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馬編者按

　　保馬今日推送《50年代白色恐怖—1951義民中學案》，在相關人口述歷史的基礎上，文章呈現了臺灣義民中學案政治受難者的生命故事，發掘冰冷的歷史和數字之下鮮活真實的“人”。反抗者們在嚴酷的肅清中告別了這片他們為之奔波的土地，黃賢忠行刑前的微笑穿越時空而來，他們墓碑上的塵土應當被仔細拭去，正視史實、不再扭曲是我們對逝者最基本的尊重。

　　夢想永遠銘記，生命從未終止，所有陽光燦爛的日子里，我們同在!

　　感謝臺灣夏潮聯合會李中老師授權保馬塬創首發。　　

50年代白色恐怖—1951義民中學案

李中

　　作者按：因自2014年起參與“臺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白色恐怖口述歷史采訪計劃，我與兩位友人在2016年應邀接下臺灣“人權博物館”的“畢業歌—1950年代義民中學案特展”文案。先前的采訪計劃著重在個別受難者的生命故事，展覽文案是首次以案件為軸來敘寫，也是“義民中學案”首次將所有相關人串接在一起的呈現方式。

　　這個過程是一場與臺灣主流意識型態的斗爭。為了避免敘事者主觀論斷，文案在口述歷史的基礎上，著重以受難者經歷來呈現他們的精神樣貌。然而，即便未刻意突出任何人物，仍被認為有意將共產黨人視作英雄;在評審過程中，也一度出現臺灣歷史學者因對冷戰、內戰這段歷史的排斥而強迫修改的荒謬。

　　刊登于此的版本主要參考未經評審意見且未刪減前的內容，希冀貼近受難者與家屬欲表達的原本樣貌。文中關于基隆中學案和黎明華的多數內容出自《幌馬車之歌》與《紅色客家人》，謝謝作者藍博洲先生不吝提供。

一、義民中學案

　　1951年7月的“臺灣省工作委員會中壢支部姚錦等叛亂案”(簡稱義民中學案)共涉及11人。案首姚錦與徐代錫、邱興生、黃賢忠等人遭槍決，同案被捕的還有姚錦之妻麥錦裳、黃賢忠之妻楊環、丁潔塵、樊志育，學生徐代德、劉鄹昱、范榮枝，分別被判刑5到15年不等。姚錦與部分白色恐怖犧牲者的墓碑直到1993年才陸續被發現于六張犁。

姚錦、黃賢忠于六張犁的墓碑(作者攝于2016年)

　　撥云見日六張犁

　　1993年5月20日，白色恐怖政治受難人曾梅蘭為了尋找同為受難人的哥哥徐慶蘭的墓，在臺北市郊六張犁公墓的亂葬崗中，發現了1950年代白色恐怖犧牲者遭埋身之處。

　　臺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簡稱“互助會”)獲報后，動員幸存的政治犯及家屬，在荒煙蔓草中展開了前所未有的民間挖掘工作。持續直至6月上旬，共挖掘出201座犧牲者墓石。由于六張犁墓區現場的發現，在終止動員戡亂后，臺灣執政當局首度被迫承認確實存在1950年代白色恐怖肅清的事實。

1993年5月，六張犁挖掘現場(互助會提供)

　　1952年6月18日遭槍決后尸身一直下落不明的兩位義民中學老師—姚錦與黃賢忠，靠著老難友的一把小鐵鏟、一只用來抹洗墓石泥濘的水桶，出現了。

　　犧牲者埋身處發現后不久的一日早晨，在獄中受姚錦之托照顧學生的難友張敏生，打了電話給徐代德：

【“啊!你們兩個老師的墓碑都找到了，為什么你們三個學生都沒有人來?”】

　　張敏生跟姚錦曾共處一個牢房，姚錦被槍斃前最不放心的，第一個是他在臺灣無親無故的老婆;第二個就是他的學生們。當時涉案的三個學生還未出社會，不曉得將來要怎么謀生，姚錦希望張敏生出獄后能多照顧他們。所以張敏生常說，這是一種受“托孤”的心情。徐代德遺孀涂貴美在訪談中提到，“張敏生出獄后，就找到范榮枝、徐代德、劉鄹昱，對我們一直很照顧”。

　　徐代德獲消息后，代表義民中學受難學生，立即趕赴立法院參加由時任立委的林正杰與“互助會”發起的公聽會。該年9月，“互助會”在樹林的海明寺舉辦追思法會，近千名幸存的政治犯及犧牲者家屬出席，吊掛在現場的旗布幡上寫著：“義魂沉埋四十年”“撥云見日六張犁”。

　　義民中學成立

　　1946年，舊“新竹州”十五大莊之信仰中心“褒忠亭(新埔義民廟)”捐資成立義民中學。1946年6、7月間，校長朱盛淇邀集甫來臺的姚錦協助辦學，招收初中部學生。學校在9月成立，應聘為教導主任的姚錦，實際上代理校長職務。義民中學因姚錦辦學績優，獲臺灣省教育廳嘉獎，而于1953年核準增設高中部，此時的姚錦卻已遭槍決于馬場町。

　　老師們

　　范榮枝：

【“由于私立學校的學費比較貴，加上學校會要求學生捐款，我在二年級下學期時準備休學。姚老師特地到家里跟我父親說，“他在學校的成績不錯，那學校就給他獎學金”“你給他念書吧，這個學費我幫你免掉”。除了學費，交通費也是一筆負擔不起的開銷，姚老師得知后便讓我和賴錦堯同學住在他的宿舍里。】

　　劉鄹昱：

【“從1946年義民初級中學開辦以后，姚先生就教我們史地。他教學很認真，每堂課以前一定要把上一堂課學到的“清算”一下。試卷答案有錯的地方一定改得很詳細。有一次在歷史的試卷后面給我用紅鉛筆批上“勤奮可取”四個字。”】

　　范榮枝：

【“二二八事件后好幾個月，陸續有幾個外省老師來學校教書。私立學校的校長有權力僱用教員。黎明華、鐘履霜、黃賢忠、徐邁東、丁潔塵，這一批來教書的外省人都是姚老師聘僱的。印象里，義民中學的外省老師教起書來都非常優秀又用心。事后我們才知道，這些老師都是抱著社會主義思想來的。”】

　　劉鄹昱：

【“黃賢忠老師很有文采;黎明華老師可以很生動地演出曹禺的《日出》;徐邁東老師把魏晉南北朝的歷史講得非常生動;姚錦老師會講一些時事。”】

　　范榮枝：

【“黎明華是地理老師兼任音樂老師。我到現在還記得他教唱的抗戰時期的愛國歌曲，像流亡三部曲、陜北民歌等。一般地理課是枯燥的，唯獨黎明華能讓我們不打瞌睡。一堂課是45分鐘，他大概花30分鐘用圖說的方式講課完成進度。其他時間，他就笑笑問，“你們有沒有看報紙啊?”“有啊!”聽完我們的回答他又問，“怎么?哪里好看?”“打內戰啊!”接續我們的回答，他就用這10分鐘講時事，配上像說故事一樣的講解，大家都身歷其境聽得入神”】

　　劉鄹昱：

【“教我們國文的是鐘履霜老師，也是廣東梅縣人，普通話講得不好，可是學問是很好的，教材是選郭沫若的“奔流”“水牛贊”還有史諾的“血染伏爾加河”等等。】

　　劉鄹昱：

【“學校有一間鋼琴室，黎先生經常在彈旋律優美的曲子，上臺北師范時才曉得是“少女的祈禱”。有時候聽到黎明華、鐘履霜、徐邁東三位老師引吭高歌合唱雄壯的歌曲，現在猜想也許是“國際歌”吧。”】

1949年7月8日，義民中學第一屆畢業紀念攝影(涂貴美提供)

　　紅色青年黎明華

　　日本投降后，姚錦在廣州同黃素貞、蕭道應夫妻(兩者為白色恐怖“基隆中學案”政治受難者)認識，在這一層關系下，應聘了串起桃竹苗地區包括義民中學在內進步青年的重要人物黎明華到校任教。

　　黎明華(1923-1997)，廣東省梅縣客家人。1942年冬天，參加丘念臺領導的抗戰組織東區服務隊，因此認識了隊中的臺灣青年鐘浩東、蔣碧玉、蕭道應夫婦，以及許多愛國的客家青年，如徐新杰(徐邁東)、徐森源等人。1944年初，離開東區服務隊，轉入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簡稱“東江縱隊”)。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因東江縱隊主力北撤而歸鄉。1946年11月，來臺謀職，先后在臺北商校、基隆中學、義民中學等校擔任教職員。后來投入“臺灣省工作委員會”領導的新民主主義變革運動，領導桃竹苗客家地區的農民運動。

蕭道應、鐘九河、許燦煌、鐘浩東、吳文華(左起)籌組醫療服務團，準備回祖國參加抗戰(臺灣民眾文化工作室提供)

　　黎明華的回憶錄提到他在義民中學的活動是多方面的：

【“以辯證唯物觀點和方法向學生和教職員解釋時局和各項事務，購買當時合法發行的報刊雜志如《觀察》、《文萃》、《民聲報》、《公論報》及一些小冊子，供師生借閱。我個人還專注對姚錦的思想影響”】

　　黎明華很快就跟同為客家人的教職員打成一片。該年暑假，通過他的協助，姚錦招聘了原在基隆中學任職的徐新杰、鐘履霜兩位教師。三位教師努力提升學生成績并團結教職員，主要為打破二二八以來的省籍隔閡，并積極協助姚錦在地方上樹立領導權威。

　　桃竹苗地區工作的展開

　　1947年9月，以鐘浩東為領導的基隆中學支部成立。同年10月下旬，陳福星、洪季樵、洪幼樵陸續到過義民中學。后由張志忠與黎明華聯系，重新恢復組織關系，就此開展中壢支部與楊梅支部工作。隔年8月，姚錦經黎明華介紹入黨，中壢支部主要通過姚錦發展，同時還吸收了因南京五、二〇事件逃亡到臺灣的學生領袖之一的孫曉薇做預備黨員，兩人皆由黎明華單線領導。在徐新杰、鐘履霜、孫曉薇離開義民中學后，學校又新聘了丁潔塵、黃賢忠兩位老師，后來這兩人都由姚錦吸收入黨。1948年下半年，中壢支部組織由義民中學擴及中壢農校以及邱興生任教的內壢國民學校。1946年6月，邱興生正式加入支部工作，組織關系上由黃賢忠領導。

　　在義民中學期間，黎明華利用暑假同張旺、范新戍、周耀旋到楊梅、湖口、新埔、北埔、苗栗、大湖了解民情、風俗、結識朋友。與張志忠見面后，黎明華傳達下鄉家訪要義，并部署姚錦、張旺、宋增勛，往沿海之大園、觀音、新屋拜訪學生家長，從而熟識環境，并做宣傳工作。黎明華除兩次與姚錦同往沿海地區，也自行往龍潭、關西、芎林、北埔、新埔等地巡查與家訪。

　　案發的證言

　　中壢支部的組織開展，在義民中學優良辦學的積極掩護中逐漸擴大。然而內戰的局勢烽轉，三大戰役的煙硝已經悄然漫過海峽彼岸，逐漸形成地下黨“隱蔽戰線”與國民政府“另一個戰場”的攻防。

　　1949年8月，“基隆中學案”爆發后，調查局透過被捕的地下黨員口供，循線逮捕“省工委中壢支部”姚錦等人。

　　范榮枝：

【“1949年開始，在臺灣的地下黨接到指示。姚老師提醒我們的任務方向是：“為了迎接大陸的解放，你們幾個年輕人現在要做是大量培養群眾，用各種方式協助整體社會做好準備。等到解放臺灣的時候，要盡量防止國民黨破壞工廠、學校、機關。””

“韓戰之后，情勢變得緊張。姚老師提過：“義民中學已經很多不是這個學校的人來。””

“我們是到1951年初才自動要求加入組織。“好，你寫一個報告來。”姚老師同意了，但他私下跟我說所謂的報告就是自傳。但是他叫我不要說成是自傳。我們三個人交出報告沒多久之后，姚老師提供了黨綱和更進一步的內部文件，要我們看完再補一些心得，寫在報告里頭。”

“沒有多久，義民中學再度受到很大的威脅。姚老師告訴我，他已經被特務盯上了，“你們最好少來，要嘛，你一個人來就好，他們不要來。”又過了一個多月，他說情勢很不好，要我們暫時不要去找他”

“我趕緊把所有該還的書籍都還給他，不敢把東西留在家里。到了7月暑假時，我想把《中國通史》還給姚老師，《中國通史》是禁書但不是黨內的書，所以我之前很大膽地留著。”】

黎明華流亡前托姚錦交給范榮枝的《中國通史》開明書店版(許孟祥攝于2014年)

　　涂貴美：

【“徐代德說后來姚老師叫他們不要再去找他了。”“他聽到范榮枝講，要還書給姚老師的時候，才發現姚老師的義民中學宿舍被封條封起來，從窗戶看進去里面全部都翻得亂七八糟的。”】

　　范榮枝：

【“一抵達他家便發現，正門被封條給封了，從窗戶看進去，矮書桌上堆滿東西。我心想：“糟糕!姚老師已經發生問題了!””“從姚老師家離開后，我跑到劉鄹昱家里。他已經知道姚老師昨天晚上被捕了。“我們有沒有問題啊?”心里忐忑不安，明知道得不到答案，我依然心慌地問了劉鄹昱。我還跟他說，姚老師前段時間提過已經把“那個東西”(指自傳)處理掉了，不會有問題。我也跟徐代德提到這件事，并建議三個人暫時躲一下。接著，我趕忙回到家中，挖開谷倉里用來隔間的泥磚，把書和一些東西藏進去。包括那本沒有機會還的《中國通史》也藏在那里。當時有些不是禁書的就寄到我堂妹那邊去，十年出獄后才把它拿回來。”】

　　涂貴美：

【“他們知道老師被抓了。后來劉鄹昱也被抓了。徐代德是第二個被抓的學生，半夜在自己家的通鋪睡覺的時候被抓。”“第三個被抓的人是范榮枝。”】

　　范榮枝：

【“過沒有幾天，聽說劉鄹昱被抓走了。”“劉鄹昱會被抓是因為義民中學一個叫做鄭生財的老師，他以前是我的導師，他帶劉去抓掉的。這件事讓我和徐代德真的緊張啦，這表示一定有問題了嘛!于是我們就分別躲起來了。”

“躲沒幾天，有一天早上我在富岡車站買票，以前的同學在車站賣票，他跟我說徐代德被抓了。”“買好票準備去臺北，我碰到徐代德的爸爸。他問我“你們干什么東西!”我不好意思地回答：“大概沒有甚么事啊。你放心啦，如果有事，什么人都沒辦法，沒有事就會回來。”其實我沒有把握會發生什么情況，只是希望他不要白費心思。談完話，我們便一同搭往北上的火車，即使在同一臺車上依然不敢站在一塊。”

“當時真的想躲，也單純地以為躲遠了就不會被找到。躲了幾天，1951年8月10號，我戴著學生帽，穿著臺北師范的制服搭車回到湖口車站。那幾天剛好是大拜拜。一下車，碰到爸爸挑著一大擔子，里頭是準備殺豬的東西。60歲左右的爸爸正在工作的身影，看在準備跑路的兒子眼里，格外心酸。我接過他的擔子來挑，一起從湖口火車站走路回家。一回到家就問他：“有沒有人?”他說：“有啊，昨天派出所人員來看我們的大豬啊!”我特別跟他交代，“萬一有事情，你一定不要利用關系送錢或怎么樣的。”我知道思想的問題絕對沒有這么簡單，找關系只會被敲竹杠而已。”

“當天，趁著夜深人靜全家熟睡之時，警察包圍了家里外圍道路。當時沒有大馬路，由派出所一位姓張的警察帶了5、6個人用步行的方式進來逮捕我。當局逮捕的理由千篇一律，他們為了怕事情傳開，就故意說：“他沒有事，只是為了學校的事情，過兩天就回來了。”其實我事先已經跟爸爸提過可能會被抓。那天大姊也剛好來家里，她還伸手來拉我。拉不回的這雙手，一別就是十年啊!”

“逮捕后被帶到楊梅拘留所關了一個晚上，第二天坐火車到新竹少年監獄，那邊是內政部調查局臨時的調查站。一路上我沒有被銬，有兩個人看管我，他們故意把手槍放在小袋子里用威脅的口氣說：“你不要跑哦!”押送時，與堂哥在車上巧遇，但不敢跟他說什么，連多看一眼都不敢，就怕牽連其他人。”

“抵達新竹看守所的時候是早上，我和樊智育以及同樣是湖口人的溫勝萬，3個人關在一塊。到了快要吃中飯的時候，姚師母在走廊上照顧丁老師的兩個孩子;一個是4歲的貝貝，一個剛滿周歲。她抱著孩子過來我的房間外面，靠在特務用來查看房間內部的小洞說：“范榮枝，范榮枝，姚老師要跟你講話。”我一聽到馬上就趴下來。關在斜對面的姚老師也趴在地上，利用房門下方用來送飯的小洞，透過姚師母傳話。姚老師說“你的東西被拿到了，你要承認。”完蛋了!姚老師這句話讓我突然像被雷打到一樣。原本以為沒有東西落在他們手上，打算硬拼，聽到這件事就知道自己根本不可能回去了。”

“姚老師、黃老師、劉鄹昱都在第二區，他們比較有機會講到話。我這區和我同案的是邱興生、徐代德。邱興生是小學教員，我們原本不認識他。后來知道邱興生吸收了兩個人、徐代錫吸收一個人。我忘了徐代錫吸收那個人的名字，那個人后來跑掉了沒有被抓到。”

“我們8月被抓，隔年6月先判。姚老師是6月17號被拉出去，18號被槍斃。”

《民聲日報》，1952年6月19日，星期四，第一版。

“拉出去的前4、5天，開了一個庭，為了重審丁老師跟黃老師的事情。因為姚老師是主犯，開他的庭也會順便把我們，包括我、徐代德、邱興生給叫出去。那天大概3、4點突然叫我們開庭。聽到開庭還以為要宣判，讓我們很緊張，誰也無法保證不會被槍斃。慣例上，如果是憲兵進來帶走的人，百分之百是等著隔天被槍斃的。但我們出去時，奇怪!大門居然沒有憲兵。”

“看到第二區那邊的人出來了，我立刻跑到姚老師旁邊，剛好看守拿了手銬過來，我就自己湊過去，趁機跟姚老師銬在一塊。從看守所到法庭的10幾分鐘，是與他最后的談話。“我這幾天要走啦。”姚老師說。姚老師是有思想準備的人，對于離開處之泰然。”““我對你有一點內疚。”當姚老師說這句話時，我回想起自己的世界觀從來不是被誰強行灌注，而是在啓蒙過程中自覺形成的，對于此刻的處境當然無怨無悔，就堅定地告訴他：“沒關系啦，我們自愿的。”““你們好好地在外面，還要保重身體，臺灣應該也不會久。”他認為臺灣很快就會解放。唯一掛念的是在臺灣舉目無親的姚師母，要我想辦法接濟他。”

“要槍斃前一天晚上，幾個人被送到外面的獨房，雖然說是獨房，但從遺書看起來，好像有幾個人是關在一塊的。包括邱興生在內，大部份人的遺書，都是那晚在那個環境下寫的，看得出潦草。黃賢忠老師知道自己一定會被槍斃，所以事先分了好幾天寫下遺書，甚至請同房的石玉峰幫他畫了畫像。石玉峰也以徐代錫的老婆寄來的明信片畫下徐代錫的兒子。”

圖八：繪有徐代錫之子的明信片上。(徐名盛提供)

“我們當時是最后一批、最嚴厲的時候，所以大家都抱著一定要死的決心。因為有這樣的決心，5、6個月期間里看到有人被拖出去槍斃、隔天又是誰先走一步，對這些事情是痲痹的。”】

二、政治受難者生命故事

　　姚錦（1909-1952）／麥錦裳（1921-2013）

麥錦裳、姚錦(黃曉珊提供)

　　姚錦與麥錦裳皆為廣東順德人。廣東省立勷勤大學經濟系肄業的姚錦任教于廣東省女子職業學校時與他的學生麥錦裳結婚。

　　姚錦赴臺后協辦成立義民中學。應聘成為教導主任，實際上代理校長職務。1946年底，麥錦裳抵達臺灣，兩人一塊住在學校宿舍。黎明華在回憶錄中提過，向來認真嚴謹的姚錦為人正直，很受教職員和地方人士尊重。二二八事件時，身為義民中學唯一一位外省老師的姚錦成為被攻擊的目標，義民中學教職員與學生均全力保護他。

　　1951年7月兩人同時被捕。姚錦的學生賴振堯曾以麥錦裳姪子的名義向臺灣省保安司令部民眾服務處陳情，謂報載，政府訂定切實疏通在監人犯辦法第二項“關于已決人犯之疏通”第二款“修正戒嚴地區間犯臨時處理辦法。”符合保釋相關規定，期政府準予保釋，然未獲同意。

　　廣東順德人是我們對姚錦的第一印象。然而臺灣的后人前往姚錦成長的村子尋訪關于他的生平時，赫然發現姚錦從未到過此處，這里甚至沒有過姓姚的人。關于姚錦的真實身份與事跡，再也無從得知，他為世人留下的只剩下理想與志業了。

　　黃賢忠（1920-1952）／楊環 （1929-2017）

　　黃賢忠，廣東省陸豐縣甲子鎮人。1937年七七事變后結識陸豐支部書記郭堅，開始了與地下黨的組織關系，共同發動抗日宣傳。并在就讀惠來縣立中學時，加入“惠來青年抗敵同志會”。

　　1946年夏，黃賢忠只身來臺，任職于臺北工業職業學校(今臺北科技大學)。1948年初經友人介紹赴義民中學展開新的教職生涯。同年7月結識了剛從臺北女子師范學校畢業，在桃園宋屋國民學校教書的楊環，兩人展開戀情。12月，經姚錦吸收加入省工委地下黨中壢支部，重新恢復組織關系。

1950年，楊環與黃賢忠的結婚照(黃新華提供)

　　1950年夏，黃賢忠與楊環結婚。隔年，義民中學案爆發，夫婦同時被捕，彼時楊環已懷有8個月身孕。兩個月后，楊環于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產下一名女嬰，以夫婦兩人的姓，取名黃楊。同時寄望命運乖舛的嬰孩，能夠像黃楊樹那般雖成長艱苦卻卓絕地活著。

　　黃賢忠在獄中詩作“絕命詩”與遺書，為他獻身社會的歷史任務及使命，留下“不悔”的腳注。他給來臺前在大陸出生的兒子偉民的遺書寫著“為了理想而死，沒有什么遺憾!爾父已把整個生命和精力獻給社會和人民了，你一定會原諒阿父的!”更是對生命與思想的最后表白。

　　徐代錫（1916-1952）

徐代錫(徐名盛提供)

　　徐代錫出身佃農家庭，在經濟困頓的環境下，仍奮力完成學業。他任職中壢鎮公所干事時，工作表現優異，極受長官賞識與器重;尤其負責農村業務，對農民生活的困苦感同深受。在當時戰后的時空背景之下，徐代錫受到社會主義的公平正義之理想所吸引，用功閱讀相關書籍，希望能對臺灣前途發展作出貢獻。

　　他在獄中寫下家書予其幼子徐名盛：

【“好孩子!我不能在家與妳和媽媽一共團圓的生活，不過是我的不德所為!感覺抱歉得很，請你原諒罷!在學校時做個好學生認真用功讀書，將來能做個好國民，同時在家多多聽從你媽媽的教訓，順從及有孝與你的媽媽，以報答你母之厚恩。以上是我所盼望的。最后祝你安康至發展。”】

　　他在獄中寫下給妻子李玉風的家書：

【“故鄉!是我生長的地方。遠望之，有山有水，亦有情人，在于旅外之人，無不思慕與思念的。失去了自由的我在囹圄中，惟有每天誦著“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的詩句罷了。千里飄泊一家像浮萍似的暫住在外，真彷彿盲人騎了瞎馬，前途茫茫一點沒有把握，不知道什么時候可以騎馬回鄉，跟隨你團聚呢?”】

徐代錫于1952年4月14日寫給妻子李玉風的遺書(徐名盛提供)

　　邱興生（1929-1952）

　　邱興生，原名黃興生，桃園縣中壢客家人，出生于1929年。日據時期就讀開南工業學校，需具父籍而暫認邱阿春為養父，因此改名邱興生。開南工業學校畢業后，在內壢國民學校擔任教員。

　　1946年6月，邱興生正式加入支部工作，組織關系上由黃賢忠領導。1948年下半年，中壢支部組織由義民中學擴及中壢農校以及邱興生任教的內壢國民學校。

　　邱興生于獄中寫下4封遺書，分別寫給祖母、母親、胞姐及其5位弟、妹。他在給祖母的信中寫道：

【“我老實說我在死前對于死毫沒有懼怕，反而感覺我已盡了人生之重擔而輕松了。我的人生觀是硬的!不知失望和憂愁的。我對于自然是喜的，所以我對于我的死，完全是快樂的!所以我要謹請祖母不要掛以為我是苦。”】

　　徐代德（1932-1999）

　　徐代德是佃農家庭的長子。入學義民中學后，思想逐漸受到啟發。但從不談論與姚錦或其他老師的互動，也從不將所讀的書帶回家，故家中無人知曉徐代德從事之事。根據其妹徐玉妹回憶，“阿德哥讀初中時便常面惕“一定要讀初中”，知識才是改變生活的契機。”

　　出獄后，徐代德的生活圈以老同學為主，逐漸有換書、論時事，或其他活動。因為有機會接觸外國報紙，徐代德成為身邊其他政治犯取得信息的來源之一;也使徐代德不曾脫離政治。

　　1968年陳永善(陳映真)等叛亂案時，徐代德因交從甚密而做好了再次入獄的心理準備，卻又于1976年陳永善出獄后、改版《夏潮》時，不定期供稿，接著，1976年陳明忠劉建修等案、1979年李慶榮案等，又幾乎入獄。

　　多年來換過不同工作，其中“寫作”可說是徐代德微薄解決經濟問題，與參與政治的重疊點。徐代德有堅定的政治主張卻不外露，1999年徐代德過世后，人間出版社出版了徐代德耗費多年編寫而成的《背德的帝國：美帝國主義發展史話》，或許堪稱其一生心之所志與戮力之總結。

徐代德與妻子涂貴美(涂貴美提供)

　　范榮枝（1932-）

　　范榮枝出生在臺灣竹東，因家境貧困而從未想過自己有讀書學習的機會，機緣巧合進入義民中學就讀。就學期間受到老師們的啟發，從社會科學、《社會進化論》、《大眾哲學》開始，慢慢培養起思想基礎。對老師們的教學印象至今仍舊深刻。教導國文的黃賢忠和鐘履霜在課堂上講解時事并介紹魯迅、巴金、矛盾的文章，透過文學作品讓范榮枝關心社會、建立人生觀。黎明華在課堂上教的《流亡三部曲》等抗戰歌曲也成為范榮枝與劉鄹昱在獄中一同教唱其他獄友的歌曲。1950年考上臺北師范學院之后，范榮枝依然經常回義民中學，持續與姚錦保持緊密聯系。當時范榮枝已經閱讀姚老師給的書籍，包括《矛盾論》、《唯物辯證法》、《新民主主義論》、《經濟社會學》。

　　范榮枝坐牢期間，姊姊出嫁了，只有年邁的父母兩人守在家中，家中無法改善的貧窮更是可以想象。10年刑滿出獄后，鄉下的老家仍是用泥土磚頭搭的連同豬舍共四間瓦房。屋內的格局、擺設完全沒有改變，桌子仍然是他從小用的那張破桌子，凳子也斷了一只腳。因此范榮枝毅然決然接下父母的農活，留在家里耕田。幾十年來，與太太一同輾轉熬過辛苦的工作與生活經歷，主要靠親戚與獄中較合得來的難友，像張敏生、劉建修、陳傳枝等人協助建立社會關系。

　　劉鄹昱（1933-2010）

　　就讀義民中學期間，劉鄹昱擔任學藝部部長，指導老師是黎明華。據他自承，就學時印象最深刻的是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故事，在日后坐牢、生活遇到折磨時都以“長征精神”勉勵自己。

　　劉鄹昱被捕后在獄中抄唱義民中學老師教唱的歌曲，歌詞有“打垮美國狼，全世界人民拍手笑，反動勢力連根拔。”另首有“我們工人有力量，造成槍礮送前方，為了新中國徹底解放。”被提起公訴，獲判無罪。

　　出獄后，劉鄹昱到哥哥在日本開的餐館工作，并在這段期間以同等學力考上名古屋的中京大學國文系(日本語文學系)，每天白天上課，下課就工作到隔日清晨。遇到店休，就到中古書店搜尋書籍，所以有非常多的如：馬列全集、各種版本的毛語錄、中國歌曲錄音帶、一些小紅書等。為了紀念“五四”，劉鄹昱在離開日本前將這些東西整理成五十四箱，可惜因身份關系，后來僅由女兒帶回文學類如魯迅等的作品。

　　劉鄹昱的女兒提到：

【“他的一生都為了獄中五年而活，他清楚記下義民中學的經歷、保存獄中同志交代的事情。他將同志們經歷過的點點滴滴作為歷史紀錄。即便腦瘤手術失敗，身體癱瘓了一半，他仍靠著一只手、一只視力不好需要借助放大鏡的眼睛來完成回憶錄。”】

劉鄹昱以夢人為名在徐代德的畢業紀念冊留話(張立本攝于2016年)

　　樊志育（1923- ）／丁潔塵（1926-2011）

　　樊志育與丁潔塵同為東北大學學生。1948年5月，甫畢業的丁潔塵離開動蕩的東北，隨兄長赴北平。樊志育在局勢不穩的考量下也離開沈陽趕赴北平。6月，兩人結婚后，丁潔塵在北平找到了一個教師的工作。樊志育在時局動蕩出路無著下，進一步尋思著往后的路該怎么走。

　　1948年7月1日，樊志育只身抵臺。幾經波折下在新竹縣的中壢中學謀得教職。彼時，義民中學正在招募教師，在代理校長姚錦的協助下，樊志育也幫妻子找到來臺的工作。丁潔塵于是在9月13日抵臺，進入義民中學教書。同年11月，丁樊夫婦加入姚錦組織的讀書小組，研讀進步書籍，并討論與判斷時局的變化。

　　義民中學案爆發后，丁潔塵與樊志育夫婦雙雙被捕，連同1歲半的兒子和剛出生4個月大的女兒也無法幸免，一家四口全數入獄。判決確定后，兩個幼孩在育幼院中度過漫長的沒有父母的10年。

　　1961年夫婦出獄，丁潔塵通過難友任顯群的幫助下，在稻江商職找到了工作。樊志育則在難友方宗英開的中央出版社當店員，爾后參與創辦《國華人》月刊，其著作豐富，公認為早期臺灣廣告學的先驅。

麥錦裳、丁潔塵、楊環合影(左起)(黃曉珊提供)

三、遲來的遺書

　　2012年9月14日，中壢支部案受難人與家屬在彼此的聯絡號召下，于臺北市天成飯店舉辦了“同學會”。家屬說：

【“這一頓遲來的團圓飯，我們等了整整六十年……。”】

　　義民中學案犧牲者姚錦、黃賢忠、徐代錫、邱興生，在1952年6月臨刑前夕分別寫下遺書數封，這些遺書竟被“收押”了六十年。直到2012年，家屬陸續接獲檔案局獄中家書的申請信，才得以看到他們四人赴刑前的遺言。然而，仍有許多居于大陸地區的家屬，數十年不棄，仍在苦苦找尋親人的下落。

同牢難友石玉峰在軍法處看守所為黃賢忠繪制的畫像，以及黃賢忠寫下的《絕命詩》四首(黃新華提供)

邱興生遺書(黃崇一提供)

　　時隔一甲子

　　黃曉珊：

【“我看著母親(麥錦裳)從陳舊而布滿灰塵的木樓梯爬上閣樓，小心翼翼地把黃老師(黃賢忠)的牌位給請下來。直到今天我還對那一日的印象感到非常深刻，小楊姐姐一見到牌位便跪地嚎啕痛哭，我因此問了媽媽，牌位上的那個人是誰?”】

　　黃新華：

【“小學時，我由母親(楊環)改名叫“新華”。在我印象里，母親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帶我到位在臺北市忠孝西路上的善導寺，里頭有兩面牌位，我當時并不清楚牌位上頭寫的黃賢忠是誰。直到后來，母親才告訴我，那是我的生父。”】

　　黃新華：

【“大約十年前，我看到父親行刑前的照片，我很訝異，他是微笑著的，是什么力量讓他那么坦然的面對死亡?又是什么力量讓他放下新婚一年多的妻子與襁褓中的女兒?2012年6月，直到我拿到遲了六十年的遺書，終于明白：那是“大愛”，那是對人民、對社會的大愛，讓他義無反顧，一如他在遺書中所寫的“以數十年有限生命，立億萬年不朽事業，雖敗猶榮，雖死無憾!””】

　　1993年，六張犁埋骨現場的消息通過海內外媒體的報導，終于讓黃賢忠遺落在中國大陸的兒子黃偉民通過香港朋友取得了一張臺灣《中國時報》的報導。新聞紙上寫著黃○忠，讓他燃起一絲希望。

　　2012年8月，黃偉民委托友人來臺至六張犁尋訪父親下落，巧遇曾為黃賢忠揀骨的土公師，終于通過義民中學受難學生徐代德遺孀、時任臺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臺北分會會長的涂貴美，找到了黃新華。彼時，剛收到父親遺書不久的黃新華，在震撼之余遂即前往陸豐甲子探訪從未見過的異母兄長，以及父親青年時代成長、奔波和告別的大地。

黃新華與哥哥黃偉民。(黃新華提供)

　　時間相隔了一甲子，從海的另一邊為甲子故鄉帶回黃賢忠的消息，時已罹癌的黃偉民，在兄妹團圓不久也撒手歸去。直到臨終前，黃偉民一直保存著那張透露著黃賢忠下落的舊報紙，即便早已泛黃破爛不堪。

　　黃新華：

【“一切都像夢一樣，時隔一甲子，我回到甲子鎮，找到我的親人，我唯一的哥哥已是癌末，兄妹相見只是淚兩行。時代的悲劇，兩岸的親人，都因父親的犧牲，度過艱辛的歲月。”】

　　六十年后的奶粉

　　邱興生在獄中寫給胞姐的遺書中，最后一段寫道：

【“我在這里得了一個記念，就是黃賢忠先生得了一個女兒說為給我做記念而當愛我的女兒名為黃楊，她的母親現在還在看守所四十六房名楊環，望指導照顧，有時也可送牛乳等。”】

2012年，邱文夫探望楊環與黃新華(黃新華提供)

　　2012年，邱文夫在收到兄長的遺書后，決意尋訪黃賢忠的遺孀及遺孤女。8月15日，兩人終于得以見面。他依著邱興生遺書所托，探望并帶去兩瓶奶粉，完成兄長的遺愿。彼時，那位女嬰黃楊已經是當祖母的年紀了。

　　涂貴美：

【“邱興生沒有結婚，他在遺書里邊寫，說黃賢忠將女兒認他當義父，有空可以帶去奶粉。姪兒幾年前拿到遺書，找到黃新華，帶去了兩罐奶粉，說：“這奶粉，六十年后才送過來。””】

四、從崎嶇山路走向未來：家屬回響╱回想受難者

2016年辦于徐代德桃園富岡家中的義民中學案同學會。李中、涂貴美、徐名盛、范榮枝、黃崇一(左起)在會后合影(張立本攝影)

　　牢獄后，由于逮捕經驗、經濟問題或各種個別因素，受難人及他們的家庭往往謹慎地生活著。局勢變遷，社會與政治變化巨大，受難人也將內心思想藏了起來;遑論早于1950年代槍決的受難者，它們的遺書甚且遲到了六十年。以上種種，使得受難人心境、感受、政治抉擇等，都難以接近或還原，即使家人也不見得知道。

　　徐名盛(徐代錫之子)：

【“父親受難時我才兩歲多，我對父親可說毫無印象;但從父親的遺書中流露出為正義犧牲生命在所不惜的凜然正氣，讓我心痛淚流，同時也感受到父親不能盡人子人父之責的遺憾與悲痛。遺書中父親對我的期盼與關懷，字里行間充滿著濃濃的父愛。”】

　　涂貴美：

【“以前徐代德跟我講事情，我都沒時間聽，也很少參加他們的活動。直到他去世后，我開始去“臺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幫忙，才真正開始接觸這些歷史。聽老同學們說到徐代德的往事，更感覺我先生徐代德真的是一個很好的人。”】

　　黃崇一(邱興生之姪)：

【“社會一直在變化，對人的判斷也會變化。但是我們今天只求還原史實，不要再有扭曲。”】

　　黃新華：

【“我要用曾在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碑上看到的一段話，來向所有的受難者致敬。它是這么說的：夢想永遠銘記，生命從未終止，所有陽光燦爛的日子里，我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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