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話出自明末清初的著名學者王夫之,經常被人理解為漢朝似乎是因為太強大了而走向滅亡,但并不是表面的意思,先來看一下王夫之的原文。
王夫之 《讀通鑒論》卷八 ○桓帝 【九】:
桓,靈之世,士大夫而欲有為,不能也。君必不可匡者也;朝廷之法紀,必不可正者也;郡縣之貪虐,必不可問者也。士大夫而欲有為,唯擁兵以戮力于邊徼;其次則驅芟盜賊于中原;名以振,功以不可掩,人情以歸往,主權閹抑資之以安居而肆志。故雖或忌之,或譖之,而終不能陷之于重辟。于是天下知唯此為功名之徑而禍之所及者鮮也,士大夫樂習之,凡民亦競尚之,于是而盜日起,兵日興,究且瓜分鼎峙,以成乎袁、曹、孫、劉之世。故國恒以弱喪,而漢以強亡。 夫羌、虜之于漢末,其害已淺矣,驅之迫之,蹙而殺之,而生類幾絕。非以紓邊疆之急,拯生民之危,扶社稷于不傾,而艾之若此其酷。人長樂殺之氣,無虜可殺而自相為殺。自相殺,則自相敝矣;自相敝,則僅存之丑類,徐起而乘之;故垂百年,三國兵息,而五胡之禍起。佳兵不祥,遂舉曠古以來富強卓立之中夏趨于弱,而日畏犬羊之噬搏。漢末之強,強之婪尾而姑一快焉者,論世者之所深悲也。
可以看出,王夫之的本意并不是說當時的漢朝真的有多么強盛,而是說,在漢朝末期的桓靈二帝時期,士大夫想有所作為已經很難有什么渠道了,只能通過立功邊疆來為自己積累政治資本。
但在王夫之看來,漢朝中后期時,無論匈奴還是羌人,實際上都已經衰落了,最多也就是零散的劫掠邊境,不構成對漢朝的嚴重威脅了,沒有必要進行大規模的戰爭。但為什么仍然要打呢?就是因為內部政治斗爭的需要。
一個比較著名的例子其實不是在桓靈二帝時期,而是竇憲北征匈奴,也就是”勒石燕然“那次。竇憲是因為受到皇帝猜忌,為了避禍,但又希望能夠保持對朝廷的影響力,才主動請求北伐匈奴。但實際上當時匈奴已經嚴重衰落,根本沒有什么大規模入侵內地的能力。
竇憲之后,東漢也經常有人通過主動討伐邊疆蠻夷部落,來為自己積累政治資本,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這個習氣一直延續到漢朝晚期,形成了士大夫和民間都崇尚武力的習慣。民間崇尚武力的人多了,就容易變成盜賊,地方上的官吏也就要練兵討伐,從而造成了軍隊規模擴大,逐漸脫離中央控制的局面,也就成了軍閥。最后,則演變出了袁紹、曹操、孫權、劉備這種軍閥割據的局面。
王夫之這個觀點,其實也是典型的儒家的觀點。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是國之重器,不要輕易擺弄,也就是不要弄兵。弄兵雖然能在短期內獲得政治和軍事上的好處,但從長期來看,往往是得不償失的。
宋神宗時期,王安石變法因為在朝堂上遇到比較大的阻力,所以王安石就想通過建立邊功來為自己的改革爭取正當性。這時候,其實西夏已經開始衰落了,吐蕃部落更是早已無力侵擾內地,但通過王韶、李憲出兵討伐,占領了大片地區。
宋神宗死后,司馬光當宰相,觀點就和王夫之基本上是一樣的。司馬光認為,開拓河湟雖然拓地千里,但實際上那些地方對宋朝來說并沒有什么用,不但出兵征討耗費大量的錢糧,討平之后駐軍占領,也需要耗費大量錢糧,增加國家的財政負擔。所以,司馬光主張放棄河西之地。
司馬光死后,尤其是宋哲宗親政之后,又開始搞變法,同時也開始繼續開邊功。這個政策一直延續到宋徽宗時期。蔡京為了表明自己是王安石變法的繼承人,就支持童貫繼續討伐西夏和當時已經非常零散的吐蕃部落,來建立邊功。
所以,看上去宋徽宗時期宋朝簡直到了最強盛的巔峰期,不僅對西夏進行了持續的打擊,還與新崛起的金國夾擊,滅了遼國,恢復了幽云十六州。但恰恰是在這個巔峰期,金國發現了宋朝有可乘之機,南下伐宋,滅亡了北宋。
那么,王夫之說這些的意思是什么呢?
王夫之本人以明朝遺民自居,入清之后,隱居衡山不出,著書立說,以終殘年。但只要看過王夫之的《讀通鑒論》和《宋論》,就會發現王夫之看上去是在評論歷朝歷代的歷史,但實際上幾乎每一句話都是在反思一個問題,明朝為什么會滅亡?
從這個角度,我們也可以說,王夫之這樣評論漢朝滅亡的教訓,其實也是在總結明朝滅亡的教訓。”國恒以弱亡,獨漢以強亡“這個說法里的漢,實際上在王夫之那里,更多的是在說明朝。
為什么說是明朝”以強亡“呢?因為,在明亡之后,清初遺民反思之后都認為,崇禎帝繼位后,明朝已經面臨著內部李自成、張獻忠起義的威脅,外部又有女真清朝的崛起。在這種情況下,理智的做法應該是先內后外,先和女真講和,全力平定內部叛亂,再以全力對付清朝,而不應該同時在內外兩個戰場上作戰。
實際上,這個看法在崇禎帝登基時,在士林中也有不少人私下是同意的。甚至崇禎帝本人也是認可的,他任用袁崇煥的時候,也很清楚,袁崇煥所謂的三年平遼,實際上就是和清朝達成和平協議,來為明朝爭取一點喘息之機。
但就是在這個時候,明朝卻陷入了一個怪圈,就是大家都知道議和是對的,但誰也不敢公開說。只要誰敢公開說,就要被千夫所指,被世人所唾棄。陳新甲就是因為對外泄露了崇禎帝有對清議和的意思,在輿論壓力面前,崇禎帝面子上掛不住,才殺了陳新甲,以表示他沒有對清議和的意思。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就是因為明朝從建國以來,從不接受敢公然與明朝抗禮的平等基礎上的和平協議。哪怕是在英宗被俘的極端情況下,明朝的議和姿態也是非常高的。
而到明朝末期,掌握社會輿論的所謂清流和東林士大夫們,正是用這個標準來要求當時的當權者的。但無論崇禎帝,還是袁崇煥、洪承疇,都不能不顧忌輿論壓力,最后只能硬著頭皮在內外兩個戰場上長期消耗,直到明朝滅亡。
所以說,王夫之所謂的”國恒以弱亡,獨漢以強亡“實際上是對明朝滅亡教訓的總結。因為,政治不僅需要強硬,也需要在該妥協的時候主動妥協,始終堅持強硬姿態,最后就變成了逞強和硬撐,就名實俱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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