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溝橋事變第二天：教授從軍上戰場
鄭 伯 田
1.奉黨的命令，教授踏上抗日從軍路
1937年7月8日，北京前門火車站，候車室里，坐著一位穿長衫，戴禮帽，鼻梁上架著厚厚眼鏡的中年人，身邊還放在一只很大的藤條提箱。
宛平那邊正在打仗，打得還很激烈，誰也不能預測事態向哪個方向發展，是越打越大，釀成中日之間的全面戰爭，還是國民政府再次妥協，事態又作緩和?作為平津四所大學(北平的中法大學、東北大學、法商學院和天津的省立法商學院)的教授，阮慕韓也無法判斷。
他毅然放棄教席，拋妻別子，踏上旅途，是奉黨的命令，到太原去做黨的統一戰線工作。
地下交通為他安排的路線是，坐火車到天津，改乘輪船到煙臺，再搭乘長途汽車到濟南……就這樣一路輾轉，趕到太原的時候，形勢早已大變，忻口會戰打得正激烈，黨在山西的工作已經全面鋪開，急需大量的干部，組織上命令他立刻趕赴太行山區，參加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的組建，擔任行政委員會委員并任社會通訊聯絡部長。
等他趕到阜平的時候，又一電報先于他本人到了，命令中又給他追加了一個職務，正在組建的察綏游擊軍政治部長。
就這樣，一介書生，二話沒說，挎上槍，上了戰場。
初到游擊隊，戰士聽說來了個大知識分子，眼睛里多的不是崇敬，而是疑惑。這樣一個文弱書生，胖胖的身材，矮矮的個子，戴著厚厚的眼鏡，說起話來輕聲細語，能打仗嗎?能指揮嗎?能和戰士們一樣，過艱苦又緊張的戰斗生活嗎?大家私下里嘀咕：“這樣的同志，咋不讓他去延安教書呢?”
一接手工作，大家的看法就變了。阮慕韓同志先從隊伍中挑出一批有文化的年輕人，組成抗日宣傳隊，親自動手，編宣傳材料，教授日語，教唱日語反戰歌曲，親自帶著他們靠近鬼子的據點，做瓦解敵軍的工作;帶著他們到淪陷區去，一個村子一個村子的宣傳群眾，組織群眾，給鄉親們講為什么要抗戰，怎么樣抗戰，怎樣才能取得勝利。
在生活上，阮慕韓同志和普通戰士一樣，吃高粱面、小米飯、煮土豆、煮黑豆，睡門板，睡土炕、睡谷草堆。身上的虱子，也和大家一樣，多得要用笤帚往下掃。
游擊軍發展了，壯大了，改稱察綏游擊支隊，阮慕韓同志出任政委。后來，由一個支隊，變成兩個支隊，三個支隊，四個支隊……阮慕韓同志調動工作了，他出任冀中軍區司令部秘書長……就這樣，一個地主階級的叛逆，留日歸來的學生，四所大學任教的教授，從“盧溝橋事變”開始，就走上武裝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前線，一直堅持著艱苦卓絕的戰斗。
2.教授生在大地主家庭，且是幾代單傳的嬌子
1902年8月23日，阮慕韓出生在察哈爾省察南專區萬全縣柴溝堡鎮，他的祖父在清廷官居四品，家庭富有在察南專區數一數二。據說沿洋河兩岸13華里的水澆地都是他家的，一共3200多畝，占整個鎮子的三分之一，而糧食產量則占全鎮糧食產量的多一半。
他家又是幾代單傳，父輩祖輩寵愛無度，正經是“捧在手心怕化了，頂在
頭上怕嚇著”，直到8歲才開始發蒙，還不敢讓他去城里自己家開辦的“洋學堂”，
怕大孩子們欺負。只在開辦于自家宅院里的“女學堂”和姐姐們一起就讀。剛剛十五歲，祖母做主給他找了個21歲的同班同學，硬逼著他拜堂成親。
盡管這樣，阮慕韓還是以優異的成績，在18歲那年考上了遠在通州的潞河中學。五年后，又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了更遠的日本慶應大學，離開了祖輩父輩們的呵護，踏上自己認定的人生旅途。
到了日本，阮慕韓的全部課余時間都花在了大大小小的書店，像春蠶一樣撲進知識的海洋。可能是偶然因素吧，他找到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在當時的日本，這些書沒有列入查禁名錄，是可以隨便賣，隨便買的。)
真理的光輝擦亮眼睛，也蕩滌著靈魂，他和同學們組織起“社會主義科學學習會”，一起閱讀經典，討論時事，研究理論，一步步向著馬克思主義科學殿堂攀登。
1931年8月，畢業回國，阮慕韓同志接受北平中法大學、法商學院和天津省立法商學院聘請，出任教授(后來，東北大學遷平，他又接受了東北大學的聘任)。10月，也就是“九·一八”事變的十幾天之后，阮慕韓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
黨給他的任務是參加北平特科工作，負責統一戰線中上層人物的聯絡。
1934年11月7日，北平特科遭國民黨特務破壞，20多名同志被捕。阮慕韓同志像往常一樣，到張友漁家談工作。誰知，臨近院門才看到警示標志。他腳步沒停，從容而去，連頭都沒敢往那個方向再扭一下。盡管如此，還是被特務跟蹤，阮慕韓被捕了。
很多被捕同志被押送南京，有的壯烈犧牲，有的被判重刑。好在他有很好的掩護身份，大地主家庭、日本留學生、大學教授這些名頭保護了他，再加上沒有任何口供，又有身居高位的慶應大學同學作保，坐了32天牢房，阮慕韓同志安然出獄。他義無反顧地找到組織，繼續做著極端秘密又十分危險的工作，一直到“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開始。
3.帶著“老年隊”打游擊
1941年1月，剛剛調任冀中軍區司令部秘書長的阮慕韓同志又接到命令，讓他立刻趕回邊區，參加晉察冀邊區參議會第一次會議。
就在這次會議上，作為參議員的阮慕韓同志，被選為駐會參議員辦事處秘書主任(有點像后來的人大常委會秘書長的職務)。
正是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候，這樣的環境下，阮慕韓同志的精力，大部分用在帶著這些年高德昭的老先生們，一邊完成駐會參議員辦事處的日常工作，一邊參加反掃蕩，打游擊，在深山老峪、莽林幽谷間頻繁轉移，還要照顧好這些老先生們的生活，照顧好他們的身體。到了宿營地，他親自號房子，買柴買菜，安排炊事，安排崗哨，燒水給大家泡腳……常常是飯吃好了，大家都睡下了，他飯還沒吃呢。突然，民兵跑來了，報告說：有情況!趕緊集合隊伍，趕緊出發。常常忙到小半夜，剛剛躺下，捶一捶酸痛的腿，捶一捶酸痛的腰，要睡還沒睡著呢。突然，民兵跑來了，報告說：有情況!趕緊集合隊伍，趕緊出發。
一個大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識分子，一個從家門到學校門，再到學校門的書生，連自己的生活都照顧不好，卻要伺候這么一大幫老先生，而且是在游擊戰爭的環境下，想一想有多難吧?特別是他從來沒有參加過繁重的體力勞動，也不是體育運動愛好者，身體素質很是一般，年近四十多歲，還是高度近視眼，阮慕韓同志的付出該是多么難以想象啊1
行軍的時候，越是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越是崎嶇蹭蹬的山路，越是大雨傾盆的時候，越是風雪彌漫的時候，越是情況不明的時候，他越是走在最前面，和尖兵走在一起。跌倒了，爬起來，跌倒了，再爬起來，一天不知道要摔多少跤，時常滾成個泥猴，連眼鏡上都糊上泥巴。情況緊急的時候，他常常徹夜不眠，一遍又一遍地查哨，甚至蹲在隱蔽的地方親自充當哨兵。用他的話來說，就是自己沒有軍事斗爭經驗，只能是以勤補拙，笨鳥的翅膀緊撲棱。
阮慕韓同志出色地完成了黨交給的任務。在他負責期間，晉察冀邊區參議會駐會參議員辦事處從來沒有遭遇一次險情，沒有一人傷亡。就連翻摩天嶺，過大石湖，上兔兒鼻子，越沒耙溝和閻王鼻子，這些采藥、打獵的人都視為畏途的險路，都安然無恙，沒摔一個人，沒丟一個人。聶榮臻同志稱贊他的時候，說：“想不到，帶著‘老年隊’打游擊，無一亡，無一傷。慕韓同志，你真的很了不起啊!”
4.祖上的財產，都是剝削來的，理應還給農民
1945年8月23日，張家口解放，阮慕韓同志被任命為察哈爾省高等人民法院院長。經過緊張的籌備，11月15日法院開始辦公。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常常思考這樣一個問題，自從投身革命，就下定決心，與剝削階級徹底決裂，可是現在還拖著一條長長的尾巴——祖輩父輩都已經去世，繼承來的3200多畝土地，一連五院五十多間青磚、石基、瓦頂的房子，還有大量的金銀細軟，一直由堂叔父代為管理。緊張的戰斗生活，沒有時間也沒有條件回鄉，好容易來到與家鄉相鄰的地方工作，再不抓住這個機會從速處理，內戰一旦打起來又不知要拖多久呢。
1946年7月23日，回到了闊別多年的家鄉。在城內舊戲院召開了主要是阮家佃戶參加的群眾大會，阮慕韓同志宣布，將繼承得來的3200多畝土地，還給父老鄉親，并懇請當地政府和農會一起，分給無地少地的農民。同時，又把家中珍藏的1000多件皮、毛、綢、緞、布衣服衣料，幾百件農具，三萬多斤糧食，兩大箱金銀首飾，一箱玉器，全部交出，懇請政府和農會，一并分給缺衣少食的父老。
群眾大會上他是這樣說的：“我是由繼承得到的祖遺田畝。這些田畝又是從哪里來的呢?地由荒蕪變成良田，一切筑壕修堰的勞動建設，我都未曾參加，我的父親、祖父也不曾參加。但是，我們全家卻不勞而獲，享受了地主的優裕生活。我中學畢業以后，又可以到日本去求學，這一切的享受，是為農民所賜。我家過去的生活享受，是從農民勞動中剝削來的。因此我家和農民是一種剝削和被剝削的關系……為了終止我家的封建剝削，償還自己對農民的債欠，我將土地還給農民——這，不是像同志們說的‘獻田’，而是還田，還田于主人，真正的主人。”
7月26日，《晉察冀日報》發表長篇通訊，報道了這件事情，同時發表社論，號召共產黨員特別是出身剝削階級家庭的共產黨員，向阮慕韓同志學習，同時晉察冀中央局致函，表示贊佩和鼓勵，并號召從地主階級轉到無產階級立場上來的這一部分黨員，向阮慕韓同志學習。同時，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中共察哈爾省委、晉察冀邊區農會還頒布嘉獎令，予以表彰。
很快，晉察冀邊區以至各個解放區掀起了出身剝削階級家庭的共產黨員還田于民的熱潮。出身大地主家庭的共產黨員、察北專員柴樹林同志歸還農民土地3800畝;察南專區組織部長仰克仕同志還田400多畝;懷安縣教育科科員王乃德還田78畝……
出身剝削階級家庭的共產黨員還田于民，彰顯了共產黨人推翻地主階級，真正實現“耕者有其田”，從而創造一個嶄新中國的決心;更彰顯了共產黨人掃蕩舊社會污泥濁水的時候，先從自身做起，為人民利益勇于犧牲個人的高風亮節。
解放以后，阮慕韓同志任呼和浩特市市長，1964年4月2日身罹癌癥，不幸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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