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乾隆到毛澤東

——讀孔飛力《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有感

章永樂 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摘要

　　當孔飛力探討政治參與和政治競爭的時候，主要參照的還是歐美“自由主義-多元主義”政治經驗，而很難想象列寧主義政黨領導之下的政治參與和政治競爭。因此，他的視角是高度形式主義的。這就沒有看到，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開始，中共就認識到群眾參與對自身健康運作的意義。事實上，對革命傳統的不斷動員是中共的獨特能力。直到今天，這種動員仍然沒有完全淡出。在“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這一標題下，最大的困難在于認識中國革命所產生的新傳統，它與乾隆時代的政治經驗以及自由主義-多元主義政治經驗之間都存在重大的差別。如果對這個傳統本身認識不清晰，當我們在回溯它的起源時，當然也就無法獲得一幅全面的圖景。　　

　　在孔飛力《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以下簡稱《起源》)中，乾隆皇帝與毛澤東，像兩座山峰一樣，分別聳立在其歷史敘事的開端和結尾。而這本書集中處理的問題，在我看來，就是在這兩個偉大人物之間短暫而漫長的時光里，中國的國家在根本性議程（constitutional agenda）上的連續性——從某種程度上說，我們也可以稱之為中國國家建設的路徑依賴(path-dependence)。孔飛力列出了三個方面的議程：政治參與，政治競爭與政治控制，每個議程又包含著需要處理的內在矛盾。　　

《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中譯本

　　孔飛力的核心觀點看起來非常謹慎和節制，他只是試圖證明中國自18世紀末以來的國家建設進程中存在一些具有連續性的議題。這個觀點在中國基本上不會有人反對，因為它對于中國人來說差不多就是常識的一部分。但如果是這樣的話，這本書對我們中國讀者還有多少啟發意義呢?本文將對此加以探討。

　　連續性

　　大多數人都會同意，自秦始皇以來，中國的國家建設就一直存在許多高度連續的議題。對這種連續性最好的證明人是毛澤東。毛澤東《讀〈封建論〉贈郭老》云：“百代都行秦政制。”毛又曾在1958年北戴河協作區主任會議上就央地關系發表看法：“馬克思與秦始皇結合起來。”(后被以訛傳訛傳成“我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秦始皇在此代表著“民主集中制”中的“集中”的特征，與所謂的專制暴政并沒有必然關系。

　　如果毛說的“秦政”讓人覺得過于偏重孔飛力所說的“政治控制”一維，不足以證明“政治參與”和“政治競爭”上的連續性的話，那么我不妨多花點筆墨談談后二者。按照孔飛力對“政治參與”的極其寬泛的定義（連朝廷官員的進諫都被算入“政治參與”），那么可以說，儒家政治理論一直以來都是高度關注“政治參與”的，而且在宋明兩朝，儒家士大夫的政治參與程度比清朝高得多。宋朝相權較強，許多士大夫有與皇帝“共治天下”的抱負;明朝相權雖較弱，但文官集團卻可在皇帝數十年不上朝的情況下正常運轉，在“大禮議”等事件中更是與嘉靖皇帝分庭抗禮。明朝私人講學又非常繁盛，沖擊正統儒家教義，張居正力圖扭轉這一趨勢，終告失敗;讀書人結社議政，晚明時有東林黨、復社，聲勢尤為浩大。以復社為例，該社系張溥、張采合并江南幾十個社團而成，其成員先后共計2000多人，多數為青年士子而非在朝官員，但其清議聲勢居然大到讓在廷宰輔“竟席不敢言天下事”的地步，這是今天的微博大V們都沒有做到的事情。黃宗羲提出“學校議政”，融合政治監督與地方自治的功能，恐怕與這樣的社會背景密不可分。相比之下，乾隆之時士人的政治參與程度簡直是低得可憐，但這從一個宋人或明人的眼光來看恰恰是一種變態。因此，完全可以說，清朝之前的中國歷史能夠提供政治參與度更高的范例。

　　士人政治參與所引發的黨爭也常常成為王朝大疾，宋有元豐黨與元佑黨之爭，明朝晚期有東林黨與齊楚浙黨（后附閹黨）之爭，又有復社與閹黨之爭。相關斗爭絕不僅僅限于皇帝與官僚集團內部。復社人士甚至與江南的工商業者結合發動抗稅運動，而這就關系到了中央的政策在地方上執行的問題。事實上，像復社這樣與江南工商業結合緊密、在地方上頗有影響力的組織，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超出了一般意義上的官僚體系內的朋黨，而具有了某種地方社會代表的色彩。然而，江南地方的抗稅造成的一個后果是，明朝無法從富庶的江南汲取財政資源來應對迫在眉睫的遼東軍事危機，而向廣大北方地區加重賦稅的結果卻是激起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因此，我們不能截然否認政治派系與公共利益之間如何協調這一問題的存在。

　　但是，悖謬的是，明朝士人的高政治參與和政治競爭并沒有帶來增強國家能力的后果，王朝在黨爭中轟然倒塌，持續的抵抗也在黨爭中歸于失敗。而明朝亡國的案例，也就成為清朝統治者用來教育(也可以說是恐嚇)士大夫要保持謹小慎微的典型案例，并得到了許多士大夫的認可。在《起源》中，孔飛力也確實提到了清朝士大夫對“結黨”的“深惡痛絕”(第10頁)。但問題就在于，《起源》為何要從乾隆后期開始？這究竟是出于理論邏輯的內在需要呢，還是只是碰巧因為他的研究集中在清朝中后期?

　　像孔飛力這樣的大家顯然不會只做“碰巧”的事情。故事從乾隆后期開始，恰恰與他對“傳統”與“現代”的界定有關。但這種界定，由于種種原因，很難令人滿意。

　　老路與邪路

　　何謂現代/現代性（modernity）？這是一個激發了無數意識形態爭論的話題，像一個黑洞一樣，吞噬著許多學者的精力甚至智商。在創造了這一概念的西方，這一概念與經驗之間的對應關系比較清晰。但在非西方社會，“現代”界定過窄，與具體的制度與治理模式關聯過于緊密，很容易被人稱為“西方中心主義”；“現代”界定過寬或過于模糊，就很容易失去解釋力，很容易出現在遙遠的古代突然遭遇所謂“現代性特征”的“驚喜”。孔飛力真的避開了“現代性”這一概念中包含的陷阱嗎?

《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對力量》中譯本

　　早在《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對力量》中，孔飛力就清楚地意識到這個概念本身所具有的高度可爭議性。因此，他只作出了一個“暫時假定”——所謂“現代”，就是歷史動向主要由中國社會和中國傳統以外的力量所控制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里，我們所看到的不僅是清王朝的衰落，同時也是中國歷史不可改變地偏離其老路，“中國的政權和社會再也不能按照老的模式重建起來了”(第3頁)。

　　在《起源》中，孔飛力同樣避免對“現代”下一個清晰的定義。他把重點放在推動一個國家成為“現代國家”的條件上，這些條件包括：人口的過度增長，自然資源的短缺、城市化的發展、技術革命的不斷推進，等等，但最重要的是經濟的全球化。(第2頁)具體到中國歷史中，乾隆時期“人口的過度增長”最為明顯，中國人口達到了有史以來的頂峰，人口與資源之間的矛盾凸顯出來。而經濟全球化的因素體現在中國在國際貿易中巨大的順差中，外來的白銀帶來通貨膨脹，進一步加大了民眾的生存壓力。政治上的因素則是乾隆晚期皇帝與官僚體系的腐敗。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是清王朝深刻的危機，孔飛力認為不必等待列強入侵，“重大變化已呼之欲出”。(第2頁)當然，孔飛力并沒有說乾隆晚期的中國就已進入“現代”。但推動時勢發展的，正是造成“現代”的那些力量。根據《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對力量》，時勢要進一步發展到1864年的地方高度軍事化，才顯明了不可逆轉的態勢：王朝與地方精英——士紳之間的舊有協調機制失去再生的可能，于是政治就偏離了原先的軌道，傳統的老路走不通了，“現代”由此全面拉開帷幕。

　　從操作層面上說，只要是將中國從“老路”上拉出來的變化，孔飛力都愿意承認其具有現代的朝向。但是，從秦始皇到乾隆之間的“老路”究竟是什么，孔飛力又只給出了最為簡略的表述：一套王朝與地方精英——士紳之間的協調機制，這根本無法讓敏感的中國讀者信服，也讓人懷疑他的“內在視角”究竟達到了何種“內在”的程度。

科舉制對維系中華帝國的統一和認同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清代的地方士紳，一方面當然具有地主的身份，但另一方面，其身份的權威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科舉制，但科舉制顯然不是從秦始皇那時候就有，而是首創于隋，唐時獲得發展，在宋時才得到大規模運用。科舉制與其他一些因素一起，促成了貴族的沒落和平民官僚的興起。內藤湖南提出“宋代近世說”，將宋代作為“東洋的近世”，看重的就是宋代平民文治社會的創新意義。所謂“近世”，就與更大的社會平等和社會流動聯系在一起。

提出“宋代近世說”的內藤湖南

　　溝口雄三關注個人主義與公共領域等議題，在“老路”上又看到一個斷裂：自明代中葉以后，尤其以陽明心學的出現為標志，社會流動性加大，里甲制所代表的以人口和土地的結合為基礎的相對封閉的社區日趨瓦解，由地主主導的“鄉村再編”運動興起，其中包含了地主階層向專制政府要求“分權”的訴求，從而也包含了“近代的胚芽”。

溝口雄三

　　不管內藤與溝口兩位東洋史學家的具體觀點是否成立，也不管他們對“近世”的界定標準在多大程度上是對歐洲經驗的模仿，他們對何謂老路、何謂新路的界定卻是清晰的。而且他們是在孔飛力所認為的一以貫之的“老路”上看到變遷和創新。以他們的成果作為參照，孔飛力的所謂“內在視角”就呈現出很大的局限性——在這里，“老路”概括既模糊又不準確，“新路”則模糊難辨。

　　孔飛力如何界定新路呢？《起源》有意識地避免設立一個過于具體的“現代國家”的門檻，而只給出界定“現代國家”的幾個維度：政治參與、政治競爭與政治控制。但這三個維度上的強弱表現的不同組合，完全可以產生不同的現代國家類型。從孔飛力所給出的暗示來看，現代中國國家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其超強的政治控制能力，乾隆與他的官員們所提防的在國家與農民之間的中介掮客們，在毛澤東時代已經被消滅。而早在國民黨的統治下，“商會、各種職業公會和民間團體、工會與學生組織越來越被置于國家的控制之下”，而在毛澤東時期，“它們或者消失，或者成為國家管理的工具。”(第120頁)換而言之，與政治控制相比，自下而上的政治參與和政治競爭變得微不足道。造成這種特征的原因，是“國家統一的需要，產生了建立中央集權的領導體制的要求”。（第121頁）直到今天，“中國所有的政治陣營都會同意，中央政府必須為了國家的富強而發展軍事和經濟上的力量。”但是，“這種共識形成及維護的代價，是思想上逆來順受和政治上令人擺布。”（第122頁）

　　看到這里，許多敏感的讀者應該可以會心一笑了，因為孔飛力所提供的判斷，似乎不過是“救亡壓倒啟蒙”的學術升級版。甚至持“救亡壓倒啟蒙”觀點的學者對“封建專制傳統”的控訴，也可以在孔飛力的歷史連續性敘事中找到支持。我們可以將這種觀點概括為：中國走出“老路”，走上“邪路”，但從本質上說，“邪路”跟老路的基本特征差不太多。那么，讀者有理由懷疑，所謂“現代”云云，不過是用作障眼法的學術黑話(academic jargon)而已。從乾隆到毛澤東，孔飛力所看到的連續性的內核仍不過是法國人孟德斯鳩對中華帝國“專制主義”的定論。

　　將“內在視角”進行到底

　　在我看來，“政治控制壓倒政治參與和政治競爭”，或者“救亡壓倒啟蒙”，可以很好地表達一種價值觀或愿望，但并不足以幫助我們把握當代中國政治的內在矛盾和發展動力。在寫作本文的時候，“群眾路線教育活動”正在全國各地展開，盡管其操作方式與毛澤東時代放手發動群眾的做法相比已大相徑庭。在此，我們不妨提出一個問題：孔飛力會怎么看待中共的“群眾路線”思想與實踐?

　　李放春在《“地主窩”里的清算風波——兼談北方土改中的“民主”與“壞干部”問題》一文中曾探討過北方土改中的“先斗干部后斗地主”現象。1946年中共“放手發動群眾”開展土地斗爭后，發現群眾對濫用職權、作風差的基層干部反應激烈，不少地方出現了“先斗干部后斗地主”的呼聲，群眾打干部的情況也時有發生。而當時的中共中央對此并不是進行壓制，而是提出了在運動中改造干部、改造黨的主張。這催生了開門整黨（與審干）這一具有自我治理性質的權力實踐。從土改時期到文革結束，“開門整黨（與審干）”一直是中共常用的落實“群眾路線”、實行自我改造的做法。而像農會、工會、婦聯、共青團這樣的群眾組織，在群眾運動中一直發揮著重要作用。

1947年，中共召開全國土地會議，通過了《中國土地法大綱》，規定廢除封建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問題就在于我們如何認識群眾運動和群眾組織：它們是自上而下政治控制的手段與工具，還是起到了不斷重建中共與其社會基礎之間政治聯系的作用？在文革之后，許多受到運動傷害的人傾向于采取第一種定性。然而，只要把當時的群眾運動與群眾組織與21世紀開頭十年的“維穩體制”作一個對比，我們就可以看出二者的不同來。“維穩體制”依靠的是專門的官僚與軍警憲特隊伍，通過政績考核體系來實現自上而下的控制，幾乎不存在“發動群眾”的因素，很少訴諸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而在“開門整黨（與審干）”中，經常發生的是群眾運動脫離上級控制的風險。

　　我傾向于認為，群眾運動和群眾組織具有雙重性，它既具有自上而下的政治控制的維度，但也具有自下而上的向中共傳遞政治代表性的功能，二者之間哪一個維度更為突出，取決于許多因素。成功的群眾運動當然具有政治參與的意義，也具有政治競爭的意義，而在群眾運動中獲得更高政治代表性的黨，當然也就具備了更強的政治控制能力——魏源將擴大政治參與和增強國家能力結合在一起的思路，無意中在中共的“群眾民主”里得到了體現。

　　晚近三十多年來，從毛澤東時代存留下來的群眾組織，多數已經變成高度科層化的專門管理機構，其積極主動聯系群眾的政治功能已經衰退。在這個時候，其自上而下進行政治控制的功能才集中體現出來。但我們不能把當下的“維穩”經驗投射到過去，認為這些組織從一開始被創造出來，就是為了自上而下進行控制的。

　　當孔飛力探討政治參與和政治競爭的時候，主要參照的還是歐美自由主義-多元主義政治經驗，很難想象列寧主義政黨領導之下的政治參與和政治競爭。因此，他的視角是高度形式主義的：既然“商會、各種職業公會和民間團體、工會與學生組織越來越被置于國家的控制之下”，那么，他們的政治參與和競爭功能必然萎縮(第120頁)。而這就沒有看到，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開始，中共就認識到群眾參與對自身健康運作的意義。毛澤東又說過：“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派性始終存在于政治體系之中，關鍵仍在于如何“以斗爭求團結”。

《叫魂》中譯本

　　不僅如此，出版于1990年的《叫魂》中呈現出的圖景是，在乾隆時期，那些冷靜的、按部就班的官僚，是制約統治者專權與普通民眾瘋狂的唯一力量——或許，孔飛力希望讀者在乾隆的位置上代入毛澤東。如果是這樣的話，轟轟烈烈的中國革命所產生的大量政治經驗，就被徹底地無視了。

　　然而，歷史終結了么?正如裴宜理指出，對革命傳統的不斷動員是中共的獨特能力。直到今天，這種動員仍然沒有完全淡出。列寧主義政黨與政治參與、政治競爭相結合的實踐探索還在進行。研究者可以懷疑這種結合是否有光明的前景，但至少應該認識到，當下的實踐中包含了孔飛力所講的一切維度;否則，研究者難免會誤判形勢，把許多事實排除在自己的視野之外，于是自己所說的“內在視角”終究不過是隔靴搔癢。

　　余論

　　對于西方讀者來說，認識到從乾隆到毛澤東的連續性或許有一定的困難，但這對于中國人從來都不是問題。最大的困難在于認識中國革命所產生的新傳統，它與乾隆時代的政治經驗以及自由主義-多元主義政治經驗之間都存在重大的差別。如果對這個傳統本身認識不清晰，當我們在回溯它的起源時，當然也就無法獲得一幅全面的圖景。

　　孔飛力已經盡了自己的最大努力，在其所處的西方世界盡可能地對中國的歷史經驗作出同情理解。對國人而言，不應寄希望于西方學者幫我們把這些問題想清楚，畢竟，總有一些經驗，是他們無法把握的。歷史還沒有終結，改革仍在持續進行。未來的愿景牽引著對過去的書寫。在“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這一標題下，完全可以出現不同的敘事。讓我們期待新故事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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