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不止一次地拯救了革命、拯救了黨，大家都是耳熟能詳的。但在新中國的經濟建設中，毛澤東同樣不止一次地拯救了社會主義，估計很多人就不知道了。一九六二年，毛澤東喝止“單干風”，就是這樣一次拯救。

　　七千人大會似乎開的非常圓滿，會后毛澤東便去了南方。在家的劉少奇發現，1961年實際存在30多億的財政赤字，這與大會估計的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不符，他擔心1962年會出現更大的赤字。于是2月21至23日在中南海西樓召開了中央常委會議，要求陳云拿出解決困難的辦法。

　　陳云提出了六條具體意見，劉少奇表示贊同，他在插話和結論中指出：中央工作會議(指七千人大會)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愿揭，怕說漆黑一團!還他個本來面目，怕什么?說漆黑一團，可以讓人悲觀，也可以激發人們向困難作斗爭的勇氣!現在處于恢復時期，但與1949年以后的情況不一樣，是個不正常的時期，帶有非常時期的性質，不能用平常的辦法，要用非常的辦法，把調整經濟的措施貫徹下去。

　　此后的工作基本上就沿著這次會議的精神開展，劉少奇說的“非常的辦法”，開始并沒有說的很明確，到1962年7月，才完全明了，就是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鑒于毛澤東早在七千人大會前，就明確表示過：不可包產到戶。所以如何轉變毛澤東的觀念，頗費了一些心思。5月初，田家英向毛澤東匯報去農村調查的情況，反映說農民普遍要求包產到戶。毛澤東反應冷漠，回答說：“我們要走群眾路線的，但有的時候，也不能完全聽群眾的，比如要搞包產到戶就不能聽。”

　　6月底，田家英從湖南調查結束回到北京，毛澤東還在外地，他立即向劉少奇匯報，提出了分田到戶的意見。劉少奇說：“現在情況非常明了了。”他對當時國內形勢的估計比較嚴峻，表現的很緊張，他說：這樣下去，無產階級專政要垮臺，我現在一天也不敢離開北京。

　　毛澤東7月6日回到北京，當天召見了田家英。田家英匯報說：現在全國各地實行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的農民約占30%，而且還在繼續發展。與其讓農民自發地搞，不如有領導地搞。將來實行的結果，包產到戶和分田單干的可能達到40%，60%是集體和半集體。等到生產恢復了，再把他們重新引導到集體經濟。

　　毛澤東靜靜地聽著，一言不發，等匯報完了，問田家英：“你的主張是以集體經濟為主，還是以個體經濟為主?”接著又問：“這是你個人意見，還是有其他人的意見?”田家英回答：“我個人的意見。”毛澤東再沒有說什么。

　　就在同一天，陳云也向毛澤東當面陳述了主張分田到戶的理由。他早于毛澤東回到北京，曾就分田到戶的問題與其他常委劉少奇、周恩來、林彪、鄧小平交換過意見，大家的看法大體一致。他還對毛澤東說：分田到戶不會產生兩極分化，不會影響征購，恢復只要四年，否則需要八年。據陳云后來回憶說：“談話以后，毛澤東同志很生氣。”

　　7月8日，毛澤東召集劉少奇等人開會，介紹了河南、山東兩省的夏收情況，說形勢并不那么壞，建議劉少奇等找河南、山東、江西的同志談談，了解一下農村形勢。他表明了對包產到戶的反對態度，批評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條”，卻熱心搞什么包產到戶、分田單干。

　　這次毛澤東反單干風，有點象歷史上曾經的那樣，在決策層——政治局常委中，他是絕對的少數，不同意分田單干的，只有他一票。但他的權威太高了，一明確反對，喧囂塵上的“單干風”便消停了。7月18日，劉少奇對中直機關下放干部講話，說相當多的集體經濟發生動搖，有散掉的危險。你們到農村去，要抓鞏固集體經濟的問題。同一天，中央緊急下發了《關于不要在報紙上宣傳“包產到戶”等問題的通知》。可見單干風已經刮的很嚴重了，連報紙都毫無顧忌地刊登了。

　　7月20日，毛澤東同來參加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的各中央局第一書記談話，他說：“你們贊成搞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當然不會主張搞資本主義，但有人搞包產到戶。現在有人主張在全國范圍內搞包產到戶，甚至分田到戶。”“有人似乎認為我們和農民搞了幾十年，現在好像不行了，難道我們就這樣脫離群眾?有人說恢復農業要八年時間，如果實行包產到戶，有四年就夠了。你們看怎么樣?難道說恢復就那么困難?這些話都是在北京的人說的。下邊的同志說還是有希望的。目前的經濟形勢究竟是一片黑暗，還是有點光明?”

　　在接下來的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那就是階級與階級斗爭問題。他認為，這次單干風刮的如此強烈，根源就出在這里。8月5日，他說：“我‘周游’了全國一遍，找各大區的同志都談了一下。昨天下午，西南區云南、貴州、四川各省的同志談到這樣的問題：一搞包產到戶，一搞單干，半年的時間就看出農村階級分化很厲害。有的人很窮，沒法生活。有賣地的，有買地的。有放高利貸的，有討小老婆的。他們說：貧困戶、中間戶、富裕戶各占三分之一。”

　　他說：“有沒有階級呢?我看還有。地主、富農、反革命殘余都還存在。農村當中還有富裕階層，階層之間有沒有矛盾?矛盾分幾種，第一種是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的。第二種是人民內部矛盾，包括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也類似敵我矛盾，因為這兩個敵對階級是互不相容的。這種矛盾同第一種矛盾雖然近似，但是要有區別，還是把它說成是內部矛盾為好。”

　　就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上，面對人們的質疑，毛澤東明確提出了農業恢復時間，他說：“瞎指揮我們不干了，高征購改正了，農業恢復時間會快一些，恐怕再有兩年差不多了，主要是今明兩年，六四年掃尾。”毛澤東的這個估計，跟后來的實際情況基本符合，到1964年底，中國的國民經濟就全面好轉了。對于形勢的判斷，對國民經濟恢復的預測，毛澤東與其他領導人相比，明顯更高一籌。陳云預測的恢復時間，單干要四年，不單干八年;劉少奇則緊張的要命，沒有自己的預測。許多人總是說毛澤東不懂經濟，一個不懂經濟的人能夠準確地預測到兩年后的經濟狀況?現在那些諾貝爾經濟獎獲得者能夠做到嗎?

　　毛澤東之所以不同意分田“單干”，就是怕剛剛走上正路的社會主義事業夭折了。因為有的地方單干僅僅半年的時間，農村的階級分化就很厲害，“有的人很窮，沒法生活。有賣地的，有買地的。有放高利貸的，有討小老婆的。”當時農村的貧困戶占三分之一，沒有集體，怎么能保障他們的生存?而那個時代國家根本沒有能力進行如此大規模的救助。中國要實現工業化，必須動員全社會的力量，要實現原始積累，唯有在人民公社的基礎上才能做到。土地、人力、技術等，只有在集體化的狀態下，才是最廉價的。否則，就當時中國一窮二白的情況，是不可能達到目標的。

　　按照田家英說的，先分田單干，等生產恢復了，再把農民引導到集體經濟上去，能不能行呢?答案是否定的。就現在的情況看，一旦單干實行一段時間，會很快出現新的利益集團，成為與黨和政府對抗的力量。就是使用國家暴力手段，強行讓人們回歸到集體經濟上來，也會伴隨產生一個毒瘤，被迫走向極權社會，回歸到蘇聯式的道路上去，最后的結局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崩潰。

　　有一個問題讓人不解，就是在七千人大會之前，毛澤東就明確說過，不可搞包產到戶。那為什么還有那么多人熱衷搞呢?而且高層領導人差不多是一致的，這種認識上的對抗，自延安以來是沒有過的。一個合理的解釋，是毛澤東的威信相對下降了，話自然就不那么聽了。這和戰爭年代不同，那時不聽毛澤東的話，往往就會遭到失敗，結果好壞很快就知道的。但建國后不一樣了，不僅有些政策的結果需要很長時間才能看到，甚至還要經過陣痛才能實現。這就給人一種錯覺，毛澤東打仗行，搞經濟搞建設不行。在七千人大會上，對大躍進一些的錯誤，他沒有一點推諉，主動地認領了大半。還謙虛地說，自己不懂經濟，不如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還說陳云最懂經濟。對大會上直接點名批評毛澤東的發言，也不見他生氣處理人。這可能會讓人覺得，毛澤東在經濟建設上已沒了信心，在人民公社上的一些堅持，更可能是政治上宣傳上的需要。

　　在當時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在發生餓死人的現實面前，如何打開局面，恢復經濟，就成了毛澤東的戰友們認真考慮，并且必須抓緊做的事情。他們與毛澤東之間的分歧，絕不是造謠者說的什么權力斗爭，而是為了維護社會主義事業，為了維護毛澤東的威信，去冒犯毛澤東的“天威”。特別是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抓經濟的陳云，他們不是不知道與毛澤東“對抗”的結果，卻依然義無反顧。實際上，毛澤東對他們的目的和想法，應該是清楚的，所以只是批評了一通，把政策糾正過來，就完事了。該干嗎還干嗎，帽子很大，板子很輕。完全不是廬山會議對彭德懷的處理方式，主觀上的惡意和善意，性質是不同的。畢竟，雖然路線錯了，但給出了解決問題的方法。

　　只是這帽子有點大，說要求單干的人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讓人心理上難以接受。這里的走資本主義道路，后來的黨內有資產階級，再后來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路下來，讓很多人都發蒙。而劉少奇，可能是最發蒙的人，在這個問題上，他與毛澤東之間的分歧，最終也沒有彌合。是的，這看起來也說不通，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怎么可能走資本主義道路?就是到了今天，許多人還是迷惑的。

　　然而，歷史已經給了答案，毛澤東的主張是正確的。

　　其一，蘇東劇變，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一夜崩塌，變成了資本主義制度。表面看起來，社會主義制度的垮臺，是瞬間的事，實際上是逐漸積累的結果。在這些社會主義國家里，沒有人認為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也就沒有人提出防修反修的問題。資本主義思想，在一點點腐蝕著人們，積累到一定程度，幾乎所有人都拋棄了社會主義，歡呼著進入了資本主義。中國則完全不同，同樣面對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困難，采取的是逐步的改革，而不是把社會主義制度扔掉。這歸根結底，還是毛澤東早早進行了反修防修的演習，防微杜漸，幾乎杜絕了一切滑向資本主義的可能。

　　其二，自從毛澤東對人民公社制度完善后，在以后長達20年的時間內，再也沒有發生饑荒餓死人。這么長的時間里，自然災害沒有斷過，類似大躍進“共產風”的人為因素也不是沒有。比如“文革”對生產的干擾，就是非常嚴重的。盡管人民生活水平很低，存在著吃不好、穿不暖的情況，可沒有出現逃荒的人流，出現餓死人的現象。

　　毛澤東1962年反對單干風，是非常及時和正確的，是對社會主義事業的一次拯救。他再一次向人們展示了他非凡的洞察力，這是其他領導人所沒有的。他們只看到眼前的現象，看到集體化帶來的種種問題，看不到集體化中優秀的東西，看不到它將給中國帶來久遠的積極影響。一看到集體化就想到“共產風”，一看到人民公社就想到“一平二調”“吃食堂”，然后就出現饑荒、餓死人。從而把形勢看得一片漆黑，看不到一點光明，得出的結論自然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就要垮臺，共產黨要完蛋。反應到工作中，就是緊張的要死，生怕哪里會出什么紕漏。

　　以人民公社為代表的中國社會主義集體化運動，隨著改革開放，而漸漸被人們忘記。就是有人提起來，也是被作為譏笑的對象，甚至被部分人認為是一種恥辱。但其對中國現代及未來的影響，卻是不容抹殺的，并且這種影響是正面的積極的久遠的，是中國今天的成功、未來繼續發展的基礎之一。毛澤東完善起來的人民公社制度，是有史以來最佳基層治理制度。雖然公社已經撤消了，但那只是名稱的改變和職能的調整，其組織結構及部分內容依然被保留了下來。其核心內涵就是以大隊、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進而轉變為現在的村集體財產，這在歷朝歷代和世界各國都沒有的，為有效的基層治理提供了經濟基礎。

　　如同“百代都行秦政制”一樣，毛澤東完善起來的人民公社制度的優良部分，即組織架構和部分內容，將會流傳下去。可以說，它是對“秦政制”缺陷的補充。在千百年來的“秦政制”中，中央集權的管理只是到達縣一級的行政單位，基層治理一直是盲點是空白。這里一直被所謂的鄉賢士紳統治著，他們與官府中貪官污吏勾結在一起，窮兇極惡地盤剝貧苦的基層人民。中國歷史所謂的“周期律”，周而復始的朝代更迭，就與這個基層治理缺陷有很大的關系。雖然現在有人替這個腐朽的制度招魂，但它不可能再回來了，因為它落后于時代，并被毛澤東開創的先進的體制代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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