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軍的“毛澤東文化”之旅

　　蕭軍在延安基本只有毛澤東一位“朋友”。

　　蕭軍做為文人，并不懂得毛澤東時間有多么寶貴，一有問題即直接找毛澤東，或者寫信給毛澤東。做為革命的領袖，毛澤東可謂殫精竭慮、嘔心瀝血，由蕭軍第一次見毛澤東后在其日記中對毛澤東的描述，即可知毛澤東操勞到什么程度：“臉色是黃的，有些浮腫，眉毛是稀薄的，眼睛常常是睡眠不足的樣子……從他的臉上看不出棱角，眼睛也沒有桀驁的光，他是中國讀書人的樣子”。

　　共產黨的政策方針，沒有人能替毛澤東分憂多少;抗日戰爭的戰略統籌，也沒有人能替毛澤東分憂多少;即使文化藝術工作方面的方針政策，也沒有人能替毛澤東分憂多少……相反，一些自我感覺不錯的什么人，一露頭、一伸手，便是掣肘。蕭軍看到毛澤東面容憔悴、睡眠不足的樣子，除了感到親切外，沒有想象中的“領袖風采”。

　　投奔延安的文學藝術家很多，每個自我感覺良好的人，也都跟蕭軍一樣，想成為毛澤東長期的“座上客”。稍有不周，便生怨懟。其中最突出的，當然是蕭軍。蕭軍在工作上或其他領導人處遇到不愉快，幾次要離開延安，實質不是真要離開，但卻要次次或直接找毛澤東，或寫信給毛澤東。然后，在毛澤東的談話下，繼續留在延安。蕭軍跟其他人一樣，根本不曾想到毛澤東的辛苦，更不曾想到過此種行為帶給毛澤東的過度勞累。

　　尤其重要的是：蕭軍從未想過去描寫八路軍、新四軍艱難困苦的抗戰，也從未想過去描寫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政權在延安所遭受的各種艱難困苦。

　　跟蕭軍一樣心思且行為突出者，還有一位梁漱溟。都是明確表示要站在共產黨及其事業之外，做為領袖的“師友”，甚至要做世界的“調停者”，超然的存在于世。正是因為這種舊文人傳統思維的作祟，除了大事小事都要找毛澤東外，便只是一門心思的尋找毛澤東領導的事業的“毛病”，夸大其詞、以偏概全、激烈高昂的給予“揭批”，以示與毛澤東與眾不同的“師友”的身份地位。好話是向來很少說乃至不說的，一說，便覺得有阿諛之嫌。

　　對于蕭軍或梁漱溟這類眼高于頂、能吃不能拿的“文化名人”，毛澤東除了耐心的擺事實講道理之外，就是建議他們深入到各種具體工作中，乃至深入到基層工作中，去感受一番。甚至，直接提議他們參與相應的領導工作，去感受一下真正的革命生活。但由于蕭軍或梁漱溟給自己的定位，必然加以拒絕。拒絕后，仍然我行我素，即：不管對事情是否真正了解，也不管事情的真相是什么，一如既往的按照自己的好惡(自我標準)，隨心所欲的進行貶斥(不是褒貶，褒的時候基本不存在)。更不能指望他們在貶斥的同時，能有什么高明的建言建策。——這實際上跟蕭軍或梁漱溟等所同樣厭煩的“教條主義者”一樣：“教條主義者”每遇事情，除了依據馬列經典著作說幾句“原則性話語”之外，別無其它能耐，更甭指望他們在熟知的“原則”之下有什么好主意。一旦產生主見，就是災難。也即他們根本不懂得馬列主義原則的真滴究竟是什么。

　　蕭軍遇事，本不必直接去找毛澤東。他可以找直接頂頭上司院領導，繼而找中央組織部，還不行，可以找中央主管的領導人。但是，不管是院領導還是中央組織部主事者，亦或是中央主管領導人，不是“教條宗派”的首領，就是“教條宗派”長期的擁躉，根本沒有相應的文化理論水平，更沒有解決具體事務的能力，結果，蕭軍總是失望乃至怨懟更深。蕭軍乃至后來的王實味所不滿的延安負面，在教條宗派及其擁躉依然影響深遠的延安，這些負面想不產生都難。毛澤東對這些負面尤其是造成這些負面的原因，當然更是深惡痛絕，但毛澤東知道，消除這些東西，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且，終其一生都在考慮如何消除這些負面，并經過多次“實驗”：延安整風、百家爭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等等，直至發動文化大革命。

　　梁漱溟跟蕭軍的軌跡基本一致。來到延安，遇到過各種“領袖人物”和“理論家”，但結果顯然是梁漱溟對其他人不屑一顧，至少覺得不配與談，便也直奔毛澤東。建國后，盡管梁漱溟始終把自己定位在共產黨政府與人民之間的“調停人”地位上，但在毛澤東的多次建議下，還是蜻蜓點水的到基層“轉悠”了一陣。發現問題自然是首要目標，但卻對發現的問題跟當地領導者不做深入交談和建議，也不跟中央“一線”領導人或主管領導人深入交談和建議，自然是直奔毛澤東，當然也不可能有什么切實可行的好的建言。

　　后來的“九天九地”、共產黨拋棄農民的高昂斥責，這些“無稽之談”，當然不是深入調查的結論，而是又恢復到得到一些道聽途說后的“聞風言事”作風。而且，行事作風兼顧王實味和儲安平風格：王實味當時的待遇直追毛澤東，但卻仍然爭待遇，同時強烈譴責“不平等”的“黑暗現象”;儲安平發現共產黨的問題，只管罵，不做絲毫建言，并聲稱解決問題是共產黨的事，跟其無關，他們只管罵。

　　梁漱溟第一次“仗義執言”，是在周恩來主持的會議上，而周恩來及其領導的“政務院”，恰就是共產黨政策的具體落實和執行的最高行政機構。周恩來也并非像梁漱溟后來掩飾的那樣，對其發言毫無感覺，而是感覺棘手：梁漱溟是毛澤東的“座上客”，投鼠忌器啊。也即，梁漱溟看似在揭露共產黨的“丑”，客觀上卻是在“揭露”周恩來以及國務院的“丑”。周恩來向毛澤東匯報后，對梁漱溟早已仁至義盡的毛澤東，看到不但無法改變梁漱溟自覺“調停人”的高蹈的自我定位，而且還變本加厲并在客觀上挑起農民與工人和政府的矛盾，便不再留有情面。

　　事實上，毛澤東始終十分明了其他領導人對梁漱溟這類“座上客”投鼠忌器的心理，只能由他出面糾正。因此，當毛澤東出面批評梁漱溟后，周恩來便開足馬力批判梁漱溟。隨后對梁漱溟的批判越來越嚴厲，基本就是周恩來等揭露的梁漱溟的歷史問題等依據。

　　實質上，蕭軍在延安時期，其他領導人以及其他文化藝術工作者，也有濃重的“投鼠忌器”心理。毛澤東對蕭軍不但待之以“座上客”，而且多以褒揚和勸慰，其拳拳之心和耐心，眾所周知。蕭軍也是因為此，才表現出一種毫無顧忌的作風。當蕭軍強行摻乎王實味問題之時，毛澤東也給予勸慰無用后，只能取消蕭軍的“特殊待遇”。而由此，其他領導者和文化藝術工作者，也就沒有了“投鼠忌器”的窒礙，蕭軍遭到批判，也就成了必然。

　　王實味的“托派”問題，首先是王實味自己承認是托派，而后又反悔。毛澤東開始也只是批評“王實味文藝傾向”問題，托派問題則是得到有關部門詳細的匯報后，才提出來的。在這個問題上，后來“史者”統一的篡改歷史，突兀的加在康生身上。但從字里行間可以看到真實的歷史：王實味當初隱瞞了托派問題，遭到批評后，內心害怕有人揭露，便主動到中央組織部交代了“托派”問題，隨后又承認了自己是“托派”。——很顯然，是中央組織部根據王實味的主動交代，得出王實味是托派，并向毛澤東和中央匯報的。毛澤東說王實味是托派，完全是中央組織部匯報的“組織結論”。——當時的中央組織部長是誰?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為王實味“平反”，幾度糾結的問題，也是王實味的“托派”問題。八十年代初，原托派分子在國外發表回憶錄，直言不諱的說王實味是托派，“平反”工作只好停頓。過了一段時間，這個托派人物又改口說王實味不是托派，而只是跟他們有來往，才如獲至寶的有了“平反”依據而徹底平反。

　　對托派分子殺無赦的政策，是王明、陳云、康生帶回來的政策。毛澤東希望陳獨秀來延安，也被王明等以陳獨秀是托派而未能達成，陳獨秀也因此而拒絕來延安。由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為王實味“平反”的周折過程看，毛澤東當時對王實味的定位并沒有錯，更不是空穴來風或者想當然，跟康生更無絲毫關系，而是依據中央組織部的組織結論做出的。尤其是，毛澤東嚴格指示不準殺王實味(實際是徹底糾正王明、陳云、康生等帶回來的“殺無赦”的托派政策)，而且直言王實味還可以做文化工作，而且在獲悉王實味被殺后的“雷霆震怒”，恰恰說明毛澤東即使對待“敵特”，也始終堅守其文化宗旨：只要肯悔改，都要按照其才能給予出路。

　　蕭軍摻和王實味的事情，本質上還是自我定位所發生的本能，同情的成分基本不存在。以蕭軍的頭腦，絕然不會因為看到王實味受眾人批判的狀況便產生同情。要知道，蕭軍總是以批評者的高蹈地位示人，而且，批評起來從不留情面。而且，不少時候遭到不同意見，又無法駁倒對方時，就會拔刀相向。蕭軍當然不可能對自己的行為絲毫無覺，而是清楚得很。蕭軍不是那種見風使舵、人我雙重標準的人，而是表里如一、性情豪爽之人。延安時期，只是因為“魯迅學生”的光環，加上年輕，而心高學淺、眼中無物而已。但是，在與毛澤東多次接觸后，也開始進行多方面的自我反思。

　　因此，當蕭軍在王實味問題上第一次受到毛澤東的“冷淡”時，蕭軍再也不像以前那樣，以“離開延安”說事了，而是要求到鄉村居住。不久，又在毛澤東的親自關照下，回到延安。以往動輒便以“離開延安”說事的蕭軍，被共產黨的最高領袖“冷淡”后，乃至在文藝座談會上受到毛澤東的側面批評后，為什么再不說“離開延安”了?——這是一個最本質的問題。

　　毫無疑問，這是因為蕭軍在毛澤東文化品格的影響下，不但進行了多方面的反思，而且也靜心思考過許多自認為糾結的問題。其中關鍵的問題顯然有兩個方面：一是基本觀念向著毛澤東文化的轉變，二是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盡管當時因為教條宗派及其擁躉具體制造出不少負面現象，但整體上無疑仍然是人類有史以來無與倫比的集團，沒有比這里更美好的地方了。

　　毋庸諱言，蕭軍肯定是深切感覺到共產黨始終存在兩種文化導向，一種是毛澤東文化，一種是另外的文化。毛澤東之前，統治共產黨文化導向的就是另外一種文化。由此，在農民問題上，在土地政策上，在肅反政策上，……乃至在作風上，都突出的表現為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勢。而此時的延安乃至共產黨，另外一種文化的影響仍然十分龐大，毛澤東文化的影響盡管逐漸擴大，但歷史的慣性之根深蒂固，想要消除另外一種文化的影響，必然是長期而且極其艱難的事情。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一些以蕭軍說事而借以貶低毛澤東的流氓勢力，認為蕭軍被冷淡和批評后再不說“離開延安”，是因為沒有地方可去。這類流氓勢力，對毛澤東文化以及真正崇尚毛澤東文化者，向來都是不著痕跡的對雙方“打棍子”。比如“抬周貶毛”的流氓勢力，字里行間散發著周恩來是“偽君子”的濃重氣味。“沒地方可去”之言，實質是對蕭軍人格的貶低。

　　蕭軍或梁漱溟，雖然不曾真正在中國社會的最底層生活過，但對中國社會民眾尤其是工人農民的生活狀況，還是耳濡目染、感受深刻的。而且，梁漱溟還曾搞過一個時期的“鄉村建設”，盡管總失敗。因此，當他們失去毛澤東“座上客”的高蹈地位，受到批評乃至批判后，經歷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一些網站發布新華社規定“新中國”一詞違禁，因此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用“新中國”一詞)成立后的全程毛澤東時代，有著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兩個時代中人民地位和生活水平的深切對比，有著毛澤東文化與有史以來人類文化的深切對比。他們得出的結論是什么?

　　蕭軍不是腐儒，沒有那種見風使舵的絲毫性情，只有對人類文化評判的執著理念。毛澤東逝世后，蕭軍賦詩以最終框定毛澤東及其領導的共產黨。詩曰：

　　萬眾同悲殞大星，古今中外擬何從?

　　一生赍志拯中國，天地為心濟世窮。

　　八億黎庶活化雨，千年古木挹春風。

　　諄諄遺教篇章在，涕淚拋將讀大經。

　　以蕭軍當時的處境，根本不可能有人指令他寫什么“制詩”，蕭軍也決然不是那種肯低頭寫“制詩”的人。這是蕭軍發自內心的真摯情感，非如此，絕然寫不出這樣的詩來。“大星”即“大救星”，“大經”即毛澤東著作或曰毛澤東文化，而非“集體智慧結晶”的“毛澤東思想”。西方有《圣經》，再以“圣”論毛澤東文化，顯然不足以凸顯毛澤東文化的至圣至偉，因而用“大經”一詞。“古今中外擬何從?”則顯然是蕭軍終于明了毛澤東文化之無與倫比后的深切擔憂，而這種擔憂也顯然與眾不同，因為蕭軍自到延安后，不僅多次接觸過毛澤東，而且長期接觸其他各種領導人和革命者，其感觸至深，擔憂更深：“大星”毛澤東逝世了，至圣至偉的毛澤東文化會因此被改變么?也即蕭軍另一首詩中的“大道何能終若發”?

　　尤其值得玩味的是，蕭軍后來為他心目中的“大星”毛澤東還賦有一詩。詩曰：

　　狼蛇狐鼠一時狂，鬼霧妖氛夜未央。

　　霹靂一聲天地震，萬山紅葉艷經霜。

　　生民額手歡同慶，白璧青蠅玷莫傷。

　　大道何能終若發，羊腸九坂事尋常。

　　看其內容，此詩應作于“狼蛇狐鼠”拉開“非毛”帷幕之時，不知確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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