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劉之爭及文革中對劉少奇的保護

閆文洋

　　1966年8月4日，毛澤東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說：“中央自己違背自己的命令。中央下令停課半年，專門搞文化大革命，大家起來了，又來鎮壓。不是沒有人提過不同意見，人家提意見，就是聽不進去。另一種意見卻是津津有味。什么群眾路線，什么相信群眾，什么馬列主義，都是假的。已經多年如此，凡碰上這類事情，就爆發出來，明明白白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說反對新市委就是反黨，新市委為什么不能反?看你站在哪個階級方面，向哪個階級作斗爭。”

　　劉少奇說：“我在北京，要負主要責任。”毛澤東說：“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講客氣一點，是方向性錯誤，實際上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為什么天天講民主，民主來了，又那么怕?”劉少奇說：“無非是下臺，不怕下臺，有五條不怕。”葉劍英說：“我們有幾百萬軍隊，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毛澤東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表面上看，二人的話是話趕話趕出來的，都有些氣話的意思。但這次再道歉承認錯誤，已不可能化解二人的爭執了，而且也沒有認錯的機會了。毛澤東說出了劉少奇“站在資產階級立場”的話，給劉少奇定了性。劉少奇說出了“不怕下臺”的話，那接下來的事情就順理成章了。

　　趁熱打鐵，第二天，毛澤東寫下了這樣一段話：“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的何等好啊!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五十多天里，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發人深醒的嗎?”

　　他給這篇文字加了一個標題：《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于8月7日印發中央全會。在這張“大字報”中，毛澤東使用了極其嚴重的詞語，如“白色恐怖”、“何其毒也”，并翻出了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四年的舊賬。雖然沒有點名，但誰都清楚：這主要是指劉少奇，表明毛澤東要改變劉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了。就在他寫這篇文字的當天，中共中央發文宣布：“中央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批發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是錯誤的，現在中央決定撤銷這個文件。”那是劉少奇批發并寫了批語的文件。

　　8月6日，毛澤東通知在大連養病的林彪出席全會。8月8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舉行全體會議，周恩來主持會議，通過了《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通稱“十六條”)。《決定》寫道：“當前開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新階段。”“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斗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以利于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決定》認為，文化大革命的阻力“主要來自那些混進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同時也來自舊的社會習慣勢力”。“由于阻力比較大，斗爭會有反復，甚至可能有多次的反復。這種反復，沒有什么害處。它將使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群眾，特別是年輕一代，得到鍛煉，取得經驗教訓，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決定》號召黨的各級組織要“‘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只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取任何包辦代替的辦法”。“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亂子’”，“要讓群眾在這個大革命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識別哪些是對的，哪些是錯的，哪些做法是正確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確的。”《決定》還要求“要文斗，不要武斗”，實行“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

　　同日，林彪接見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說：“這次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司令是我們毛主席。你們這些同志這幾個月起了作用，今后還希望起更大的作用。要弄的翻天地覆，轟轟烈烈，大風大浪，大攪大鬧，這半年就要鬧的資產階級睡不著覺，無產階級也睡不著覺。”這與毛澤東的設想，基本是一致的，運動的發展也正是這樣。在這個時間點說出這樣的話，說明了其對文革的認識，是其他人不可企及的。

　　8月12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由7人增至11人。排序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云。其中新進入常委會的是陶鑄、陳伯達、康生、李富春。會議沒有重新選舉中央主席和副主席，除林彪外，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的中央副主席職務不再提及。劉少奇的排序降到了第八位，實際上離開了中央領導崗位。全會沒有重新選舉副主席，但以后只稱林彪為副主席，不再提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的副主席職務。

　　作為中國的二號人物，做了8年的接班人，長期在一線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僅僅憑一次會議，地位就輕易地被改變了，手中相應的權力也被剝奪了。那些把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原因，定為毛劉“權力斗爭”的人，怎樣來解釋這個事實呢?“權力斗爭”必須有斗爭的雙方，必須有公開或私下的較量，但至今我們沒有看到任何這方面的資料，后來毛澤東也說“劉鄧”是搞“公開的，不搞秘密的”。劉少奇甚至連基本的抗爭都沒有，完全服從了中央決定，認真地去寫檢查做檢討去了。或有人說，劉少奇手里沒有掌握軍隊，不可能與毛澤東抗衡。然而，既然大家都知道沒有“權力斗爭”的本錢，劉少奇能不知道?實際上，劉少奇對毛澤東的忠誠，不低于其他任何人。他們之間的問題，只是任何二個人之間都會發生的問題。

　　《資治通鑒》里記載了武則天與吉頊一段對話，是這樣的：頊曰：“合水土為泥，有爭乎?”太后曰：“無之。”又曰：“分半為佛，半為天尊，有爭乎?”曰：“有爭矣。”這段話說出了人世間一個普遍的真理，任何兩個人，相處的時間長了，都會產生一定的矛盾，發生一定的爭執。

　　劉少奇與毛澤東之間的矛盾，就是這樣產生的。劉少奇作為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與其他人是完全不一樣的。既得服從毛澤東的指示，還得表現出自己的主見，而兩者往往是不同甚至對立的。接班人首先得服從領導，這是不言而喻的，誰會讓一個天天和自己對著干的人接自己的班呢?其次，他還得自己有主見，有不同的或更好的主張，因為這代表著他的能力，關系到團體或社會的發展和前途，誰都不想把自己的事業交給一個能力差的人。所以，自古太子難當，就是由于其使命本身是有一定矛盾的。

　　毛澤東退居二線之后，作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領導人，劉少奇有了更大的權力，這必然會和毛澤東產生一定的分歧。如果事事請示，則失去了分一線、二線的意義，而且也給人工作能力不強的印象。其中的難點，是對某個問題大小的確定。一個問題，劉少奇認為不用請示，先按自己的意圖處理了，可事后毛澤東覺得不對，怎么辦?立即糾正過來，可以。一次兩次行，但若次數多了，作為接班人的劉少奇還有威信嗎?而且，他處理的事情，不是晚上是吃火鍋還是下面條的小事，每一件事幾乎都是關系國計民生的大事。從下達到執行，是復雜且龐大的，怎么能隨便更改?

　　實際上，毛澤東在退居二線之后，是盡可能不去干擾一線工作的。久而久之，劉少奇等一線領導人的自信自然會越來越高，不請示的事情就越來越多。這些在平常的時候都不是事，但有了問題之后就是事了。毛澤東說劉鄧搞“獨立王國”，就是這種情況，后來他說：“我的責任是分一、二線。為什么分一、二線?一是身體不好，二是鑒于蘇聯教訓。我想在我未死之前，樹立他們的威信。現在走到反面，結果變成獨立王國，許多事情不同我商量。”可見他自己也清楚，導致“獨立王國”的，主要還是“一、二線”這個客觀原因。

　　毛劉之間的矛盾，是權力斗爭嗎?不是，是對客觀世界認知能力和具體問題的處理方式、能力不同產生的紛爭。自延安整風之后，中國共產黨內部，基本上沒有想代替毛澤東的人了。建國之后，飽讀史書的毛澤東，在建章立制的過程中，肯定會吸取前人的經驗教訓，盡可能地不留下給人可乘之機的制度盲區。或許這些不為外人所知，但在共和國成立幾十年來，特別文革這樣嚴重的混亂時期，都沒有發生大的問題，說明這套制度是行之有效的。劉少奇已經被指定為接班人，沒有能力也沒有必要去與毛澤東“爭權奪利”的。他們之間的問題，在其他人身上也同樣出現，只是劉少奇作為接班人，位置敏感，顯得突出罷了。

　　戚本禹在回憶錄里說，他主辦的《群眾反映》刊物，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才創辦的。他說：那時的秘書室是照例每天都要把群眾的來信來訪整理出來，匯總后寫成報告呈給主席。以往我在秘書室的時候，匯總的工作通常是由我來做了。可那時候經常會遇到一個問題，主席在看了我們送上去的反映群眾意見的報告后，經常會直接在上面作出批示。我們送的多了，主席的批示也就多了。這樣一來，不僅劉少奇、楊尚昆他們有意見，連周總理有時也會有意見。因為許多事情他們都還不知道，主席已經知道了，主席一旦作出了批示，這讓他們就感到很被動。尤其是在1959年主席宣布退居二線之后，這個問題就更明顯了。(戚本禹回憶錄，223頁。)后來，他們就創辦了《群眾反映》刊物，同時分送給主要的中央領導，部分解決了這個問題。

　　說起劉、鄧反對毛澤東的“事實”，人們往往會舉出著名的“不讓講話”、“不讓開會”的例子，其實那都是事出有因的。“不讓開會”說的是鄧小平，網絡上版本不同，有說是沒有通知的，有說是通知了但說沒空可以不參加的，沒有大的區別。按照慣例，不重要的會議，毛澤東是可以不參加的。因此其根本問題有二，一是有沒有慣例，二是重要不重要。在毛澤東退居二線之后，許多會議是不參加的，往往是會后把文件報送給他批示。至于重要不重要，則是個人認為的問題了。當然，也不能完全排除這樣一種可能，就是怕毛澤東干擾已經開展的工作，這還是分一線、二線帶來的問題。偏偏1964年底的這次中央工作會議，毛澤東認為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劉少奇“四清”搞的“后十條”，搞的“桃園經驗”，已經產生了非常大的問題，毛澤東要利用這次會議來解決這個問題。

　　“不讓講話”說的是劉少奇，也是在這次會議上發生的。網絡上有說是劉少奇直接提出來，讓毛澤東少發言。更多的是說在會議上二個人的爭執，對毛澤東而言，劉少奇當眾與自己頂嘴，打斷自己的發言，差不多就是不讓自己“講話”。但在劉少奇看來呢，毛澤東的發言明顯偏離了他預定的軌道，甚至要徹底更改他在“四清”中的做法。這不能不讓他感到氣憤，是以不顧自己的位置，不顧對方是毛澤東，把自己心中的不滿發泄出來。

　　在進行“社教”的初衷上，劉少奇與毛澤東的想法是一致的，但對存在的問題，看得更加嚴重。在1963年2月25日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甚至說“這個問題，是生死存亡的問題，是亡黨亡國的問題”。是以他全力以赴地投入“社教運動”中，這年的冬天，派妻子王光美去偏僻的鄉下蹲點幾個月，搞出了“桃園經驗”。1964年6月中央工作會議后，劉少奇明顯增加了搞“四清”的力度，批評“后十條”，認為太過平和，必須修改;同時積極推廣“桃園經驗”。8月，中央決定，成立“四清”“五反”指揮部，劉少奇掛帥。

　　想一想就能理解，劉少奇辛辛苦苦搞“四清”，正轟轟烈烈進一步發展的時刻，毛澤東要來潑冷水，否定他的工作方法，能不生氣嗎?他是毛澤東的接班人，這個階段是他在干部和群眾中的威信最高的時候。他與毛澤東頂嘴，或者不讓毛澤東講話，往往被說成是與毛澤東“爭權”。笑話，在這個級別上，頂幾句嘴就能“爭權”了?

　　與毛澤東公開頂撞，給劉少奇的命運帶來了徹底改變。首先，毛澤東否定他搞“四清”的一些方法，是正確的。他推廣“桃園經驗”，要派大量的工作組進駐，根本沒有操作性。在方式上采取了比較極端的“地下工作”模式，結局如同“反右運動”一樣，存在擴大化的問題，造成了許多冤假錯案。而這樣做，在毛澤東看來，不會達到“社會主義教育”的目的。用現在反腐敗流行的話說，劉少奇的辦法是只打蒼蠅，不打老虎。其次，劉少奇一時氣憤，與毛澤東爭執，他只感到了自己沒有被尊重，沒有想到這樣是對毛澤東的極大不尊重。因為他處在接班人的被動位置上，二者相比，他的自尊遠遠不如毛澤東的重要。

　　其實毛澤東對此也是挺郁悶的，戚本禹在回憶錄里說：江青在文革的時候跟我說，就在那個時候，有一段時間，主席覺得挺納悶的。主席對江青說，以前，劉少奇對他不是這樣的。即使有不同的意見，也總是很委婉的說的。而現在是我說一句，他就頂我一句。(戚本禹回憶錄，339頁。)

　　現在很多材料都說，毛澤東撤掉劉少奇接班人的想法，就是在這次爭執后產生的，這應該是確實的。不過早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之后，毛澤東就已經對劉少奇不滿了，應該就有了劉少奇不是合格的接班人的想法。把二人此時的爭執，說成是毛澤東憑一時之怒，不分是非，打倒劉少奇。而為了打倒劉少奇，又發動了文革，則是別有用心了。這樣說，一是給人毛澤東心胸狹隘的印象，二是把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引到“權力斗爭”的方向去。

　　一個問題，毛澤東能不能打倒劉少奇?一個領導人，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后來發現不合適，要撤換他，難道不可以嗎?另一個問題，劉少奇有沒有錯誤?先拋開別的不說，就二十三條時與毛澤東的爭執，劉少奇的表現就可以說是不及格。劉少奇使性子，拒絕主持會議，與毛澤東公開爭吵，莫說他是接班人，就是其他人，也是不應該的。唯一的解釋，是劉少奇真生氣了。這固然可以說他是真性情、直腸子，沒有藏著、掖著，沒有搞陰謀詭計。但他是誰呀?他不是普通的人，是一個大國的未來領導人。這樣就不行了，因為他是不能隨便說話、隨便動怒的。

　　在新中國的領導人中，最辛苦、最忙碌的應該是劉少奇了。在文革之前，做決策的是毛澤東，而去落實執行的第一人是劉少奇。當然，在他被打倒以后，這個苦差就由周恩來承擔了。自延安中央分兵以來，劉少奇一直工作在最前沿，處理著中央繁雜的日常事務，到1959年，正式擔任了國家主席，成為了毛澤東的接班人。此后承擔的責任更大，做的工作更多，自然也就更辛苦。1963年社教運動中，為了摸到第一手的情況，劉少奇派妻子王光美去偏僻的鄉下搞“四清”。而他此時已積勞成疾，夜間容易掉床，于是便打地鋪睡在地上。以后成了習慣，直到去世，都是睡地鋪的。看到這里，不禁讓人潸然淚下，鞠躬盡瘁，不過如此。

　　然而，劉少奇在人們心中的口碑卻極差，一直戴著“第一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帽子，成為新中國最冤屈的人，并且至今沒有被真正“平反”。這里說的“平反”不是組織上的，而是人們意識中的。這是因為，人們總把他放在了毛澤東的對立面，既然毛是對的，那劉自然是錯的。在戰爭年代，毛澤東的對頭是蔣介石，那么在建國后，毛澤東的對頭就變成劉少奇了。而且崇拜毛澤東的人，往往又走了一個極端，基本上把所有的錯誤都推到劉少奇的頭上了。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人們對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認識，一直沒有突破傳統的思維。現在社會發展中的一些問題，貧富差距的拉大，“不患貧而患不均”的大眾心理，不禁讓人懷念起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時代”，故而對劉少奇這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帶頭人更加反感了。

　　那么，在劉少奇身上，究竟發生了什么?他是左還是右?是路線錯誤還是工作失誤?是支持毛澤東還是反對毛澤東?至今沒有理清楚。但有一點是無誤的，那就是劉少奇的工作能力超強，在中共中樞這種強人眾多的地方，能夠主持日常工作近二十年，并被毛澤東指定為接班人，就證明了這點。當然，正如俗話說的那樣，干的活越多，犯的錯誤就越多。在這么長的時間里，劉少奇肯定也犯下不少錯誤。不過仔細分析一下，這些錯誤基本上都是工作方法的原因造成的，而不是什么路線問題。誠然，如果這些錯誤得不到及時的糾正，無疑會發展到路線問題的方向去，只是這種預見，往往只有毛澤東擁有。

　　毛澤東在“炮打司令部”里給劉少奇定的“三宗罪”：六二年的“單干風”，六四的“二十三條”之爭，文革初期的“派工作組”。仔細分析一下，都不過是面對具體問題時的正常應對。前面的兩個問題已經分析過了，“派工作組”是對還是錯，還是和在彭真的問題一樣，看你從什么角度去分析。如果從發動文革的立場去看，那就是錯誤的;如果從維護黨的領導、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的立場去看，則是無可非議的。而且劉少奇沒有違反組織程序，決定都是中央常委會集體討論通過，并且匯報給毛澤東的。也許正是劉少奇做的種種事情符合組織程序，要打倒他，才給他定個“路線錯誤”帽子的。

　　北京大學亂了之后，新北京市委6月3日派去了工作組。在當天召開的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通過了李雪峰提出的文革“八條要求”，此后工作組基本上就是按照這個要求去做的。毛澤東7月18日回到北京，先見了中央文革小組的人，讓前來求見的劉少奇回去，已經表示了對他工作的不滿。種種信息表明，毛澤東此時是反對派工作組的。但在7月21、22日常委擴大會議上，對是否撤銷工作組的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其中鄧小平堅決反對撤銷工作組，大聲駁斥了陳伯達撤銷工作組的提議，因此會議對撤銷工作組依然是否定的。作為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自然是必須服從會議決定的。

　　在隨后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劉少奇排名由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鄧小平則從第七位升到了第六位，李雪峰也進了書記處，并在其后幾年的時間里得到重用。做最后決策的劉少奇被降職了，堅決支持派工作組的鄧小平卻升了一位，開始派工作組并提出“八條要求”的李雪峰也升了職。這是讓人費解的，說明毛澤東在“派工作組”這個問題上的糾纏，就是要打倒劉少奇，進一步燒熱文革這把火。

　　有人說劉少奇忽左忽右，這是存在的。其原因是他的執行能力強，而預見力差，往往看不透問題的實質。無論從革命事業還是從個人角度說，劉少奇是十分崇拜毛澤東的，加上他是執行者和繼承者，這就容易犯一個錯誤，就是想努力把毛澤東的意圖實現，并且往往到了“過”的程度。建國后劉少奇按照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社會”的設想，主張先發展資本主義，然后用革命的手段再將其變為社會主義。這一時期他是保守的，對合作化運動也不積極，認為“冒進”了，被毛澤東來了個反“反冒進”，批評了一通。此后在“大躍進”“人們公社”運動中，劉少奇就積極起來，“浮夸風”“共產風”與他的關系很大。當產生了嚴重的不良后果后，他則緊張的要命，62年的“單干風”，很有些慌不擇路的樣子。毛澤東提出階級斗爭后，則又認為階級敵人非常強大，有“亡黨亡國”的危險，是以在“四清”中采取了些很左的措施。這一切，都是預見力不足的表現，而預見性，則是毛澤東認為一個合格領導人最重要的能力。

　　一個人做一件事情，都是有動機的。說劉少奇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帶頭人，是難以找到其動機的。他為什么走資本主義道路?為權位?他已經是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沒有必要橫生枝節。為子孫后代謀經濟利益?這在當時的條件下根本不可能實現，在改開后也沒有聽聞他的后人獲取巨大的經濟利益，說明他和王光美對子女的教育，是社會主義的，不是資本主義的。

　　讀中國共產黨的奮斗歷史，常常會被驚呆，“艱苦卓絕”四個字，是時時貫穿其中的。其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有了毛澤東的正確領導。毛澤東的方法之一，是“政治掛帥”，用“共產主義”“人民解放”等口號來凝聚人心，克服那些天大的困難。因為那時的共產黨人，除了“共產主義理想”，并沒有別的本錢。在建國后，面對一窮二白的情況，要實現工業化，還是必須堅持“政治掛帥”，才能克服重重困難。在一定的時期內，強調維護社會主義制度，反對資本主義制度，是必須的。“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不僅僅是一句口號，更是艱苦條件下的最佳選擇。這就決定了，在建國后的政治生態中，必須一直是偏左的，否則，就達不到社會主義建設的既定目標。

　　“政治掛帥”必須有相互對立的兩個方面，因此便有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左”和“右”兩個派別。一些犯錯誤的人，往往被認為是“右傾”，有資產階級思想，準備走資本主義道路。這頂邏輯不那么嚴謹的帽子，使用起來卻是十分順手。工作中犯了錯誤，可以扣上這頂帽子;給領導提意見，也可以被扣上這頂帽子。彭德懷被打倒時是“右傾”，劉少奇62年是“右傾”、64年是“形左而實右”，林彪叛逃后也被定為“右傾”，但他們的問題一樣嗎?總之，在那個“政治掛帥”的時代，人們的錯誤，原因都可以向這里推的。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時間長，又是文革開始被打倒的，所以這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帶頭人”，便責無旁貸地獨自承受了。這件他可能至死都沒有想明白的事情，是政治的需要，也是國家民族的需要。

　　對于劉少奇的問題，毛澤東是心中有數的，內心對劉少奇是虧欠的，這從他對劉少奇的保護就可以看出來。就在八屆十一中全會的閉幕會上，毛澤東的口氣便緩和了些，他說：“對犯錯誤的同志總是要給他出路，要準許改正錯誤。不要認為別人犯了錯誤，就不許他改正錯誤。我們的政策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幫，團結——批評——團結。”

　　9月5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住處召集林彪、周恩來等開會，說：“關于少奇同志的生活會，不要再開下去了。越開調子越高，一定要說成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再講下去就是彭羅陸楊一幫了。我講講歷史。”“請大家想一想，我們是怎樣對待張國燾的?張國燾另立中央，另立中央也就算了，難道說其中沒有好人?有好人，如徐向前、李先念，還有四方面軍的一大批干部。張國燾不走，還是會坐在這里開會的。我們歷來采取這種政策，看來是有效的。一、一個不殺。二、團結犯錯誤的人，改正錯誤。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沒有在生活會上講話不要講了。世界就是這樣的，永遠沒有清一色。批的厲害，是為了改。”

　　9月14日，毛澤東閱劉少奇《在北京各工作組領導干部會議上的檢討提綱(草案)》，批示：“少奇同志：基本上寫的很好，很嚴肅。特別是后半段更好，建議以草案形式印發政治局、書記處、工作組(領導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小組各同志討論一下，提出意見，可能有些收獲，然后酌加修改，再作報告，可能穩正一些，請酌定。”10月23日，劉少奇根據修改后的檢討提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了發言，對派工作組等問題再次承擔責任。

　　10月24日，毛澤東談到劉鄧問題時說：“把劉、鄧的大字報貼到街上去不好。要允許人家犯錯誤，要準人家革命。叫學生們把魯迅的《阿Q正傳》看一看，其中‘不準革命’一章。亂子是中央鬧起來的，責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責任，我的責任是分一、二線。為什么分一、二線?一是身體不好，二是鑒于蘇聯教訓。我想在我未死之前，樹立他們的威信。現在走到反面，結果變成獨立王國，許多事情不同我商量。劉、鄧二人是搞公開的，不搞秘密的。對少奇同志不能一筆抹殺。”“對劉、鄧要準許革命，準許改。說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

　　11月3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同劉少奇交談時，特意詢問王光美和孩子們的情況。劉少奇表示，現在文化大革命起來了，我也要到群眾中去鍛煉鍛煉。毛澤東說：你年紀大了，就不要去了。12月31日，周恩來在同清華大學造反派頭頭蒯大富等談話時說：主席不同意讓王光美回清華檢查。戚本禹回憶：1967年1月的時候，清華大學蒯大富一些人，用王光美女兒出“車禍”的謊言，搞了一個“智擒王光美”的事件。總理知道以后，馬上派他的秘書去把王光美接回了中南海。主席后來知道了說，共產黨講究光明正大，不準再搞這種騙人的事情。

　　1967年1月6日，毛澤東閱劉少奇1月5日關于北京建筑工業學院紅衛兵要他去做公開檢查的信，批示：“總理：此件請你酌處。我看還是不宜去講。請你向學生方面做些工作。”次日晨，周恩來接見北京建筑工業學院學生代表，制止了他們逼迫劉少奇到該院作檢查的行動。

　　1月13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單獨會見劉少奇。劉少奇表示：“一、這次路線錯誤的責任在我，廣大干部是好的，特別是許多老干部是黨的寶貴財富，主要責任由我來承擔，盡快把廣大干部解放出來，使黨少受損失。二、辭去國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澤東選集》編輯委員會主任職務，和妻子兒女去延安或老家種地，以便盡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少受損失。”臨別時，毛澤東把劉少奇送到門口，囑咐他：“好好學習，保重身體。”回到家，劉少奇對家人說：“主席沒有批評我的錯誤，很客氣。”四天后，毛澤東在一次同外國朋友談話中講到王明時說：“他現在還是中央委員。下次代表大會，他恐怕選不上了。劉、鄧是不是能選上?我的意見還是應該選上。”

　　1967年3月初，章士釗寫信給毛澤東說：自新中國成立以后，國家興旺發達，全部仰仗共產黨之英明領導，而毛、劉團結乃共產黨領導核心堅強的保證，假若劉少奇同志確實犯了錯誤，望毛、劉二位能赤城相待，好好談談，劉可作檢討，但切不可打倒劉少奇。10日，毛澤東復信說：“為大局計，彼此心同。個別人情況復雜，一時尚難肯定，尊計似宜緩行。”這里的“個別人”是指劉少奇，所謂“情況復雜”，是指歷史情況“復雜”。自以為是的文人，其實是在害人。他的信，代表著劉少奇的民望，不能不引起人們的重視。此后，對劉少奇批判明顯加大。

　　有人認為毛澤東對劉少奇態度變化即源于此，其實并不完全屬實，因為從他對劉少奇的保護來看，是沒有改變的。不過在文革這個他認為最重要的運動正轟轟烈烈的時候，他是不可能對劉少奇平反，給予正確評價的。毛澤東可以對劉少奇寬宏大量，可別的人呢?特別是文革的得利者，無疑是要把劉少奇批倒批臭，使之永世不得翻身的。他們想必也清楚，不翻出所謂的“歷史問題”，僅僅憑劉少奇在文革中派工作組的“路線錯誤”，是不可能把劉少奇置于死地的。

　　1966年8月11、12日，葉群兩次找人寫誣告劉少奇的材料，14日，林彪通過江青把這份誣告材料轉告毛澤東。同年9月16日，康生寫信給毛澤東，說：“我長期懷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獄’的決定。”“有些人本來就已經或企圖‘叛黨保命’，少奇的決定，就使這些人的反共叛黨合法化了。”但這些都被毛澤東擱置起來了，章士釗寫信之后，有關劉少奇歷史問題材料的搜集整理立刻提速了。

　　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印發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人自首叛變材料的批示》和附件，把1936年8月到1937年3月薄一波等經中央批準先后出獄錯定為“自首叛變”，并把這個問題作為劉少奇的一大罪狀。2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將涉及劉少奇二十年代被捕的材料交“王光美專案組”調查研究。

　　同時，對劉少奇批判的文章相繼出現，批判力度大幅升級。3月23日，毛澤東對戚本禹所寫《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一文作些修改后批示：“看過，寫的很好。”這篇文章說“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赫魯曉夫那樣的個人野心家和陰謀家”，直接羅列了劉少奇的許多講話和著作。雖然沒有直接點名，但誰都明白指的是劉少奇。文章發表在3月30日出版的《紅旗》雜志1967年第5期和四月1日的《人民日報》。3月29日，毛澤東閱王力、關峰報送的《清華大學工作組在干部問題上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情況調查》，認為很好，但刪去了文中點到的劉少奇的名字。此文也在《紅旗》雜志、《人民日報》發表。5月4日——7日，毛澤東三次審閱王力、關峰起草的《<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8日在《紅旗》雜志、《人民日報》發表，才算直接點了劉少奇的名。

　　與此同時，1967年4月以后，天津南開大學、建工學院新八一戰斗團等組織，成立了“揪劉聯絡站”，后來又聯合其他組織成立了“揪劉火線指揮部”，要到中南海來揪劉少奇。到7月，他們發出了把劉少奇揪出中南海的“緊急動員令”，并到中南海的西門外安裝了高音喇叭。多時有幾萬人，在人行道上安營扎寨，晝夜不停地對著中南海放高音喇叭，甚至有人以絕食來要挾。但他們的目的終究沒有達到，因為毛澤東指示，對劉少奇不搞面對面斗爭。

　　從1967年5月到1968年8月，在江青、康生、謝富治等人控制下，“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集中力量“狠抓劉少奇自首變節問題”。到1968年7月下旬，劉少奇的“罪名”基本得到中共中央領導層認可。10月31日，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在最后一天通過決議，批準中央專案審查小組提交的《關于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宣布“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并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伙叛黨叛國的罪行。”1969年11月12日，重病中的劉少奇在河南開封含冤去世，終年71歲。同時，王光美則被關進了秦城監獄。

　　其實，八屆十一中全會劉少奇被打倒，就決定了他的悲劇命運。但毛澤東對他的人身安全一直都是保護的，他沒有被關進監獄，一直都有工作人員和醫護人員陪伴照顧。他是因病去世的，當然，要是不被打倒，也可能不會去世的。在那個盛行搞“噴氣式”批斗會的時代，如果沒有毛澤東的保護，以劉少奇的身體狀況，很可能早死于瘋狂的批斗現場。那種瘋狂，在毛澤東后來的講話里可見一斑，1968年5月11日，他說：“對犯錯誤的人的檢討，反正老懷疑，不滿意，說他沒有觸及靈魂。河南的紀登奎，斗了一百多次，斗爭起來，盡彎腰，搞‘噴氣式’。過去斗爭陳再道都不這樣嘛!老人坐‘噴氣式’怎么行?”

　　從現在的資料看，這種瘋狂的批斗會并沒有降臨的劉少奇夫婦身上。對劉少奇的群眾批斗會只有一次，是1967年8月5日在中南海里進行的。為了解除造反派對中南海的包圍，周恩來提出了一個方案，8月5日是毛澤東《炮打司令部》大字報發表一周年，那天在天安門廣場開個紀念大會，同時在中南海開個批斗會，分別批斗劉少奇、鄧小平和陶鑄。批斗會不許外面的人進來，只有中南海里的人參加，不能發生武斗。與此同時，把中南海里開的批斗會在天安門廣場上實況轉播，來滿足群眾的愿望。紀念大會后拆除帳篷小屋，所有人都撤回原單位。這個方案報告了毛澤東。這次批斗會很平和，沒有“噴氣式”，沒有武斗，其中鄧小平還是坐著的。此后，劉、鄧的事情就過去了，運動沒有再沖擊到他們。

　　應該說，毛澤東對劉少奇的保護還是很到位的。但在打倒劉少奇這個問題上，也是非常堅決的，因為這牽扯到文化大革命的開展與否。毛澤東把戚本禹《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及王力、關峰《<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的發表，定為文化大革命的第四階段。認為第四階段是在思想上奪修正主義的權、奪資產階級的權，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斗爭，是決戰的關鍵階段，是主題，是正題。因此面對“文革”執行者們羅織來的劉少奇“歷史罪狀”，毛澤東只能默認讓步，改變原來的想法，同意把劉少奇打成“叛徒、內奸、工賊”。其實對劉少奇而言，這沒有什么大的區別，他依舊享受一定的待遇，住在中南海原來住的地方。在外面把劉少奇批倒批臭都可以，卻反對在中南海對劉少奇批判，更不能對他進行人身攻擊、武斗。后來，還是林彪1969年10月的“一號命令”，借“戰備疏散”的名義將病重的劉少奇搬出了中南海，“疏散”到了河南開封，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逝世了。

　　摘自《毛澤東是如何走向文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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