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九一八事變“當然不能不提到蔣介石，因為這是他統治中國(雖然是名義上)期間發生的大事，是日本侵華戰爭的開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端。關于”不抵抗“與他的關系，此前筆者已有多篇文章論述，有興趣的網友可在我的微博里搜”《評楊天石《九一八不抵抗命令確實發自張學良》“或”《致楊天石老師：九一八不抵抗真是張學良下的命令?》兩篇文章，在此就不再贅述。本篇文章我就做一件事，那就是羅列史料：
讓你清清楚楚地看到一個鐵了心要拋棄那片黑土地的蔣介石。一個從頭到尾都高度認同日本所謂的“滿蒙利益”的中國人。
一、青年蔣介石的東北方略
《陳述歐戰趨勢并倒袁計劃書》
1914年，蔣介石有一次十分神秘的東北之行：“夏間奉國父命………赴哈爾濱，視察東北形勢，及革命進行情況。居月余，仍赴日覆命，并上書國父，述歐戰趨勢及討袁計劃“。(《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1 ，第20頁)
回來后，他向孫中山遞交了一份《陳述歐戰趨勢并倒袁計劃書》，內中第一次談到了他對東北的戰略構想，節選如下：
“本黨今日之進行，以統一各省革命計劃，確定全盤整個之方案…..是故多方起事，不足分袁軍之兵力，徒墮本黨聲威，且喪本黨之元氣耳。此介石今日所陳之計劃，是以不敢超出于軍事范圍之外，以力矯過去不規則之弊也。……茲據表中所列者，如原動力之各省，以為發動之地，惟浙江、黑龍江、山西三省。……由此觀之，山西、黑龍江，皆難急進。其次則為浙江。浙江地勢，雖不能如山西、黑龍江，直搗京師，然可獨立持久（略）。
筆者注：蔣介石在此《計劃書》中建議孫中山放棄以華北（含黑龍江在內）為革命之地，建議先選取浙江，但在他出發前，孫中山卻是這樣對他說的：“記得我在民國三年到東北去考察的時候，總理曾告訴我：“日本人如果不將東北和臺灣交還我們，并保證朝鮮的獨立，我們國民革命運動是不能停止的。你要將這個意思告訴日本將領”。（《總統蔣公言論思想集》卷21，第84頁）。“
那么，蔣介石為何要違背孫中山的意愿而“棄用”東北呢？僅僅只是一次調研結果而已嗎？（理論上來說，蔣見識了日本人對東北的野心后勸孫中山放棄東北與華北倒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1921年《上陣總理條陣軍事意見書》
一月上書國父，并分致諸同志，條陳應付時局，出師北伐，乃處置四川、與外交諸問題。嗣又電復國父，允于出師期定后即行赴粵。蓋國父來電促行也。(《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1 第40頁)。蔣此段記事說到的“上書國父“即《上陣總理條陣軍事意見書》，其中第(七)條這樣寫道：
(七)關于外交之意見：不宜以東北軍閥為目的敵，須視中國東北之作戰，以為解決東方問題之導線；故我軍作戰計劃，不能不慎重出之。
筆者注：從以上《陳述歐戰趨勢并倒袁計劃書》《上陣總理條陣軍事意見書》兩篇蔣的意見書可以看出，不管任何原因也罷，但已經可以看出，青年蔣介石對東北的戰略定位是：綏靖。然而正如前文所強調，眾所周知，東三省在日俄兩強的覬覦與爭奪之下，作為弱者的一方（即革命黨），不宜先招惹這兩大豺狼當然是正確的，這其中當然也包括日軍培植的軍閥張作霖。
因此，需要證實蔣是一個高度認同日本“滿蒙利益“的人還需要有更多的例證，下面就繼續推進。
三、1926年中山艦事件：蔣與日本“滿蒙利益“之秘辛首次曝光
1926年的中山艦事件，相信大家都已有所耳聞，在此筆者亦不再贅述，但需要強調一下它的歷史定性，在我們傳統的歷史觀里，它是一起“反革命事件“，是”蔣介石破壞孫中山的大革命(即國共合作)路線“的一次陰謀行動，關于蔣發動事變的動機，本來一直是清晰的，但由于近年來某位號稱”研究《蔣介石日記》第一人發表了一篇《中山艦事件之謎》，用繁不勝煩的諸多資料得出結論，稱“蔣介石只是一時多疑”，說得好像老蔣是被共產黨與蘇聯顧問以時黨內的一把手汪精衛給嚇著了才發動政變的，但筆者對此觀點表示懷疑，于是我也展開了深究，結果發現了與他完全不一樣的結論，這里也將牽出中山艦事件中蔣與日本就“東北利益”的秘辛。
《蔣介石日記》
1、【1926年1月28日】
晚，與季山嘉研究北方軍事政治，謂：“余（即蔣自己）若在北方覓得一革命根據地，所成就功業，其必十倍于此也，豈僅如今日而已乎“?
2、【1926年2月22日】
呈請解除東征總指揮職。下午四時，回東山寓休息，嘆曰： ”政治生活，誠非人所過耳，處境若此，萬萬想不到也，道德云乎哉，感情云乎哉“。晚，赴俄顧問宴，席終坐談多主北伐從緩。
筆者注：從這兩條日記里，可以看出蔣介石因為要被蘇聯顧問委派去北方鬧革命，以及北伐計劃的暫停，他選擇了辭職。對此他自己的解釋是：“季山嘉提議，派兵由海道運往北方，此為其兒戲欺人之談，實為其根本打消北伐之毒計，弟即知其無北伐之誠意。勸弟往北方練兵之計，實為“使弟離粵，以失去軍中之重心，減少吾黨之勢力。”（1926年4月9日《復汪精衛書》（節選））。
真的是按他所說，是蘇聯顧問要陰謀排斥他嗎？按理來說，依蘇聯顧問的建議在北方先建立（當時蘇聯意向的北方革命領袖是馮玉祥）革命根據地再與他在南方率領的國民革命軍聯合夾攻，那革命成功豈不是更有把握？
因為畢竟他不去北方但也沒人能逼他去，他完全犯不著辭職。那也就是說蔣辭職是因為要急欲發動北伐才了?那他又是為何那么著急了?
若說他只是想由自己來攬權、自己獨造革命之成功吧~這倒很符合他性格，但是我們來看看下列兩條史料，你會發現一些隱藏得更深的答案，一個親日的蔣介石終于首次浮出水面…….
【中山艦事件后即與張作霖取得聯系（眾所周知，張是日本的代言人】
1、張蔣兩人1926年秋天就開始秘密接觸，兩人分別派唐生智和楊宇霆作為代表，展開秘密會晤，達成了共同驅逐共產國際勢力的協議，因此翌年震驚中外的“南京事件”后不到兩周，張作霖便在4月6日得到了公使團的同意，派遣軍警突襲北京的蘇聯大使館、遠東銀行、中東鐵路辦公處，逮捕李大釗等共產黨人。(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St.John’s Universtity1981)p.189，紐約圣約翰大學根據《蔣總統秘錄》的內容于1981年出版的《常凱申的日常》(筆者譯)第189頁)。
筆者注：此段開頭的“張”即張作霖，此處就與蔣1921年的“不以東北軍閥為目的敵”的歷史連接上了，這就證明蔣早期對東北的“綏靖“思想不是偶然的，而是從始至終的。上文中所指的“張蔣協議”就是指清黨，即“四一二政變”。
【中山艦事件后即與張作霖取得聯系（眾所周知，張是日本的代言人】
2、“蔣介石的下野，對我國的外交有重大影響。然而，蔣的下野正是為他日后飛黃騰達奠定基礎，真了不起。蔣于廣東起事之際，即派使者前來致意稱：不久即與共產黨斷絕關系，尚祈關照。我當即答：如勉強摘下面具，恐怕連面皮也一起被剝掉吧!后來他果然同共產黨斷絕關系并努力消滅共產黨。(《日本軍國主義侵華資料長編》第三章，第144頁)。
筆者注：說這段話的人叫田中義一，當時的日本首相。眾所周知，他是日本侵華方案中所謂的“大陸政策“與《田中奏折》的始作俑者，是鐵桿的侵華分子。
至此，基本上肯定了筆者在本人的原創連載故事《日本之恩公——蔣介石》中得出的觀點：蔣介石發動中山艦事件，表明上看起來像是其性格一時之多疑而造成的，但深層次的原因是他因為要選擇與日本合作，所以他拒絕北上，目的就是阻止蘇聯“染指“北方，破壞日本的”滿蒙利益“，所以他堅持要在南方起事，而且堅持要在自己的帶領之下，因為他一早就有預謀，與日本政界商量好了。所以他必須要發動政變，因為要做成以上的事，他首先得完全掌管兵權。（關于蔣與”中山艦事件“的來龍去脈詳請參見區區拙作《日本之恩公——蔣介石》之《1912-1929蔣介石出賣東北的前罪：蔣介石與日本滿蒙利益》）。
對于筆者的這一推測，蔣介石自己親口承認了：“總理(孫中山)曾有言不得犧牲日本之利權，我亦相信日本在中國的利益安全即中國之國利民福之安全……故日本欲幫助吾人同志早日完成革命,則必一掃國民之誤解。事如若如此，滿蒙問題應容易解決,排日亦能絕跡……俄國因這層意思已加干涉于中國,日本豈有任何干涉援助不予之理。”(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A.1.1.0.10)，同時收錄在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書》。)
于時，一個親日的蔣介石走上歷史舞臺，這就注定了7年后東三省那片黑土地的悲劇…….
四、1929年“繞道北伐“——身體力行維護日本的”滿蒙利益“
1928年4月，蔣介石在徐州誓師二次北伐，誓師前他特意宴請北京與上海以及南京等中國境內的一眾日本記者，在餐會上他說到：“日本與我國關系最深，與我國民黨交誼最久，故吾人確信在友邦中必最能諒解我中國國民革命之意義，而不愿意加以妨害，日本與我國辰齒相依，休戚與共，故我敢信日本國民對于我之北伐，不特不加阻害，且必進而樂觀我之成功”。(《蔣總統秘錄》第6冊，第320頁)。
結果大家都知道了，當蔣率領的北伐軍抵近山東濟南時，從青島登陸來到濟南的日軍制造了慘絕人寰的“濟南慘案“。
日軍6000人于1929年4月26日進入濟南，此時北伐軍早已占濟南城，日軍只得在商埠碼頭日僑的聚居區設置警戒區，此后便開始不斷挑釁北伐軍，指死指傷多人。蔣于當日即電告部下：“各軍到達膠濟鐵路， 須切實保護外僑， 并勿妄談日本邦交， 隨地表示和平態度為要。” （《蔣中正總統檔案: 事略稿本》 卷3 ， 第147 頁。）
并同時緊急派遣在日本軍政界公認的他的私人代表張群前往日本，帶上一條“相當貼心”的秘令：“與田中面說，以公私關系，只要其不妨礙北伐，不損失中國國權與中日邦交，則其它如投資招商與漢冶萍等，當無問題，即其在華既得之權利，亦必如常保護，總望與中日親善一線之希望，由其旋轉而實現之也”（《蔣中正總統檔案: 事略稿本》卷， 第210 頁）”
以上兩條史料已經完全可以證實蔣是無意率領北伐軍進入華北(含東北)的，當然，也許有些人會說，好漢不吃眼前虧，當時日軍強橫，“繞道北伐“是明智的，最終成功統一全國(就差東北三省)。
然而，且不說當時濟南及附近的北伐軍是日軍的十倍，盡管蔣后來在撤退時也確實安排過小規模的反擊，但是他的真實想法還是由他自己說了出來——5月4日晨，蔣介石逃離濟南，同時他按照日軍的要求，撤掉了濟南守軍第40軍軍長賀耀祖的職務，并向日軍指揮官福田彥助去電：“本月三日不幸事件發生， 本總司令以和平為重， 嚴令所屬官兵全數撤離貴軍所強占設防地域。現在各軍已先后離濟， 繼續北伐， 僅留相當部隊， 藉維持秩序。本總司令亦于本日出發， 用特通知貴師團長查照， 并盼嚴令貴軍立即停止兩日以來之一切特殊行動，藉固兩國固有之睦誼， 而維東亞和平之大局。（《蔣中正總統檔案: 事略稿本》卷3，第275 頁）“
可見，他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力求“中日親善”。
五、1929年“中東路事件“中蔣徹底扯下摭羞布，向日本遞交了投名狀
2012年3月30日，黑龍江省公安邊防總隊黑瞎子島公安邊防正式對黑瞎子島中方區域實行常態化治安、邊境管理。離開祖國懷抱的黑瞎子島和銀龍島以及阿巴該圖洲渚(濕地，60%)終于回歸了。但是，似乎很少人知道它其實是蔣介石弄丟的……
如前所述，自1914年起，蔣在長達十幾年里的時間里，對東北的方略都是“綏靖“政策，這里面相信他有客觀原因，即東北是日俄兩大列強覬覦并控制著的地盤。主觀原因在前面也講過了，他是高度認同、且用行動表示他對日本”滿蒙利益“的認可的，但盡管筆者已經運用了那么多史料，但相信還是會有人以”蔣是韜光養晦“或”忍辱負重“來應對時局。若是如此，則下面要說的這件事不該發生——”1929年中東路事件“。
這場由東北當局張學良政府與蘇聯遠東陸軍發生的交戰，最終以張學良慘敗為結局，張少帥屈辱地簽下了不平等條約《伯力協定》，其中就割讓了上述的三個地方。
也許有人會問： 張學良跟蘇聯干仗關蔣介石啥事?居然還能扯到親日這事?
話是這么說，可問題就在于張學良向蘇聯宣戰，蔣介石起了決定性作用。
1929年5月27日，張學良以“蘇俄意圖使東(三)省赤化”為名而派人查封了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并扣壓了蘇聯公使引起的，同時，張也以武力收回了鐵路的管理權。
對此，蘇聯作出強硬回應，不僅向南京國民政府提交了嚴厲的抗議措詞;還扣押了蘇境內的華僑以及在東北邊境增加軍力以武力威懾。對此“大事件“，作為剛剛改旗易幟的張學良，自然要請示蔣介石了，同時也可以從蘇聯找南京政府交涉看出，此時的張學良，其行動是受蔣介石所主導的(聽不聽一回事)，于是，一個無比強硬的”硬漢蔣介石“史無前例地出現了……
1、蔣指示張學良應對：”不必與蘇交涉，而按節強制執行。如不服從，撤換局長亦在所不惜“。（《張學良年譜》(上)，第371頁）。
2、“收回中東路權，以防止蘇俄赤化東省。”他并強調，中蘇事實上已經斷交，故不必怕與蘇聯絕交，且以蘇聯在國際上的地位，亦不必擔心中蘇開戰。縱使萬一中蘇開戰，中央也可出手相助，出兵10萬，撥幾百萬元軍費不成問題。”（《張學良傳》，第60頁）
3、緊接著，蘇聯于7月13日提出“最后通牒“。蔣在7月14日的 《日記》中寫到：“外傳所謂最后通牒，限三日答復者，今觀其辭句強辯而含恫嚇，余不愿與之直接交涉，以非正式答之，力辟其為不正行動與不顧事實耳。”
4、7月17日，蘇聯與南京政府斷交，然而蔣在《日記》中繼續體現出異乎尋常的強硬：“詳察牒文末句，有蘇俄政府聲明保留一九二四年中俄所訂協定之權利一語，是其意在保守，或不敢用兵，即用兵，余必以全力赴之。而我內政或因此反易解決也”。（《蔣介石日記》之《困勉記》卷12）
5、后又電令張學良(此時已在交戰)：“中東路事件赤俄迄無覺悟。銑日向我通告，召還駐在我國之使領人員及中東路俄員，斷絕中俄鐵路交通，并請我國召還在俄使領。赤色帝國主義者充分表現其蠻橫之態度，本無足異。且中俄絕交已非一日，蘇俄至今宣告等于滑稽。況據其國內形勢及國際關系觀察，亦未必遽敢向我宣戰。中央對于此事早經決定方針，務須保我主權，決不受其脅迫。“
6、斷交都在所不惜，相比較之下，蔣公對日本的態度，親眼目睹1000名自己的部下（濟南慘案時，因蔣愚蠢的不抵抗政策，致1000名國軍被日軍繳械進而虐殺）被日軍殘忍殺害與全城6000多人被屠殺他眉頭都不縐一下，還給劊子手發電報稱：“藉固兩國固有之睦誼， 而維東亞和平之大局。“
連一句抗議都不舍得說一下，如此冷漠，簡直讓人懷疑他到底有沒有人類情感——顯然，蔣親日反蘇，使他并不介意與日本共享東北或就讓日本擁有東北，明顯得不能再明顯。
“中東路事件“最后結局也不用多說，反正張學良被揍得很慘，蔣慫恿張的”要錢給錢，要人給人“沒半點實現，最后張學良被迫停戰后蔣居然意猶未盡——“蘇俄離間我中央與地方之感情，張作相不察，競提條件，恢復蘇俄之權利，而張學良既恐蘇俄開釁，又畏日本乘機議和，惟恐不及，毫不知權衡輕重利害，以致搖動中央方針。嗚呼”！(《蔣介石日記》之《困勉記》卷12)
張學良與東北軍的這一次慘敗，使在旁觀察的日軍參謀石原菀爾，“九一八事變“的主謀極度興奮，原因無它，因為東北軍如此糟糕的表現使他無比堅定了侵略中國東北的決心，并積極付諸實施。
把這些技梢末節通通都與蔣的親日聯系起來，當然略顯牽強，但由以上蔣親日之事實， 我們也不難理解，1931年日軍全面侵略東北時，蔣介石的不抵抗和渾然不知了(當時正積極剿共)，冥冥中，都是有注定的，蔣毫無疑問有難辭其疚的主要原因。
蔣與日本的“滿蒙利益”進程
一句話：一個親日分子在那個民族存亡之秋走上歷史舞臺，實在是近代上最大的悲哀。
無風即風：2015年網絡評選活動全國百大正能量榜樣博主;2016年共青團五四青年節中國青年好網民獲獎者;社科院意識形態研究院新媒體中心特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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