鶴齡：108問楊繼繩：李井泉為何敢開頂風船
《墓碑·第三章 天府饑魂·三、李井泉狠開頂風船》：
1958年夏秋的大躍進出了問題，1958年秋冬到1959年春夏，毛澤東在形勢所迫的情況下，采取了一些“降溫”措施，中央發(fā)出的一些文件，也有一些糾左的傾向。李井泉堅持不“降溫”，不糾左。……李井泉這種“頂風”態(tài)度表現(xiàn)在一系列的政策上。
其一，在武昌召開的八屆六中全會是降溫的，李井泉從武昌開會回來繼續(xù)堅持大躍進。1958年12月省委在金牛壩召開地委書記會議，布置了1959年的更大躍進任務(wù)。
其二，第二次鄭州會議做出的《關(guān)于人民公社管理體制的若干規(guī)定》明確規(guī)定，人民公社的核算單位以“隊為基礎(chǔ)”。“隊為基礎(chǔ)”的“隊”，是指生產(chǎn)小隊，而不是生產(chǎn)大隊或管理區(qū)。而李井泉則在萬人大會上宣布：“隊為基礎(chǔ)，在我們這里是管理區(qū)(公社與大隊之間設(shè)立的一級機構(gòu))。……
其三，繼續(xù)推行1958年那一套高指標和瞎指揮。1959年4月19日省委發(fā)布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八項規(guī)定”，嚴格規(guī)定各類作物播種面積……。
……
“最能表現(xiàn)李井泉‘頂風’勇氣的是他不向下傳達毛澤東給六級干部的一封信。”
那么，李井泉為何敢開頂風船呢?我們看楊繼繩所說“書中的每一件事都是經(jīng)得起查證的”這個東夫的的書中是怎么說的。
東夫在《“大躍進”時期四川省大饑饉的特殊成因》中說：
另一方面，李井泉與鄧小平的個人關(guān)系也日益密切。1952年四川合省，鄧小平推薦李井泉為省委書記兼省政府主席。1956年鄧小平擔任中央書記處總書記后，開始參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重大決策，并被毛澤東有意作為接班人培養(yǎng)。鄧對李井泉的信任和支持也強化了李井泉的地位，促使李井泉全力以赴地為中央效力。李井泉在“文革”中承認，他對鄧一直有好感。鄧到中央工作后，許多重大事情李都是先向鄧匯報，然后按照鄧的意見行事，“特別是干部問題上，常和他商量，再報中央”。鄧對四川的工作也“給予了不少支持和指示”。按照李大章的說法：“李井泉每次到北京開會，一下飛機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鄧小平家里”。1959年3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表示，“計劃工作我親自掛帥，鄧小平當參謀長”，李井泉由此認定，鄧已被毛選為接班人。鄧小平獲毛澤東的信任，擔當了“大躍進”操盤手的角色(后來他也不得不承認，那時候頭腦很熱)，李井泉在“大躍進”期間的狂熱，與鄧不無關(guān)系。1958年底鄧小平與楊尚昆、李井泉一起到貴州省視察，視察期間李井泉打電話給在成都主持工作的省長李大章，要求在四川建設(shè)1千萬畝萬斤田，這與鄧小平在貴州宣傳“少種、高產(chǎn)、多收”有關(guān)。
楊繼繩是深信東夫“書中的每一件事都是經(jīng)得起查證的”(84問)。如果真是這樣，那么，李井泉為何敢開頂風船的原因，就由東夫把答案說出來了，即：有鄧總書記的支持。
遺憾的是，大量引用東夫《麥苗兒青菜花兒黃》的楊繼繩卻把東夫的這段文字遺忘了。
雖然我并不相信東夫“書中的每一件事都是經(jīng)得起查證的”，但是，就這件事而言，我認為，他的這個答案是對的。因為，鄧在1958年底有過支持四川搞千萬畝萬斤田的具體行動(84問)。聯(lián)系到河南大行“左道”的吳芝圃，不也是得到了鄧總書記的支持嘛。這是楊繼繩的《墓碑》揭示出來的(110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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