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930三灣改編到十一開國

　　不是有了想法，就能夠實現。不是有了一個黨，就注定意味著成功。關鍵是要有正確的道路、科學的方法，把群眾正確的組織起來，去共同達到人民的目的，實現人民的意志。“三灣改編”是中華民族解放和革命建設偉業的正確起點，從此，中國人民找到了科學的解放和發展人民事業的方法，這就是“支部建在連隊上”，這就是“我們共產黨人好比是一粒種子，人民好比是土地，我們每到一個地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相結合，生根、發芽、開花。”從這個意義上講，三灣改編的重大意義，怎么估量和評價，都是不過分的。

　　“我黨有獨立意見的要算澤東。”

　　人，都是難免要有私心的。在公權利的道路上，有了私心作祟，不免就會在人民事業的道路上掉隊。而沒有私心，大抵就是兩種人，出于不屑，和產生自覺。出于不屑，是從富家子陣營中因天人情懷脫離出來的人，富貴生活，他知道、他見過，他不為富貴縈懷，他知道什么才是更有人生價值的追求，而且至死不渝。這方面，如馬克思，如恩格斯，如卡斯特羅，如目睹人間不平和國家苦難拍案而起的俄國貴族子弟、中國前清民國時代的官商子弟(這里典型的如彭湃，潮汕大地主家庭子弟，毀家紓難，將家中全部地契債條全部焚毀，讓貧困農民安心種他的田，相信共產黨、跟共產黨鬧革命)。產生自覺，是天然如白紙、直接觸本質、比較而信服、渾然如天成的革命理想現實主義者，如毛澤東，如周恩來，也同樣如前面提到的革命導師如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這可以交叉成立。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并不是所有代表都真心重視這個黨成立的偉大意義。　　

　　比如劉仁靜取代鄧中夏成為一大黨代表。這里不為先烈諱筆，鄧中夏當時不打算去，竟然是要參加南京的少年中國學會會議。這樣，北京代表才有了相對稚嫩的學子劉仁靜作為兩代表之一。比如陳公博成為廣東的一大黨代表，是因為陳獨秀任大學校長，正為爭取款子修校舍無法脫身，于是派了陳公博。而陳公博則把開會當成了新婚旅行，受到會議期間法國巡捕闖入搜查這個驚嚇后，干脆連南湖會議也沒參加，就帶著新娘下了杭州。比如周佛海，開始重視，后來不珍惜，之后在廣東當大學教授月工資240個大洋，按規定要交70多元作為黨費，有點舍不得，第二任妻子楊淑慧從養家糊口角度一鼓動，周佛海就任周恩來再勸也“義無反顧”地脫離共產黨了。

　　毛澤東之所以能從一介山里娃娃成長為人民領袖，成為撬動地球轉動的時代航標，正是他的經歷造成的，正是他的家國情懷造成的，正是他始終把問題的本質放在心中最突出的位置造成的。就在1920年代，庚子賠款留學、政府贊助留學、官商贊助留學的出國潮中，在青年學子出國熱中，可知的歷史資料中，當時的毛澤東是極少數在這思潮中有冷靜思考的人。他認為，要解決中國的問題，首先還是要把中國的問題搞清楚，不能直面解決問題的突破方式，都可能是言不及義的。因此在送新民學會同學赴法留學過程中，孤獨但不消極地留了下來，決心搞清楚中國的國情，從現實國情中找入手解決問題的起點。

　　最初的國共合作，毛澤東之所以會在中共“三大”上被選為黨內2號人物，陳獨秀的副手，根本在于他自覺贊成國共合作，是黨內當時極少數認識到這是“摻沙子”改變國民黨性質、主動掌握革命領導權的機會。　　

　　就像他在后來的八七會議上批評指出的那樣“當時的共產黨人只是‘象新姑娘上花轎一樣勉強挪到’國民黨這座‘空房子’里面去，而不是自覺、主動地加入國民黨內去當‘主人翁’，去取得國民革命的領導大權”。

　　同樣，毛澤東也是中國共產黨內很早就認識到主動掌握武裝力量重要性的人。

　　早在主持農民運動講習所期間，毛澤東就明白指出“搞革命就是刀對刀、槍對槍，要推翻地主武裝團防局，必須建立農民自己的武裝。”在廣州、武昌為全國各地培養了800多名能文能武的革命骨干。

　　1927年6月，大革命失敗在即，毛澤東在武漢給湖南來的同志開會時，就號召大家：拿起武器，在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堅決與敵人斗爭，武裝保衛革命。7月，在武昌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他又提出保存革命力量的兩個策略：一是投軍，二是上山。他指出，“不保存武力，則將來一旦事變，我們即無辦法。”

　　1927年8月7日，大革命失敗，中共在武漢召開“八七會議”，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　　

　　會上，毛澤東就軍事工作和農民土地問題作了長篇發言，明確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這一著名論斷，被選舉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8月9日，在中央臨時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提出“要在湖南形成一師的武裝，占據五六縣，形成一政治基礎，發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縱然失敗也不用去廣東而應上山。”瞿秋白贊揚說：“我黨有獨立意見的要算澤東。”

　　三灣改編

　　南昌起義的偉大意義，在于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第一槍，而秋收起義才是第一次打出共產黨軍隊旗幟的武裝起義。而南昌起義之所以在后世看起來如此偉大，則更在于秋收起義的深刻總結，開創了人民武裝建軍方式的正確道路。

　　從政治意義上講，旗幟是關鍵，旗幟是高地，旗幟才是人心所向。從這個意義上講，秋收起義才是代表共產黨政治自覺的偉大起義。

　　廣州起義，是南昌起義的尾聲。因此，三大起義，南昌起義偉大在首義，秋收起義偉大在高度的政治自覺。而政治自覺才是事業開創的正確第一步。

　　我們要牢記南昌起義是人民武裝建設的起爆點，同樣要牢記秋收起義才是人民武裝和人民事業的正確起點。

　　“八七會議”以后，毛澤東謝絕了瞿秋白讓他去上海工作的安排，他說：“我不去上海住高樓大廈，要到山上去結交綠林朋友。”隨后，他以中央特派員身份到達湖南，中共湖南省委成立了以毛澤東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直接組織領導湘贛邊界的“秋收起義”。

　　秋收起義，第一次打出共產黨軍隊的旗幟。

　　關于起義舉什么旗的問題，8月12日毛澤東曾給中央寫信，“國民黨旗子已成軍閥的旗子，只有共產黨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8月18日在湖南省委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以斷定國民黨的旗子真的不能再打了”，“我們應高高打出共產黨的旗幟”。總指揮盧德銘按照毛澤東的要求，組織何長工等同志設計了有鐮刀斧頭和五星標記的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軍旗。這一樣式的旗幟，后來成為中國工農紅軍軍旗。　　

　　秋收起義失敗后，毛澤東和盧德銘(途中犧牲)帶領殘余部隊轉移。面對白茫茫籠罩的國民黨反動統治，能到哪里去?毛澤東胸有成竹，他認為，幾千年中國歷代王朝都剿滅不了“山大王”，反動統治的國民黨反動派同樣也剿滅不了革命的“山大王”。1927年9月21日，前敵委員會在文家市決定，工農革命軍向湘南進軍。9月25日，通過地下黨匯報，正式了解了井岡山情況，同時接到中共江西省委書記汪澤楷派信使宋任窮傳來的密信，“起義軍如有困難，可以到寧岡落腳，寧岡縣有我們黨的武裝，有幾十支槍”。據此，前敵委員會進一步統一了思想，決定上井岡山。

　　此時，人心散了，隊伍不好帶了。部隊普遍思想混亂，對前途喪失信心，逃跑公開化。戰斗減員和非戰斗減員，使部隊出現槍比人多的情況，行軍時一個人背好幾條槍。

　　疾風識勁草，板蕩見英雄。此時，才見到毛澤東真金價值的偉大。對比張國燾，長征中掌握八萬紅軍鬧分裂，失敗后竟公然叛變投奔蔣介石當特務、當反共特務培訓班的老師，真是云泥差距不足比，一個九天之上，一個九地之下。

　　毛澤東自覺如古良帥名將，帶著腳傷步履艱難，戰士們扎擔架要抬他走，他拒絕說，“大家走我也走，大家休息我也休息，我走不贏就慢慢跟著走。”忍著疼痛，邊走邊同戰士親切交談。吃飯時，和大家一樣席地而坐，吃完飯，第一個站起來，說，請連長點名，從我帶頭。有人要公開要當逃兵，軍官要鎮壓，他阻止，說，你要走可以，不攔著，但是把槍留下，中國革命總會勝利的，留這感情在，來日好相見。這一切一切的表現，戰士看在眼里記在心里，深深感到了這個“頭兒”和古往今來的高官老爺有根本差別，是自己人。精神上，毛澤東已經開始占據戰士的心，成為真正的精神核心。

　　按照毛澤東身邊人員的回憶，1975年10月1日，也就是歷史上三灣改編日子(1927年9月30日)的第二天，毛澤東在床榻上對他們回憶說“這可能是我過的最后一個國慶節了。這故事你只有從我這里才能聽到，哪本書上都沒有。那還是上井岡山的時候，秋收暴動以后，我們連打了幾個敗仗，人不斷地跑，連師長(指余灑度，三灣改編后不久逃跑)都不辭而別了，人心亂得很。當時，就有人說，‘還是散了吧，就這么幾個人，能頂什么用?’有一天，隊伍來到一個鎮子上，大伙休息的時候，一群人又聚在一起議論散伙的事，當時，就有人問我，‘毛委員，憑我們這幾個人，這幾條槍，革命能成功嗎?’’我對他們說：‘我們這幾個人，這幾條槍，用不完，綽綽有余，愿走都可以走，不信，咱們有言在先，到慶祝勝利的那天，我們肯定死不光。’1949年開國大典后，我見了幾個當時聽過我講話的人，沒想到，他們還都記得那些話。”

　　9月29日，部隊擺脫敵人圍追堵截，到達三灣村，開始研究整軍問題。前敵委員會在協盛和雜貨鋪召開了擴大會議。毛澤東根據他和戰士的交談，和陳士渠、葉挺部隊老戰士韓偉等人的交談，和何挺穎的交談及何挺穎的建議，綜合自己的想法，提出了“支部建在連隊上”的建議。前敵委員會經過從白天到第二天黎明的長時間辯論，最終形成了共識，通過了這個建議，形成了決策。

　　這個決策的偉大意義，就在于，它使黨不僅在形式上掌握了軍隊，更在思想上、精神領導上掌握了軍隊，使黨的領導真正觸及到了部隊基層戰斗單位——連一級。支部建在連隊上，黨員掌握戰士思想，進行思想動員、政治動員、戰斗動員，這就根本克服了古往今來軍隊必然有的軍閥主義傾向，真正成為了無私為了人民事業而奮斗的革命軍隊，按照后來毛澤東在總結長征勝利時的說法，這支軍隊就是人民的戰斗隊、宣傳隊和革命思想的播種機。

　　按照中國革命歷史發展的邏輯，黨掌握了槍，槍就成了黨實現人民意志發展人民事業的堅強武器和柱石。黨用槍開辟革命根據地，革命根據地壯大黨的力量，黨、槍、根據地的正向循環，最終波浪式地將革命成果不斷推向全國，實現了中國解放和人民事業新的光輝起點!　　

　　9月30日，秋收起義部隊正式宣布整編。部隊由一個師的編制調整縮編為一個團，稱“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全團700余人，1000余條槍，45匹騾馬。針對一些人離隊情緒嚴重，毛澤東宣布了“去留自由”的政策：不愿堅持革命要回家的人，可以發路費回去，但是槍必須留下。毛澤東1965年回憶說“當時要走的人，他們都是參加秋收起義，不是壞人，因為吃不了苦要回家，只好讓他們走，事情不要做的太絕。”

　　毛澤東，用理想信念和革命目標純潔了革命隊伍。

　　從此，這不再是一直殘兵敗將部隊，而是一直精神面貌煥然一新的革命隊伍了。

　　在此前后，朱德率領的南昌起義殘部，也在進行類似毛澤東的部隊整訓工作(但缺少支部建在連隊上的主張)，這是井岡山會師后，朱毛紅軍能迅速形成強大合力和戰斗力的根本原因。

　　羅榮桓回憶說“‘三灣改編’使這支革命軍隊獲得了新生，其重要特征是鑄入軍魂，就是鑄入政治靈魂！”

　　這，就是人民軍隊政治建軍的光輝起點!

　　尾聲，古田會議到開國大典

　　三灣改編是中國共產黨政治建軍起點，古田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政治建黨、建軍、建政(根據地建設)理論的系統化。

　　正確思想完全確立，不是一次正確決策就能完成的。其后的波動是必然的，正確認識從誕生，到突破種種錯誤和迷惘認識的包圍，必然是波浪式前進的過程。

　　歷史慣性的消除，從來都是需要反復斗爭和時間沖刷的。

　　三灣改編后，官兵不知為誰而打仗的思想仍普遍存在。紅軍官兵成分普遍是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其固有的自私、保守、散漫和極端化思想傾向，不可避免地要經常地大量地反映到黨和紅軍中來。

　　黨究竟該如何領導軍隊，不是所有的黨的干部和部隊指揮員一開始就能有正確認識的。古田會議前，紅軍中長期存在著“軍事和政治二者是對立的”“軍事要領導政治”等錯誤觀點。特別是從舊軍隊過來很快就當上干部的一些人，把舊軍隊習氣帶入紅軍中，喜歡“長官說了算”，認為“黨太管事了”，“黨代表權力太大”。

　　同樣，這個時期的中共中央毋庸諱言也是不成熟的，對軍隊和根據地建設的指導往往是不明就里的“拍腦袋”決策。如著名的“二月來信”，基于對革命形勢的悲觀認識，要求朱德、毛澤東必須離開紅軍，在紅四軍中很大消極的影響，加劇了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蔓延。

　　激化，在1929年5月初，劉安恭作為中央特派員進入贛南閩西根據地后。

　　劉安恭很快被任命為紅四軍臨時軍委書記兼政治部主任。自認為高明的劉安恭，對毛澤東正確主張橫加指責，挑起關于政治建軍原則的爭論，認為紅四軍規章制度在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上沒有記載，土里土氣，統統應該廢除。他以下克上，硬性規定，前委只討論行動問題，不要管軍隊的其它事情，并主張成立正式軍委。甚至，劉安恭在軍隊中制造“擁護中央派、反對中央派”的言論，制造朱毛對立，并導致兩人間爭論日趨激烈。

　　1929年6月22日，紅四軍第七大在龍巖城一所中學里召開。陳毅受毛澤東委托代表前委作了報告，否定了成立軍委的意見，提議大力加強前委領導。同時，陳毅對朱德和毛澤東提出尖銳批評。但會議在選舉前委書記時，不少人居然不投中央指定的前委書記毛澤東，對毛澤東的贊成票和反對票正好相等。關鍵時刻，陳毅投了自己一票，結果陳毅當選為前委書記。

　　會議決議案給予毛澤東黨內“嚴重警告”處分，朱德 “書面警告”處分。

　　會后，毛澤東對陳毅極感失望，受到很大刺激。在龍巖新邱厝住所聽取閩西特委書記鄧子恢的工作匯報時，毛澤東憤然地說，要離開紅四軍，到蛟洋去。很快，毛澤東鬧起了急性瘧疾，重病纏身。

　　期間，毛澤東曾有這樣的感慨“有幾次，遭到內部同志不諒解，把我趕出紅軍。”“那時，林彪同志和我一道，贊成我。他在朱德領導的隊伍里，他的隊伍擁護我。我自己秋收起義的隊伍，卻撤換了我。同我有長久關系的撤換了我，同我不大認識的擁護我。”

　　這是因為，三灣，只是起點。此后的波折，必然有，也必須有。

　　違背了毛澤東確立的政治建軍原則，紅四軍很快陷入了思想混亂、工作被動局面。新當選的前委書記陳毅主動要求到上海報告工作，臨時主持前委的朱德召開紅四軍“八大”，由于采取極端民主化等做法，導致會議連開三天，議而不決。最后，在羅榮桓提議，朱德“朱離開了毛過不了冬”的表態贊同下，通過了《敦請書》，請毛澤東復職。毛澤東病中復信“我平生精密考察實情，嚴正督促工作，這是陳毅主義的眼中釘。陳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討好，我辦不到。我不能隨便回來，這個路線不解決，我就不能回來。”

　　此時的陳毅，受蘇區外群眾對“朱毛紅軍”贊嘆和全國性影響的巨大刺激，和匯報中周恩來、李立三等中央領導人出人意料地對毛澤東工作經驗充分肯定的震撼影響，思想迅速發生轉變。在周恩來主持規劃下，由陳毅為中央起草了《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來信”。

　　九月來信，充分肯定了毛澤東的建軍主張原則，強調前委仍應以毛澤東為書記。

　　返回根據地的陳毅，主動到毛澤東住所，請毛澤東復職，誠懇地向毛澤東作了檢討，承認了“七大”的錯誤。

　　1929年12月28日，大雪初晴。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在上杭縣古田溪背村廖氏宗祠(曙光小學)隆重開幕。

　　陳毅為大會秘書長，毛澤東、朱德、陳毅共同主持了會議。陳毅傳達了中共中央“九月來信”，并進行了詳細的解釋和說明。會議選舉毛澤東、朱德、陳毅、李任予、黃善益、羅榮桓、林彪、伍中豪、譚震林、宋裕和、田桂祥11人為前敵委員會委員，選舉毛澤東為前敵委員會書記。由于毛澤東在事前作了充分的調查研究和大量的準備工作，各方面條件都很成熟，所以，會議只開了2天時間就順利結束，一致通過了毛澤東代表前委起草的約三萬余字的九個決議案，其中第一部分也是最為核心的內容是《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后編入《毛澤東選集》。

　　決議案明確規定了紅軍性質，指出“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必須服從于無產階級思想領導，是服務于人民革命斗爭和根據地建設的工具，從根本上劃清了新型人民軍隊同一切舊式軍隊的界限。

　　決議案闡明了軍隊同黨的關系，批評了那種認為軍事和政治是對立的，軍事不要服從政治，或者以軍事來指揮政治的單純軍事觀點，指出軍隊必須絕對服從黨的領導，必須全心全意地為著黨的綱領、路線和政策而奮斗。

　　決議案著重強調了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的重要性。從紅四軍黨組織的實際出發，全面地指出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表現、來源及其糾正的辦法。在著重強調黨的思想建設的同時，決議案又指出必須加強黨的組織建設，必須堅持民主集中制，反對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等錯誤傾向，并且提出了注意提高黨員質量，加強各級黨組織的工作要求。

　　古田會議創造性解決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農村革命戰爭的環境中，如何運用無產階級思想進行黨的建設和軍隊建設，克服來自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及其他非無產階級的思想影響，把黨建設成為無產階級先鋒隊，軍隊建設成為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這個事關黨的事業興衰成敗的根本性問題，把三灣改編確立和鑄造了人民軍隊軍魂，真正鞏固了下來，奠定了中國特色人民武裝制度建設的堅實基礎。

　　古田會議決議創造性地回答和解決了用先進的思想理論武裝無產階級政黨的一系列問題，開辟了思想建黨的成功之路，形成了黨的建設獨特的政治優勢。

　　由于毛澤東帶領的紅四軍的開創性貢獻，從此，中國工農紅軍、八路軍、新四軍及由以上來源組建的人民解放軍，真正掌握在了黨的領導之下，黨建思想、建軍思想、根據地(國家)建設思想，從此正式成型。

　　同樣是波浪式前進。即使后來有了超級“劉安恭”(王明錯誤路線)的長時間干擾，這正確的建黨、建軍、建根據地的思想也沒有被真正破壞過。而且，在這一系列正確思想形成的健康力量的影響下，在毛澤東的領導和主持推動下，經過同種性質、更大規模的延安整風，這正確思想在全黨全軍全部根據地得到充分貫徹。在這正確思想凝聚的全黨全軍全部根據地的革命洪流沖擊下，全國人民也波浪式得到了深刻精神滋養和教育，最終，僅用三年時間，就徹底打敗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總代表國民黨蔣介石反動集團，解放了中國大陸沿海，建立了一個人民的新中國，開辟了人民事業興旺發展的新起點。　　

　　三灣改編→古田會議→延安整風，一脈相承，其確立的建黨、建軍、建政一系列原則，永不過時，永遠是先進中國人的寶貴精神財富和強大思想武器！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