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件對于東北來說，有一種意想不到的“好處”，就是終于提供給了東北人來到意識形態舞臺中央講話的機會。“東北流亡作家群”的誕生，終于結束了在中國現代精英文化和嚴肅文學中，作為中國最為“現代化”的地區之一東北的失語狀態。

　　當然，所謂“東北流亡作家群”中的絕大多數作家的文學活動，并不是始于他們在關內的流亡。不過，他們在離開東北之前的寫作，的確沒有在小圈子以外得到廣泛閱讀和討論的機會。不過，今天我想談論的不是這個如此顯明的事實;因為從這個事實中看出東北文化在彼時的邊緣化太容易了;同樣也因為，這種邊緣化也去日本占領后政治上的隔絕有著緊密的聯系。

　　我感興趣的是他們離開東北前后之作品的對比中，另外一個更有趣的癥候：幾乎都有過共同的哈爾濱經驗的東北流亡作家們，在離開哈爾濱和東北前，卻都鮮少正面描寫這里的白俄群體等獨特的俄羅斯元素，而只是作為“場景”涉及。個中緣由，有論者認為：“東北流亡作家”在上海匯入“左翼作家”中，“流亡的痛楚和上海左翼文學的語境使得這些東北作家突破了地域與思想的封閉，在國際無產階級革命和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格局中重塑文學視野，重新發現故鄉回憶”[1]。在這位批評家看來，東北給“東北作家”帶來的只是”地域與思想的封閉”。

　　東北作家群

　　那么，事實如何呢?后來的“東北流亡作家”們(還是“后來流亡的東北作家”?這兩種表述存在著微妙的不同)需要到上海去尋找“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視野嗎?從非華裔居民的比例來看，哈爾濱本就是中國之最;而在這之中，最大的群體又是已不再享有殖民者特權的“白俄”;1920年9月北洋政府關閉沙俄駐華使領館后，他們就失去了那已經滅亡的國家的國籍;同年，俄國控制的“中東鐵路附屬地”被改制為為中國政府直接行使治權的“東省特別區”，到1926年，連哈爾濱市自治議會也被改組，俄裔議員在市政事務中葉失去了主導權。

　　1931年夏天來訪的朱自清說這里“與洋大人治下的上海，新貴族消夏的青島、北戴河，宛然是兩個世界”(《西行通訊》)。在其文學生涯的起點上，面對著這座當時在蘇聯控制下的“紅色之路”中東鐵路拉來的，各族群從下到上都混雜在一起的都市哈爾濱，并熱衷學習俄語的東北作家們，似乎對于國際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話語并沒有那樣陌生。例如，舒群寫于的小說處女作《沒有祖國的孩子》的主人公是一位白俄混血的少年，而第二篇小說主人公則是一位朝鮮人。

　　哈爾濱

　　在上海重新發現哈爾濱，的確會讓當時的東北作家們產生新的認識：一座哈爾濱這樣在九一八前曾不再是至少一部分在“洋大人治下”的“國際化”都市并不是“理所應當”的，從而獲得三個方面的哈爾濱俄羅斯元素書寫的動力：一方面，俄羅斯元素作為哈爾濱的特征，成了鄉愁的標志;另一方面，白俄作為流亡者，獲得同樣處在流亡中的作家們的某種關注——書寫他們的流散，既可以“失去故鄉/祖國”者的痛苦為主題表達對民族國家“中國”的皈依，又可以“抗拒革命者的”的不合時宜來表達對左翼意識形態的服膺;此外，面對上海的讀者與評論界，俄羅斯元素書寫又是東北流亡者實現“陌生化”、吸引讀者最有效的資源之一。換言之，將“國際無產階級革命”徹底落實在“中華民族救亡圖存”之中，才是上海左翼文化圈對這些關外流浪者的教化。

　　俄羅斯式的“風景”——這里說的當然是柄谷行人“乃是一種認識性的裝置”的“所謂風景”，而“風景是和孤獨的內心狀態緊密連接在一起的”[2]——哈爾濱街頭的白俄、俄羅斯食品、俄語等等，闖入了東北流亡作家懷鄉的作品中，反應了他們在漂泊中回憶起故鄉時的孤寂、焦慮、痛苦，也幫助他們定位自己的故鄉。也正由于上述的前兩種動力，東北流亡作家的俄羅斯元素書寫也就產生了兩種面向。第一種情況下，他們往往笨拙地模仿上海的左翼作家們寫到這“十里洋場”上的外國風尚時的筆調和態度，采取一種“認異”的態度，賦予它們象征中國資本主義都市的“半殖民地性”的任務，陌生化、抽象化。而另一種面向，則突出了對俄羅斯元素的親切、熟悉和認同。

　　而蕭紅寫作的個案對于我們理解本文主要討論的這個癥候，可能具備更強的說服力;因為她在當代的意識形態現場中，已經被建構為“勇敢追求個人幸福”，“熱愛寫作”，“拒絕徹底政治化”的“女文藝青年”的“元形象”;絕大多數人們往往會忘記，蕭紅到底是一個來自東北的參加過左翼文藝運動的作家，她是東北的女兒，是那個呼蘭河邊的“野丫頭”。仔細閱讀蕭紅在同樣背景，即九一八到七七這個東北流亡者受盡焦慮、貧窮和認同危機折磨的過程中，對類似的哈爾濱俄羅斯“景觀”的書寫，有助于我們去理解，在這一類書寫中，即使是東北流亡作家中最沉浸于個人化風格的蕭紅，也懷著和其他作者類似的情緒。

　　在1936年初，蕭紅連續寫作了兩篇直接以俄僑生活為題材的作品《訪問》和《索菲婭的愁苦》。這兩篇散文中的俄羅斯人形象中，最明顯的特點，是蕭紅對于談話對象“猶太人”或“高加索人”等具體身份的關心和確認，“那么猶太人回什么國呢”，這種話語其實正是對白俄“俄羅斯”身份的一種解構;索菲婭所想要回到的國家，不再是“俄羅斯”，而是“蘇聯”了，是揚棄了俄羅斯帝國的國族認同的國家;那位被蕭紅判斷可能是猶太人的將軍女兒出身的友人女房東，念念不忘俄羅斯的一切，自己現在養的狗不好，也要解釋說“俄羅斯沒有這樣的狗”;但她的那個“俄羅斯”，卻是一個只屬于她那個階級的虛像，對不同的族群和不同的社會階層來說，并不存在一個同樣的“俄羅斯”。

　　進一步分析蕭紅的這種認識，不難發現，蕭紅意識到，曾經的“俄羅斯帝國”內存在著多元文化、多元語言的居民，而帝國崩解后落在哈爾濱的這塊碎片當然也一樣。在《索菲婭的愁苦》中，她問索菲婭：“吉卜賽人是‘窮黨’嗎?怎么中國人也叫他們‘窮黨’呢?”，這說明，她甚至意識到了，“俄國人”內部各族群間存在著壓迫與被壓迫的關系，她能夠在哈爾濱學到曾經作為“帝國”本身的這一特殊的俄羅斯“民族國家”在根本上的壓迫性;這也就使得她假如讀到列寧的《帝國主義論》中俄羅斯帝國邊境內大多數土地都是殖民地的論斷時，能夠輕易理解和贊同。這一知識甚至可能映射到她對民族主義的總體理解之中。

　　但也許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蕭紅在拆解俄僑民族身份之外，對其政治身份的拆解。在《索菲婭的愁苦》中，她發現，“那罵著‘窮黨’的，他們做了窮黨了”，她借索菲婭之口，指出了哈爾濱的白俄僑民內部，在經濟上和社會地位上的懸殊差距，以至于為俄國人辦的醫院，“窮黨”也難進。這樣的觀察，當然已經完全超越了本質主義的左聯標準俄僑書寫，而傾注著她對于底層俄羅斯僑民的認同;而建立起這種“我”和“索菲婭”共同分享的認同橋梁，第一當然是對于自己實際社會地位低下的體認，第二則是一起“跳舞、唱歌”、“談著服裝、談著女人，西洋女人、東洋女人、俄國女人、中國女人..”，也就是說，通過對自己真實階級地位以及性別身份的再發現來達到。

　　秋林格瓦斯

　　然而，最終，決定要回鄉的索菲婭并沒有能夠回鄉，原因還是因為她的“窮黨”身份。據說，香港時期的蕭紅，曾經考慮過要返回“淪陷”中的東北，這樣的想法，明顯地不為民族主義的政治正確所容(當然對于晚年貧病交加的她來說亦不現實)，而至少，對于寫作《索菲婭的愁苦》時的蕭紅，”無法回去的故鄉“完成了她對索菲婭這個形象的投射;曾經讓她緊張、拒斥，甚至藏著一點妒忌的俄羅斯人和俄羅斯元素，在這里竟然成為了她表達和傾注認同的對象。

　　一九三七年末，在武漢的《七月》雜志上，蕭紅再次談起了哈爾濱，而這一次是讀中學時兩次參加“政治活動“的經歷。《一條鐵路的完成》說的是左翼意識形態所認可的反日游行，而《一九二九年底愚昧》則是關于左翼意識形態所批評的反蘇游行的;然而，蕭紅卻出之以相似的反諷筆調。“愚昧”的行動固然是“愚昧”了，而另一場行動也無非是反而“完成”了那條帝國主義者所要求的鐵路。可見蕭紅歸根到底不是一個(中華)民族主義者。郭淑梅認為：“哈爾濱體驗決定了(東北——筆者注)左翼作家的高起點，因為這里提供給了他們一種天然的國際主義視野”[3]，而這與由“民族主義”走向左翼的“國際主義”的上海左翼作家們構成了一種對比。對于蕭紅來說，這也許是久為人所提到的女性立場等原因外，她對民族主義相對疏離的另一個原因吧。

　　概言之，對于蕭紅和東北流亡作家群來說，俄羅斯化的都市哈爾濱，正是他們文學活動的起點，也是他們政治生命的起點。那種因為直接對抗日本的統治，而產生的強烈中國民族主義意識，在被塑造、表達和傳遞時，卻往往要借助東北一地的地方風景;無論是左翼文學運動更期待于他們的關東鄉土，還是他們自己魂牽夢繞的都市哈爾濱，都為他們提供了寫作、抵抗和思考的深厚資源。不過，在這種由地方風景向民族主義“上升”的過程中，卻存在著明顯的縫隙，正是在這種縫隙里，我們才能真正理解九一八事件及這個事件造成的流亡，在這些東北作家們的心里造成的傷口的深度——

　　東北人口流出

　　前文中，我們談到了多數東北作家對俄僑產生微妙認同的原因即流亡者身份(盡管在蕭紅那里情況更復雜一些)，然而，這種俄僑-東北流亡者間的類比關系有個天大的問題：白俄流亡者是無國籍者，失去了整個國家而流落于異國;而東北流亡者卻正是回歸了“祖國”的懷抱，離開了外來入侵者的“占領區”!但這種理論上的區別對于他們來說真的有決定性的意義嗎?蕭紅1937年8月摘編的友人李潔吾來信中說，親日派對29軍的宣傳是：“不受共產黨的挑撥、不為東北人利用、不做十九路軍第二。” [4],在日本期間的詩《沙粒》其三十里，她又說自己“從異鄉又奔向異鄉”的漂泊，把上海和東京等量齊觀為“異鄉”。羅烽在1937年為其《呼蘭河邊》寫作的后記中也說，北平有人提出把流亡東北人驅逐出(實際控制之)境。

　　至于蕭軍在抵達上海后遇到俄國人熱烈打招呼卻被其他左翼作家批評，后由魯迅提醒他上海的俄國人多是租界工部局雇傭的白俄“警探”，這樣的沖擊更無需多提。所以，東北流亡作家的白俄敘事中，引起左翼作家警惕的，不僅僅是“民族話語”可能壓過“階級話語”—(被指控過于“同情白俄”);更有“民族話語”的純潔性這一問題，這種敘事危險地暗示著(在部分關內人的歧視和排斥下)“東北人”對“中國”忠誠的可疑。

　　無怪乎有東北人也自省起來了(如東北籍政治活動家杜重遠《獄中雜感》中《東北人不要忘記做中國人》一文)。不過，聯想到上文中已引述過的柄谷行人關于作為“認識裝置”的“風景”之發現是日本近代文學起源的標志之一的論斷，筆者或許可提出這樣的觀點以供商榷：哈爾濱的(往往具備俄羅斯元素的)“風景”在東北流亡作家群眾的顯現，可能正是著東北的現代文學，即有東北意識的現代文學的暗流的源頭。

　　“流散”是后殖民批評話語中常見的語匯;不過，阿齊茲·艾哈邁德指出，應當區分主動的，自覺改變環境與文化認同的“遷移”，與相當程度上是被迫的“流散”。從這個意義上，當年和現在的東北籍貫作家的寫作，是否恰恰也是適用“流散“話語的場域?蕭紅的從異鄉到異鄉的體驗是不是一個例子?東北流亡作家在大聲表達時，要喊“打回老家去”，是對于把故鄉重新納入中國和自己能返鄉的兩位一體的毫不懷疑。但當他們低語時，就不一樣了。

　　蕭紅1940年九一八給她的弟弟的信里說：“我想起來一個笑話，我們小的時候，祖父常講給我們聽，我們本是山東人，我們的曾祖，擔著擔子逃荒到關東的。而我們又將是那個未來的曾祖了，我們的后代也許會在那里說著，從前他們也有一個曾祖，坐著漁船，逃荒到南方的。” 她是貌似輕松而其實在滴血地想象著，永遠回不到東北去的那樣的結局，她在感嘆的，就是東北人抓不住自己的根的命運，是東北人出現又消失的情況。

　　今天，東北正經歷著，夸大些吧，一場并不太遜色于九一八的災難;東北人正在進行一場不小于九一八后的流亡。然而今天的東北作家們，是怎樣看待這個過程的呢?我覺得他們的書寫，可以概括為“廢墟文學“，把東北描繪成一片廢墟，因為之前的一個階段，一種不正常的，荒謬的機緣，讓這片荒野成為某種烏托邦的存在(這是在時空隔絕基礎上，莫爾烏托邦愿意上的烏托邦)，因而一旦一切歸為正常，一旦封閉的時空被打開，這里也就必然是廢墟。

　　可以隨意舉出一個例子：在今年上半年一度大火的《我們東北，失望的人太多了》：文中說計劃經濟時代，某國企的水龍頭打開時里面流出的是橙汁(!)。但這樣的寫作，其實是把東北非歷史化、寓言化，成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不可能完成現代化的一個寓言，這樣做，是缺少真正的東北意識的表現，只有對已成廢墟的確認和告別，正因為已認定是廢墟，也就沒有上引蕭紅那樣的對失去東北人身份的真正痛苦。在他們看來，也許東北人從來沒有出現過，我們都不過是假的東北人。

　　在這種時候，我們重新閱讀蕭紅、舒群、羅烽、蕭軍在東北文化人的上一次大流散時的作品，可能就產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意義。我們是否可能像他們在上海意識到哈爾濱等東北都市生活的特殊性一樣，意識到東北曾經存在過一種不同的生活方式?我們能否以真誠的態度，把東北的計劃經濟時代的生活理解為有機的存在，而不是一幅抽象的漫畫?我們是否還有可能去像蕭紅一樣，為我們做不成“東北人”而“失望”，而不是為我們生為東北人而“失望”?我們是否有可能讓這場災難就像九一八那場災難一樣，不但沒有毀滅我們，反而真正塑造了我們?

　　2017/9/18

　　[1]楊慧：《隱秘的書寫—1930年代東北流亡作家的白俄敘事》

　　[2]柄谷行人著，趙京華譯：《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第18頁

　　[3]郭淑梅：《“紅色之路”與哈爾濱左翼文學潮》

　　[4]《中流》第2卷第10期，上海，1927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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