鶴齡：81至83問楊繼繩：毛主席對廣東兩個報告的兩個批示為何棄一揚一等三篇
81問楊繼繩：毛主席對廣東兩個報告的兩個批示為何棄一揚一
《墓碑·第七章、嶺南風云》：“研究中國大饑荒的學者都會注意到這樣一個歷史文獻：1959年2月22日，毛澤東對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趙紫陽的報告作的長篇批示。趙紫陽的報告是反映廣東省雷南縣反瞞產私分的經驗。毛澤東批示中認為‘瞞產私分糧食一事，情況嚴重，在全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毛澤東這個批示和廣東省雷南縣反瞞產私分的經驗傳遍全國。全國各地都搞起了反瞞產私分運動。”
下面我要說的是研究中國“大饑荒”的學者都必須注意到但誰也沒注意到的另一個歷史文獻：1958年7月3日，毛澤東主席對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趙紫陽的另一個報告作的長篇批示。
1958年6月，《人民日報》和新華社連續報導了河南省遂平縣衛星農業社等地發放的小麥高產衛星。
6月初，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趙紫陽到從化縣調查了4天，6月8日給省委寫了封信。此信由新華通訊社當作一份黨內文件發到北京。
毛主席看后，于7月3日作出批示。其中有：
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趙紫陽同志最近率北路檢查團到從化縣，經4天的工作，給省委寫了一封信，提出了三個問題：
一、對早稻生產的看法;二、群眾路線;三、大字報的問題。這些都是全國帶普遍性的問題，值得一切從中央到基層的領導同志認真一閱。紅旗半月刊應當多登這樣的通訊。
這封信的風格脫去了知識分子腔，使人高興看下去。近來的文章和新聞報導，知識分子腔還是不少，需要改造。……其實，這類通訊或文章，完全可以公開發表，無論對當地同志和全黨同志都有極大好處。
我同意趙紫陽同志的意見，早稻每畝能收300斤已經很好，比去年的200斤增長50%，何況還有350-400斤的希望。原先的800斤指標是高了，肥料和深耕兩個條件跟不上去。這是由于缺乏經驗，下半年他們就有經驗了。對于這件事，從化的同志感到難受，這種難受將促使他們取得經驗，他們一定會大進一步。
……
“小平、彭真、震林、伯達同志：你們看這封信是否可以發表?我看發表毫無害處。請伯達打電話給廣東省委，問一下這封信是否已在黨內刊物發表，或者是用單個文件發表到各縣，或者并沒有發去?再告訴他們，我們擬在《紅旗》上發表，他們意見如何?以其結果告我為盼。 ”
批示中的“300斤已經很好”和“知識分子腔還是不少，需要改造”，語氣雖然平和，但無異是給了高產衛星和黨報虛浮作風的當頭一棒!
可是，毛主席的批示并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高產衛星越放越多且越放越大。
截止1958年9月25日資料，小麥畝產最高數是青海柴達木盆地賽什克農場第一生產隊的8586斤，稻谷畝產最高數為廣西環江縣紅旗人民公社130435斤!
耐人尋味的是，連廣東也守不住陣腳了。就在8月16日的 《紅旗》第六期發表了趙紫陽的信以后，廣東省連縣創造了1.73畝中稻畝產60437斤的記錄，9月5日的《人民日報》予以報道。
趙紫陽的信“公開發表”沒有下文，“這類通訊或文章”的公開發表就更不用說了。
毛主席的這個批示在當時來說，等于放了一個空炮，誰都沒有引起注意。
幾十年后，那么多研究中國大饑荒的學者，包括“治學嚴謹”的楊學者在內，誰都不愿對它注意!
尊敬的楊學者，同樣是廣東趙紫陽寫的同類性質的報告，你為何只對那個注意不對這個注意?你為何只對那個“揚”而將這個“棄”!?
你不說反正大家心里都有數：毛主席這個批示直戳浮夸風的命門——黨報的虛浮作風。一旦落實，剛露頭的浮夸風就被剎住了。所以，一心想把浮夸風歸咎毛主席的你，只能將這條批示隱蔽了。
82問楊繼繩：為何隱瞞毛主席對《反瞞產報告》所作批示的糾錯
一、廣東的反瞞產私分運動
《墓碑·第七章 嶺南風云· 一、廣東創造了反瞞產私分的經驗》：
1958年“放衛星”把糧食產量說得很高，因而糧食征購指標相應提高，加上公共食堂一天三餐干飯，三四個月時間，糧食統統吃光了。到1959年1月，征購任務還沒有完成，要求返銷糧食的告急之聲四起。陶鑄堅信1958年糧食大豐收，不信沒有糧食，懷疑農村干部隱瞞了產量，把糧食收藏起來或者私分給農民了。農民出于自衛，隱瞞了或背著上級分了一點糧食是有的，但不是像陶鑄想像的那樣多、那樣普遍。
1959年1月中旬，陶鑄帶一支工作隊，到東莞縣虎門公社指揮反瞞產運動。
……
1月11日，在東莞縣反瞞產大會上，基于強大的政治壓力，基層干部承認“隱瞞”了2000多萬公斤糧食。縣委誓言要追出7500萬公斤到1億公斤糧食。陶鑄警告大家：“保證三餐干飯吃到底，全部糧食集中到公社，任何人不能保存糧食。”他寫信給省委，宣布了他的調查結果：糧食反瞞產的矛頭，要對準原來的小隊干部打埋伏，而不在于反浪費和節約。
1959年2月25日的《人民日報》，在顯著位置刊登了陶鑄的這篇調查報告。在這篇調查報告中，陶鑄把公社的種種問題，歸結為最重要的一條，即集中統一和本位主義的矛盾。所謂本位主義，就是生產大隊隱瞞和動用了由公社統一管理的糧食和資金。
與此同時，在省委的統一部署下，趙紫陽率領另一支工作隊，到位于雷州半島最南端的雷南縣調查。1月23日，雷南縣召開4000名干部的大會。趙紫陽認定，雷南有嚴重的瞞產問題，必須緊急動員起來，開展反瞞產運動。自動坦白的干部可以保留糧食，用來改善食堂伙食，不坦白的不準回家。
……
雷南的反瞞產運動大有斬獲。不僅查出了7000萬斤糧食，還取得了解決農村糧食問題的經驗。1959年1月27日，趙紫陽給省委送上了一份報告。……趙紫陽在這個報告中介紹了作法：要把普遍系統深入的思想發動、階級教育同個別突破、個別交待糧食情況相結合。要反復交待糧食政策和對瞞產干部的政策。坦白交待，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給予處分，甚至法辦。
二、毛主席對《反瞞產報告》寫的按語
《墓碑》：1959年1月31日，中共廣東省委轉發趙紫陽的報告批語說：“許多地方的事實證明，去年糧食大豐收、大躍進是完全肯定的，糧食是有的。必須堅決領導和進行好反瞞產、反本位主義的斗爭，才能保證完成糧食外調任務和安排好群眾生活。”
1959年2月22日，中共中央轉批了趙紫陽這個報告。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按語中寫道：
趙紫陽同志給廣東省委關于解決糧食問題的信件及廣東省委的批語，極為重要。現在轉發你們。公社大隊及小隊長瞞產私分糧食一事，情況嚴重，造成人心不安，影響廣大基層干部的共產主義品德，影響春耕和1959年大躍進的積極性，影響人民公社的鞏固，在全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各地縣凡是對于這個問題尚未正確解決的，必須立即動手按照趙紫陽同志在在雷南縣所采用的政策和方法，迅速予以解決。
三、陶鑄糾正反瞞產私分的錯誤
《墓碑》：(反瞞產私分造成的后果，略)
陶鑄不是撞到南墻不回頭的人。1959年3-4月間，省委召開了專門會議。根據各地匯報和掌握的材料，終于得出結論：1958年的糧食產量，并沒有原來報告的那樣多。省委分析說，一是頭腦發熱，報產報高了。根據報產而制定的征購糧食的計劃不符合實際。因此，購了過頭糧。其次，農民集中到食堂吃飯，浪費了不少口糧。第三，提倡一日三餐干飯，敞開肚皮吃飽，造成了大量浪費。省委給中央寫了報告，提出向農民讓步，停止反瞞產。5月6日，省委發出《關于立即全面檢查和采取有效措施消滅和遏止水腫病的緊急指示》，撤換了發病率和非正常死亡率最高的那幾個縣的領導。
不久，陶鑄到潮安，在一次群眾大會上說：“我來潮安是向全縣人民做檢討的。我頭腦發熱，使群眾餓了肚子，干部受了委屈。我們要共同吸取教訓。今后，不要再搞浮夸，要靠實事求是吃飯。”在省委召開的另一次會議上，陶鑄特地走到袁溥之面前，誠懇地道歉：“袁大姐，在東莞反瞞產，我沒有聽取你的意見，還說你是不是右了一點。我錯了，請你原諒。我向你賠禮、道歉!”(袁曾對反瞞產私分提出不同意見，受過陶的批評)
三、被隱瞞的毛主席對《按語》糾錯的歷史真相
二小節提到的陶鑄糾錯，被楊繼繩說成是陶鑄的自糾。真的是陶鑄撞上南墻知道回頭的自糾嗎?大謬不然!這中間被楊繼繩隱去了一段毛主席對《按語》糾錯的歷史真相。
其實，毛主席于2月22日寫過按語以后，腦子里就出現了一個問號：為什么會瞞產私分?他要追根究底。
2月23日，毛澤東帶著這個問題登車南下。在河北、山東、河南作了一番調查后，對瞞產私分有了新的認識。
2月26日，他來到鄭州。此后，毛澤東在同河南省有關負責同志的談話中，一開頭就從所有制講起。他說：公社有窮隊、中等隊、富隊三種。現在的公社所有制，基本上是隊的所有制，即原來老社的所有制。現在的公社，實際上是“聯邦政府”。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制是要逐步形成的。調多了產品，滿產私分，又對又不對，本位主義基本合法。一個公社，有那么多管理區、生產隊，有經營好壞、收入多少不同，糧食產量多少不同，吃的多少不同。生產水平不同，分配不能一樣。窮隊挖富隊不好，他們都是勞動者。人為的抽肥補瘦，就是無償地剝奪一部分勞動者的勞動產品給窮隊。多勞的多得，少勞的少得，就都積極起來了。“瞞產是有原因的，怕‘共產’，怕外調。農民拼命瞞產是個所有制問題。本位主義是怕調，這種本位基本上是對的。”
在1959年2月27日晚到3月5日下午 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第二次鄭州會議)上，多次談到瞞產私分的問題。
他說：目前的問題不是本位主義，而是領導者的平均主義和過分集中的傾向。“所謂平均主義傾向，即是否認各個生產隊和各個個人的收入應當有所差別。而否認這種差別，就是否認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社會主義原則。所謂過分集中傾向，即否認生產隊的所有制，否認生產隊應有的權利，任意把生產隊的財產上調到公社來。”“上述兩種傾向，都包含有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的思想在內，這當然是不對的。”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9年2月27日)
第二天會議(28日)，毛澤東找來另一批省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陶鑄、王任重、周小舟、曾希圣、江渭清、李井泉、張仲良(甘肅)等講話。內容跟上一天大致相同，不過有些話講得更鮮明，更尖銳。比如他說：“去年九月起，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我們的手伸得太長了，我們有個很大的冒進主義。”“我現在是支持保守主義，我站在‘右派’這一方面，我反對平均主義同‘左’傾冒險主義。”講到反對本位主義問題時說：“我沒有出北京以前，也贊成反本位主義(應是指的“反瞞產批示”)，但我走了三個省(河北、山東、河南)就基本上不贊成反本位主義了。不是本位主義，而是他維護正當權利。產品是他生產的，是他所有，他是以瞞產私分的方式來抵抗你。幸得有此一舉，如果不瞞產私分，那多危險，那不就拿走了?”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9年2月28日)
由于很多人思想轉不過彎來，認為毛主席是“ ‘倒退’、‘右傾’、‘不要共產主義’、‘富農路線’ ”。毛主席只得將會議延長兩天。繼續做大家的工作。3月1日下午，發表講話。他說：要從所有制方面解決問題。現在是一平、二調、三收款，這樣一來，統統違反按勞分配原則，否定價值法則，否定等價交換。“基礎是生產隊，你不從這一點說，什么拉平，什么過分集中，就沒有理論基礎了。得承認隊是基礎，跟它做買賣。它的東西，你不能說是你的，同它是買賣關系。”“六中全會到現在，兩個半月，根本沒有實行。人民公社決議沒有阻止一平、二調、三收款這股風。開頭我放炮，一定要那樣做，要緊張一天半，不然扳不過來。原先想共產多了，想個人少了，就是這個彎子。要去掉本位主義的帽子，要恢復農民的名譽。現在我們是取消本位主義的帽子，反對平均主義思想、過分集中思想。這兩個東西是很冒險的，它的性質是冒險主義。”又說：“瞞產私分不是本位主義，瞞產私分極其正確，那股風一來，他幸得瞞產。我的思想就不明確。主要責任中央擔，沒有說清楚這個事，以為一篇決議就可以解決了。”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9年3月1日)
(以上內容主要摘引《毛澤東領導糾正大躍進中出現的問題》 網址附后)
3月5日，毛主席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發表最后一次講話，表示了他反對“共產風”和糾正“反瞞產私分”的決心。他說：“我現在代表五億農民和一千多萬基層干部說話，搞‘右傾機會主義’，堅持‘右傾機會主義’，非貫徹不可。你們如果不一起同我‘右傾’，那么我一個人‘右傾’到底，一直到開除黨籍。”
四、楊繼繩栽誣毛主席 令人發指
三小節所述是毛主席對“瞞產私分”的一個認識過程——由1959年8月22日的堅決反對到26日的“‘瞞產私分，又對又不對，本位主義基本合法’和‘基本上是對的’”、再到28日的“不是本位主義，而是他維護正當權利”、又到3月1日的“‘瞞產私分極其正確’和 ‘ 要去掉本位主義的帽子，要恢復農民的名譽’ ”。這個認識過程，既是毛主席對自己曾經的錯誤認識的認真反思和檢討，也是他對“反瞞產私分”提出的嚴勵批評。特別是這句發自肺腑的“要為農民恢復名譽”更是體現了一位人民領袖對人民的一片赤誠之心!
遺憾的是，毛主席的這一思想雖然在會議中表面上達成了共識，但是，在實際中卻沒有得到很好的貫徹執行。一些地方的“共產風”照樣還在刮著，“反瞞產私分”仍在激烈的進行……。
楊繼繩卻有意歪曲這段歷史，把這一切歸納成毛主席這個按語的罪過，在他的《墓碑》中說：
《墓碑》：研究中國大饑荒的學者都會注意到這樣一個歷史文獻：1959年2月22日，毛澤東對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趙紫陽的報告作的長篇批示。趙紫陽的報告是反映廣東省雷南縣反瞞產私分的經驗。毛澤東批示中認為“瞞產私分糧食一事，情況嚴重，在全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毛澤東這個批示和廣東省雷南縣反瞞產私分的經驗傳遍全國。全國各地都搞起了反瞞產私分運動。
“毛澤東這個批示和廣東省雷南縣反瞞產私分的經驗傳遍全國。全國各地都搞起了反瞞產私分運動。”
聯系到《81問楊繼繩……》提到的毛主席作的那個批語，那是一個十非常明顯的反對弄虛作假反對浮夸風的批語。如果那個批語得到貫徹執行，將會極大的減少浮夸風的危害。可是，楊繼繩對此視而不見，在《墓碑·第七章》講述廣東問題時，竟然閉口不談，只字不提!
同樣是毛主席對廣東同一時期工作的批示，同樣是對趙紫陽同一時期調查報告的批示，隱蔽一個批示而大肆宣揚另一個批示，且在宣揚毛主席《“反瞞產私分” 批示》時又切割了毛主席糾正《“反瞞產私分”批示》所作出的極大努力，楊繼繩瘋狂攻擊毛主席的行徑令人發指!楊繼繩大刀闊斧閹割歷史的行徑令人發指!
83問楊繼繩：為什么隱蔽無為縣人口嚴重外流的信息
謝貴平在《安徽省無為縣的“大躍進”運動及其后果》中提到：據無為縣志記載：1960年春，由于“浮夸風”、“高估產”、“高征購”，加之浪費嚴重，城鄉居民口糧嚴重不足，發生了浮腫病，一些地方出現了非正常死亡和人口外流的嚴重情況。人口外流以石澗、陡溝、蜀山等區為甚，蜀山區得勝鄉小坳第四社橋頭墳和雙泉兩個生產隊，就有45%的農戶流往江西省。
楊繼繩讀過這篇文章，且把該文中蘇秀芳姐弟和貨郎等人的那些經不起推敲的故事(90、91問楊繼繩)作為史料收進了他的所謂“信史”《墓碑》的《無為風波》中。可是，該文中這條載于《無為縣志》 的人口嚴重外流的信息卻被他隱蔽了。
楊繼繩先生，你能說說這是為什么嗎?
你說不出口我就幫你代勞一回：老楊我給這部份人安排了特殊任務——充餓死人湊無為縣30萬餓死人數(41問楊繼繩)!
「 支持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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