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上個世紀90年代中后期，“當代文學”研究在回到“歷史情境”的導向中獲得了新突破，但同時在這種視社會為背景性因素的研究中面臨結論趨同的困境。社會史視野就是要打破這種困境。社會史視野下的“當代文學”，是要將文學與政治意識形態的關系還原到具體的社會實踐中進行考察，作為重新理解那個時期歷史和文學的一個切入點?？梢娢膶W與政治意識形態從來都不是二元對立的關系，文學不僅包含了美的文學性，還有真和善的價值判斷。

　　本篇是保馬推送的“社會史視野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筆談”系列第四篇，原載于《文學評論》2015年第六期，感謝薩支山老師授權保馬轉載!

　　大致是在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洪子誠先生的兩篇重要文章《關于50-70年代的中國文學》、《“當代文學”的概念》以及唐小兵主編的《再解讀》，對當時中國現當代文學，特別是對延安時期之后的“左翼文學”研究，有著重要的影響。“當代文學”在“20世紀中國文學”漸成主流的敘述框架下日益萎縮的狀況得到改變。前者是對“當代文學”的發生和建構進行清理和辨析，將之放回到具體的歷史情境中進行考察;后者則是以解構的方式探尋文本中存在的文學和政治意識形態的裂隙，進而揭示這一時期文學的建構方式。粗略地說，二者分別在處理“當代文學”特殊的文學和政治意識形態方面各提示了一種研究思路，隨后它們成為“當代文學”研究中最有影響的研究路徑。

　　隨著研究的深入，研究者會發現，它們在處理這一時段文學受政治意識形態影響，“如何”、“怎么”形成這種樣態方面，具有強大的解釋力，但某種程度上，這樣的工作只完成了一半，其原因是它們并不對政治意識形態做同樣的“還原”，在那里政治意識形態似乎是一種靜態的乃至是抽象的存在，被固定在幾個經典的文本如《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結論上。因此讀多了這類研究成果，就會有結論趨同的感覺，似乎結論已經擺在那里，所需要的只是具體的聰明和精彩的文本分析。

　　事實上，這是當下“當代文學”研究面臨的一個困境，看似是回到“歷史情境”中，但因由文學之外的政治的、社會、文化的“歷史情境”并沒有被充分打開，因而這樣的情境仍然是某種規定情境。如果認識到“當代文學”的文學實踐與政治實踐、社會實踐的密切關聯——許多作家是以文學實踐的方式來從事政治和社會實踐，甚至本身就是政治和社會的實踐者，那么在討論這一時段文學的時候，我們不僅僅是將這些政治、社會實踐作為背景性的因素來考察，而是還要深入其中，建立一種具體的可感知的歷史理解框架，并反過來確認文學和歷史之關聯。對“當代文學”的解釋，有賴于對這段歷史的理解，但不幸的是，我們對這段歷史的理解往往流于某種立場的爭辯。因此，強調“社會史視野”，是希望能夠將對“當代文學”的理解從相對狹窄和抽象的文學/政治的解釋框架中解放出來，進入到復雜的社會結構中，還原政治、社會改造在具體實踐過程中鮮活有效的感知經驗。就文學實踐而言，它會有助于我們重新理解文學與政治、文學與生活這些根本性的問題;就對這段歷史的理解而言，它亦提供了一種認知和評價的堅實的基礎。比如說在談論孫犁小說的時候，我們自然可以從現代文學史抒情小說這一脈絡來梳理，以顯示歷史的某種承繼和連續;即便是在“當代文學”的“規范”下來談，亦可以從孫犁與“當代文學”短篇小說寫作中所推崇的“沖突/考驗”模式的差異來論述孫犁的邊緣化，從中可以看到政治意識形態對小說樣式的要求與規范。這樣的研究看上去能很方便地將孫犁的寫作納入到“當代文學”的文學/政治的對立框架中，孫犁的邊緣化也就意味著政治對文學的一種壓制。但如果我們能夠從一種更廣泛和深刻的角度來理解政治的話，就會發現孫犁的這種抒情性寫作恰恰是呈現了最為具體的政治內容。幾年前我們去山西太行山根據地和冀中根據地。武鄉和磚壁，是八路軍總部曾經的所在地，群山溝壑之中，缺水少糧，我們驚嘆八路軍是如何在這么險惡的生存環境中得以存活并發展壯大的。如果沒有對基層的深入，沒有切實有效地將農民發動和組織起來，軍民關系沒有達到所謂的魚水情這樣的狀態，根據地肯定是存活不下來的;而在河北冉莊，地道遍及整個村子，那是整個村莊都被動員起來了。這時候，再去閱讀孫犁的《荷花淀》、《山地回憶》和《吳召兒》，就會感受到小說中的那種健康、樂觀的日常生活所帶來抒情性，并不僅僅指向美學風格層面，更是呈現了根據地民眾在被動員組織起來后的精神面貌，而這當然具有強烈的政治意涵。接下來要追問的就應該是，在抗戰如此嚴峻的情勢下，這種發自內心的樂觀、抒情性背后的支撐力量是從哪里來的?特別是在對比上世紀40年代“國統區”創作那種“沉重”、“陰郁”的色彩，以及胡風所批評的“客觀主義”傾向的時候。

　　因此，“社會史視野”意味著在討論孫犁以及有著相似經歷作家創作的時候，一方面是要將對文本的思考置于當時具體的抗日根據地的社會結構和社會狀況中;另方面也是更重要的，當這個“社會結構”和“社會狀況”的敘述因由某種原因被簡化或固化時(比如根據地經驗被抽象地歸納為“黨的領導”、“群眾路線”)，必須以各種可能的方式還原有關這個社會結構的敘述所應對的具體內容和感知經驗，這是我們重新進入歷史的有效途徑。而文學寫作，恰是因由作家是以這種感知經驗為最重要的方式來回應現實問題，故而我們在閱讀他們的作品時，能尋找到一些在歷史檔案材料中并不容易發現的鮮活的感知經驗和精神狀態。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史視野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是試圖重新理解文學，理解政治，重建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所謂重新理解文學，是要將文學重新放回到產生它的那一片生活土壤中;所謂重新理解政治，是要將抽象的政治還原為當時具體的社會和生活要求。這樣才能理順文學與政治的關系，而不是陷入一種二元對立中。

　　“當代文學”中許多作家，如趙樹理、柳青，他們的文學寫作是和他們所參與的社會改造實踐緊密相連的，因而必須要突破“文學性”的框架來理解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才能理解他們的文學寫作。從分析的角度，我們認為文學之所以為文學，是強調審美價值區隔于功利價值和政治判斷，但從綜合的角度上看，文學的豐潤圓滿，除了美之外，正因為它包含著真和善的價值判斷。

　　在一些描寫“土改”與“合作化運動”的小說中，一個被普遍詬病的地方是，許多小說被認為是依照中共相關的政策文件的論述來寫作的，而不是聽從生活的直接感受，這違反了“文學規律”，有“圖解”的嫌疑。若干年后，浩然對這樣的指責有一個回應，大致是他承認中共的集體化的政策是錯誤的，但卻不認為他小說中所描寫的是不真實的。事實上在這里浩然是點出了一個要害，那就是所謂的“圖解”“按政策文件論述來寫作”這樣看似是從“文學性”角度展開的批評，實際上背后是以政治正確與否為標準的。這樣的爭論本身并沒有太大的意義，不過卻能讓我們進一步思考政治、政策、生活、文學之間的關系。對于他們那一代作家來說，政策、生活、文學之間的差別和距離，并沒有今天我們所認為的有那么大，它們交融、交匯的地方要遠大于它們的差異。他們投身到土改、合作化運動這樣巨大的社會改造實踐中，是在動態之中來理解生活的，因而政治、政策對于他們來說，就不是一個外在于生活的存在，而是蘊含著變化的生活，或者說政治是溶解在他們的生活和心靈中。許多研究者在解讀周立波《暴風驟雨》時注意到小說的開頭是一個外來的工作隊乘馬車進入到村莊展開土改工作的場景，而《山鄉巨變》中也有一個外來者主導的敘述視角，認為這隱喻著“土改”與“合作化”是一場由外而內、至上而下的，由政權主導而并非農村自然而然產生的社會變革，而文學寫作，因由其訴諸的是感知經驗的可理解性，因而，二者在文本中的裂隙就會造成“土改”與“合作化”的合法性危機?！秳摌I史》雖然沒有工作隊進入，但圍繞梁生寶與梁三老漢哪個形象更真實豐滿的爭論，所指涉的同樣也是這樣的問題。

　　這是一個難題，不但是文學的，同樣也是這場變革過程中遭遇到的難題，如何將這場在外部表象形態上看來是自上而下、由外而內的社會變革實踐轉化為農民自下而上的內在訴求?我不太認同文學只是通過敘述的手段來縫合二者間裂隙的說法，而更愿意認為，這些作家，同時也是這場變革的實際參與者，他們如何在實踐中完成這樣的“轉化”;其實，說這場變革完全是自上而下、由外而內并不十分準確，農村中就有許多自覺要求變革的為人公正能干事的“帶頭人”，如河北五公村的耿長鎖，山西平順的李順達、郭玉恩等。當然，更多時候，這種內在欲求是需要被激發出來的。趙樹理的小說《邪不壓正》正有一段斗爭地主時“說理”的情節：“劉錫元(地主)那老家伙，誰也說不過他，有五六個先發言的，都叫他說得沒有話說。后來元孩急了，就說：‘說我的吧?’劉錫元說：‘說你的就說你的，我只憑良心說話!你是我二十年的老伙計，你使錢我讓利，你借糧我讓價，年年的工錢只有長支沒有短欠!翻開賬叫大家看，看看是誰沾誰的光?我跟你有什么問題?……’元孩說：‘我也不懂良心，我也認不得賬本，我是個雇漢，只會說老直理：這二十年我沒有下過工，我每天做是甚?你每天做是甚?我吃是甚?你吃是甚?我落了些甚?你落些甚?我給你打下糧食叫你吃，叫你吃上算我的帳，年年把我算光!這就是我沾你的光!憑你的良心!我給你當這二十年老牛，就該落一筆祖祖輩輩還不起的帳?呸!把你的良心收起!照你那樣說我還得補你……’他這么一說，才給大家點開路，這個說‘……反正我年年打糧食給你送’，那個說‘……反正我的產業后來歸了你’……那老家伙發急了，說‘不憑賬本就是不說理!’一個‘不說理’把大家頂火了，不知道誰說了聲打，大家一轟就把老家伙拖倒。”

　　這一段對話能讓我們了解被壓抑的變革欲求被激發出來的具體過程，這是“老直理”對“賬本的理”的勝利。階級理論是以“老直理”的方式呈現的，看似抽象的階級理論在現實和小說里打通了農民最質樸的生活感覺，并讓他們用自己的語言表述出來，讓他們能直起腰來做人，這正是“土改”這場變革在農民內心的真實感受。

　　同樣，農村的集體化運動也被表述成同“自發”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斗爭。所謂“自發”的單干道路，某種程度上被認為是一種“自然”，而走社會主義道路，則需要一種超越“自發”的“自覺”。而這，恰被認為是外在的強加或違反“自然”的行為。那么，作為具體的政策的執行者和作家，他們是如何理解“自發”和“自覺”這兩個詞背后分別蘊含著的歷史動能?如何處理其中的矛盾呢?趙樹理的《三里灣》是中國第一部表現農村合作化的長篇小說，他當然深知農民對單干發家的熱情，他說即使大部分單干農民都不能發家，但農民的眼睛里卻只有那些發了家的人;同樣他也在郭玉恩等人身上看到那些有公心，能干活、威信高的“帶頭人”的優秀品質?！度餅场肥侨绾翁幚淼哪?我們注意到小說是從“擴社”開始寫起的。事實上，作為山西長治地區的試點合作社，趙樹理是全程參與了川底村合作社的創辦工作的，那為什么趙樹理不從創社開始寫起，而從擴社開始寫呢?在趙樹理的理解中，要想讓農民自覺自愿加入合作社，除了階級覺悟、集體意識之外，也許更重要的，是要有經濟利益的保證，而創社一年，合作社取得了成功，糧食產量都超過了單干戶和互組組，因而從擴社開始寫起，就使得農民自愿入社有了一個看得見的經濟保障。其實，我們看范長江對郭玉恩農業合作社的報道，就會發現其重點也是放在如何有效的提高管理水平，保證農業豐產以吸引農民入社的。而我們如果只從抽象的兩條路線斗爭的脈絡來關注《三里灣》，便無法確切地來理解趙樹理的寫作以及農村集體化運動展開的具體進程。

　　上述例子中，作家在敘述故事時提供的鮮活的感知經驗可以讓我們感知到作家在參與具體的社會變革實踐中，所面臨的各種問題以及他們的理解和應對方式，在他們那里，政治、政策、文件并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落實為具體的工作和生活。當政治意識形態落實到具體的實踐層面，并以文學的方式展開的時候，對文學的解讀，就不能僅止于指出它們之間的矛盾和裂隙，更要將它們還原到具體的社會實踐中進行考察，作為重新理解那個時期歷史和文學的一個切入點。這是我對“社會史視野”的一個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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