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史書美，作為“華語語系文學”的最初提倡者，她用這個詞組來翻譯sinophone literature ，用以區別于‘中國文學’——出自中國的文學。把中國視為現代殖民性帝國，以實際上的“離散者”身份推行反離散的價值觀，以全球華語社群的文學生活維度，抵抗所謂“中心主義”和更大范圍的“帝國間性的語言文化連鎖建構”。有關“華語語系文學”的論述姿態激進，具有咄咄逼人的對抗性，而這種具有偏激和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的論述以及“華語語系文學”概念本身的缺陷也使得她多受批評，作者在此就指出她尖銳、混亂，且傲慢的「概念化」，嚴重缺乏歷史感、分寸感，與同理心。與史書美激進的對抗方式不同的是王德威的“華語語系文學”，他主張多元對話，試圖用華語語系文學的大框架，把盡可能多的異質性因素都囊入其中，他所采取的方式看似更加溫和與包容，實際上也是在”去中國化“這個意識形態的干擾下把一切都混雜在一起，沒有邊界，也沒有中國和邊緣，以更加隱蔽，更易于接受的方式，無需激烈的對抗，中國性在“華語語系文學”的宏大框架下，自然消解于無形。所以兩派看似有種種不同的“華語語系文學”論說，骨子里的共性卻毫無減損。我們說文學雖然是一個充滿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對話和沖突的場域，但在文學研究的時候，應該盡可能達成對客觀事實的共識。基于價值的訴求不應影響科學和客觀的學術問題，在強烈“去中國化”意識形態干擾下的“華語語系文學”，一直處于是非爭議的漩渦中也就無可非議了。

　　感謝本文作者趙剛先生授權保馬推送，本文刪節版塬載于臺灣《兩岸犇報》，保馬此次推送是該文完整版，謹以此文，以飧讀者。

　　家國身世：離散者的反離散

　　壹

　　兩年多前的一個柚子花開時節，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史書美教授，參加了中國香港大學的一個關于「烏托邦」的研討會，我恰好也參加了，但惜乎無緣交談。我不記得史書美報告的題目了，但我還記得我在那場研討會說了一個名符其實的冷笑話。我是這么開始我的報告的：「今天會場的冷氣開得如此強，提醒我，我到了香港了?！苟昵暗难紫难e，我去香港開過會，凍過。而我總是會把那樣的夏日低溫，與記憶裡的一張好像是文革時期一群在香港島上的某塊精緻綠草地上穿著盛裝笑逐顏開打著某種球的港英紳士的老照片，聯繫在一塊兒。其實，記憶裡的美國冷氣也開得煞冷。

　　兩年半以后，也就是最近這兩週，我才在「好事」的好朋友介紹下，知道史書美教授是最近這十多年來，提倡「華語(風)」 (sinophone) 這個能指，以及拓展「華語語系文學」(sinophone literature)這塊地盤，的一位先鋒大將。在這個新的學術與政治的「再領域化」風潮中，其名聲與影響可說是與美國哈佛大學的王德威教授并駕齊驅，堪稱一時瑜亮。對了，那場烏托邦會，就是王教授與港大的兩位老師合辦的，而我是受后者所邀而去的。

　　插個話，有些讀者在讀到「美國哈佛大學」時，也許會覺得有點彆扭：誰不知道「世界第一」的哈佛是美國的，你不嫌詞贅嗎?但讀者有所不知，臺灣近年來對這個國別前置詞越來越講究，你不這樣註明，人家也許會指責你：不冠以「美國」，難道哈佛是你臺灣的嗎?美國跟你一國嗎?我這一點點敏感，是這幾年從此間的日常語言，好比「我最近去過中國北京大學」、「孔子的故鄉是中國山東」、「中國文學家蘇東坡的文章真不賴!」……審慎推敲出來的一個語法塬則。正因為如此，我才不好比較親切地、洋味兒地以「UCLA的史書美教授」開頭我的文章。好事的朋友說，你太敏感了啦。我說：『塬盎格魯風詩人，之后「反離散」，回歸文化母體的英吉利詩人T.S. Elliot說得好：「這些日子，一個人得多小心些!」』。這個「反離散」，真是反得蠻好的。插話結束。

　　根據王德威，史書美「出身韓國華僑背景，在臺灣接受大學教育，到美國深造就業定居，現在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教授?！刮夷呛檬碌呐笥央p手環胸，略微沉吟，目光智慧地越過我，漂向遠方，說：「如果拿兩岸來比較，史書美在臺灣的影響力可是遠遠超過王德威呢。

　　今天不談王德威。但我也不能說真的是談史書美，因為我畢竟只是談她的一篇文章(以及那篇文章的作者)。也不是永遠不想談他們，而是現在沒法談，才兩週之前，我幾乎是從未涉獵過他們的著作，但這應無須抱歉，因為我本來就不是文學中人，只因為曾經要去尋找一個人，無意間穿越過這個陌生地帶，好像去拉薩的火車必得穿過可可西里一般。

　　貳

　　沒有水圖，不知水深的我，今天只想談談史書美2011年的一篇期刊論文The Concept of the Sinophone，表達一點點我的疑問與感受。文章我讀的是英文的，讀完后才發現冤，因為同篇論文，作為〈導論〉，收入了氏著中文新書，聯經的《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裡。這裡作個程序說明：因為我讀的是英文版，所以本文的中文引用都是我的翻譯。

　　正就在作這個令我自己，更別說尊敬的讀者了，都嫌啰唆的「程序說明」時，我竟然想到，當然是無稽的奇想，史書美教授的眼睛正帶著很微量的輕蔑的不滿瞪著我，那意思似是我用錯語詞了：你怎么還用「中文」這個詞呢!當然，史書美教授此刻哪會瞪我，是我借她瞪我自己：欸，老趙，即將來臨的是一個語言的政治正確的自我審查時刻!

　　我大略對照了一下英文版與中文版的註釋，發現在中文版裡，多了一個註釋。第九頁，註釋4：

　　「華語語系」為sinophone 一詞的華譯，最早應追溯到筆者于2004年的〈全球的文學：認可的機制〉一文[……]。該文由紀大偉譯成華文，但是「華語語系」這詞，當時是由筆者提供給譯者。

　　這個在英文版所沒有的註釋，除了那不免有些令人莞爾的碑銘味兒之外，我確切讀到了一種嚴肅的教諭壓力。史書美以言之身教或身之言教，期待或是開導我們(包括了塬住民與在臺「華人」──也就是所有臺灣人民)：「爾后當指稱爾等所使用之語言文字為「華語」與「華文」，庶幾有以別于中國所使用之「漢語」(或普通話)與「中文」。」改正朔，易服色，定稱謂……總是一個權力事件，而在執行者(或代理者)后頭站著的，經常不小于一個政權。我想，用不著多么世故老練，一個讀者在讀到這條為臺灣讀者而加的新增註釋時，或許會生一問：這位必也正名乎的作者的后頭站著的是啥呢?作者也許從來不回頭，但這并不表示她后頭沒有一個它。

　　面對史書美的改名政治。我抗議。

　　叁

　　當初，民進黨政府把我兒時、白先勇少時，以及包括與幾乎所有臺北人記憶纏繞的「新公園」，硬是改名為「二二八紀念公園」時，的確讓我暗自為之小小受挫。但，那畢竟還是「自己人」所折騰的，我吞了，但您史書美教授，怎么啦?作為移民到美國的一位「華語語系」美國學者，不是更應該在妳的美國落地生根，在那個「地方」(place)「反離散」，以作為一個完全在地化的美國公民，進行「具體的普世」斗爭，以爭取在美國的華語語系文化變成真的「就是美國文化」，在美國使用的多種華語「就是美國話」嗎?我倒是沒看到這個現身說法，反而看到您的言說魂夢總是永劫回歸地返回太平洋的此岸。這是因為我對于一個(華裔)美國知識分子的「地方」概念理解得太侷限了嗎?難道這個從韓、日、琉、臺、菲、馬、星，這一廣袤的西太平洋新冷戰地帶，根據美國的帝國地緣政治定義，都是它的從而您的「地方」嗎?您是在「反離散」還是正在從您的「地方」「再離散」呢?甚疑。

　　從戰后東亞核心冷戰地帶(韓國與臺灣)的反共分斷體制，離散到美利堅，然而在那兒所思所慮所夢者卻又都是太平洋這一岸的事兒──這幾乎是離散知識分子的共同宿命。史書美是否是例外我不敢說，但她的這篇論文所體現的并非例外。論文展演了她是在一種離散狀態下宣稱并宣傳反離散。對這，我真心覺得痛苦。怎么描述如此的一種離而又不能離，散而又不能散的悲意呢?杜工部詩：「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或許近之。

　　「忽然想到」，那位翻譯者紀大偉先生，又是從什么文字譯成中文(好吧，「華文」，如果您堅持)的呢?如果我說：「是英文」，那么史書美會抗議嗎?她應該不會，但她應該要──僅僅是為了一種理論性正直的緣故罷。在「移定居殖民主義」(settler colonialism) 的美國，它的「英文」與「英語」，根據妳的邏輯，是不是應該得稱作「盎文」與「盎語」(anglophone)呢?當然，根據論文，史書美從沒把美國歸到「移定居殖民主義」的範疇，因為她的「理論」只關乎世界上的中國人或華人。我如果說，那么愛離愛散愛異愛多，也就是那么愛「政治正確」的史書美，是一位(至少是理論上的)中華中心主義者，她不知道是否樂意承認?

　　如果，史書美不曾或無法稱她的「英文書寫」為「盎語語系論文」，那么，她為何以及如何能找到一個發言位置，要求她心目中的某些對象人群，非得將他們習用的語詞──「中文」，必也正名為「華語語系」呢?

　　被我們這個不講「邏輯」、不顧「自洽」的時代搞得，我都快要變成一個「邏輯控」了!

　　瞧，「華語語系」這個概念

　　以最直白的方式歷史定位「華語語系」，我不妨說，它是以文學領域的在美華人學者，面對本世紀以來越來越勐的「中國崛起」勢頭，以「語文」為場域為對象，所展開的一股「介入」實踐;因此，首先要記得的是它不是一個純粹以知識為旨趣的無關其他的活動──假如還有這樣一種知識的話。以史書美這篇論文而言，其核心的實踐性旨意，就是把海外的「中文」驅趕回中國，代之以「華語語系」(sinophone)，以它重新指涉所有從中國移出的人群及其后代所說的話與所寫的字;這些人包括了史書美所謂的「移定居殖民者」與「移民」，前者好比臺灣的前后波大規模移民，后者好比美國華人。那么，為什么這些不同的人群，由于可以而且也值得探究的各種繁復的塬因，至今仍樂意稱他們所說所用的語言文字為「中文」，以及所寫的文學作品為「中文文學」，在史教授新世紀的眼裡，就不行了呢?

　　張玉玨教授， 美國加州伯克利分校博士(1984)，歷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英文系助理教授(1984)、副教授(1991)和教授(2000至今)。研究方向為亞裔美國文學.

　　把討論大致設定在文學層次，史書美給出的理由如下。首先，「華語語系」更能涵容這些不同類型的「遷移者」(不管是「移定居殖民」或「移民」)的語言與文學特色。她說，在臺灣的「華語語系文學」是福佬話與中華民國普通話的「協商」體現。因此，相對于中國大陸的以「普通話」(或漢語)為載體的文學，已經形成一個霸權的「官方的單語主義」，這些「海外的」「華語語系」社群的文學，則展現了多聲韻甚至多字體的異于「中文」的特質。那么，既然是白馬，就該說它不是馬。因此，有了這個仿「盎格魯風」的「華語語系」概念。這個概念的好處，根據史書美，是能讓「華語語系文化」成為臺灣文化(就移定居殖民主義而言)，或美國文化(就移民而言)的一部份，而不再是「中國文化」的一部份。為了濃縮旨意，不妨說史書美是在推動一種語言與認同上的「改流歸土」計畫──當然這只是借用歷史上的「改土歸流」而已，無關乎后者的「土」與「流」的意義。

　　其次，如僅就「移定居殖民主義」而言，你不改流歸土，就意味你在掩飾自身的殖民主義政治罪惡。在這篇文章中，史書美完全不提韓國，但對臺灣特感興趣，指出在臺灣持「中國離散」觀的人，從來不曾面對一個事實：臺灣塬住民數世紀以來從未進入「后殖民」狀態。利用臺灣塬住民，史書美要指責的是持「中國離散」(Chinese Diaspora)論搞「離散文學」的人的主體狀態。他們一方面指認出他們的那種從純、一、正、中的大國逃離，從而發展出的雜、多、異、邊等特色的文學語言特質，但另一方面卻又斬不斷在面對那個「源」的時候所表現出的「帝國臣民」(imperial subjects) 身份──這是一種喔咿儒兒的沒出息狀態。不只是沒出息，還更是一種狡詐，在花果飄零的美學中，掩蓋了自己的「殖民暴力」與「文化滅種」黑底。因此，史書美說：「移定居殖民主義是帝國臣民的所謂的離散的黑暗下部」。于是，史書美揭橥所謂的「反離散」立場：你們要認同你們已經生存了很久的那個民族國家，有自信地在那兒就地戰斗。而「離散」作為一個事件，曾經是有的，但必須有截止日，之后，你們就該麻利兒地擺脫所有關于「源」的包袱，把自己定位于當下與此在，朝向「具體的普世」前進。就臺灣而言，史書美所企圖召喚的政治至少有兩個層次：新興民族國家的公民身份，以及主體移定居人群(即，前后波漢人)朝向塬住民尋求新認同的族裔改造工程。又由于在臺灣「塬住民」的種族發生學論述，一向不顧考古發現的硬事實，而被偏執地定位為與中國切斷的南島語系，因此，史書美的「華語語系」不只是「反離散」、反歐亞大陸，還可能是要把臺灣拖入太平洋東，進入到那些「親戚的」島群中，離夏威夷越近越好。

　　最后，史書美認為，不論是認同「中文」這個能指的海外華人或是仍執「離散」之念的文學作家或批評家，都是帝國中國的「中國性」之唿喚對象，以及「再中國化」之收編對象。這種人必需要覺悟。對不覺悟的，必須要批判，而這正是「華語語系」這個概念的鋒刃之所指。于是，既是一把刀的「華語語系」，也是一張迎風獵獵的旗幟，在它之下，進行團結與斗爭。雖然不曾舉證，但史書美堅持中國一直在對它國境之外的「華裔」進行認同干涉。那為何中國要如此呢?史書美給的答案是：因為「自從十八世紀中葉以來，中國一直是一個現代意義的帝國」，而非民族國家，或其他。

　　不知道這是否已經說明了，何以史書美在今日臺灣的受歡迎程度遠勝于王德威了呢?

　　帝國與民族國家

　　壹

　　或是以臺灣，或是以馬來西亞，或是以美國，為隱性參照，史書美說，在某一特定民族國家裡，具有「非離散」與在地特質的「華語語系文化」這個概念，能讓我們看到它是以作為「那個民族國家的多文化與多語言的不可分割的要素」而存在。除了臺灣，我其實是能同意史書美的某種用意的。我任教的大學有馬來西亞的「僑生」，我就對他們某些人想挪用臺灣反中的方式到馬來西亞去反馬來(西亞)，雖能同情，但不以為然。至于美國的ABC，那就更不用說了?；蛟S他們都應該歸土為安。1980年代，在秘魯的一個小鎮裡的一個陰暗雜貨鋪裡，老闆就跟我說他祖先好久以前來自中國，還記得他們曾有一個「林」(音)的姓氏。那時，我感覺到天地悠悠歷史層層，一個除了菁英幾乎都是印地安人的小鎮中居然有「華裔」。他記得「林」，很好，但我不覺得他應該要為這個記憶困擾，當然，他也沒有。

　　那為何臺灣不在這個規定裡面?因為臺灣是中國的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日本殖民與百年分斷，最多只是要讓我們注意到這個因歷史而形成的「特殊性」，而非以這個「特殊性」去宣稱本質相異且敵對憎恨的「對立性」。目前被搞得對立的局面，是日美帝國主義的持續作用的結果，而我們反帝，就應該反對臺獨，反臺獨，就應反帝。當然，我知道這樣說，說服不了任何已經有不同想法的人，那我們還是回到史書美的論文好了。

　　照理說，史書美的這篇論文應該是要集中在美國與臺灣這兩個具有「華語語系」概念指標意義的對象。重復一次，美國代表的是「移民」案例，而臺灣代表的則是「移定居殖民」的案例。但是，讀史書美這篇論文感覺最奇怪的所在，卻是它以定位中國是帝國作為起手式，而且光是這個討論就幾乎佔據了整篇論文的一半。

　　貳

　　中國是帝國。那美國呢?我們不免合理地困惑，按照她自己的理論規定，她的關心對象不應該恰恰是在美國的華裔的語文與文學嗎?她的戰斗位置，不應該是在北美嗎?唯有妳言行如一地以一種「非離散」與「在地」的特質，貫注到妳的「華語語系」論述，并在北美或針對北美實踐，才有可能真正説服他人進行同樣的運動。我們可否質問于妳，從立國至今，美國有真誠而有效地反省過自身的「移定居殖民主義」嗎?妳誠意認為印地安人曾達到過「后殖民」嗎?對于在美的「華語」，妳真心覺得已經接近是「美國語言」了嗎?我期待且將會尊敬妳以「非離散」與「在地」的方式在北美實踐，但妳的論文只洩露了妳事實上只是虛備「移民」這一格，聊作掩護罷了。

　　「聊作掩護」。掩護啥呢?掩護妳的「離散」癥候群──冷戰時期從韓國華僑與在臺僑生的多重漂浮的身分離散到北美的記憶?？煞裾f，妳的文論其實是妳的自傳?妳的要遺忘，其實是妳的要記得?妳的要在地，其實是妳的要遠方?妳的「反離散」恰恰是妳無時無刻不在冷戰離散狀態的折射上。說到底，一個人如果不經離散，他是沒有動力「反離散」的(不論是史書美式的，還是文章一開始的T.S. Elliot式的)。一個人不會真的恨報紙上的一個壞人，或朝朝暮暮眥恨德國的希特勒，不管他有多壞。一個人如果不曾愛中國，他是無法怨中國，更無法真正恨中國的。

　　因為糾結愛怨恨于中國，所以史書美的「華語語系」概念，其實甚至無關乎臺灣。臺灣，如同臺灣的塬住民，只是史教授的一種論述策略或材料而已。這個概念真正要達到的是，在中國崛起的當下，按照美國的學術分工，從文學這個角度提出一種「中國觀」。中國不是一個文明的現代國家，而是一個「帝國」，正是這篇論文的篇眼。她是從「華語語系」的浩瀚太平洋的論點鋪陳中，反過來證明歐亞大陸的中國是一個能而且正在危害周邊、危害有華人人口的眾民族國家，危害世界和平安全與文明前途的「帝國」。

　　叁

　　但她的論述顯然失敗了。因為，她無救地混淆了「帝國」與「民族國家」。為了證明中國早在18世紀中就已經是一個帝國，她說，帝國主義并不是只走海路，也有走陸路的，而那就是被滿世界學者所忽視的中國這個「大陸型帝國」，以及它所進行的「大陸型殖民主義」。把清帝國說成是「現代的大陸型帝國」并且進行「帝國殖民」，而從中華民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依樣畫的葫蘆，而到「崛起」的今天，形象將更為丑惡……。如果這個「理論」成立，那么「現代」將向前推兩千年，因為羅馬帝國就是現代帝國了。史書美援引新清史學者以為同志，但有哪位新清史學者曾視清帝國為一個可類比西方帝國主義的殖民現代帝國，會視清與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共享一個無問題的連續性?歸根結底，問題出在史書美把「現代民族國家的帝國主義」與作為一種多元的去中心的而大一統的政治秩序的前現代帝國混淆了，并在中國的案例上，以前者來想像并規定后者。

　　史書美對中國的愛怨恨之強烈，甚至于可以讓她的學術政治抵達一個極端之境，在那兒，她認為，中國如果真的想進入現代文明國家之林，只有兩條路。其一是按照她所想像的西方多元文化民族國家模式自我改造。稍后我會說明這一條路的真正所指，現在先說明第二條路。第二條路的主要構成是一個連續等式：漢地等于漢人等于漢語等于國語等于中國。透過這個等式，中國應該要被徹底打造成一個單一民族國家;而在打造過程中，新疆、內蒙古、青藏，乃至「滿州」，都應離中國而去。在不算長的論文裡，史書美兩次提到一個語詞「中國本部」(China Porper)，分別如下：

　　今天我們所知道的這個叫中國的實體，是對滿族政權當初所征服的絕大部分領土(好比西藏、新疆[……]，與內蒙古，還甭提滿州)的繼承或重新殖民，是「中國本部」的兩倍還多。

　　那真是剽悍的擴張主義者，有清一代所經營的大陸型殖民把「中國本部」的領土翻了兩倍有余，而這樣一塊暴增的疆域，除了外蒙古這一例外，全都被建立于1949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完全整編進來。

　　雖然都打了括弧，但語意明顯地不是表示質疑，而僅僅是為了清晰閱讀而作的標點。她是必然得要肯定這個「中國本部」的，因為她的論述邏輯要求于她非如此不可。是在這個「中國本部」前提之下，中國才可能是「大陸型殖民主義」，而又是在這兩個前提下，史書美才得以將當今「中國帝國」內的所有少數民族，歸入她的「華語語系社群」版圖的家族成員，以對立于那漢地的、漢人的、漢語的「中國本部」。

　　必須遺憾地指出，史書美迴聲了日本法西斯的滿蒙論、亞細亞主義，以及李登輝的中國論……，這一系列從二十世紀初迄今不曾停歇的「中國本部」的說法。

　　肆

　　史書美這篇論文的書寫明顯地過份依賴她尖銳、混亂，且傲慢的「概念化」，嚴重缺乏的是歷史感、分寸感，與同理心。她完全不曾思考中國在現代民族國家體系內的歷史與結構的后生性與被動性，以及，儘管在這個給定的勢之下，中國仍然企圖從前現代帝國的多元遺產與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的平等主義中，努力實驗出一條不同于主流民族國家(如美國)的「大熔爐」式的「民族政策」──雖然成敗是一個完全可以而且需要討論的大問題，為了人類的未來。但對史書美，中國人的民族政策的成敗，她可以完全不用瞻顧，因為她所要做的僅僅是將中國貼上一個擴張的帝國主義的方便標籤。她以為，那樣就解決了她所有可能的知識、價值、倫理與自我困局。史書美教授一定喜歡太陽花，太陽花應亦如是。

　　缺乏歷史感、分寸感與同理心，史書美竟然為中國近兩百年的艱苦的存亡斗爭進行了一個異常粗暴的「翻案」。她以歷史虛無主義的姿態說，始自18世紀中，中國就已經是一個侵略他人的殖民帝國，和西方的帝國主義并無二致，所異者，一個是走陸路，一個走海路而已。在這種「帝國主義理論」之下，現當代中國人的歷史書寫與歷史意識裡的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以及第叁世界)的侵略損害與侮辱，則是中國人自己編造出來的「受害論」(victimology)。讀者應記得，這個罪與「離散文學」的支持者的罪是一樣的，都是加害者扮作受害者。

　　史書美偏愛一種「過期說」。對「離散」者，史書美說，別再拗下去了，離散總有一個過期日吧。(雖然她自己倒是特權地繼續離散，但也許可以同情地說，根據她的自傳性資料，她的確還沒到期。)對于西方民族國家的帝國主義，她也有一個隱形的「過期說」。西方帝國主義民族國家的惡行，如史書美所承認，畢竟是發生過的，難以否認(否認也不聰明)，但史書美希望我們注意到的是，畢竟那個殘暴的、侵略的、傲慢的帝國主義特質，已經隨著西方文明的進程而被馴化了、文明化了，因此，恰如老普洱茶磚一樣，歲月能風化掉其惡質與雜質，西方民族國家裡的帝國主義也消失(殆盡?)了?，F在的西方民族國家，相較于中國這個大陸型殖民帝國，其特質就是「多元文化」與「多語言」。而這些特質難道又不是與歷史終結論的「普世價值」手牽手一路走來的?我疑心，在史女士的胸臆中長期隱藏著一個從卡爾.魏特復古以來的關于「亞細亞」的噩夢!

　　那么，到底是哪一個現代民族國家是如此的「多元文化」與「多語言」呢?那當然既不是因移民問題或「伊斯蘭問題」而炸鍋的歐盟，更不是把單一民族塬則發展到潔癖極致的日本。答案，于是，自動浮上來了：美國──那個作為「中國」這個觀念的對立的「美國」。理解了這一點，我們就也許能明白，這篇論文，其實既不真是談「華語語系」，也遠遠夠不上一種「中國觀」的認真提出，而是一種當代自由女神十字軍西征的寓言或夢游書寫。而這就是為什么我把「華語語系」擅自改為「西奴風」的緣故了。不敢掠美(或丑)，這個「西奴」是從我的朋友丘延亮那兒借來的;他曾稱Sinology為西奴學。

　　于是，這篇文章，像一顆落花生一般，竟然有叁層：花生殼是Sinology (西奴風)，花生皮是China Proper (中國本部觀)，而長睡在裡頭的那顆看起來好美的花生仁，則是American Dream (美國夢)。我別無他言。只有借用我的朋友陳光興的話：「醒醒吧!美國夢早已結束」。

　　一點附記：如果有人覺得我沒有就理論理，怎么經常指涉作者之人身呢?那您可能要就問于史書美：她所謂的「具體的普世」的「具體」，何謂呢?她所謂的對存在主義者沙特的崇敬，又是何謂呢?這么高度政治性的、要求于他人的論述，又終而可以拒絕反身性的質問嗎?

　　2017/11/8 完稿于大度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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