武裝割據”的思想。按照八七會議精神，黨中央對各地武裝斗爭進行了一系列部署，并先后派出許多黨的領導干部前往各地，領導武裝斗爭和群眾運動。

　　1927年9月，毛澤東作為中央特派員到達湖南，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在起義軍攻打長沙失利后，毛澤東果斷改變了原以奪取長沙為目標的作戰計劃，帶領起義部隊沿羅霄山脈南下，開始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艱苦斗爭。起義軍在南下途中，進行了著名的“三灣改編”，這成為黨建設新型人民軍隊的重要開端。毛澤東之所以選擇在井岡山建立革命根據地，是因為：這一地區在大革命時期曾建立過共產黨的組織和農民協會，當地的農民武裝曾受到過大革命的洗禮;這里地處湘贛兩省邊界，距離國民黨統治中心城市較遠，敵人兵力空虛;這里地勢極為險要，易守難攻，周圍各縣還有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等有利條件。1927年11月，工農革命軍攻占茶陵縣城，成立井岡山地區第一個縣級工農兵政府;1928年1月，又攻占遂川縣城;2月中旬成功打破江西國民黨軍對井岡山地區的第一次“進剿”，井岡山根據地初步形成。

　　在創建井岡山根據地的過程中，毛澤東不僅非常重視邊界各縣黨組織的恢復、整頓和發展，而且尤其重視紅軍建設，他規定部隊必須執行打仗消滅敵人、打土豪籌款子和做群眾工作三項任務，并親自制定“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后來發展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這對于加強人民軍隊建設、正確處理軍隊內部關系特別是軍民之間的關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28年4月，朱德、陳毅率南昌起義后保留下來的部隊到達井岡山，與毛澤東領導的工農革命軍勝利會合，并成立了以毛澤東為黨代表和軍委書記、朱德為軍長的工農紅軍第四軍。從此以后，他們領導的紅軍被稱為“朱毛紅軍”，毛澤東和朱德的名字便與紅四軍和井岡山根據地緊緊地連在了一起。從毛澤東引兵井岡、到朱毛兩軍會師、再到先后打破贛敵對井岡山根據地的大規模“進剿”，井岡山根據地進入全盛時期。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人在科學分析大革命失敗后國內政治形勢、正確把握中國革命特點和規律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奪取政權的理論運用于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在實際上將革命的重心由城市轉向農村，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新道路的結果。它不僅在大革命失敗后有效地保存和積蓄了革命武裝力量，而且成為中國革命從大革命失敗走向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新起點。在井岡山根據地創建的艱苦斗爭中，黨和紅軍內有人對農村根據地與紅色政權的存在產生了悲觀情緒，并表示懷疑和反對。在這種情況下，正確回答和解釋紅色政權何以能夠發生和存在，就成為當時推動革命向前最為緊迫的問題。為此，毛澤東在為中共湘贛邊界第二次代表大會所寫的決議(《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是其一部分)和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即《井岡山的斗爭》)兩篇著作中，從理論上初步探討了中國革命發展道路和發展方式的問題。其一，毛澤東著重分析了中國紅色政權能夠存在的原因和條件。他認為，中國處于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后的半殖民地的特殊國情，決定了白色政權間的長期分裂和戰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農村區域內小塊紅色政權存在的最重要的原因。這一原因又與大革命的影響和全國革命形勢的必然向前發展一起，構成紅色政權得以存在的客觀原因。而正式紅軍的存在以及共產黨組織的有力量和它政策的不錯誤，則是其重要的主觀條件。其二，毛澤東初步總結了井岡山斗爭的經驗，肯定了當時邊界特委和軍委政策的正確性。他認為，正是由于黨執行了堅決地和敵人斗爭，造成羅霄山脈中段政權，深入土地革命;軍隊的黨幫助地方黨的發展，軍隊的武裝幫助地方武裝的發展;創造群眾割據，進行長期斗爭;集中紅軍相機迎敵和采取波浪式推進等正確的政策和策略，才有井岡山根據地各次軍事勝利和群眾割據的發展。其三，明確概括了“工農武裝割據”思想的主要內容。毛澤東指出：“‘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是共產黨和割據地方的工農群眾必須充分具備的一個重要的思想。”這就是要堅持無產階級思想的領導，建立中心區域的堅實基礎，集中分配土地、建立革命政權、發展黨的組織、建立地方武裝，并促使這些紅色區域“日漸接近于全國政權的取得”，這就將武裝斗爭、土地革命、根據地建設三者聯系起來，初步揭示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革命道路的基本內容。

　　在全國革命形勢處于低潮的情況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為黨領導的各地武裝起義樹立了榜樣，提供了比較完整的經驗。毛澤東、朱德等在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時所進行的艱苦斗爭和積極探索，代表了大革命失敗后全黨尋找革命新道路、推動革命繼續向前發展的正確方向。

　　二、革命根據地的發展壯大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方向的初步奠定

　　在毛澤東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同時，黨在各地領導的武裝起義失敗后保存下來的革命隊伍，也先后轉入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地區繼續戰斗，紅軍游擊戰爭和農村根據地在全國革命中的地位和政治影響逐漸擴大。與此同時，黨中央對紅軍和農村根據地的認識也有了一些積極的變化。早在黨的六大前，黨中央就在其下發的通告、決議和指示等文件中，初步肯定了井岡山等“這種革命區域的創立(或所謂農民割據)”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意義。1928年在莫斯科召開的黨的六大，在周恩來、瞿秋白等人的支持下，肯定了“農民斗爭”與蘇維埃政權的根據地(南方各省)及其少數工農革命軍對實現革命高潮的重要意義。黨的六大期間，“留守中央”在給朱德、毛澤東并紅四軍前委的信中，也指示紅四軍要在湘贛或贛粵邊界造成割據局面，并對根據地的選擇與擴大、土地革命的深入、紅軍的發展，以及建立以毛澤東、朱德為主要成員的紅四軍前委等問題作了具體指示。

　　1928年12月，湘贛兩省國民黨軍隊以三萬人的兵力，分五路對井岡山根據地發動第三次“會剿”。1929年1月，紅四軍前委、湘贛邊界特委、紅四軍軍委、紅五軍軍委舉行聯席會議(即柏露會議)，決定由剛剛到達井岡山不久的彭德懷、滕代遠領導的紅五軍和紅四軍的一部分留守井岡山，毛澤東、朱德、陳毅率紅四軍主力出擊贛南。隨后，毛澤東等人率紅四軍主力離開井岡山，先后出擊贛南、轉戰閩西，發動群眾、開展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政權，成功開辟了贛南、閩西兩塊農村根據地，黨和紅軍的政治影響因而不斷擴大。在此期間，由于受共產國際和中央對農村革命和紅軍前途的悲觀分析及要求毛澤東、朱德離開部隊到中央等指示的影響，紅四軍黨內意見分歧日益擴大，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嚴重泛濫。毛澤東在紅四軍黨的七大上試圖加以解決，但未能成功，并被迫離開前委書記的崗位。會后，在紅四軍七大上當選為前委書記的陳毅到上海向中央匯報工作。9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了由陳毅按照周恩來多次談話和中央會議精神代黨中央起草并經周恩來審定的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來信)，在紅四軍黨內爭論的幾個原則問題上支持了毛澤東的觀點，并對紅軍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根本任務、前途、發展方向、戰略戰術、組織訓練以及黨的工作等問題作了明確指示，為紅四軍黨內問題的解決提供了重要條件。

　　紅四軍黨內問題的產生，不是偶然的。它“自然是由于黨的組織基礎的最大部分是由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成分所構成的;但是黨的領導機關對于這些不正確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堅決的斗爭，缺乏對黨員作正確路線的教育，也是使這些不正確思想存在和發展的重要原因”。同時，也與當時黨中央和紅軍內部一些人不相信革命高潮會很快到來，不贊成通過工農武裝割據建立紅色政權，而是希望進行輕便的流動游擊擴大政治影響，最后達到奪取全國政權的思想有著必然聯系。它所反映的并不僅僅是紅四軍黨內一部分人的認識，在當時各根據地黨和紅軍中也有很大影響。這個問題形成的根源，在于怎樣認識農村革命根據地與奪取全國勝利的關系，是以城市斗爭為主來促進全國革命高潮，走“城市中心”的道路，還是以農村武裝割據為主，把農村根據地作為奪取全國政權的決定性因素，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已成為黨領導紅軍在農村環境下進行革命的關鍵，而其根本的原因則在于應該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和外國經驗。

　　1929年12月，毛澤東主持召開了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即古田會議)。會議根據中央九月來信的精神，選舉產生了以毛澤東為書記的紅四軍前敵委員會，通過了毛澤東主持起草的決議案，形成了以糾正黨內各種錯誤思想、用無產階級思想進行軍隊和黨的建設為中心思想的古田會議決議。其一，決議著重分析了當時紅四軍黨內存在的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主觀主義、個人主義、流寇主義等各種非無產階級錯誤思想的根源、危害，提出了糾正的方法，強調糾正紅四軍黨內存在的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對于執行黨的正確路線、完成中國革命斗爭給予紅四軍的任務等具有重大的意義。其二，決議明確提出了從思想上建黨和從政治上建軍的原則，特別是加強黨的思想政治建設的重要性，規定了黨內教育的內容、目標和方式、發展黨的基層組織和加強黨的組織建設的任務，并規定了紅軍的宗旨、性質和任務，提出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加強紅軍思想政治工作和軍隊內外部關系等一系列重要原則，初步回答了在農村中、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條件下，如何保持黨的無產階級性質和建設新型人民軍隊等重大問題，成為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獻。其三，決議在指出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同時，著重將黨和紅軍的建設與鞏固革命根據地和建設革命政權緊密聯系起來，強調紅軍不僅要打仗，還要擔負宣傳、組織和武裝群眾以及幫助群眾建立政權的任務，而紅軍要是離開了這些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義。因此，要做建立根據地和建立人民政權的艱苦工作，并由此去擴大政治影響，這就為后來的農村包圍城市道路思想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礎。這個決議后來不僅在紅四軍中得到實際貫徹，也在其他紅軍中逐步得到實行，對黨和紅軍的建設及根據地發展等產生了深遠影響。

　　農村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發展壯大的事實表明，毛澤東所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新道路，是大革命失敗后黨引領中國革命走向復興的正確道路。它揭示了以農村為工作重點、到農村去發動農民進行土地革命、開展武裝斗爭、建設根據地，這一大革命失敗以后中國革命發展的客觀規律。這條革命新道路的開辟，是黨領導人民不懈探索的重要成果，凝聚了黨和人民的集體智慧，而毛澤東在這一過程中所作出的重大貢獻是不可替代的。1930年1月，毛澤東在黨內的一封通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針對黨內仍然存在的右傾悲觀思想，進一步闡述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思想。一方面，毛澤東充分說明了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強調在半殖民地的中國，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域的發展，是無產階級領導下農民斗爭的最高形式和必然結果，成為推進全國革命的最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毛澤東肯定了“朱德毛澤東式、方志敏式”等依托鞏固的根據地，深入開展土地革命、擴大人民武裝和建立工農政權這一革命模式的正確性。開始將此前在井岡山時期關于小塊紅色政權何以存在和發展的問題同全國革命高潮的實現相聯系，賦予其更為重要的地位。毛澤東不僅在實踐上正式把武裝斗爭的立足點放在農村，創造性地解決了堅持和發展農村革命根據地所必須回答的一系列根本問題，而且從理論上對中國革命發展道路問題作出深入闡述，基本上形成了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理論。

　　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理論，是對大革命失敗后黨領導紅軍和農村根據地斗爭經驗的科學總結，是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同當時黨內一些人的右傾悲觀思想，尤其是同當時黨內“左”傾教條主義錯誤思想的斗爭中形成的。為從思想上克服黨內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指示和蘇聯經驗神圣化的錯誤傾向，1930年5月，毛澤東寫成《反對本本主義》一文，提出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馬克思主義的本本要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中國革命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等重要論斷和“從斗爭中創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線”，初步形成了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等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思想，為中國革命新道路的開辟奠定了思想路線和工作路線的基礎。

　　三、中央紅軍反“圍剿”戰爭從勝利到失敗與毛澤東在中央領導地位的確立

　　1930年上半年，“紅軍運動已經逐漸發展成為國內政治的重要因素”。全國先后創建贛南閩西、湘鄂贛、鄂豫皖、閩浙贛、左右江、陜甘邊等大小幾十塊根據地，紅軍發展到7萬余人。紅軍和農村根據地的發展，使得原本就不斷對其進行“圍剿”的國民黨蔣介石感到大為震驚。中原大戰結束后，蔣介石即迅速調集重兵，親自到達武漢主持召開湘鄂贛三省的“剿共”會議，部署對朱、毛等各根據地紅軍更大規模的“軍事圍剿”。從1930年10月開始近一年的時間內，蔣介石就先后發動了對中央蘇區和紅一方面軍的三次大規模軍事“圍剿”，國民黨投入的兵力也隨之從10萬到20萬再到30萬，軍事“圍剿”與反“圍剿”斗爭日益激烈，中國革命已經進入以農村根據地為戰略基地進行大規模反“圍剿”戰爭的新階段。

　　為集中應對國民黨的大規模軍事“圍剿”，黨中央加緊推進蘇區中央局的建設進程。1930年10月24日，黨中央在《關于蘇維埃區域目前工作計劃》中指出，要將湘鄂贛聯接到贛西南的一大片區域發展成為蘇區中央根據地，建立鞏固的全國性蘇維埃政權，并決定立即設立中央局和中央軍事委員會。隨后，中共中央在《關于對付敵人“圍剿”的策略給長江局轉紅一三兩集團軍前委的指示》中，決定正式成立蘇區中央局，“暫以澤東同志代書記”，任命朱德為一、三集團軍總司令，要求整個蘇維埃區域的一切政治軍事指導集中統一到中央局。在毛澤東、朱德的正確指揮下，紅一方面軍在僅有4萬余人的情況下，堅持“誘敵深入赤色區域待敵疲憊而殲之”的作戰方針，積極利用根據地的有利條件，廣泛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堅持在運動中消滅敵人，先后將深入根據地的國民黨軍各個擊破。紅軍歷經近一年的艱苦作戰，先后打破國民黨第一、二、三次大規模“圍剿”，贛南、閩西根據地基本連成一片，根據地擴大到21個縣，人口達250萬余人，為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形成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建立創造了重要條件。與此同時，中央先后任命毛澤東為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主任和中央軍委主席，并在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這就在實際上形成了毛澤東在中央根據地黨和紅軍中的核心地位。毛澤東在正確指揮紅軍反“圍剿”戰爭的同時，還特別重視發揮蘇維埃政權在經濟建設、文化教育、改善民生和發展生產等方面的作用，并將其與進行土地革命、武裝斗爭和鞏固革命根據地緊密結合，初步解決了在以革命戰爭為中心的條件下，如何開展土地革命、如何建立政權，以及如何進行根據地經濟、政治、文化建設等問題，成為黨創造中國新社會和學會治國安民藝術的重要開端。

　　紅一方面軍之所以能夠連續三次戰勝數倍于己的國民黨軍隊的“圍剿”，與毛澤東、朱德等紅軍領導者堅持正確的戰略戰術密不可分，毛澤東關于反“圍剿”戰爭的戰略思想和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原則在此基礎上也得以初步形成。一是毛澤東科學分析了中國革命戰爭的主要特點和基本規律。他認為，在中國這樣一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國，“以農業為主要經濟的中國的革命，以軍事發展暴動，是一種特征”，而“怎樣對付敵人，怎樣作戰”則成為根據地日常生活的中心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革命展現的敵人的強大、紅軍的弱小、有黨的領導和土地革命的開展等具體特征，就規定了中國革命戰爭的路線及其戰略戰術，決定了中國革命的持久性和呈現出的“圍剿”又“圍剿”、打破又打破的這種長期反復的規律。二是確立了實行人民戰爭的一系列戰略戰術原則。在井岡山時期，毛澤東、朱德就從敵強我弱的特點出發，指揮紅四軍廣泛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形成了“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波浪式的推進和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等游擊戰的戰略戰術。在領導紅一方面軍進行的三次反“圍剿”作戰中，又進一步提出了帶游擊性的運動戰戰略戰術，主要包括以根據地為戰略依托，實行戰略退卻、誘敵深入、待機破敵;在戰役上集中優勢兵力進行運動戰，避實就虛，速戰速決;并不失時機地開展進攻，乘勝追擊，準備打破新“圍剿”等。到第三次反“圍剿”取得勝利，全部紅軍作戰的原則就形成了。

　　毛澤東關于中國革命戰爭的一系列戰略思想和戰略戰術原則，集中解決了工農紅軍如何以劣勢兵力和落后裝備去戰勝強敵的問題。這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列寧主義軍事學說的重要貢獻，為紅軍反“圍剿”戰爭提供了重要的軍事戰略思想。但由于1931年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后，王明“左”傾錯誤在全黨占據統治地位，毛澤東對中央革命根據地黨和紅軍的正確領導逐漸遭到“左”傾錯誤的否定和排斥。盡管如此，由于毛澤東在中央革命根據地黨和紅軍中的重大影響，特別是他所代表的正確的軍事戰略在紅軍反“圍剿”戰爭中曾經發揮過的重要作用，在隨后所進行的第四次反“圍剿”中，周恩來、朱德等人仍然堅持運用毛澤東以往在反“圍剿”作戰中形成的戰略戰術原則，最終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的重大勝利。然而，在1933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進駐中央蘇區后，“左”傾領導者完全否定了毛澤東此前在實踐中所形成的一系列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思想和原則，機械教條地套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軍事理論和蘇聯紅軍的作戰經驗，使紅軍第五次反“圍剿”最終遭到失敗，被迫進行戰略性轉移，并在長征初期使紅軍繼續遭受慘重損失。正是由于紅軍反“圍剿”斗爭勝利與失敗的鮮明對比，使全黨深刻認識到毛澤東所代表的路線和方向的正確與“左”傾中央的路線的錯誤，才有黨中央在長征險境中召開的遵義會議上對“左”傾錯誤領導的糾正和毛澤東在全黨領導核心地位的開始確立。

　　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的確立，不是偶然的。它經歷了從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艱難轉折，又經歷了中央紅軍從第一、二、三、四次反“圍剿”戰爭的勝利到第五次反“圍剿”嚴重失敗的考驗，最后由遵義會議開始確立起來的。正如鄧小平所說：“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后，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的卓越領導，中國革命有極大的可能到現在還沒有勝利，那樣，中國各族人民就還處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之下，我們黨就還在黑暗中苦斗。”土地革命戰爭興起與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證明，正是由于毛澤東在當時代表了黨內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尋找中國革命走向復興正確的方向，由于他在艱辛探索中進行了一系列實踐創新、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才使他在后來能夠成為全黨的政治核心。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深入研究土地革命戰爭的興起與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形成，對于引領全黨牢固樹立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不斷推向前進，具有極為重要的當代價值和啟示意義。

　　(作者簡介：田克勤——東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與黨的建設、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