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力群結合減租反霸和土改工作深入南疆開展調查

　　郭謙貴

　　鄧力群來到新疆之后，由于和平起義和新疆黨委工作的需要，平時經常接觸的主要是各民族的中、上層干部，對農村、牧區和農牧民的情況了解不多。于是，從1951年8月到1952年5月，鄧力群帶著新疆黨委研究室的谷苞和研究室、新疆日報社、團省委等有關同志，還有羅立韻，一起到南疆參加減租反霸運動，并結合運動系統地對南疆地區進行了農村調查。這期間，鄧力群參加了一期完整的減租反霸試點，一期完整的土地改革試點，還參加了南疆區黨委的兩次會議，寫了8個關于工作經驗和具體政策的書面報告。同時，結合減租反霸和土地改革工作，在阿克蘇、喀什、莎車、和田4個專區的12個縣，每縣選1個鄉或1個行政村做典型調查。此外，還做了十幾個專題調查。后來，這些調查都形成書面報告。編成了《南疆農村社會》一書，1980年在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通過8個多月的調查，鄧力群對新疆有了一個總體的了解，得到了比較多的關于新疆封建社會發展的感性認識，充實和加深了原來從書面上得到的知識。南疆農村，可以說是一部封建社會史的縮影。調查結束以后，鄧力群感覺收獲很大。經過大家的共同努力，留下了一手完整的歷史材料，非常寶貴。材料內容可以概括為三個部分。

　　第一，南疆封建社會中期的農村社會形式占比較大。南疆4個專署30個縣，除3個游牧縣和少數半農半牧區外，其他27個縣的全部或絕大部分地區都是農業區。這些農業區的社會情況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封建社會初期的農村，其數量極少，我們發現的只有3個鄉，分布于和田、阿克蘇2個專署的3個縣。第二類是封建社會中期的農村，根據我們的調查來估計，可占南疆全部農業區的80%以上。第三類是封建社會末期的農村，其數量在南疆也是少數，但比第一類要多。這三類農村在南疆的同時存在和交錯存在，表明了南疆農村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和復雜性，但第二類農村占絕大多數，則表明了封建經濟在南疆農村經濟中占統治地位的基本情況。

　　第二，南疆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剝削非常殘酷，壓迫特別野蠻。最基本的剝削方式一為“對分制”，一為“勞役制”，其中又以“勞役制”最為普遍且嚴重。農民租得地主少量的土地，租額最少是產量的50%以上，再加30%的反動政權的負擔，10%宗教方面的負擔，留給農民的往往不到10%。農民承擔地主的勞役，每畝地少則四五天，多則一月半月。農民給地主勞役時，有的要自帶牲畜農具，有的還要自備口糧，農忙時必須先把地主的地種完了才能種自己的土地，因此往往迫使農民白天在地主土地上干活，晚上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干活。南疆多數農村還沒有形成完全自由的勞動市場，農民沒有出賣勞動力的完全自由。雇農給地主當長工，不能自愿就業，也不能自由離開;名義工資雖有五六百斤糧食，但地主常制造各種借口進行克扣，很多雇農終身勞動，一無所得，實際上陷于半農奴的地位。

　　反動政權的徭役也非常苛重。國民黨時期，每年要從遠離迪化1200公里的阿克蘇，甚至從遠在1800公里的莎車向迪化運糧，為此而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農民難以數計。在這種殘酷的剝削下，解放前南疆農村的生產力遭受了極其嚴重的摧殘和阻礙，農民的生活極度貧困，包括中農在內的農民階層的剩余勞動，全部被地主階級及其反動政權所掠奪，農民最低限度的必要勞動亦受到嚴重的侵占。因此，絕大多數貧農和雇農每年有兩三個月要靠桑子、沙棗、桃杏充饑，有的農民窮得連煮飯的鍋都沒有一口。農民的生產資料非常缺乏，解放前平均四家或五家才有一頭耕牛。

　　第三、地主欠下累累血債。除了經濟上的殘酷剝削，地主對農民的壓迫特別野蠻。鄧力群他們調查過的地方，地主中沒有血債的是少數，有血債的占多數。惡霸一般都私設刑具，可隨意監禁刑訊農民，而不受干涉，將農民拷打致死亦無人過問。在參加農民的訴苦會上，到處都是一片哭聲，鄧力群他們聽到了許多聞所未聞的慘痛事實。由于南疆農民的痛苦特別深重，要求解放的心情也非常迫切。鄧力群親耳傾聽農民的痛哭聲，感同身受農民的血和淚，鄧力群的心被農民的深沉痛苦折磨，南疆的農區、牧區改革必須全面深入進行，新疆的農區、牧區改革也勢在必行。農民在呼喚，農民在期盼，農牧民還在遭受一些不必要的痛苦。鄧力群深深地明白，血債應該得到徹底地清算。

　　第四，完成了一系列包括減租反霸在內的社會改革運動。解放兩年多來，南疆區黨委堅決執行黨的民族政策，黨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政策，堅持中央慎重穩進的方針，培養和團結了大批民族干部，進行了艱苦的發動群眾的工作，在農村完成了一系列包括減租反霸在內的社會改革運動。包括：

　　(1）廢除保甲制度，徹底打掉國民黨反動派的各級統治機構。建立人民政權，召開了各級人民代表會議。民族壓迫得到永遠結束，民族平等得到真正實現，給各族農民群眾反對封建主義的斗爭開辟了寬闊的道路。農牧民翻身得解放，當家作主，揚眉吐氣，南疆的社會面貌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發生改天換地。

　　（2）給農民調劑了大量的土地。首先把大量與宗教有關的土地，交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租種，接著又把地主一部分土地調劑給農民租種。更為重要的是，過去普遍而嚴重存在的勞役制，從根本上被動搖了，以至基本上被廢除了。農民不再給地主做勞役，可以全力在自己的土地上勞動了。土地經營大為改善，生產得到了迅速發展。

　　（3）把封建的水利管理制度改變為民主的水利管理制度。水利設施由農民進行民主管理。效率提高了，利用合理了。

　　（4）實行農民合理負擔政策。整個農村的負擔比解放前減少了一半以上，農民負擔則只及解放前的1/3，甚至1/4。因負擔問題涉及的面廣，所以，不管走到哪里，向任何一個農民打聽，解放后得到了什么利益?他們的回答，首先就是“負擔減輕了”，“我們從國民黨反動政權苛捐雜稅的沉重負擔下解放出來了”。

　　（5）開展減租反霸群眾運動。在上述主要的社會改革基礎上，南疆各地普遍開展減租反霸群眾運動，從根本上改變了南疆農村階級力量的對比，基本上打垮了地主階級當權派的政治勢力，使農民在政治上獲得了翻身，樹立了農民群眾在農村中的政治優勢，建立了農民階級對地主階級的政治統治;削弱了地主階級的經濟勢力，農民獲得了減租反霸斗爭的果實，解決了農民生產資料生活資料的不少困難，更進一步推進了農業生產力和生產運動的發展。

　　包括減租反霸在內的偉大的社會改革運動，完全改變了南疆的面貌，把解放前后的南疆劃成了兩個完全不同的時代，在南疆人民中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新疆黨的干部各級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同甘苦，共患難，與新疆人民心心相映，贏得了新疆各族人民包括南疆各族人民的真心擁護。

　　當年調查中出現的那些南疆人民動人的情景，感人的畫面，悲慟欲絕的哭聲，呼天搶地的血淚，鄧力群記憶猶新，深入腦海，融進了他的靈魂。   (湖南桂東縣委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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