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文革研究之

　　“天老爺”受了什么迫害？

　　偶然翻到天寶(桑吉悅希)同志的履歷，看到一句話：“1966年至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引起筆者的注意。然后，筆者又找來天寶同志去世時的新聞通稿一觀，看到另外一句話：“‘文化大革命’期間天寶同志受到殘酷迫害，被關押在瀘定監(jiān)獄。1967年5月，周恩來總理親自派人接天寶同志出獄。1968年5月恢復工作，同時任四川省革委常委、省革委黨的核心小組成員、省革委會副主任。”

　　天寶(1917.02--2008.02)，男，原名木爾加·桑吉悅希，藏族，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馬爾康縣人。中國共產(chǎn)黨的優(yōu)秀黨員，忠誠的共產(chǎn)主義戰(zhàn)士，四川省黨的杰出領導干部，中國共產(chǎn)黨第八屆中央候補委員、第九、十、十一屆中央委員，中國共產(chǎn)黨第十二、十三屆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中國共產(chǎn)黨第十四大代表、第十五大特邀代表、第十六大、十七大列席代表，中共西藏自治區(qū)原黨委書記，西藏自治區(qū)人民政府原主席，西藏軍區(qū)原第二政委，西藏自治區(qū)革命委員會原主任、黨的核心領導小組副組長，中共四川省委原書記，四川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長，四川省革命委員會原副主任。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委員，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族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第一、二、三、四、五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工農(nóng)紅軍中的第一批藏族戰(zhàn)士和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批藏族黨員。

　　說誰誰誰“文革中受迫害”，幾乎成了痛斥“文革”的一項規(guī)定動作，但是，通常情況下，并沒有誰真正講清楚到底為什么受迫害?受了什么樣的迫害?反正只要是在“文革”中，“受迫害”就是自然而然的，于是，“文革”就成了可憎惡的人間地獄。季羨林老先生寫了一本《牛棚雜憶》，表示了自己的受迫害的痛苦。我們也報以簡單的同情與簡單的痛斥——認為文革嘛，迫害知識分子是正常的。但是，后來聶元梓出面說明，季老先生原來也是深陷兩派斗爭，并且，季老先生自己還是“井岡山兵團”在東語系的負責人。季老先生受的迫害到底是算什么意義上的迫害呢?

　　可見，很多所謂“受迫害”，都是含糊其辭的、缺乏內(nèi)容的，同時，也就是缺乏深刻洞見的。除了在“受迫害”三個字里看出意識形態(tài)的偏見外，并沒有什么實質(zhì)東西。

　　因此，筆者以天寶同志受迫害的經(jīng)歷為例，來說一下這個問題：

　　天寶在文革受迫害時候的職務是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四川省委常委、副省長，中共甘孜州委第一書記、康定軍分區(qū)第一政委。他是怎么受迫害的呢?這要從文革在成都、在甘孜州的發(fā)展進程說起。

　　甘孜州州府康定縣的文化大革命，是從“四清運動”中開始的。州委領導直接掛帥，抽調(diào)干部，組成四清工作團，在全縣“打殲滅戰(zhàn)”。就跟全國很多地方一樣，文革運動與四清運動交叉起來。在工作團的領導下，全縣23個公社，87個大隊，216個生產(chǎn)隊，社隊骨干中，被趕上“樓”的“四不清干部”占了80%以上。而縣屬各口人員、干部中，被揪出來的也不少。以文衛(wèi)口為例，經(jīng)工作隊“看檔案、找問題、搜材料”，事先劃出來的重點人員就達到136人，占參加運動人數(shù)的50.99%，其中，劃為四類的32人，劃為三類的42人。據(jù)后來查證，被逼死害死的有63人。

　　在紅衛(wèi)兵運動興起以后，在州委的指導下，縣級機關成立起了官辦紅衛(wèi)兵。傳達州委會議精神時，說的很清楚：“內(nèi)地的紅衛(wèi)兵要來了，我們各機關要把紅衛(wèi)兵成立起來，將來好說話”，據(jù)康定縣委副書記王殿軍后來揭發(fā)：成立紅衛(wèi)兵，“就是為了對付外地來康定串聯(lián)的紅衛(wèi)兵小將。”

　　1966年12月28日，外地來串聯(lián)的一支紅衛(wèi)兵隊伍——研究生長征隊，沖進康定縣委，要查封運動初期四清工作團搞的群眾的“黑材料”，遭到所謂保守派的抵制，紅衛(wèi)兵隨即宣布絕食，要求康定四清工作團機關分團的團長、州委部長級干部李英出來見面，李英出面后，紅衛(wèi)兵要求李英跟他們一起，上省、上京，面見中央文革首長，李英半推半就的答應跟“長征隊”一起去見世面。30日，“長征隊”涌著李英上了一輛解放牌貨車，朝成都方向開去。在康定立刻傳出“李部長被綁架”的消息，成為特大新聞。保字號“革命群眾”組織人馬，開著吉普車追趕解放牌，還沒到雅安就追上了，把李部長“救”回來了。這就是所謂“李英事件”。“李英事件”的直接后果就是“四清工作團”領導運動的局面發(fā)生了改變，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成立組織搞革命、批斗走資派……

　　這樣一個過程，與省城成都相比，稍顯滯后。在成都，造反派紅衛(wèi)兵的壯大是在8月底9月初，造反派工人組織大概是在10月、11月已經(jīng)開始大規(guī)模成立了。雖然，在前期發(fā)展中“落后”了，但是，戲劇性的事情發(fā)生了，四川著名的“二月鎮(zhèn)反”的序幕，卻是由瀘定“一·二八”事件拉開的。

　　坐鎮(zhèn)省城的天寶，在甘孜州有個諢名，也是群眾對這位老紅軍的尊稱——天老爺。李英被救回康定不久，天寶就回到了康定。時間是在66年底、67年初。回到康定，天寶召集召開了全州縣委書記狐疑。會上，天寶指示州委、特別強調(diào)了領導干部要支持炮轟他們的少數(shù)派。這實際上是支持了來康定串聯(lián)的造反派紅衛(wèi)兵，隨即康定出現(xiàn)了一批公開支持炮轟派的中層領導干部，使得炮轟派勢力得到了發(fā)展。

　　“炮轟派”是什么呢?

　　1966年10月中旬，在成都，川大8·26中間有人提出要建立“三州一專”革命根據(jù)地(即涼山州、甘孜州、阿壩州和雅安專區(qū))。他們認為這幾個地方的文革運動尚待發(fā)動，分析形勢，加上收到甘孜州工人造反派組織的邀請，11月，一支十多個川大8·26紅衛(wèi)兵隊伍開赴康定。他們在瀘定遇到了“研究生長征隊”。這支隊伍由四川大學研究生、搬遷到峨眉縣的唐山鐵道學院研究生(現(xiàn)西南交大)、四川醫(yī)學院研究生(現(xiàn)川大華西醫(yī)學院)、清華大學研究生和少數(shù)本科生組成，共有100多人。這支隊伍沿著長征路線，一路走下來，沿路組織文藝演出、宣傳毛澤東思想，但并不參與造反活動，所以，他們對當時造反形勢不太了解。川大8·26的人對長征隊提出了批評，說他們，名為長征隊，實是文革當逃兵等言詞，把研究生長征隊拉向康定。于是，兩廂合并一處，組建了“成都革命造反派康定炮轟團”。炮轟團的口號是在成都喊的震天響的：“炮轟省市委”、“打倒李井泉”，到了甘孜州自然要“炮轟甘孜州走資派”等革命口號。就這樣，炮轟團浩浩蕩蕩的開進康定，點燃了康定的“革命烈火”，這之后，受炮轟團發(fā)動、影響形成的造反派組織，統(tǒng)稱炮轟派。

　　也就是說，天寶回到康定明確的支持了炮轟派，實際上就是支持了造反。因為，他身處成都，對運動的方向已經(jīng)非常清楚了，他回康定這一趟就是為了糾正州委領導干部的錯誤認識。有一份當年流傳很廣的材料《天寶同志問題調(diào)查紀實》，記載了一些天寶回到康定后的活動：

　　元月六日晚，天寶同志回到康定。當晚他樂意的接受了炮轟派的批判，且公開表示支持炮轟派的革命行動，認真檢討錯誤，指出：“過去我們將自己當作黨的化身，有些群眾認為反了我們就是反黨，這是需要認真做工作的。”此后，他還主動想炮轟派的同志提出了做好這一工作的辦法，如加強串聯(lián)和政策宣傳等。

　　當天寶同志剛回到康定時，保字號的人還認為他會支持他們，向天寶同志說：“你過來，炮轟派要整你。”天寶同志卻向他們進行宣傳工作，指出：“不要保我了，你們應該起來造反。”此間，天寶同志還召集州級機關負責干部開會，動員大家支持炮轟派。在這種情況下，柳、王及其同伙恨死了天寶同志，糾合操縱保守派向天寶同志發(fā)動了猖狂進攻。……

　　一月十四日，炮轟派堅決響應毛主席向黨內(nèi)一小撮走資派奪權的偉大號召，一舉奪了甘孜報社的權。當時遭到了黨內(nèi)一小撮走資派和他們操縱的保守組織的抵抗，天寶同志毫不含糊地站在炮轟派一邊，認為這個權奪得好，“(甘孜報)早該封了”。……

　　一月十五日，炮轟派又一舉接管了康定縣廣播站。他也表示了堅決支持，并說服了縣委負責同志也支持這一革命行動。

　　一月十六日，“1230”等保守組織公然圍攻我(炮轟派)聯(lián)絡總站人員，挑起武斗，行兇殺人。由于證據(jù)確鑿，天寶同志批準拘留六個殺人兇手。當時，盡管柳、王及其同伙公開反抗，威脅要逮捕天寶同志，但他仍和炮轟派共同戰(zhàn)斗，與頑固分子們展開了尖銳斗爭。

　　一月二十五日，炮轟派在大批判、大斗爭之中形成大聯(lián)合，根據(jù)山西奪權的經(jīng)驗，向柳、王黑司令部發(fā)起了總攻擊——一舉奪了州委、州人委的黨、政、財、文大權，天寶同志表示堅決支持。……

　　炮轟派奪了州委的權，康定縣上的當權派慌了，想了個辦法，與其被奪權，不如主動交權，把權交給他們信得過的人。由于有參加四級干部會議的一千多名農(nóng)村干部的支持，縣上的奪權奪的很順利。這樣也保證了這個時期康定的平靜。

　　但是，在康定的奪權行動，驚動了瀘定。當時，瀘定縣也在召開五級干部會議，傳達中央工作會議精神。但見到炮轟派的勢力越來越大，一月二十日，瀘定縣也出現(xiàn)了一個叫做“瀘定橋無產(chǎn)階級革命造反兵團”的組織。二十三日，參加五級干部會議的“貧下中農(nóng)代表”宣布“瀘定縣貧下中農(nóng)革命造反兵團總司令部”成立。很明顯，這些組織的成立是為了對抗炮轟派。在一月二十五日，炮轟派奪了州委的權以后，一月二十六日一大早，瀘定橋無產(chǎn)階級革命造反兵團的“紅旗隊”就召開緊急會議，策劃動員奪權——要搶在炮轟派奪權之前，奪了瀘定縣委的權。下午，瀘定縣貧下中農(nóng)造反兵團召開大會，宣布奪了瀘定縣的黨政財文大全。在場的炮轟派不允許一家奪權，立即沖進會場，由于勢單力薄，被轟了出去。貧下中農(nóng)造反兵團的頭頭讀完《奪權通令》，就與正在接受批判的瀘定縣委的主要領導人，并說：“X書記，你受委屈了。”正是這樣的奪權結(jié)束后，他們立即宣布炮轟派是反革命組織，主要頭頭和骨干分子是反革命分子。

　　炮轟派退回瀘定水運處和養(yǎng)路段的駐地，等待援軍。炮轟派事前也有所行動，他們本來準備把天寶帶到瀘定批斗，煞煞保守派的威風，但天寶到達瀘定的時候，炮轟派已經(jīng)被宣布為反革命組織，天寶只好留在炮轟派奪權的指揮中心——瀘定水運處。天寶一到水運處，就給瀘定縣委和縣人武部領導打電話，表明他的態(tài)度，他反對瀘定的奪權，也反對把炮轟派打成反革命組織。天寶一次又一次的拿起電話試圖說服縣委領導，但是，每次電話一通，說不上幾句就被頂回來。

　　27日，炮轟派派出代表與縣委交涉。而縣委辦公樓已經(jīng)被貧下中農(nóng)造反兵團的人團團圍住。在大街上，也不斷的發(fā)生沖突，炮轟派宣傳車的發(fā)電機壞了，要去電影隊另取一臺，遭到阻止，炮轟派要去郵電局去向黨中央、毛主席發(fā)電報反映情況，也被阻擋，并引發(fā)沖突。

　　28日，炮轟派向駐在縣委、縣人委院內(nèi)的瀘定縣貧下中農(nóng)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發(fā)起總攻。沖進縣人委后，發(fā)現(xiàn)一個被打得奄奄一息的人，有人以為他死了，立即用木板把這人抬出來——抬尸游行，群情激奮，喊出“血債要用血來還!”就向縣委沖去。縣委領導見勢不妙，準備撤退。中間還引發(fā)了槍支走火，情況就更加混亂。而這個時候，軍隊出面了。

　　軍隊對天寶支持炮轟派的態(tài)度是有看法的，而實際上1月24日瀘定縣委和人武部就把炮轟派定性為反革命組織，而且決定要采取行動。28日晚上十點，一個營的部隊開到瀘定橋，康定的保守派也派了一些人來。氣氛已經(jīng)很緊張了。1月29日凌晨，水運處被武裝包圍。一伙康定來的大漢，沖上水運處二樓抓出天寶，幾掌把他打下樓梯，五花大綁起來，并宣布將他逮捕。公布他罪狀的布告和傳單立即被貼的到處都是。宣傳車開大喇叭，宣傳“天寶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分子”，還假傳圣旨，說“中央已批準逮捕天寶。”并且，宣傳“炮轟派是反革命組織，是天寶操縱的反革命組織”，要“炮轟派的人趕快投降，否則就要武裝鎮(zhèn)壓!”

　　隨即就開始大逮捕。只要是炮轟派的人就捆起來、打一頓。一天下來，繩捆索綁的把七百八十三個(其中一百三十多人被投進監(jiān)獄)反革命丟進了公安局的壩子里，還有關在文化館、幼兒園、車站的人。一天之內(nèi)抓了一千五百多人。如果沒有本地人來證明是“無關”群眾，休想出來。而天寶被抓以后，被押著在瀘定、康定掛牌游斗，并且被羅織罪名，說這個老紅軍、中央候補委員要搞反革命武裝暴亂。

　　隨著整個四川的二月鎮(zhèn)反的高潮的來臨，在甘孜州的炮轟派也很快的被鎮(zhèn)壓下去。但是，中央實際上在3月份，就開始著手解決四川問題。中央連續(xù)召開了解決四川問題的會議，會議的情況不斷的通過各種渠道傳回四川。形勢發(fā)生了扭轉(zhuǎn)。在成都方面，遭到鎮(zhèn)壓的造反派被陸續(xù)釋放。同樣，由于處理四川問題的正是決議、文件還沒有產(chǎn)生，各地組織了鎮(zhèn)壓的人，以各種方式對新的風向進行了抵制。

　　4月下旬，康定軍分區(qū)向“甘孜州紅色革命造反派聯(lián)合總部”傳達了周總理要天寶同志去北京的指示。但是，他們并沒有立即執(zhí)行周總理的指示，而是在當晚召開了隊委以上骨干的緊急會議，發(fā)誓要向中央施壓。總頭目李成偉在會上說：“是不是周總理要天寶上北京，這很難說。中央沒有正式文件我就不放人。我們要(把他)留下來批斗。”他還說：“是中央對康定的情況不了解，我們就是要派人去北京告狀，要大造輿論，只要把天寶打成‘三反分子’，我們一切事情就好辦了。”軍分區(qū)的人反復做工作，他們又提出：“放天寶去北京，我們也要派人去北京。”1230紅色造反兵團的頭頭還說：“你們放天寶去北京可以，那我們也要派50個代表去北京，否則不行。”他們確實是把天寶押到北京的，但是，到了北京發(fā)現(xiàn)形勢已經(jīng)變了，這些人就灰溜溜的回去了。天寶留下來參加了正在召開的解決四川問題的會議。

　　很快，中央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俗稱“紅十條”)下達，二月鎮(zhèn)反的問題被翻過來，稱為“二月逆流”。天寶成了代表正確路線的好干部。就這樣一直到1968年5月，四川成立省革命委員會，天寶位列革委會副主任。

　　這就是天寶在文革中“受到殘酷迫害”的經(jīng)歷。

　　這似乎是令人咋舌的事情——天寶并不是被紅衛(wèi)兵迫害、不是被造反派迫害，而是因為天寶支持群眾造反，被康定駐軍、瀘定縣委、人武部……迫害。這說明什么問題?至少說明的是我們對文革缺乏了解。

　　正如筆者在開頭講的，人們多數(shù)時候，并不知道“文革中受到迫害”意味著什么，也不知道這一句抽象的“受到迫害”背后，完全有可能是千差萬別的：四清工作組整干部群眾是不是迫害?當權者拋出文化干部，搞大批判，是不是迫害?工作組進校鎮(zhèn)壓造反學生，是不是迫害?保守派整造反派是不是迫害?造反派整保守派、走資派是不是迫害?軍隊鎮(zhèn)壓造反派是不是迫害……所以，筆者想說，文革中的所謂“迫害”是千差萬別的，一句抽象的文革中受到迫害，并不具有什么實際的意義。當人們試圖煽動起某種感情，讓我們?nèi)ネ槟切┪母镏惺艿狡群Φ娜说臅r候，同時，又以同樣的感情去痛斥那個抽象而空洞的文革的時候，我們應該非常小心的去看一看，什么東西才是我們真的值得同情的，以及什么東西才是我們真的值得憎惡的。文革并不是抽象的東西，而是包含著差異、層次、矛盾的一個具體的整體。抓住一些片段，就要對文革進行否定或者肯定，只不過是一些意識形態(tài)偏見而已，既不帶來真正的歷史的知識，也不帶來真正的反思。

　　再有，人們也許會驚訝。一個縣的縣委書記、人武部部長，以及軍分區(qū)駐軍的領導人，怎么就敢把中央候補委員天寶抓起來，又是游街、又是批斗、又是打、又是關。但是，他們的確就這樣做了。是上面誰給他們了什么指示嗎?不得而知。但是，我們很可以知道的是，普遍被認為是各地駐軍主持開展二月鎮(zhèn)反的尚方寶劍的“中央軍委的八條命令”，是在1月28日發(fā)布的，而瀘定、康定的鎮(zhèn)反就是在1月28日開始的。是他們看到“八條命令”嗎?如果看到了，也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從康定的駐軍和當?shù)攸h政機關的領導干部的所作所為看，他們的做法發(fā)展到最后，也一定是聯(lián)合起來鎮(zhèn)壓造反派。這就如同筆者在那篇敘述“八·二六事件”的文章中所說的：文革中的各種勢力，并不是盲目的、狂熱的參與和開展運動，而是根據(jù)自身政治利益來狂熱的參與和開展運動。他們的每一步都是理性的選擇，而不是什么沖昏頭腦、不是什么上當受騙。

　　前些年，流行為文革中的所作所為“懺悔”，但是，筆者想說的是：我們并不接受一個抽象而空洞的“文革”這樣一個名詞或者聲音。既然要懺悔，那就得來具體講講，到底做了什么事，為什么要那樣做。否則，只是抽象的說：“我錯了”，而不說錯在哪里的話，這樣的懺悔，除了表示一種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tài)取向而外，并沒有更多的實際的意義。只不過是又一場無聊的政治表演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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