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馬編者按：“評法批儒”運動是在具體的歷史形勢下展開的，不知其人，不論其世，就不會得出公正的判斷。本文為人民大學哲學院楊瀾潔博士對中山大學李錦全教授的訪談，通過對過往事件，尤其是對運動直接參與者楊榮國先生的回顧，使我們看到：“儒法運動史”研究是新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知識建設的有機環節，“楊榮國的批孔文章，從撰寫到發表，都沒有經過‘四人幫’的渠道”是楊先生在自己的思想理路中得到的結果;其次，“學術總是要為政治服務，”“總是政治斗爭的產物”，那些聲稱拒絕的人，無非聽從了其他召喚，或者不自知，或者不明言。本文的節選原載《北京青年報》，現得到楊瀾潔博士授權，由保馬將完整全文在微信平臺發表，謹致謝忱!】

　　楊瀾潔：李老師，我讀過您與蕭箑夫先生編的《中國哲學史》(二卷本)，也讀過楊海文老師寫的文章，知道您與蕭先生在寫作這本著作的過程中還發生了許多浪漫主義色彩的故事，例如還有詩歌唱和的情節。在1949年以后，哲學界出版的幾套哲學史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例如馮友蘭先生編寫的《新編中國哲學史》、任繼愈先生編寫的四卷本《中國哲學史》等等。但是，對于八十年代上大學的這一代讀者來說，對他們來說或許影響最大的是您與蕭先生合編的這套《中國哲學史》，因此我也很想了解您編寫《中國哲學史》的過程。

　　李錦全：首先我想談談關于歷史分期的問題。我想，史學界和文學史界對于歷史的分期，大概是分為古代、近代、現代、當代。“近代”自鴉片戰爭始、五四運動被視為現代的開端;“五四”以后到解放(1949)以前這段時間，可以稱為現代;1949年以后被稱為當代。當然，從1949年到現在這段時間的歷史也存在分期：第一個分期是從1949年到文革前十七年;第二個分期是十年文革的特殊時期;第三個分期是從1978年到二十世紀末。眾多的歷史分期，使不同分期階段的問題顯得復雜，每一個時期都存在不同的國情和具體情況，學術界的研究成果也只能成為相關時期的反映。例如，在十七年期間，中國哲學史的成果當然要以任公(任繼愈)編寫的《中國哲學史》作為標桿，但同時也有幾所大學在從事中國哲學史的編寫工作，北京大學在此時期就編寫過兩卷本的《中國哲學史》，而在1978年以后，我跟蕭老師就開始合編《中國哲學史》。

　　楊瀾潔：您能談談與楊榮國先生的交往情況嗎?我曾經看過一些資料，發現毛澤東曾經說過，有兩個人的研究做得不錯，一個楊榮國，一個馮天瑜。但是在您的書中我發現有好多細節您“故意”隱去了，因此想當面向您請教。我甚至還曾經讀到過楊榮國寫“評法批儒”的文章，我家里還收藏了一本1973年版的《中國古代思想史》。我對其中的故事充滿了好奇：楊榮國先生是怎么被“挑中”成為“評法批儒”的代表學者的呢?我還讀到他與劉節老師交往的一些事，上次到廣州也參觀了中山大學陳寅恪的故居，陳先生去世之后，楊榮國先生也還住過了他的故居。

　　李錦全：我在書中寫過，楊榮國在文革中算是“三起三落”。楊榮國這個人，與陳寅恪的個性、經歷等，那是完全不一樣的。陳寅恪出身于傳統的家庭，具有傳統背景。而楊榮國是從純粹的革命活動中成長起來的，他原本生在一個商人家庭，父親死得早，他母親本來希望他繼承父親的生意，不愿意兒子去念書。而楊榮國卻認為可以“教育救國”。在當時的中國，“救亡壓倒啟蒙”是一個普遍的聲音，大家都在想什么方法可以救國?楊榮國認為教育可以救國，于是他大學念了教育系，認為教育將來可以改變中國。他從上海大學教育系畢業后，跑到長沙，結果發現工作現實并不理想，“教育救國”這條路是多么的不容易，才發現“教育救國根本行不通。在當時來講，楊榮國對政治并不是很感興趣，當時很多的學生運動，他都沒有參加。但是，七七事變以后，當時的社會氣氛已經不同以往了，長沙的政治氣氛變得濃烈起來，在七七事變以后，楊榮國受當時社會氣氛的影響，一邊當中學教師，一邊參加當時的救亡運動，與學生一起，為救亡宣傳，宣傳抗戰。后來，在長沙大火以后，他只好逃到西南，也是主要做抗戰宣傳的工作，他是1938年加入的中國共產黨，是早期的中共黨員。因此他的情況，與陳寅恪是很不一樣的，跟馮友蘭也不一樣。馮友蘭是外國留學回來、受西方影響很深的學者，陳寅恪是受傳統影響很多的學者，而他(楊榮國)呢，卻是受革命思想很深的人，他跟馮友蘭、陳寅恪不僅觀點不一樣，受的教育也是不一樣的。實際上，當時所謂的“進步文人”是以郭沫若為代表的，郭沫若是在當時給國民黨給三廳【保馬編者注：即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乃是抗戰后第二次國共合作的產物，郭沫若任廳長，受中共長江局和周恩來領導】做宣傳的，而楊榮國后來也去了重慶，跟著郭沫若、侯外廬、翦伯贊等人學習。

　　楊榮國初到重慶的一段時期，工作是不穩定的，他后來對女兒說過，在重慶時，除做黨所安排的統戰工作外，還要為找到賴以謀生的工作而奔波。他遇到困難時曾在翦伯贊家中住過三個月左右，生活上得到翦伯贊及其夫人戴淑婉的細心關照。他說到有一次吃飯時，翦伯贊看他頭發長了，馬上關心問他：“身上沒有錢吧!”說罷即刻將錢遞給他，要他吃完飯后去理發。這是兄長般的愛護，也是同志式的真情，使他深受感動。他當時窮困的情況，后來他對女兒說，當時窮得斷了一條褲頭帶也無錢去換買，真是困難極了。

　　1942年秋天，楊榮國得到吳澤的幫助，到當時教育部戰區學生指導處計政班當教員，這個職位原是吳澤的兼職讓給他的，講授的課程是經濟學與財政學。經濟學從講商品二重性開始;財政學講國民赤字財政，講四大家族。

　　他在計政班中教學的情況，當時有一位在班中聽他講課的學生，1950年在土改中遇到他的女兒時說：“你父親講課很生動，常常用不少例子來講解政治經濟學中難理解的名詞，同學們很喜歡聽他講課。他講課湖南口音很重，一次在講到國民經濟命運為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所掌握、所控制以及他們之間的矛盾時，他說：這下搞得好，搞出卡殼來了!在那個年代，敢于這樣公開地談論四大家族，我們認為大膽，這種分析也是我們從來沒有聽過的。”楊榮國講課特別受到學生歡迎，但講四大家族卻得罪了當權的統治者。一年以后，他被學校解聘了，又回到了失業的行列。

　　楊榮國到重慶，這兩三年是他經歷最困難的時刻，工作不穩定，生活難以維持，但他對學術研究工作并沒有放棄。他其實不是搞哲學的，他研究歷史比較多。他主要研究歷史上中國怎么受外國侵略的，研究這方面比較多。侯外廬有一本《人的追求》，里面也提到了楊榮國。楊榮國在重慶的那一段時間里，跟侯外廬、跟翦伯贊是很親近的。后來國民黨說三廳里面的共產黨人比較多，就取消了三廳，成立了文化共同委員會。因此，郭沫若、侯外廬、楊榮國等人，他們研究的立足點就是愛國、進步，這跟馮友蘭的學術研究的方式是不一樣的。因此，“進步派”對馮友蘭的六卷本《中國哲學史》是有意見的。當時周恩來作為共產黨中央的高層，雖然也兼任國民黨的政治部主任，但對馮友蘭的反對，就不是學術問題領域中的反對，而是政治路線上的態度的反對。按當時共產黨的路線來講，馮友蘭是站在國民黨那一邊的。馮友蘭的書里雖然也寫愛國，但是馮友蘭的“愛國”是把國民黨作為執政的主體來講的，與共產黨是不一樣的。因此這個分歧不是學術分歧，而是政治路線的分歧。當時馮友蘭是擁護蔣介石的，他認為國家也應當統一，但是這個統一也應該只有一個最高領袖，就是蔣介石。為了“大局”，周恩來還專門下過結論，認為抗日時期，國民黨不是主要敵人，共產黨應該批評右傾投降主義，不應該主要批評馮友蘭這類人的觀點，于是下了結論認為馮友蘭還是愛國的。

　　在我看來，只要是在中國，學術與政治問題就始終掰不開。學術總是要為政治服務，不管你是不是拒絕，結果總是這樣。為學術而學術，總是不可能的。從近現代來講，學術總是政治斗爭的產物。因此楊榮國他們與馮友蘭的分歧看起來是學術意見不同，實際上是政治斗爭的問題。楊榮國在抗戰時期聽了毛澤東在延安的講座，講到了政治斗爭的問題，講座的大意是全部哲學史都是作為唯物論和唯心論對抗的。這個材料當時是不公開出版的，只是油印本。我雖然一直也沒對照到講座原文，但是意思是沒有錯的。楊榮國的觀點就來自于這個講座。

　　所以，在我看來啊，很多學者其實都是沒有自己真真正正的觀點的，很多都是由其他人的觀點引發而來，馮友蘭在六十年代寫過兩本《中國哲學史》，這算是《新編中國哲學史》的前身，里面也寫這樣的觀點，認為哲學是兩種政治斗爭的哲學。這兩本跟任繼愈的四卷本基本是一樣的觀點，后來的七卷本觀點又“倒回去”了。

　　我講的意思是，不管是什么人，都是無法對抗世界和時代的。馮友蘭是個典型，他三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寫的東西不一樣，后來他的觀點又倒回去了，因此對馮友蘭這個人的評價就很有分歧。有的人肯定他，說他在大的政治環境之下的變化是可以理解的;有的人罵他，說他改變自己的觀點，沒有原則。到底怎么樣，就很難說了。因此，如果有人要寫現代、當代哲學史，對馮友蘭怎么評價，要好好考慮。他的這兩本書，屬于文革前十七年的成果，但是觀點也都是充滿了兩個“斗爭”的觀點。所以，在當時來說，無論是誰，不管是楊榮國也好，馮友蘭也好，任繼愈也好，誰也好，在五十年代都持這樣的觀點。對他們的評價，太不容易了。

　　從1949到現在，整個中國哲學的研究環境，變化太大了。各個學者，寫的東西都跟大環境是不能脫離的。存在決定意識，大的環境決定學者的思想。但是，是不是有例外呢?有。陳寅恪就是這樣的“異類”。當時陳寅恪說，我不學馬列，跟毛公(毛澤東)和周公(周恩來)申請，不參加政治學習。另外呢，陳寅恪也不是清華派，不是清華國學院的人。

　　楊瀾潔：您與方克立老師的淵源還挺深，這后來也是您與他共同從事現代新儒家課題研究的緣由吧?

　　李錦全：我不光認識他的父親，他的父親還是我的“上級”呢!好多人以為我是楊榮國的學生，其實不是。我不是哲學系畢業，而是歷史系畢業的。我1951年畢業，我的老師是劉節，我大學本科的畢業論文也是劉節先生給的評語。我1951年大學畢業，當時劉老師希望我留下來(教書)，可是，1951年剛好趕上全國大學生統一分配，各個機關缺人，全國的大學生都必須統一分配，各個大學不能自己留人，于是，我被分到中南文化部，工作地點在武漢。文化部里面有幾個處，其中之一是文物處，文物處的處長，就是方克立的父親，我是科員，他是處長。因此我跟方克立的淵源很深，很親密。在文物處工作的時候，我參加了第一屆全國考古人員學習班，參加的人員都是從事文物、考古工作的。首屆考古班出了不少人才，被稱為考古界的“黃埔一期”，這個班里的同學很多現在成為了全國各地博物館的館長。所以我只好說我是一個雜家(笑)，并不是專門搞哲學的，也搞歷史、搞考古。

　　楊瀾潔：后來您回到中山大學為什么沒有回到歷史系，反而到了哲學系呢?

　　李錦全：1954年的時候，全國撤銷“大區”，重新“分流”。我于是面臨是否要重新分到中央文化部的選擇。這個時候，劉節老師提出希望我回來。當時，因為“大區”撤銷、人員分流，如果我要回到中央文化部，是順理成章的事，可是我想，我這個人不適合從事行政工作，在文物局當干部的經歷，似乎證明我不是個當官的材料，終于還是選擇回到中山大學歷史系。后來，全國哲學系都經歷了被歸入北京大學的時期，直到1956年，幾個大學才開始慢慢恢復建設哲學系。中山大學在1957年準備開始恢復哲學系時并沒打算讓我去哲學系，可是1957年“反右”開始后，哲學系的幾個骨干陸續被定為“右派”分子，哲學系幾乎沒人了，于是，在1960年，中山大學決定把楊榮國調到哲學系當系主任，楊榮國原來在歷史系中國思想史教研組工作，剛好哲學系強調馬列主義研究，教員都是從事馬列主義研究的，沒人研究中國哲學史，于是決定將歷史系整個中國思想史教研組都搬到哲學系來，于是，我跟楊榮國就這樣到了哲學系。

　　楊榮國于1953年來到中山大學，直到1978年8月去世，他和大多數教師一樣，固定在一個單位工作后，成為中大的終身教授。楊榮國初到中大時，黨籍尚未公開，是以民主黨派民盟成員進步教授的身份出現。當時中國古代史的八大教授中，除了他之外，基本都是舊派學者，也就是“資產階級學者”，有的可能受封建思想教育的影響還多一些。系主任劉節，是清華大學國學院第二期學員，師從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 他平時對人談話時提到王國維、梁啟超，必然恭敬地稱呼靜安先生、任公先生，而不說老師的本名，這是舊時尊師重道的一種體現。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有人提出要批斗陳寅恪，他表示愿意代替老師挨批斗，這與當時學生普遍在批斗老師，恰成強烈反差。楊榮國從前在湖南念書，一度跟著李達學習，后來李達去了武大，他來了中大。我跟楊榮國的結緣從此開始，我并不是他的學生，而是與他在同一個教研組工作的同事。他當時是教研室主任，我是教研室的教師。我的教學課程，從古代史轉到中國思想史，于是又轉到中國哲學史，越來越抽象了!或許，這只能說，我并不是個專家，而是個“雜家”吧!

　　楊瀾潔：您曾經在書中寫過，您與楊榮國老師在批林批孔運動中還參與了不少理論工作，這中間的過程是怎么樣的?

　　李錦全：剛開始批林批孔運動的時候，“梁效”還沒有成立，只是處于準備成立階段，做一些資料的整理工作，例如編寫《林彪與孔孟之道》的資料。那個時候能加入“梁效”的班子，學者們也是感到很高興、很光榮的，那可代表中央對自己的肯定。到了1974年，開始掀起“儒法斗爭”，我們到北京開了一次學術會議。會議結束以后，學者們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等待中央政治局全體委員的接見。這些政治局委員中有“左”“右”的區別，“左”的這頭是“四人幫”，“右”的那頭是李先念等。當時會上王洪文、張春橋都簡短地發了言，江青講得最多，你別以為江青這個人很兇，她可真是個不錯的演員啊，她在會上非常活躍，講話最多，態度最好。學者們一排一排坐在座位上，江青依次來到大家面前，每個人都握手，問問大家都是來自哪個學校的?態度很好。我現在都還可以說，我可不只見過江青，我還跟她握過手呢!后來清華大學請楊榮國去做報告，遲群、謝靜宜還陪我們吃中飯呢!這不能把責任都歸結到“梁效”、歸結到楊榮國的身上去。身處那個時代的學人，包括馮友蘭先生，都天真地認為參與這項工作是一項光榮的事，甚至還愿意去給江青當顧問。而評法批儒運動中很多理論宣傳資料，雖然作者寫的是某某工人，但實際上都是大學者、大知識分子。

　　楊瀾潔：在評法批儒的運動中，您是作為助手跟著楊榮國老師參與的嗎?當時他的觀點變化的情況是怎么樣的?

　　李錦全：當時按照楊榮國的觀點，先秦是有儒法斗爭的，漢代以后有沒有呢?很難說。后來，毛主席委派遲群主持召開法家著作會議。江青關心這個問題，她說，儒法斗爭不止是先秦有，漢代也有;不單是古代有，現代也有，將來也有，永遠都有。儒法斗爭跟階級斗爭一樣，永遠都要有。楊榮國本來認為，先秦肯定是有儒法斗爭的，漢代以后他也不確定存不存在儒法斗爭，但是會議開完以后，“認識”統一了，認為儒法斗爭漢代以后也是一樣要存在的。在四人幫打倒以后，他告訴我：“在法家著作會議以后，有人撿到了我的會議材料。材料里寫著，當時我對于要將儒法斗爭搞到底，表示懷疑。”多年過去了，我不斷回憶起這個法家著作會議，雖然在會議上我并沒有發過言。但是我必須坦承的講，哪怕是同樣經歷了法家著作會議的我，也同樣不會懷疑、不會反對當時會議的觀點。

　　這促使我思考，研究當代中國哲學史，難度就在于，在研究學者的思想時，必須要搞清楚，哪些思想是他真正的內心表達、哪些思想是他迫于當時的時代壓力而做出的妥協和附和，什么是他的“真思想”，什么是“假思想”?所有的人，在當時絕對不敢講對儒法斗爭的意見，到了某個歷史階段過去之后，才敢回憶起自己的真實想法。馮友蘭先生在《三松堂自序》里也是持這樣的觀點。他在《三松堂自序》里說得很清楚，他當時看到批孔，立刻想到或許不止是要批孔，而且更要批尊孔。自己可是尊孔的標桿，于是為保安全，趕緊自己寫兩篇批孔的文章，表示自己的轉變，表示自己要參加到批孔的行列中。馮先生講得真實，這就是當時大部分學者的心聲。

　　楊瀾潔：如果從“影射史學”的角度看，批林批孔運動不止是對孔子和尊孔的批評，還“影射”到周恩來和林彪。您作為當時的一個“見證者”，能回憶一下當時“政治環境”的變化嗎?

　　李錦全：四人幫要把“批林批孔”，定義成對“封建資本主義”的批判。認為林彪復辟資本主義，而孔子代表奴隸制，于是，批孔子，就代表批封建主義、批倒退，剛好把批孔跟與批林彪、批劉少奇聯系起來。這與批吳晗《海瑞罷官》的內在邏輯是一樣的。“孔子夢周公”，這是倒退的，不僅孔子要批，周公也要批，批林批孔批周公，名義上是批古代的周公，但是周公“影射”的就是周恩來。這就是“革命派”與“保守派”關于的“政治正確”的路線斗爭，周公代表保守派，批他，你就“政治正確”了。

　　楊瀾潔： 對，這樣的問題更多涉及到毛澤東對于評法批儒運動目的性的判斷，或許也涉及到毛澤東對于傳統文化的態度。

　　李錦全：1991年，武漢開過一個“毛澤東與傳統文化”的會議，邀我寫了一篇文章，會議后出版了一本《毛澤東與傳統思想》的討論文集。在1991年毛澤東思想仍然存在極大的威信，在會議中很多人對毛澤東對于傳統文化的態度還是持極大肯定的觀點。但是，對于一直堅持矛盾兩重性的我來說，毛澤東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存在解放前和解放后的態度轉變問題。這樣的態度轉變，我認為是有原因的，這個原因涉及到毛澤東對于政治大局勢的判斷，涉及到對于自己權威的大判斷。我認為，在毛澤東的思想中，他吸收了中國傳統文化“天人合一”的宇宙觀與人生觀，強調要為天地立心，強調以天下為己任，強調救國救民之道，強調自強不息的頑強奮斗精神。可是，他對于“為天地立心”的理解，是認為天地應當服從于我的。于是，在解放后，他的思想節奏出現了偏差，從人的主觀能動性轉變為主觀任意性，從辯證唯物論轉變為主觀唯心論。于是他在解放后開展一系列的運動，推翻了從前自己對于傳統的態度，造成了很多錯誤，帶來了很多不好的影響。毛澤東晚年，主觀自信膨脹，早年思想中的傳統文化思想對于他還產生了負作用，“幫了倒忙”。

　　楊瀾潔：伴隨著文革十年中政治環境的變化，楊榮國先生的際遇也是幾起幾落，他的思想觀點在文革期間也是數次發生變化的。

　　李錦全：以楊榮國所在的中山大學哲學系為例，1966年四五月間，學校里就已經加強了政治學習，內容就已經是在討論和批判吳晗、鄧拓等人文章，在學習會上大家的精神都感到壓抑。在此期間，楊榮國因是學校黨委常委，政治學習一般不在教研室參加，所以不知道他當時的感受，不過他對時局的緊張，大概也有點預感，不知是否由于老朋友翦伯贊等受到點名批判?他此時盡量保持低調，亦不和外界書信往來，即使接到朋友的信件亦不回復，可能是怕牽連或另有顧慮，他日常表現還是很平靜、但精神上似乎是有點壓力。正當楊榮國在家里感到有點落魄時，卻不知哪里空穴來風，由北京傳來小道消息說，戚本禹在一次講話中，說楊榮國不是反動學術權威，而是革命學術權威。由于“中央文革小組”的權威，其中任何一個成員講的話，對社會上都有廣泛的影響。所以，戚本禹說楊榮國是革命學術權威的流言傳播后，雖然真假難辨，但總體上對楊榮國有利，給他帶來由“落”復“起”的機遇。

　　楊榮國在家中過了一段平靜的日子，又遇到新的情況。1967年，當群眾組織分裂成兩大派時，出現一個干部站隊問題，即是各單位不是屬于打倒的“走資派”，又不能正式參加革命群眾組織的干部，要表態支持哪一派。當時楊榮國表態支持“紅旗派”，并參加其中一些活動。但是，到了1967年8月底，王力、關鋒被清除了中央文革，戚本禹雖然還積極活動了一個時期，到了1968年初，江青還是把他從中央文革小組中揪出來了，王、關、戚先后被關進監獄。于是，楊榮國也被人懷疑，是否與戚本禹有什么關系。好在他在“文革”前夕批判吳晗、翦伯贊時已相當警醒，斷絕與北京方面朋友一切聯系，當傳來戚本禹的講話時，他也沒有去打聽消息或作出什么反應，所以當有群眾組織想調查他與關鋒、戚本禹的關系時都抓不到什么把柄。

　　不過，楊榮國站隊時選擇支持“紅旗派”，卻是一大失算，當然這是他始料未及的。在王、關、戚事件后，由于江青、康生采用以“極左”來反對“反極左”的策略，廣州兩大派斗爭的形勢出現逆轉，原來被認為是革命造反派的組織“紅旗派”落敗，而被視為保守組織的“東風派”掌權，1968年8月中旬，有工人組成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工宣隊)進駐中大。支持“紅旗派”的中大副校長馬肖云和楊榮國等，都被抓走。楊榮國被認定為操縱“紅旗派”的大黑手，并在中大校內放電影的露天大廣場開批斗會，將他們幾個人的手掌用墨汁涂黑，舉起來示眾。

　　楊榮國二起二落真是落到“黑”了，似乎再難以翻身，但“文革”的風云，卻往往難以預料。能促其三起的契機，據說是1968年10月召開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澤東的講話。消息來源是中大在粵北坪石天堂山“五七”干校學員，有一次在樂昌縣聽毛澤東講話錄音，有人聽到講話中點出尊孔有郭沫若，反孔則有楊榮國、趙紀彬的名字。楊榮國之所以成為批孔的大紅人，大概此時已有先兆了。

　　1970年8月，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召開，林彪、陳伯達一伙想用“稱天才”的“和平過渡”方式奪取國家最高權力失敗。8月31日毛澤東寫了《我的一點意見》：“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努力創造歷史，人的知識是先天就有的，還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論的先驗論，還是唯物論的反映論，我們只能站在馬列主義的立場上，而決不能跟陳伯達的謠言和詭辯混在一起。”這里講到唯心論和先驗論和唯物論的反映論，因而也提到要學點中國哲學史。廬山會議上傳出毛澤東的《意見》之后，給楊榮國的“三起”帶來新的機遇。1971年5月，人民出版社劉元彥、王東發兩位編輯專程來到中大，認為有楊榮國主編在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簡明中國思想史》比較合適，可以修訂出版。當時楊榮國答應下來，他在指導下，由原來執筆的我和吳熙釗負責修改工作。修改稿完成后先由出版社印成稿本，1972年10月在北京開座談會征求意見，再修正后1973年7月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改名為《簡明中國哲學史》。而在1973年大概四五月間，《人民日報》汪子嵩專門來約稿，請楊榮國寫《孔子——頑固地維護奴隸制的思想家》一文，至于何人授意，在當時是不能問的。文章寫完幾個月后沒有消息，但到了8月7日，《人民日報》突然作為重點文章發表，并在全國各大報紙轉載，各電臺廣播。內中情節，頗有傳奇色彩。

　　如果要說楊榮國文章發表的內情與最高指示有關，在一部《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亦可以提供一點旁證：書中說到1973年5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批孔問題。7月4日，毛澤東與王洪文、張春橋又就批孔問題談到，林彪同國民黨一樣，都是“尊孔反法”，或許這些給了江青一伙在輿論宣傳上的可乘之機。8月7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楊榮國的文章《孔子——頑固地維護奴隸制的思想家》，8月13日又登載了楊榮國的《兩漢時代唯物論反對唯心論先驗論的斗爭》，剛好迎合江青的需要。現在看來，這段記述中有對讀者產生誤導的成分，認為文章的撰寫，是由江青、姚文元一伙，聽到毛澤東講批孔后授意楊榮國炮制出來的，其實，楊榮國的批孔文章，從撰寫到發表，都沒有經過“四人幫”的渠道，甚至文章見報時朱永嘉也大感意外，說明“四人幫”一伙還沒有和楊榮國扯上關系。不過，“四人幫”的政治敏感性是很強的，他們見楊榮國的文章在全國造成的聲勢和影響，結合毛澤東批孔講話和指責林彪“尊孔反法”，覺得需要緊跟形勢。上海方面，據復旦大學潘富恩后來提供的情況，說楊榮國的文章發表后兩三天，他大學55屆的同學金維新，當時在《解放日報》當理論部主任，急匆匆跑來約他寫了一篇先秦儒法斗爭的文章，完成稿在8月22日以醒目的黑體大號字的標題：《一場勢不兩立的大論戰——先秦儒法兩家斗爭的階級實質》作為重點文章發表。標題下還加上編者按語，這是《解放日報》想配合《人民日報》的文章造聲勢，接著在九十月間，由北大、清華批判組和上海市委寫作組寫出大量“儒”和“法”的文章，并以此影射攻擊周恩來，這就給人民誤導，認為楊榮國的文章是“四人幫”授意炮制出來并為“幫”所用的。

　　楊瀾潔：有學者認為，現代新儒學的思潮，有很多不同的代表人物，例如李澤厚的“西體中用”、甘陽的“徹底重建”、杜維明的“儒學復興”、肖箑父的“哲學啟蒙”等觀點都成為現代新儒學不同時期的標志。而在您的學術思考脈絡中，您不僅關心明清啟蒙的問題，同時您對現代新儒學也表現出極大的重視。您與方克立老師還共同主持了現代新儒家的課題研究，這些學術思考和參與的工作都直接影響到了中國哲學研究的發展方向。那么您對現代新儒學的態度，在儒學啟蒙的觀點上，是與蕭先生的儒學啟蒙觀念相呼應的嗎?

　　李錦全：是的。明清啟蒙，在我看來，很大程度是對宋明理學的反思，我也考慮了明清啟蒙對宋明理學的很多反面的評價。對宋明理學的評價怎么樣，是無法統一的，這無關是非對錯。這涉及到我們研究對象與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是不一樣的。沒有確定的答案，所有的價值都是處于不確定性之中，我當然反對宋明理學的“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的態度。當然，這也無法說誰對誰錯，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評價的標準會發生各種變化。立場不同，評價也是不同。這樣的原則，也體現在郭沫若、侯外廬、楊榮國這些人身上。楊榮國的問題也是如此，他過于相信毛主席，他不是投靠了四人幫，而是四人幫利用了他。他的問題在于，把四人幫當成了黨中央。這也不是一種“政治上的幼稚”，而是他過于相信，江青真正是代表了毛澤東的思想，因為每一次江青的講話，都從來不說自己的思想，而是永遠在講毛主席的思想。那自然會造成很多的迷思。

　　楊瀾潔：學界有一種說法，您與楊榮國先生后來產生了一些分歧，這是在什么立場、什么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呢?

　　李錦全：其實楊榮國的很多文章，都是由他提出一個觀點，內容由我來完成的。我并不是他的學生，但是我長期擔任他的助手。但是他的很多觀點，都太緊跟毛主席，我覺得緊跟過頭了。舉個例子說，公孫龍關于“白馬非馬”的觀點，有人認為是詭辯論，也有人認為是辯證法。楊榮國在《簡明中國思想史》中，認為公孫龍是詭辯論，后來，在評法批儒運動中，他堅持緊跟毛主席，于是在1973年修訂版的《簡明中國思想史》中，給自己的觀點來了個天翻地覆的轉變。當時，由于評法批儒，法家思想是具有“政治正確”性的，而當時又流行一種“名家”與“法家”都是政治正確派的觀點，于是“白馬非馬”自然不能再成為詭辯論，而是要成為辯證法的最好例子。楊榮國提出要修改自己觀點的意見，我是不能同意的，我提了個意見，說，你當年的《簡明中國思想史》，重印多次，影響很大，如果在這一個修訂版中把觀點都進行了這么大的改變，這樣對于作者自己，也不是一件能說的過去的事。聽了我的意見以后，楊榮國竟然說：“李錦全，你這不是提意見，是對抗黨中央”!哎呀，他的話一說，我的心里立刻就不滿了，只好默不作聲。不過我心里想，黨中央管得到這個嗎?那時我已經意識到，他過于緊跟黨中央，已經到了這樣的程度，這是我所不能理解的。再后來，他就再也不要我給他寫東西了。如果要說“交惡”，可能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吧。這個事件，我從來沒跟其他人說過，今天當是一次“破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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