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我們在此摘要刊登吳冷西同志所著《十年論戰》一書中第三章的內容，回顧毛主席1957年11月率團前往蘇聯參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慶典并同時參加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的情況。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在一些重大問題上，諸如戰爭與和平問題、議會道路問題等等，在國際共運內部還存在很大分歧、存在各種各樣的意見。其中影響最壞的，是赫魯曉夫為首的蘇共中央在其“20大”上拋出了一系列錯誤觀點，例如認為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可以“和平共處”，例如認為資本主義國家可以經過和平方式過渡到社會主義，等等。

　　一方面是蘇共帶了壞頭，另一方面是各國共產黨、工人黨在政治上、政策策略上都很不成熟，所以各種錯誤觀點一時難以消除、各方的意見難以統一。但是，面對強大的帝國主義陣營，國際共運又急需加強團結。我們從文中可以看到，毛主席為了促進各國共產黨、工人黨的團結、合作，包括促成兩個宣言的簽署，做了很多工作，發揮了極大的靈活性。同時，鑒于蘇共當時的地位和威望，對于蘇共的一系列錯誤觀點，毛主席也采取了靈活的方式。而且，毛主席當時還在努力維護蘇共的形象和蘇共在國際共運中的領導地位，可見毛主席的胸襟和智慧。

　　當時，影響國際共運團結的，還有一個重大因素，就是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上拋出了“秘密報告”，大反斯大林。這在國際共運中造成了極大的分歧和混亂，也助長了各國兄弟黨中一些反斯大林的情緒。毛主席在參加1957年莫斯科會議期間，對斯大林問題采取“先抑后揚”的策略，先指出斯大林的一些缺點、不足，然后指出斯大林問題屬于國際共運內部同志之間的分歧，這樣就把赫魯曉夫挑起的反斯大林情緒捂了回去。

　　國際無產階級和全世界勞動人民從1917年開始實踐十月革命的道路，到1957年的時候，已經處于一個曲折的路口。因此，我們學習毛主席當時的政治策略和斗爭藝術，是十分有益的。

　　后來蘇聯修正主義集團一意孤行、頑固到底，各國兄弟黨由于政治上的不成熟，很多黨都跟著蘇修跑、攻擊中共，1960年代、1970年代國際共運出現了更大的曲折。痛定思痛，我們認真回顧1957年時候的情況，認真學習毛主席當時是怎樣捍衛原則、又是怎樣發揮靈活性的，極其必要。

　　1957年11月2日，毛主席為首的中國黨政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40周年慶祝大典，同時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毛主席率領代表團到蘇聯去祝賀十月革命40周年，這當然是一個重大的政治行動。但是，更重要的是參加后來舉行的12個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和有60多個兄弟黨參加的各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在慶祝十月革命40周年紀念活動時召開兄弟黨國際會議，是蘇共首先提出來，并邀請毛主席訪蘇。毛主席提前赴蘇是要為大會準備一個好的各國共產黨共同宣言。從11月6日起，中蘇兩黨代表團各出幾個人開始討論蘇聯的第二稿和我們的初稿。雙方討論的結果，一致同意以中共代表團起草的稿子為基礎，進行修改、補充。到11日才完成中蘇兩黨共同提出的宣言草案，隨后交給各兄弟黨。

　　從12日起各兄弟黨開始協商，在協商過程中間各種各樣的意見都有。

　　毛主席到達莫斯科以后，多次跟赫魯曉夫接觸，交換了對宣言草案的意見。

　　毛主席和赫魯曉夫還談到會不會發生戰爭的問題。

　　毛主席說，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美國不敢發動世界大戰，因為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很強大。我們對戰爭的態度，第一是反對，第二是不怕。反對是沒有問題的。不怕呢，因為你怕也沒有用，你越怕危險就越大，你不怕不見得戰爭就打起來。與其天天提心吊膽，不如索性不怕。我們還是應該爭取延長和平時期。第一次世界大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有20年。第二次大戰結束到現在，已經過去12年，還有8年就夠20年，我們應該爭取這8年里面不打仗。但是，也要準備美國人發動戰爭，這個警惕性不能放松，不過我們的戰略還是防御戰略，不是進攻戰略。毛主席問赫魯曉夫，你看是不是這樣?赫魯曉夫說，是這樣，贊成你的意見。

　　毛主席第一次同波蘭共產黨第一書記哥穆爾卡交換意見，是在列寧山體育館召開十月革命40周年慶祝大會的時候，在開會前和開會后都同哥穆爾卡談話。在交談中，哥穆爾卡提出宣言草案一些措詞太尖銳等。另外，哥穆爾卡不贊成提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更不贊成搞國際機構，像第三國際那樣。

　　毛主席沒有同意他的基本觀點，但是也考慮到他的意見，對宣言草案做了一些適當的非原則性的修改。

　　11月15日晚上，毛主席到莫斯科郊區別墅區波蘭代表團住地拜訪哥穆爾卡。哥穆爾卡不贊成“美國獨霸世界”的提法。

　　哥穆爾卡說，他有這樣的感覺，這次會上，今天的委員會中，是大家攻波蘭一家。毛主席就開玩笑地跟他說，你說大家攻你一家，也可以說是波蘭一家攻大家。我們跟蘇聯同志就爭論了五天才拿出一個共同草案來，但這個共同草案里面還有分歧，一直爭論到現在還沒有取得完全一致。可見是可以商量的。

　　哥穆爾卡說，總有這樣的感覺，感到壓抑。如果一定要少數服從多數的話，波蘭黨就不能在宣言上簽字。

　　毛主席說，不同的意見還是可以商量，彼此做些讓步，你讓一步，我讓一步，取得一致。我們還是協商一致解決問題，不是少數服從多數。

　　11月8日，毛主席和英共波立特、高蘭談話。毛主席主要是講了國際形勢現在發展到一個轉折點，他列舉了十件大事，也就是后來毛主席在莫斯科兄弟黨會議上發言中講的十件大事。還談了我們對和平過渡問題的觀點，講要準備兩手。波立特和高蘭都表示贊成，不過他們強調，英國還是有和平過渡的可能性，下一屆政府可能是英國工黨上臺，工黨上臺對和平過渡更有利。

　　當天，毛主席又和法國共產黨多列士談話。多列士表示贊成蘇共的第二稿。他認為，提和平過渡兩種可能性是可以的，但是他覺得通過選舉來奪取政權的可能性很小，應該準備用暴力，如果不是這樣的話，就解除了自己的思想武裝。

　　毛主席問多列士：如果要你們簽字怎么樣?

　　多列士說，我們不準備簽字，但是我們可以提意見。對宣言中間有關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的方針政策、戰略路線這些問題我們要提意見，但是我們還是不簽字為好。黨的威信不是依靠在宣言上簽字來提高的，而是靠工作來提高的。

　　11月9日，毛主席同法共杜克洛談話。這次談話跟同英共第二次談話一樣，主要是聽杜克洛介紹法國和整個西歐的情況，問到社會黨、社會民主黨的情況，法屬非洲的情況，荷蘭、比利時、共同市場、西德軍國主義等情況。

　　毛主席說現在赫魯曉夫對兄弟黨的關系比過去好一些，相互之間可以討論問題。現在蘇共處在不穩定的時期，我們希望他們穩定，對他們還是要采取幫助和支持的態度。我們對蘇共的缺點也還是批評的，并不是赫魯曉夫說的一切都是對的，但是只在內部批評。

　　11月9日，毛主席又和英共波立特和高蘭談話，主要是請他們介紹英國的情況。他們介紹了英國保守黨、工黨的情況。當談到他們自己黨的時候，波立特非常不滿意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上大反斯大林。

　　毛主席說，全盤否定斯大林當然不對，但你們黨減少一點黨員也不壞，這樣你們黨更結實、更堅強了。那些動搖分子本來就是修正主義，這一下暴露出來了，隱藏在黨內反而不好。法國黨不準備簽字，意大利黨也不準備簽字。英國黨不一定非在宣言上簽字不可。中國黨代表團準備建議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黨都不在這個宣言上簽字。只有社會主義國家的12個黨簽字。現在波蘭黨還需要說服以后才能簽，如果他實在不簽，11個黨簽也可以。南斯拉夫黨過去就講過不簽。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態度是不能勉強。

　　12日和16日毛主席會見印度共產黨代表團，主要是聽他們介紹印度的情況、尼赫魯的情況和中印關系。

　　毛主席說，在亞洲，中國黨和印度黨負有特殊的責任，因為兩個國家都是大國。我們應該經常交換意見。我們兩個國家經濟上落后一些，但是兩國人民要求革命的情緒比較強烈，有弱點也有優點。談到對形勢的估計時，毛主席說，不要認為一定是歐洲先革命成功，然后亞洲革命成功。歷史已經表明，不是歐洲發達國家先革命成功，而是歐洲不發達的國家先革命成功。蘇聯當時也不算是發達的國家，比起西歐來講是落后很多，東歐也比較落后，但是這些國家先革命成功了。中國在亞洲是比較落后的國家，更不用說跟西歐、北美比了。但是中國革命也是先成功了，不要以為自己落后就自滅志氣。

　　18日晚上，毛主席才同意大利共產黨領導人陶里亞蒂做了一次長談，從晚上10點鐘一直談到第二天早上兩點鐘，談了四個鐘頭。

　　毛主席同陶里亞蒂談話，主要是了解意大利黨內的情況，意大利農村的情況，城市小資產階級的情況，以及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大主教民主黨、保皇黨、法西斯黨等的情況，還了解了羅馬教廷的情況。毛主席還同他交換了對西方國家政治家心理狀態、精神狀態的看法，比如他們是不是非常自信，是不是覺得萬事如意，對社會主義國家、對殖民地有什么看法。談這些情況的時候，差不多都是毛主席不斷地提問題，請陶里亞蒂逐一介紹，毛主席非常用心聽。

　　毛主席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有人民陣線，意大利將來可不可以有一個過渡，先成立人民陣線的政府，聯合小資產階級的左派，就是社會黨的左派，然后轉變到無產階級專政。陶里亞蒂說，這也有可能，所以將來意大利有可能先經過一個過渡階段，第一階段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到第二階段才是無產階級專政。

　　縱論兄弟黨關系與世界大勢

　　在莫斯科會議期間，毛主席除了跟兄弟黨會談，還在12黨全體大會和60多個黨的全體大會上作了三次發言。

　　第一次是毛主席和哥穆爾卡、英共、法共、印度共產黨接觸之后，在11月14日12個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大會開始時做了一次即席發言。著重講了為什么中國黨要提出以蘇聯為首的道理。他說，我們社會主義陣營外部還存在帝國主義陣營，他們是有頭的，是以美帝國主義為首的。如果我們沒有頭，就組織不起來，就沒有力量。現在世界范圍內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解決，還有嚴重的斗爭。所以從社會主義陣營外部的情況，世界范圍的情況來講，需要有一個頭。毛主席說，中國黨過去對蘇共是很有意見的，因為我們黨最嚴重一次“左”傾路線錯誤同蘇聯共產黨有關，但這不應該成為蘇聯不能夠為首的理由。現在我們的敵人是全副武裝的，而我們現在擁有全副武裝的也只有蘇聯，它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也是最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現在全世界也只有一個蘇聯能夠發射人造地球衛星。如果一旦有事，我們大家還是要靠蘇聯，這是大局。希望大家認識這個大局。其他一些小的別扭是一個小局。小道理要服從大道理。

　　毛主席的第二次講話，是11月16日在12個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會議快結束的時候，當時各兄弟黨對宣言經過反復討論，雖然沒有最后定稿，但基本上取得了一致。

　　毛主席說，我看我們這個宣言是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宣言。我們力求和平，力求團結，沒有冒險主義，也沒有機會主義。這個宣言總結了幾十年的經驗，尤其是近幾年的經驗。這些經驗是從痛苦中間得來的，我們要感謝這些痛苦，它使我們開動腦筋，努力去避免再發生這樣的痛苦。我們這個宣言所以搞得這么好，還因為我們采取了一個正確的方法，這就是協商的方法，在討論過程中間，我們既堅持了原則，又有靈活性，是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統一。

　　16日以后，就召開68黨大會。68黨大會是從16日開到19日。毛主席在會議結束之前，18日發表了一次講話。

　　毛主席在講話中說，40年前的十月革命是整個人類歷史的轉折點，那么現在又到了一個新的轉折點。當然在這之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反法西斯戰爭有一個轉折點，這個轉折點就是斯大林格勒戰役。從此希特勒走下坡路，蘇聯紅軍勢如破竹，一直打到柏林。斯大林格勒這一仗是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折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現在又遇到一個新的轉折點。

　　毛主席講到，現在的形勢同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西方帝國主義那么猖狂、那么神氣，不大一樣了，也同去年反蘇浪潮中間西方給我們臉上抹黑，大反共產主義很不一樣了。今年的形勢是，我們的天下是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下是一片烏云。接著毛主席就列舉十件事來論證國際形勢到了一個轉折點。

　　第一件事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在第二次大戰勝利在望的時候，英美蘇首腦1945年初在雅爾塔開會，同意將德國易北河以東作為蘇聯紅軍的進攻區，這樣就使得東歐國家有可能變成為社會主義國家。

　　第二件大事是中國革命的勝利。我們把蔣介石幾百萬大軍都消滅了，美國也幫不了忙，蔣介石只好跑到臺灣去了。

　　第三件事是朝鮮戰爭。我們警告美國不要打過三八線，否則中國是不會坐視的。美國不聽，硬是要突破三八線，結果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把美國打回到三八線。最后，1953年我們在三八線上突破21公里，美國只好在停戰協定上簽字。

　　第四件事是越南戰爭。以胡志明同志為首的越南黨領導人民把法國人打敗了。于是開了一個日內瓦會議，法國人同意把大半個越南劃給越南民主共和國，美國人想阻撓也沒阻撓得了。

　　第五件事是蘇伊士運河事件。英法兩個帝國主義侵略埃及，占領蘇伊士運河區，引起了全世界人民反對，蘇聯提出了嚴重的警告，英法軍隊被迫撤退。

　　第六件事是敘利亞事件。美國計劃好要打的，它的軍隊在黎巴嫩登陸，又遭到各國人民反對，蘇聯又講了話，美國人就不敢打了。這件事情還沒有完，可能將來還會出亂子。

　　第七件事是蘇聯發射兩顆人造地球衛星上天。美國說它自己很厲害，但是它一個人造衛星也沒有發射上去，蘇聯做了先鋒。

　　毛主席說，從這七件事就可以得出這么一個概念，西方世界被拋在我們后面了，我們做得好的話，就可以一直把它拋在后面。

　　第八件事是英國退出亞洲、非洲一大片殖民地、半殖民地。

　　第九件事是荷蘭退出印度尼西亞。

　　第十件事是法國退出敘利亞、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看起來也很可能還要退出阿爾及利亞。

　　毛主席說，從上面這些事情看，是原來落后的國家強一些，還是西方的發達國家強一些?是印度強一些，還是英國強一些?是印尼強一些，還是荷蘭強一些?是阿爾及利亞強一些，還是法國強一些?據我看，所有帝國主義都是下午6點鐘的太陽，而我們是早上6點鐘的太陽。這就形成一個轉折點，把西方國家拋到后面，我們占了上風，不是西風壓倒東風，而是東風壓倒西風。根本的問題是，決定歷史的不是由鋼鐵數量的多少來決定，而首先是由人心向背來決定。歷史上從來就是這樣，從來就是弱者戰勝強者，沒有槍的人戰勝全副武裝的人。布爾什維克曾經一支槍也沒有，但是終于打倒了沙皇政府，那時候蘇聯共產黨只有4萬人，十月革命的時候也只有24萬人。

　　毛主席說，紙老虎是我1946年對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談話的時候說的。我說的意思是，希特勒是紙老虎，他被打倒了;沙皇也是紙老虎，中國皇帝也是紙老虎，日本帝國主義也是紙老虎，都被人民打倒了。現在美帝國主義還沒有倒，還有原子彈，但我看也是紙老虎。我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中國共產黨同敵人進行了長期的殘酷斗爭，在這長期的斗爭中間，我們慢慢形成了一個概念。這個概念就是，我們在戰略上要藐視一切敵人，在戰術上要重視一切敵人。也就是我們在整體上要藐視它，要打倒它。

　　毛主席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寫《共產黨宣言》的時候，就講要打倒全世界資本主義。根據歷史發展的規律，我們有根據藐視它。但是并不是輕視敵人，在戰術上我們一定要重視一切敵人，就是說，在一些具體問題上要重視它，要認真地、具體地研究如何同它斗爭。這樣我們一方面不至于犯右傾機會主義，在敵人面前驚慌失措，喪失斗志，沒有信心;另一方面又是認真地同敵人進行具體的斗爭，一仗一仗地同它打，一部分一部分地消滅敵人，直到最后的完全消滅敵人，這樣就不會犯“左”傾機會主義。這好比吃飯一樣，我們戰略上要藐視吃飯，這頓飯我們一定能夠吃下去。但具體來講，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不能把一桌子酒席一口吞下去，這就要逐個解決，軍事上叫做各個擊破。

　　毛主席又說，我們說原子彈也是紙老虎，就是不要怕原子彈。帝國主義手里有原子彈，蘇聯也有，要設想一下，如果爆發戰爭要死多少人?這個問題最初是我同尼赫魯會談時提出來的。尼赫魯說，原子彈不得了，美國人講了，原子彈一打世界就要毀滅。不是我們要打原子彈，是美國人要打原子彈，拿原子彈來嚇唬我們，拿氫彈來嚇唬我們。我們怎么辦呢?是不是一打原子彈全世界的人就死光了呢?我當時回答尼赫魯說，極而言之，如果打原子彈的話，美國一定要打，我們也沒有辦法。它要打，極而言之打死世界人口的一半，可是還有一半人口，他們還要革命，還要造反。如果帝國主義要打原子彈，最后的結果是帝國主義滅亡，全世界社會主義發展。現在有27億人口，死掉一半，還有13.5億，再過若干年，人口又會增加到27億，而且一定還會更多。

　　毛主席說，我覺得我們要有這么一個思想準備，不要怕原子彈，不要怕帝國主義拿原子彈來嚇唬我們。我們中國人曾經這樣說過，如果帝國主義硬要打仗，我們也只好橫下一條心，打完仗再建設。如果我們天天都怕戰爭，戰爭來了怎么辦?我們不是帝國主義的參謀長，又不能決定什么時候打，在什么地方打。我們怕也不管用，與其天天怕不如索性不怕。對這個問題，既要藐視它，又要認真對待它。從藐視這點講，原子彈也是紙老虎，跟帝國主義是紙老虎一樣，我們戰略上藐視它，戰術上重視它。這沒有機會主義，也沒有冒險主義。

　　毛主席在18日講話的第三個問題是團結問題

　　毛主席說，這次會開得很團結，反映在我們60多個黨的大會上有一股朝氣。毛主席說，聽了哥穆爾卡的講話很高興(哥穆爾卡17日在大會上講話時說，應該以蘇聯為首，這是一個真理，不是人為的，是歷史自然形成的)。

　　毛主席說，南斯拉夫同志說他們在12黨宣言上簽字不方便，他們黨中央討論過這個問題，決定不在12黨宣言上簽字，他們搞國內建設需要向西方世界貸款，要美援。西方的經濟援助、軍事援助在南斯拉夫占相當大的比重，他們黨不能在罵美帝國主義的宣言上簽字。但是我很高興南斯拉夫同志準備在第二個宣言上簽字(按：第一個宣言是指由12個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簽字、征求了60多個黨的意見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宣言》;第二個宣言是指有64個黨簽字的和平呼吁書，也叫《和平宣言》)。這就表示團結，他們沒有在12黨的宣言上簽字，使本來13個社會主義國家缺了一個，從13個變成12個。南斯拉夫同志說他們有困難，我們想不簽也可以，不要強加于人。南斯拉夫同志不愿意簽字就不簽好了。我想，若干年后他們可能會在像第一個宣言那樣宣言上簽字的。

　　毛主席還說，我只想講團結的方法問題。他說，對同志，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敵對分子、破壞分子，就要采取團結的態度。對這些人要采取辯證的方法，不要采取形而上學的方法。所謂辯證的方法，就是一切事物是可以分析的。要承認人總是會犯錯誤的，不要因為一個人犯了一些錯誤就否定他的一切。列寧就講過不犯錯誤的人是沒有的。我自己也曾經犯過許多錯誤，這些錯誤對我很有益處，教育了我。所以任何人都需要別人來支持。中國有句成語叫做：“一個好漢要三個幫，一個籬笆也要三個樁。”中國還有一句成語叫做：“荷花雖好，也要綠葉扶持。”中國還有一句成語：“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這就是集體領導，單獨一個諸葛亮是不完全的，有缺陷的。

　　毛主席說，我們這次12黨的宣言不是經過好幾稿嗎?到現在文字上的修改還沒有完結。把一個人看作全智全能，像上帝一樣，那種看法是不對的。所以對犯錯誤的同志要采取一個適當的態度，就是分析的態度，辯證的態度，不要采取形而上學的態度。就是說，對犯錯誤的同志，第一要斗爭，就是批判他的錯誤思想，肅清他的錯誤思想；第二要幫助，幫他改正錯誤。在中國，這叫做“一斗二幫”，就是從善意出發，來幫助他改正錯誤，斗是為著幫他改正錯誤，使他有一條出路。

　　毛主席說，對另一種人就不同了，像托洛茨基，像陳獨秀、張國燾，那只能打倒。對希特勒、蔣介石、沙皇，也只能打倒。那是敵對分子，是敵人。對帝國主義制度、資本主義制度，最后也只能打倒。這是從整個戰略上說的，但在策略上有時候就需要妥協。我們在朝鮮三八線不是跟美國人妥協了嗎?在越南不是同法國在17度線妥協了嗎?所以在各個策略階段上，要善于斗爭，也要善于妥協。

　　毛主席說，對敵人是這樣，那么對同志中間的關系呢?我們之間有不同的意見就需要談判，不要以為加入共產黨的個個都是圣人，沒有錯誤，互相之間沒有分歧、沒有誤會了，都鐵板一塊、整齊劃一了，不需要談判，不需要交換意見，不需要協商了。這些還是需要的。因為加入共產黨的人，有100%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有90%的、80%的、70%的、60%的，甚至有50%的、40%的，所以還是要談判，還要幫助改正錯誤，用幫助的精神來談判，從團結的愿望出發。這就不同于跟帝國主義的談判，這是共產主義內部的談判。我們這次召開12黨會議不就是談判嗎?60多黨的會議不也是談判嗎?實際上都是談判，互相妥協，在不損害原則的基礎上接受別人的可以接受的意見，放棄一些自己的可以放棄的意見，這樣就能夠使大家逐漸取得一致。

　　毛主席說，我們對犯錯誤的同志，一方面跟他斗爭，另一方面跟他團結，斗爭的目的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原則，這是原則性，團結就是給他一條出路，跟他妥協，這是靈活性，兩方面加在一起，叫做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統一。我們的大會之所以取得圓滿的成功，就是因為用了這種方法，團結的、協商的、談判的方法，互相交換意見的方法，互相妥協的方法。

　　毛主席還說，在會議過程中，我想到一些問題，就是我們要講辯證法，要講哲學。哲學要走出哲學家的小圈子，到廣大人民群眾中間去。我有一個建議，希望各兄弟黨的政治局會議上、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上，能夠談談怎么運用辯證法的問題。

　　爭論和協商一致

　　起草委員會開始是由中蘇兩黨的代表組成。從11月6日以后，12個社會主義國家黨加上南斯拉夫黨的代表都參加了，又吸收法國黨和意大利黨的代表參加。這樣，一共有15個黨的代表參加起草委員會。后來，又擴大為60多個黨都有代表參加。

　　當參加起草委員會的我黨代表把各國情況向毛主席匯報后，毛主席認為，既然起草委員會發生這么大爭論，蘇聯又這么緊張，可以更多地聽聽西方國家兄弟黨的意見。于是他親自同英國黨、意大利黨、法國黨交換意見。

　　毛主席分別問他們，現在的革命形勢怎么樣?他們普遍認為，現在沒有革命形勢，如果沒有大的震動，比方說世界大戰，要爆發革命是不可能的。現在處于資本主義的和平發展時期，所以要充分利用議會。毛主席說，有沒有可能在最后大震動到來的時候，可以通過議會奪取政權?英國黨說，這個事情沒有把握，法國黨也說沒有把握。意大利黨說，到大震動來的時候，議會是否存在還是個問題。

　　經過一系列交換意見之后，毛主席認為，應當提出兩種可能性。從理論上、原則上講，不通過暴力革命是不能奪取政權的，因為資產階級不會自動讓出政權，一定會使用暴力鎮壓無產階級的，這是歷史已經證明的理論原則問題，這是戰略問題。但是，在和平時期，為著爭取群眾、動員群眾，可以提出一個策略口號，就是我們希望能夠通過議會斗爭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這是我們的愿望。我們并不是拒絕、反對和平過渡，也是希望能夠和平過渡。同時應當強調，究竟是和平過渡還是非和平過渡，與其說決定于無產階級，不如說決定于資產階級，因為資產階級是不會自動放棄政權的。當然，如果它們使用武力的話，我們只能也使用武力進行自衛，進而奪取政權。

　　蘇聯黨竭力要求我們照顧蘇共“20大”通過的決議，說那是他們黨的路線，不能變動。最后，毛主席認為可以作適當的妥協。他在同赫魯曉夫一起吃飯時明白告訴赫魯曉夫說，關于和平過渡問題，我們的意見都說了，你們堅持不能接受。現在宣言中關于這個問題的寫法不必再修改，但是我們保留意見，我們寫一個備忘錄給你們，把我們的意見說清楚，這樣在會上就可以通過宣言。

　　毛主席在會議快要結束的時候，在跟赫魯曉夫會談時說，既然你們一直堅持要寫，感到確實需要，那么我們可以照顧你們。現在大家在許多重大問題上都已經達成一致意見，我們愿意在這個問題上妥協，照顧照顧你們。赫魯曉夫聽后非常高興。

　　由于代表團貫徹了中央的正確方針，最后12個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簽訂了一個宣言，即《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宣言》，也叫《莫斯科宣言》。總的來說，整個莫斯科兄弟黨國際會議是成功的。大家就整個國際形勢，對戰爭與和平的問題，對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運動的戰略和策略，對保衛和平問題，特別重要的是對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共同規律取得了一致意見，以及對兄弟黨相互關系中應該遵守的原則，都取得了一致意見。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同志式的話別

　　對這次莫斯科的兄弟黨國際會議，各兄弟黨普遍感到滿意。

　　蘇聯共產黨是感到滿意的。赫魯曉夫在11月19日晚上舉行告別宴會的時候跟毛主席說，這次會議開得很成功，在這種時候很需要聽到中國黨的聲音，很需要中國黨的支持。

　　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哥穆爾卡。他在會議上發表了一篇熱情洋溢的講話。并且他離開莫斯科之前，率領波蘭代表團成員，到中國代表團住地——克里姆林宮向毛主席辭行。

　　毛主席說，我還想提點意見供波蘭同志們參考。我們中國黨犯過“左”傾機會主義錯誤，也犯過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這樣才教會我們黨怎么樣來正確對待戰略、策略問題，怎么樣才能實事求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自己國家的實際結合起來。只有成功的經驗還不行，還要有失敗的經驗。沒有失敗的經驗就不能比較，而且最好既犯過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也犯過“左”傾機會主義錯誤，這樣才可以比較，才會在人們的腦子里引起震動，才能夠找到既不“左”又不右的正確路線。對犯錯誤的人，應該采取正確的態度，不要一棍子把他打死，使他感覺到沒有出路，把事情做絕。一方面應該在政治上、思想上嚴格批判，肅清他的錯誤影響，這一點絕不能妥協。但是另一方面，在做組織處理的時候，可以采取寬大的方針，這個寬大并不是要他做總書記，而是給他政治上的出路。因為這些錯誤，特別是路線錯誤，它的影響是有相當范圍和相當長時期的，要改正過來并不容易。所以對犯錯誤的人，只要他表示服從中央的路線，擁護黨中央，那么我們不僅要把他當做同志，而且要當做兄弟，這樣他就會感覺到有出路。

　　哥穆爾卡說，他也贊成這個意見。

　　毛主席還談到，我們中國黨的領導核心，從1935年的遵義會議到現在(1957年)，是經過很艱難的過程才建立起來的，又是經過這么長的時間才鞏固的。毛主席誠懇地對哥穆爾卡說，我是不是可以坦率地跟你們說，勸你們要看到你們領導中央只有一年，現在還不穩固。你哥穆爾卡，你們中央這個朝廷，要經過至少10年，才能夠建立起比較穩固的基礎。我勸你在這一點上要自覺，切不可以認為已經是穩固了。根據中國的經驗，領導核心是要經過長時期才能穩固的。今年米高揚到中國來談蘇共“反黨集團”的時候，我就跟米高揚說過，我說你們要謹慎小心，就是說不要粗心大意，以為一切都好了。有很多事情是料想不到的，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際上，總會有一些預料不到的事情會出現的。如果不意識到這一點，就等于把自己擺在一個危險的地位。我向你講這些話可能不對、不禮貌，搬了中國的經驗。但是我是由衷地想把這些當作禮物送給你們的。也可能你會有這樣的想法，說毛澤東真是豈有此理。

　　哥穆爾卡說，首先我感到你的經驗很豐富。我們現在采取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和你說的是一樣的。

　　毛主席說，我是希望你們的朝廷一年比一年鞏固，不希望你們朝廷毀滅。我是真心誠意說這些話的。哥穆爾卡表示，我們對你這一切好意都完全接受。要真正判斷我們政策是否正確，還得有一個長的時間。

　　毛主席說，是的，是這樣的。看一個人也好，看一個黨也好，是好是壞需要一個長時間的觀察。自己要觀察自己，人家也要觀察你，黨內有人要觀察，黨外也有人要觀察。哥穆爾卡說，毛澤東同志呀，你總說你主觀，但從你說的話來看，并沒有什么主觀主義。

　　毛主席說，今天談得很好。我們的心是相通的。互相之間都需要支持。赫魯曉夫也需要我們支持。

　　哥穆爾卡說，我們波蘭特別需要你們支持。毛主席說，自力更生為主，外國支持為輔。雖然是為輔，但還是要支持的。我們是互相依靠，不是互相依賴。

　　11月20日晚，毛主席啟程回國。蘇聯政治局全體成員都到飛機場送行。在去機場途中，毛主席跟赫魯曉夫同坐一輛車。

　　在車上毛主席跟赫魯曉夫說，現在宣言是達成協議了，以后是執行的問題。各個黨根據宣言中肯定的原則，結合自己國家的實際去執行，可以有這種政策或那種政策，這種方針或那種方針。在執行中會有不同的意見，如果發現有不同意見，我們希望還是內部談清楚，不要采取公開批評的辦法。

　　毛主席說，歷史證明，一個黨公開批評另外一個黨效果都不好。這個問題跟多列士談過，跟杜克洛也談過，跟意大利黨也談過，跟英國黨也談過。他們都覺得，公開批評別的黨的辦法不好，即使意見正確，別的黨也不容易接受。所以希望我們對這個問題能夠達成協議，不要公開我們內部的分歧，不要在刊物上公開批評另外一個黨。

　　赫魯曉夫當時也表示同意。

　　毛主席說，這個問題我是答應了哥穆爾卡的。在最后臨別之前，給你提這么一個建議，國際刊物辦起來以后，不要成為互相爭論的刊物。

　　赫魯曉夫說，完全贊成，完全贊成。

　　毛主席率領的中國黨政代表團在11月21日早上回到北京。

　　第二天晚上，在毛主席家里開政治局常委會。

　　毛主席說，總的來講，這次會議是成功的，12黨宣言是好的，大家都比較滿意。我們在莫斯科實際上工作了18天，連頭帶尾一共20天，工作相當緊張。這次會議是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結合，是民主和集中的結合，采取的方法是協商一致的方法。

　　毛主席還說，宣言中間有關哲學一段是我們有意加進去的，因為我們跟他們接觸、談話，包括蘇聯黨在內，包括赫魯曉夫在內，感到他們的思想方法有點不那么對頭，里面有不少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東西，所以我就講辯證法。宣言上加了一段，我在會上也講了。但是，別人是不是聽進去了還得看，是不是認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也還得看。我們大部分意見都講了，但是有些意見也沒有完全講，我們還留一手，不要一次把所有問題統統講開。

　　毛主席說，本來關于蘇共“20大”我們跟蘇共的意見分歧，除了斯大林問題、和平過渡問題外，還有一些別的問題。關于斯大林問題，我們在1956年兩篇文章里全面講了;后來蘇共中央做了一個決議，也基本上糾正赫魯曉夫的片面性。而且赫魯曉夫自己也講，如果講斯大林主義分子，他就是斯大林主義分子。他在個別場合、個別談話中間也講過這個話。和平過渡問題過去沒有講，這次講了，而且把我們的意見系統地講了，寫了個備忘錄。宣言也根據我們的意見做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雖然文字上的表達跟我們還有差距，但是可以接受。對蘇共目前也只能要求他們達到這么一個地步。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戰爭與和平問題，這次也基本上是兩面都講，戰爭一手、和平一手，戰爭的可能性、和平的可能性也講了。這次講的基本上他們也接受了。

　　毛主席說，但是還有兩個問題這次會上我們沒有講，一個是和平共處的問題。赫魯曉夫在“20大”報告里面，認為和平共處是外交政策的總路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當然是對的，我們的外交政策和處理國與國的關系，當然是根據五項原則辦事，這是不錯的。這是中國和印度首先提倡的，后來萬隆會議也肯定了，并發展為十項原則。現在國際上一般都公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但是否做得到那是另外一個問題。美國首先就做不到，尼赫魯是不是完全照這樣做也還要看。我們是堅決照這么做的。從外交政策和國與國的關系方面來講，應該建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這是正確的。但是，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一個共產黨的對外關系的總路線，就不能只限于和平共處，因為這里還有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相互支持、相互幫助的問題;還有執政的共產黨，也就是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支持世界革命的問題，聲援資本主義國家沒有執政的共產黨的問題;還有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獨立運動的問題;還有支持整個國際工人運動的問題。總之，還有一個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問題，所以不能把和平共處作為一個黨的對外關系總路線。這個問題在莫斯科會議上沒有和蘇聯展開來爭論，只是在宣言的文字修改上我們提了一些意見，經過一些修改，覺得還可以，就沒有再展開來爭論。

　　毛主席說，再一個問題是對社會黨的問題。我們對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的報告中對這個問題的說法很有意見。我們覺得他們對歐洲的社會黨、社會民主黨的分析，離開了階級分析，是不合乎馬克思主義的。但是，因為時間不夠，我們來不及跟其他兄弟黨就這個問題交換意見，所以沒有展開來討論。不過這也好，問題不可以一次講完，還可以留一些，以后再慢慢講。我們在適當的時候還可以再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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