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昌明：李鴻章該不該“永背罵名”?

——是“弱國無外交”，還是“罪有應得”

　　按：在一個仍奉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社會主義國家，主流媒體在11月7日居然只字不提十月革命一百周年這樣的大事，卻熱衷于去炒作賣國賊李鴻章的生日。豈非咄咄怪事!為讓人們了解李鴻章其人其事，特將此舊文重發一遍。

　　曾有一部影視片在史學界震動一時，即電視劇《走向共和》。所以引起震動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片中出現一個李鴻章。李原本都是中國近代史上的反面人物，沒想到在影視片里竟然“一夜翻案”，成了“為國為民”的“正面人物”，贏得了觀眾的一派同情。

　　翻開一部中國近代史，歷史上的李鴻章，一直是以投降派、賣國賊的罪名“永背罵名”的。然而，通過這部片子的放映，李鴻章竟成了一位“忍辱負重”的“民族英雄”，引起了不少人的同情。一部影視片，居然有如此巨大的作用，不能不叫一些搞歷史研究的人大跌眼鏡。

　　本來，文藝作品本不是歷史，歷史劇中對人物的描寫，并不能替代歷史研究領域對歷史人物的科學評價。我們完全可以對文藝作品中的人物評價不予理會，因為文藝作品允許隨作者的個人好惡進行虛構與戲說。然而，現在的問題是，影視片《走向共和》中對李鴻章的評價，涉及到的是一個極為嚴肅和重要的問題：歷史人物評價問題。它實質上又關系到現實道德觀念中的價值觀與是非觀問題，是一個教育后人“做一個什么樣的人”的問題。

　　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倒也不是凡是定論的就不能翻案;關鍵要有史實根據，而不是隨意進行文藝“創作”。為了明辨是非，有必要介紹一下這個歷史人物的一些真實情況。

　　李鴻章有沒有喪權辱國?

　　大凡翻閱過《中國近代史》的人，應該是沒有不知道李鴻章的。他是曾國藩的門生，靠著老師的提攜，拉起了一支淮軍，在鎮壓太平天國與捻軍過程中為清王朝立過功。由此起家，歷任江蘇巡撫、兩江總督和直隸總督。除了鎮壓農民起義以外，后來他還干了兩件大事：一是操辦洋務，舉辦過一些軍事工業和民用企業;二是自1870年起，接任曾國藩主持晚清軍事和外交大政。

　　且不論李鴻章關于鎮壓農民起義與搞洋務運動的評價，此乃兩個“見仁見智”的問題。最能影響對李鴻章評價的關鍵在于：在他主持軍政、外交過程中是否犯下了賣國罪行，是否有過喪權辱國?

　　下面我們不妨來梳理一下19世紀70年代以后，即由李鴻章主政外交后發生過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看一看他是如何處理的?就可清楚究竟這個人是否值得肯定。

　　1874年，明治維新以后羽毛未豐的日本，為了呑并中國的屬國琉球(明清兩代一直受中國皇帝冊封)，借口臺灣高山族人殺死琉球船民，出兵3，000在臺灣登陸，遭到臺灣軍民堅決抵抗，日軍傷亡重大，無法前進。日本通過美國等出面“調停”，要求清政府承認：一是高山族人“加害日本國屬民”(按：從邏輯上承認琉球船民成了日本的“屬民”);二賠償“軍費”50萬兩。李鴻章立即滿足其要求，以換取撤軍。1879年，日本正式呑并琉球，改名為沖繩縣。

　　1875年，英國間諜馬嘉里在云南偷越國境，且首先殺害我軍民后被我邊民殺死，此為“馬嘉里案件”。這原本是一個普通的外交糾紛案例，可是，次年李鴻章與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竟簽訂《煙臺條約》，喪失了大批國家主權，其內容多達三大部分，十六款，還附《另議專案》。主要內容有：英國取得進入云南進行調查、通商的權利;英人可以前往甘肅、青海，或由四川進入西藏;増開宜昌、蕪湖、溫州、北海為通商口岸;凡涉及英人生命財產案例，英使館有權派人前往“觀審”;租界內的外國商品免征厘金;外國商品進入內地全免內地稅;清政府發文告，對“滇案”表示“惋惜”等。

　　70年代，在英、俄支持下，中亞浩汗國阿古柏入侵我新疆，公然建立“哲德沙爾國”，妄圖將新疆從我國分裂出去。左宗棠主派兵進疆，平定阿古柏政權;李鴻章卻以“海防”為要，主張放棄新疆。幸好左宗棠力爭不讓，1876年清廷才讓其帶兵入疆，并于1878年平定全疆;不然，如按李鴻章主張，新疆早就不歸中國所有了。

　　1883年法國侵略越南，并欲進一步侵略中國，同年底，法軍進攻駐越清軍，挑起了中法戰爭。面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李鴻章始終堅守“力保和局”的宗旨，奉行“外須和戎”的外交方針。他有一個失敗主義的邏輯：認為中國與外國打仗，中國必敗;即使暫時不敗，最終還是要敗的。結果，1885年老將馮子材偏偏取得了鎮南關大捷，這是自鴉片戰爭以來我國正規軍對外國侵略軍打的第一個大勝仗。法軍戰敗的消息傳到巴黎，引發法國茹費理內閣倒臺。然而，就在這種勝利的結局下，李鴻章卻高唱“乘勝即收”的調子，還是由他與法駐華公使巴德諾簽訂了《中法新約》。根據就個條約，法國拿到了戰場上拿不到的東西。中國不僅承認越南為法國的保護國，還允許法國侵略勢力進入云南、廣西，取得優先修筑鐵路、開埠通商等特權，從此中國的西南門戶洞開。李鴻章在中法戰爭中的表現，把一切愛國的中國人氣得七竅生煙。孫中山先生正是從此下定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統治決心的。

　　1894年，李鴻章還是依照他的投降主義的軍事外交思想，依照他既定的對外“保和”方針，繼續主導甲午中日戰爭，先是“避戰”，后是被動挨打。結果，1895年威海一戰，硬是把一支裝備現代和噸位超過日本海軍的北洋艦隊，搞得個全軍覆沒。最后，又跑到日本去簽訂《馬關條約》了結。不僅讓中國承認朝鮮受日本控制，而且還：割遼東半島、臺灣和澎湖列島;賠款白銀兩億兩;増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通商口岸;還允許日本人在中國開設工廠;等等。

　　《馬關條約》簽訂的消息傳到國內，輿論一片嘩然，國人皆痛罵李為“國賊”。為平息輿論，那拉氏被迫罷了他的官，讓他丟了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的寶座，一度在北京東安門外的賢良寺內賦閑。

　　1896年恰逢沙皇尼古拉二世要舉行加冕典禮，出于感激俄、德、法三國“干涉還遼有功”，2月，那拉氏決定“慰撫”閑來無事的李鴻章，派他作為特使出訪沙皇俄國;并讓他出訪歐美，作一次環球訪問。時沙俄正在修筑橫跨歐亞兩洲的西伯利亞大鐵路，妄圖控制中國東北，聽到李鴻章使俄倍感興奮，決定高規格接待、籠絡，以售其奸。經過俄方的一番“努力”，李鴻章果然在重金賄賂與誘騙下就范，6月3日乖乖地在《中俄密約》上簽了字。這一條約，不僅使沙皇俄國取得了在中國東北修筑過境鐵路的特權，而且為其以后侵入中國東北打開了大門。李出訪回國后，主子認為其是聯俄有功，是“以夷制夷”外交的勝利，隨后在總理衙門待了一陣子又任其為兩廣總督。

　　1901年9月，李鴻章再一次作為清政府的全權代表與弈劻一起，與英、美等十一國代表簽訂《辛丑條約》，喪權辱國，賠款達4.5億兩白銀之鉅，進一步加強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統治。同年11月，李鴻章病死。

　　李鴻章不僅以簽訂賣國條約最多的清政府大臣聞名，而且還以貪婪聚斂著稱，只是由于他不像和珅、琦善那樣被抄過家，因此，關于他究竟貪了多少財產始終未能有個準數，成了永遠無法解開的千古之謎。然而，當時民間就流行“宰相合肥天下瘦”(李是安徽合肥人)的說法，那也絕不會是空穴來風。洋務要員容閎曾稱，李中堂“絕命時有私產四千萬兩以遺子孫”。梁啟超似乎并不認同容閎的這個數，但是還是認為：“世人競傳李鴻章富甲天下，其事殆不足信。大約數百萬金之產業，意中事也。”

　　有兩件事是很值得一提的。

　　第一件事，是高爾基筆下的李鴻章形象。《克里木•薩姆金的一生》，是高爾基作品中一部記實體的長篇小說，里邊涉及眾多歷史人物，其中包括中國的李鴻章，反映了1896年李出席沙皇加冕典禮作為貴賓的一些表現。書中是這樣描寫的：

　　“在阿爾泰展覽廳里，李鴻章在各色寶石陳列臺前停住，小胡子直抖動。翻譯官馬上要求打開玻璃柜。而當啟開那沉重的玻璃蓋之后，這位中國老人不慌不忙地從袖子里伸出手來，那衣袖好像自己會動似的，一下子滑向了胳膊肘，于是這只老朽不堪的鐵青手臂上纖細的、留著長指甲的手指伸進玻璃柜，從一塊白色大理石板上操起一枚巨大的綠寶石——這個展廳最珍奇的展品。李鴻章把綠寶石舉到眼皮底下，來回瞧著，微微點了點頭，便把那只拿著綠寶石的手藏到衣袖里去。”

　　“這寶石他要了!”翻譯官彬彬有禮，笑容可掬地解釋李鴻章的這一舉動。

　　“法布里丘斯將軍嚇得臉都白了，結結巴巴地說：“可是……請原諒!我無權作主饋贈禮品喲!”

　　“此刻這位赫赫有名的中國人已經走出了展覽廳，正朝博覽會的出口處走去。”

　　在現有的著述中，包括梁啟超的《李鴻章傳》，在說到1896年5月李鴻章參加尼古拉二世加冕登基典禮的俄羅斯之行，大多一筆帶過、語焉不詳，高爾基的這段描寫不失是一個補白。但小說筆法能成信史嗎?高爾基倒有個說法：“關于李鴻章拿走那顆大綠寶石的事，是法布里丘斯將軍在彼得堡雷契金將軍寓所親口對我說的。”

　　依照高爾基的為人品格，我們沒有理由不相信他的話。因為高爾基沒有無端地去“污蔑”李鴻章的理由。李鴻章在俄羅斯簽訂《中俄密約》期間是否收受過3，000萬盧布賄賂，至今還是歷史疑案，而在俄羅斯“李鴻章拿走那顆大綠寶石的事”，倒很可能確有其事。或許，那件阿爾泰展館的鎮館之寶也是那3，000萬盧布酬金的一部分?否則他怎么會這樣有恃無恐地在人家的博覽會上順手牽羊呢?

　　第二件事。1898年3月，當沙俄強迫清政府租借旅大時，時任總理衙門大臣的李鴻章，在與俄駐華代辦談判過程中，竟然“拿了俄國外交官璞科第送去的50萬兩銀子的賄賂。”(姜鳴：《天公不語對枯棋——晚清政局和人物》)相對于當時官場的貪腐風氣，只要他政治上不倒，這也許算不上是什么問題了，但這筆賄賂是他用國家主權換來的卻是千真萬確的!

　　對李鴻章的貪墨，究竟是信還是不信?不妨還可看一看以下事實：在上海華山路，現今還留有一座豪宅，名為“丁香花園”，原系李鴻章為外室小妾莫氏所置的居所，小妾乳名叫“丁香”，故該宅就以“丁香花園”而聞名遐爾。另外，還可以去走訪一下合肥的李鴻章故居。合肥李府半條街，現存尚有四進50余間房，實際上僅為其原先的1/12!如果恢復原樣，那少說也有600多間之壯觀!那時候的官僚大都喜歡購買土地，一般均以土地為主要產業，作為積財手段，那么，李在合肥附近又占有多少土地呢?再加上浮財，看來，梁啟超的“數百萬金之產業”一說是大大低估了!

　　李鴻章之流該不該“永背罵名”

　　從現有確鑿的史料來看，李鴻章作為銜命大臣，他們在全權處理涉及國家、民族核心利益的事情上，確實是損害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這已毋庸置疑了。正因此，從他們喪權辱國的那一天起，就被時人罵為“賣國賊”了;并在歷史上“永背罵名”，使后人包括鄧小平恥于與其為伍。

　　1982年9月24日，鄧小平在會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時，曾講過一段很有歷史深度的話：“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回旋的余地。1997年中國將收回香港，不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島、九龍。否則，任何一個中國領導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國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著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

　　現在的問題是，有人認為：李鴻章所以會簽訂這些不平等條約，或者說喪權辱國，均是出于無奈，是“弱國無外交”的必然結果，即使沒有李鴻章去簽《馬關條約》，也會有張鴻章去簽。因此，覺得他們不該為此“永背罵名。”

　　這完全是一個似是而非的謬論，是一種為賣國罪人開脫罪責的遁詞之說。

　　第一，在其位謀其政，既謀政就得承責。

　　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論語·泰伯》)按同樣道理，在其位，就得謀其政，否則就是“尸位素餐”;當然，既謀其政，就得承責，也就是對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包括對國家、民族負責，對歷史負責。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

　　世界上有沒有不發生影響與后果的事?沒有!因為事物是連貫發展的，任何事情都是有其特定的影響與后果的。那么，世界上有沒有不顧及自己的行為影響與后果，對自己的行為不負責的人?那是有的。凡一切違背社會生活準則(價值觀念)的人，或利令智昏的人，都是這樣的人。然而，對這一切不顧其行為后果的民族敗類、國家罪人，人民、歷史是決不會對他們寬恕的，必然會把他們釘上歷史的恥辱柱，讓子孫后代永遠唾罵。

　　那么，這是不是人們對歷史人物的一種苛求呢?非也。可以這樣講，這是古今中外世界各國人民共有的評價法則，決非是我們所特有。

　　法國現代史上曾經出過一個非常著名的人物，此人名為貝當。在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指揮過對整個戰局具有重大意義的凡爾登戰役;由此，1917年4月他被晉升為總參謀長，后又成了法軍總司令，獲元帥軍銜;一度是法國公認的民族英雄。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他卻陷入失敗主義立場。1940年6月，他以法國總理身份簽訂《康邊停戰協定》，向德國投降;后又在希特勒的卵翼下，組織維希政府，自任法蘭西國家元首。1945年4月，德軍失敗，貝當被捕，以“通敵罪”被判處死刑(后實際上病死獄中)。

　　直到現在，在法國人民與任何歷史書中，對他的評價仍只有一種：民族叛徒。按照“弱國無外交”理論，這不是太寃了嗎?難道他不是爭得了法國的“和平”嗎?事實上不也“保護”了許多法國人的生命嗎?這不是“曲線救國”嗎?一戰時他不是曾為法國立過“大功”嗎?怎么就都一筆勾銷了呢?是不是法國人太不寬容了呢?

　　否!這怨不得法國人民，這是貝當自絕于法國人民。世界歷史告訴人們：凡是背叛國家、民族的人，都是不可能原諒的。

　　在“弱國”的條件下，如果你自知沒有能力勝任維護國家利益的職責，最好的辦法就是“讓位”，讓有能力勝任的人去掌權。“辦法總是比問題多”，你沒有能力解決問題，不等于別人不能解決問題。在這一點上，宋子文可算得上是一個聰明人。1945年7月，他赴蘇與斯大林談判中蘇關系，在知道自己沒有能力解決外蒙古的回歸問題時，干脆就辭去外長的職位，讓這一棘手的問題留給后人去解決，讓給那些愿意背喪權辱國罪名的人去簽約。總之，怎么樣也決不能在自己手里簽有損民族利益的條約。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當然也無需承擔任何責任。反之，如果誰敢，當然，誰就得承擔這個責任。

　　第二，“弱國”未必一定要喪權辱國。

　　有人說，“弱國無外交”，在國家勢不如人的時候，只有喪權辱國一條道，攤到誰，誰就得做李鴻章。更有甚者，說如果國家孱弱，面對外敵，與其抗爭，還不如降服，這樣才是真正“愛國”，抗戰實際上是害國。這是一種十足的“賣國有理”論，完全是一種漢奸哲學。這種謬論根本不值一駁。

　　就拿李鴻章同時代的外交官來說，就有一個叫曾紀澤的，系曾國藩之子。他就辦過一件虎口奪食的外交，憑著不亢不卑的姿態與雄辯的論爭，硬是從沙俄嘴里爭回了一大片國家領土。1878年，左宗棠消滅了入侵的阿古柏政權，平定了新疆;清政府派崇厚出使俄國，要求收回伊犁(1871年沙俄乘阿古柏入侵新疆混亂之機，派兵侵占了伊犁地區)。次年，崇厚擅自簽訂《里瓦幾亞條約》，表面上收回伊犁，實際上喪失了伊犁河南境特克斯河流域、伊犁西部霍爾果斯河大片土地和其他許多國家主權。真相披露，輿論嘩然，清政府也拒絕批準，改派曾紀澤再往俄國重開談判。正是在這一不利的背景下，曾不負眾望，與沙俄改訂條約，爭回了伊犁河以南特克斯河流域戰略意義重大的幾萬平方公里土地。

　　再一個就是稍后一些年代的外交官顧維鈞。1919年，正是他在巴黎和會上為山東的權益而力爭，最后，不畏強權，嚴正地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外交史上，他第一次代表中國，向帝國主義響亮地吼了一聲：“不!”也正由于這一聲“不!”才在1922年的華盛頓會議上，再在他的外交努力下，終于迫使日本向中國歸還了山東半島。

　　1950年10月，當著美國率聯合國軍在朝鮮半島攻到鴨綠江邊，炸彈落到了我安東(今丹東)的時候。當時中國的國力，與之相比，毫無疑問是屬于弱小的。可是建國剛一年的新中國，就是敢于出兵朝鮮，最后硬是將美軍頂回三八線，于是我們中國才有充分的資格，與老美平起平坐進行談判，讓美國將軍、這位第三任“聯合國軍總司令”克拉克，老老實實地在停戰協定上簽字認輸：這是“美國歷史上第一次沒有取得勝利的停戰。”

　　以上這些都是鐵的事實，在上述史實面前，不知道那些持“弱國無外交”論的人是如何想的?!

　　第三，對歷史上形形色色的賣國賊決不能輕饒。

　　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問題，特別是對歷史上涉及到國家、民族利益的重大斗爭中的有關人物的評價，它在現實或對今后歷史的發展，具有極大的影響，是一個極端嚴肅和重要的問題。因為它涉及到一個愛國主義問題，涉及到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建設問題。所以要這么說，那是因為，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實際上是在昭示現在的人和我們的后代：應該怎樣做人?做怎樣的人?如果秦檜可以翻案，那么以后誰還會愿意做岳飛呢?如果可以承認汪精衛的“和平救國”論是為了“曲線救國”，那么，我們中華民族的八年抗戰還有什么意義呢?如果李鴻章之流都可以因“弱國無外交”謬論而翻案，那不是在鼓勵后人去放手賣國又是什么呢?這確實是一個非常發人深省的問題。

　　李鴻章之流，是腐敗賣國也好，或是昏庸無能辱國也好，歷史上凡是喪權辱國者，理所當然地應該受到人民的唾棄，無一例外地應該牢牢地把他釘上歷史的恥辱柱，以警示后人。只有這樣，我們的國家才能強盛，我們的民族才會興旺發達，與世長存!

　　李鴻章之輩該不該“永背罵名”?結論只能是：李鴻章理該“永背罵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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