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開“廬山會議”的層層迷霧

　　閆文洋

　　在潑到毛澤東身上的污水中，廬山會議打倒彭德懷是最能蠱惑人心的。這個事件包含了傳播流行需要的全部要素：彭德懷是一位功勛卓著的開國元帥，毛澤東曾為其寫詩曰：“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無論一些回憶錄還是文學作品中，彭德懷給人的是一副憨厚粗魯的“猛張飛”形象。這一點在傳播中非常重要，從《三國演義》里的張飛、《西游記》的孫悟空開始，這樣的形象就成了人們最喜聞樂見的，如小燕子、李云龍等。而且彭德懷被打倒了，又加上了最易博得同情的“悲劇”色彩。

　　彭德懷廬山會議期間寫給毛澤東的信，大約3000字，演義成上書陳情的“萬言書”，他也變成了因“為民請命”而被打倒的悲劇英雄。在攻擊污蔑毛澤東的過程中，通過移花接木，最后歸結成了“打倒一個人，餓死幾千萬”的謊言。因此，用廬山會議打倒彭德懷這件事，來抹黑攻擊毛澤東最合適不過了。于是就形成了這樣的謊言：在狂熱的大躍進中，出現了一位頂天立地的英雄，欲挽狂瀾于既倒，無奈被獨斷專行的毛澤東打倒，無力回天。從而導致了幾千萬人餓死，中國也進入了黑暗的獨裁時代。

　　在很多人的眼里，這件事成了毛澤東打擊功臣、迫害“忠良”的一個鐵證。哪怕衷心熱愛毛澤東的人，在這件事情上往往也是三緘其口，多以沉默應對。更有人善意的解釋說：兩個人都不冷靜，特別是彭德懷，不該當著人和毛主席“罵娘”。然而，事實真的是這樣的嗎?因為史料的不完整，“廬山會議”一直披著層層迷霧，但如果細心分析，還是能夠從公開的資料中發現一些蛛絲馬跡的。《毛澤東傳1949—1976》是中央編撰的，廬山會議的過程是清楚可信的。那么，就讓我們按照書中的敘述，把這件事情重新捋一遍，盡可能地還原其真正面目吧。

　　從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開始，毛澤東開始糾“左”已經半年多了，調研、開會、寫信、發文件，幾乎沒有停頓。狠話也說了，好話也說了，錯誤也認了，責任也領了。效果如何呢?應該說，效果是有的，初步遏止了“左”的思潮，特別是“共產風”剎了不少。但沒有實現他的設想，沒有從根本上扭轉局面，這和他在戰爭時期糾“左”完全不能比。那個時候，不聽他的，很可能就被敵人消滅，結果是立竿見影的。而現在糾“左”是減少手中的權力，縱然是你毛澤東要求的，也要打折扣的。沒有達到目的，他應該是清楚的，他在一個批語中寫道：“沒有根本好轉，但是已經開始有了好轉。再有幾個月，根本好轉就會來了，這是明白無疑的。”

　　為此，毛澤東提議在廬山召開省市委書記座談會，進一步統一認識，總結經驗，徹底完成糾“左”。1959年6月28日，他打電話給周恩來，商量廬山會議的一些具體問題。他說，人們的頭腦有些發熱，需要冷靜下來學點政治經濟學。這次會議不要搞的太緊張，要適當注意休息。按照毛澤東的設想，在準備召開的廬山會議上，依然是沿著糾“左”的路子，克服解決工作的缺點和問題。

　　7月2日，毛澤東召集部分中央領導人和各協作區主任開會并講話，研究廬山會議要討論的問題和會議的開法。從這天起，廬山會議正式開始。7月3日起，按協作區分成六個組討論。毛澤東沒有參加各組討論，而是或批閱文件印發會議，或找人談話，了解情況。7月8日，周恩來召集人商量會議文件，確定盡快結束會議。長達一周的松散討論，一些人的不滿和意見盡情表達出來，甚至形成了一定的對立。

　　7月10日，毛澤東召集開會，這是他在廬山的第二次講話，他說：“對形勢的認識不一致，就不能團結。要黨內團結，首先要思想統一。黨外右派否定一切，說我們‘人心喪盡了’‘修天安門前面的工程(注：指人民大會堂和歷史博物館)，如秦始皇修萬里長城’;說‘過去歷代開創的時候，減稅薄賦，現在共產黨年年加重負擔’。所謂喪盡了，就是不僅資產階級、地主，而且工人、農民都不贊成了。天津的有些局長、科長議論，去年大躍進是‘得不償失’。是不是這樣?有些同志缺乏全面分析，要幫助他們認識。得的是什么?失的是什么?比如說，為什么大躍進之后又發生市場大緊張。不要帶帽子，不要罵一頓了事。”

　　關于怎樣看待成績和錯誤，他說：“我們把道理講清楚，把問題擺開，也不戴帽子，什么‘觀潮派’、‘懷疑派’、‘算賬派’、‘保守派’等等，都不戴。總可以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在總路線下面。世界上的將軍沒有一個沒打過敗仗的。在三仗中打了兩個勝仗、一個敗仗就是好的，有威信。兩敗一勝就差一些。打了敗仗，可以取得經驗。要承認缺點錯誤。從局部來講，從一個問題說，可能是十個指頭，九個指頭，七個指頭，或者是三個指頭、兩個指頭。但從全局來說，還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問題。要找問題，可以找幾千幾萬件不對頭的。但是從總的形勢來說，就是這樣：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

　　毛澤東的這個講話，透露出廬山會議經過長時間的討論，存在著巨大的分歧，而且隨著會議時間的延長，爭議越來越大。有否定的，有支持的，還有給人亂扣帽子的。會議開這么長的時間，原本是毛澤東讓大家到這風景如畫的地方，開個“神仙會”，一來把“左”的問題解決好，二來放松放松，算是度個假。因為糾“左”已經進行了九個月，他覺得該結尾了。那想到越討論問題越多，他不想這樣糾纏下去了，這次講話就是為廬山會議一錘定音，對大會討論的問題一一做了表態，讓大家不要再爭論了。

　　就在講話的當天，毛澤東指定楊尚昆、胡喬木、陳伯達、吳冷西、田家英組成一個起草小組，負責起草《廬山會議諸問題的議定記錄》。但起草工作并不順利，爭論很多，在黨內高級干部中有很尖銳的不同意見。7月13日清晨5時，毛澤東寫信給楊尚昆，要求加快起草進度。安排說：“七月十三、十四日即今明兩天議事。十四夜印出交我及各組同志每人一份。十五日下午到我處開大區區長會議，議修改意見，修改第一次，夜付印。十六日印交所有同志閱讀，會談，修改缺點。”并叮囑道：“你們在幾天內一定要做苦工，不可開神仙會。全文不超過五千字。”7月14日，《議定記錄》寫出第一稿，精神是糾“左”。

　　7月16日，毛澤東突然提出，要參加廬山會議的人員重新編組，并把在北京的彭真、陳毅等人調來參加會議，會期也延長一周。這天清晨六時和七時，他連寫了兩封信給劉少奇、周恩來、楊尚昆，布置此事。還特地問陳云病情如何，是否可以來參加七天會。這么做的原因，是他7月14日收到了彭德懷寫來的信，也就是俗稱的“萬言書”。在收到信一天多之后，也就是毛澤東突然改變會議日程的同一天，他批示把彭德懷的信：“印發各同志參考。”并加了一個標題：“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對信沒有做任何評論。

　　彭德懷這次參加了廬山會議的全過程，一直在西北組，幾乎每天都發言。他直言不諱地對“大躍進”中的一些問題提出批評，如頭腦發熱，得意忘形;“左”的東西壓倒一切，許多人不敢講話;不是黨委而是個人決定。

　　7月12日，彭德懷從周恩來那里開會回來，對身邊的人說：這次會議開了十多天，味道不大。小組會上盡講一般性問題，聽不到思想性問題。我在西北小組講了一點，簡報上還沒有看到，恐怕不會引起大家注意。我有些問題不好在小組會上講，想給主席寫封信，讓主席講一下才有用。

　　信送出去之后，彭德懷對身邊工作人員說，估計有幾種可能：主席可能找我去談一談;也許會找常委同志研究一下;也可能要印發大會。如果印發，就會傷一些人，印發也好，可以刺激各地都作點檢討。他還說，信中有些問題講的過火一點，如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就可以不寫，不過講的重一點，刺一下主席有好處。

　　對于寫信的原因，彭德懷在7月26日的會上是這樣說的：“為什么給主席寫信?因截止13日小組會中對經驗教訓方面探討的很不夠，從簡報上看不出反面意見，空氣有些沉悶，思想上有點急躁情緒，擔心缺點重犯。為了提起主席注意這個情況，就在13日晚寫了一個供參考的信。那時又聽說小組會15日就要結束，使我的心情更加急切。寫信當時只考慮供主席參考用的，不合邏輯、字句不妥之處甚多。”

　　彭德懷的信并沒有萬言，現在網上找到的不知是否完整，只有三千字左右。這封當時引起“軒然大波”、日后又被用來證明毛澤東“獨裁”的信，究竟寫了什么呢?

　　信中首先肯定了1958年大躍進的成績，肯定農村公社化“具有偉大意義”，既是全民煉鋼，也是“有失有得的”。其著重講的是如何總結經驗教訓的問題。他說：“現時我們在建設中所面臨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調而引起各方面的緊張。就其性質看，這種情況的發展已影響到工農之間、城市各階層之間的關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

　　彭德懷從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分析暴露出來的問題，主要是：

　　第一，“浮夸風較普遍地滋長起來。去年北戴河會議時，對糧食產量估計過大，造成了一種假象。大家都感到糧食問題已經得到解決，可以騰出手來大搞工業了。在發展鋼鐵的認識上，有嚴重的片面性，……沒有必要的平衡計劃。”“浮夸風氣，吹遍各地區各部門，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跡也見之于報刊，確使黨的的威信蒙受重大損失。當時從報告材料看，共產主義有很快到來之勢，使不少同志的腦子發起熱來。”“嚴重的是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不容易得到真實情況，直到武昌會議和今年一月省市委書記會議時，仍然沒有全部弄清楚形勢真相。”

　　第二，“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在1958年大躍進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樣。為大躍進的成績和群眾運動的熱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傾向有相當程度的發展，總想一步跨入共產主義，搶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風，把黨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作風置諸腦后了。”

　　他在列舉了一些“左”的具體表現后說：“糾正這些‘左’的現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傾保守思想還要困難些，這是我們黨的歷史經驗所證明了的。”“我覺得，系統地總結一下我們去年下半年以來工作中的成績和教訓，進一步教育全黨同志，甚有益處。其目的是要達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個人責任。反之，是不利于團結，不利于事業的。”

　　這封信與毛澤東自1958年11月開始糾“左”以來的言論比較，并沒有什么更新的東西，甚至話都不如毛澤東說的狠，說的過分。對于大躍進以來缺點錯誤的認識，也是沿用了毛澤東的“成績是主要的…”那些話。但出現了一些新的有些“高大上”的詞匯，如“政治性”、“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等，給人的感覺是虛的話多，實用的話少。對存在的問題，也沒有提出解決方案，而是玩起了文字游戲。前面肯定了成績，后面就是否定：把“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作風置諸腦后”;既“一般的不去追究個人責任”，又須“系統地總結一下我們去年下半年以來工作中的成績和教訓”。總的來說，不像是解決問題的，而更像是挑起問題。

　　彭德懷的信，在小組討論中，表現為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贊成的認為彭德懷的精神值得學習。信中提出的缺點錯誤，是實際存在的，提出來有好處，只是有些問題的提法和分寸需要斟酌。不少人提出批評，集中在他的幾個觀點上：“由于比例失調引起各方面的緊張，是具有政治性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作風置諸腦后”等。有的人說，彭德懷的信不在個別措辭用字不當，而在于總的看法上有問題。還有人提出，彭德懷曾說過：“如果不是中國工人、農民好，可能要請蘇聯紅軍來。”

　　7月20日凌晨，毛澤東聽取楊尚昆匯報各小組討論情況時，講了四點意見：一、欠債是要還的，不能出了錯誤，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錯誤，每個人都有責任，首先是我。二、缺點還沒有完全改正，現在腰桿子還不硬，這是事實。不要回避這些事情，要實事求是。三、有些氣就是要泄，浮夸風、瞎指揮、貪多貪大這些氣就是要泄。四、準備和那些“左”派，就是那些不愿意承認錯誤，也不愿意聽別人講他錯誤的人談一談，讓他們多聽取各方面的意見。

　　7月21日，張聞天在小組會上作了三個小時的發言，在肯定成績是偉大的，總路線是正確的以后，系統論列了“大躍進”以來的缺點和錯誤，并從理論上進行了分析。對彭德懷的信是肯定的，對其中一些受到非議的觀點進行了辯護。

　　7月22日，毛澤東找幾個人談話，柯慶施說，現在需要毛主席出來講話，頂住這股風，不然隊伍就散了。他認為，彭德懷的信是對著總路線，對著毛主席的。當天晚上，毛澤東與劉少奇、周恩來商量準備第二天開大會。

　　7月23日上午，毛澤東召集大會并講話。說：“我看了同志們的發言記錄、文件，和一部分同志談了話，我感覺有兩種傾向，在這里講講。一種是觸不得，大有一觸即跳之勢，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壓力，即不讓人家講壞話，只愿人家講好話，不愿聽壞話。我勸這些同志們要聽，好話壞話都是話，都要聽。”

　　“現在黨內黨外夾攻我們。右派講，秦始皇為什么倒臺了，就是因為修長城。現在我們修天安門，要垮臺了。”“不論什么話都讓講，無非是講一塌糊涂。這很好，越講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聽。我和這些同志講過，要頂住，硬著頭皮頂住。為什么不讓人家講呢?神州不會陸沉，天不會掉下來。因為我們做了些好事，腰桿子硬。我們多數同志腰桿子要硬起來。為什么不硬?無非是一個時期蔬菜太少，沒有頭發夾子，沒有肥皂。比例失調，市場緊張，什么都緊張，以致搞的人心緊張。我也緊張，說不緊張是假的。”

　　“他們(指省以下干部)不曉得做了多少次檢討了，從去年鄭州會議以來，大做特做，省六級干部會上、縣五級干部會上都要做檢討。北京來的人哇啦哇啦，他們就聽不進去;我們檢討多次，你們沒有聽到?我就勸這些同志：人家有嘴巴嘛，要讓人家講嘛，要聽人家的意見。”

　　“第二方面，我勸另一部分同志，在這樣緊急關頭，不要動搖。據我觀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動搖的。也說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是正確的，但要看講話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邊，向哪個方面講的。這一部分人是第二種人，‘基本正確，部分不正確’的這一類人，但有些動搖。有些人在關鍵時刻就是動搖的，在歷史上大風浪中就是不堅定的。歷史上四條路線，立三路線，第一第二兩次王明路線，高饒路線。現在又是總路線。站不穩，扭秧歌。他們憂心如焚，想把國家搞好，這是好的。……這次他們不講冒進了，可是有反冒進的味道。比如說‘有失有得’，‘得’放在后邊，是經過斟酌的。如果戴帽子，這是資產階級的動搖性。”

　　“假如辦十件事，九件是壞的，一定滅亡，應當滅亡。那我就走，到農村去。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組織紅軍去，另外組織解放軍。”

　　“我勸一部分同志講話的方向要注意。講話的內容基本正確，部分不妥。……這些同志，據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間派，不是左派。有些人碰了一些釘子，頭破血流，憂心如焚，站不住腳，動搖了站到中間去了。究竟中間偏左偏右，還要分析。重復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錯誤的同志的道路。他們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拋到右派邊緣去了，距右派還有三十公里，因為右派很喜歡這種論調。……這種同志采取邊緣政策，相當危險。不相信，將來看。”

　　“我有兩條罪狀：一個是1070萬噸鋼，是我下的決心，始作俑者是我，主要責任在我。一個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我無發明之權，有推廣之權。北戴河會議決議，是我建議寫的。”

　　毛澤東的講話，是廬山會議的一個轉折，會議的主題由糾“左”變為了反“右”。其實本來二者就是辯證關系，正如毛澤東在7月26日《關于一封信的評論》中說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這是必然性。”此后發生的事情，就順著“反右”發展下去了，揪出了彭德懷、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反黨集團。

　　毛澤東自1958年11月開始糾“左”，廬山會議的主題也是糾“左”，彭德懷的信也是“糾左”，是和毛澤東契合的。按說他寫信毛澤東應該很高興才對，有支持者嗎!但為什么實際情況相反呢?毛澤東的遠見卓識和超凡的洞察力，往往讓他成為少數派或“孤家寡人”。在紅軍時期的影視作品中，我們不止一次地看到他掃視著眾人，渴望希望得到支持的眼神。而勇敢站出來支持他的人，自然也就得到他的賞識，在以后的歲月中也就能夠獲得更大的成績。歷史證明，在這些事件中毛澤東是正確的，當時能夠認識到正確并支持的人，自然有過人的能力和膽識。加上毛澤東的信任，并委以重任，自然就會在以后的革命歲月中做出更大的成績。比如林彪、羅榮桓，還有“毛派頭子”鄧小平，都是這樣的人。但這一次彭德懷并沒有成為這樣的人，說明了他的“反左”，和毛澤東的糾“左”不是一回事，從后來的結果看，是相反的。

　　彭德懷的“意見書”，被譽為“為民請命”，而他也成為力挽狂瀾的悲劇英雄。在轟轟烈烈的大躍進中，出來一個人，來阻止“浮夸風”和“共產風”。猛一看，還真有點象的，但稍微一分析，就露出馬腳了。如果彭德懷的信和在會議上的言論，不是發生在廬山，不是發生在1959年，而是發生在1958年的9、10月間，那么，無論是否被打倒，彭德懷的英雄形象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前面已經說過，彭德懷信中的意見，比起毛澤東糾“左”中的言論，無論那方面都不如。在糾“左”已經成為政治正確、局勢已經完全明了的情況下，提出什么“反左”的“萬言書”，就有點像魯迅說的“打死老虎”或“打落水狗”了。或者還不止如此，不僅僅是“裝怯作勇”地表現表現，而是別有目的了。

　　在1958年的大躍進中，因反對“浮夸風”“共產風”，或因為提出不同意見而被批評，甚至受到錯誤打擊的人并不少。廬山會議糾“左”，讓他們憤憤不平的情緒有了發泄的地方，是以會議的爭論是非常激烈的，很多“左”的人都受到了批判。彭德懷在西北區小組會上，每天都發言，言辭激烈，非常踴躍，儼然成了他們的代表。毛澤東盡管沒有參加小組會，但對整體情況還是應該知曉的。

　　在7月11日晚，毛澤東找周小舟、周惠、李銳談話，主要講了四點：(一)綜合平衡，非常必要，過去計委對此搞的不好。(二)會議不應有什么壓力，什么問題都可以談。(三)去年估產過高。(四)談到蔣干的事，說曹營的事情不好辦。還說，國亂思良將，家貧思賢妻。書中這樣形容道：談話的氣氛，輕松快樂，無拘無束。

　　頭一天毛澤東在大會講話中，曾就形勢問題提出了警告：對形勢問題的認識，實質是對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看法。在這個問題上，認識不一致，黨內就不能團結，這是關系到全黨、全民的問題。把二者結合起來想，是不是委婉地勸解某些人呢?毛澤東雖然沒有參加小組會，但對誰和誰言論相近、意見一致，肯定是清楚的。他找這三個人談話，又說了有些莫名其妙的話，應該是有針對性的。說“曹營的事不好辦”、“國亂思良將，家貧思賢妻。”是讓人體諒他的難處，適可而止吧。他知道廬山會議上誰和誰走的近，他的話是可以帶給他想帶給的人的。

　　當然，這次談話內容也可以有另一種解釋：那就是他對過去的工作不滿意，希望有人站出來。但這在邏輯上說不通，因為7月13日毛澤東清晨五點寫信給楊尚昆，要求大會文件14日搞完，15日召開大區書記會議，16日交所有同志，然后散會。所以如果這樣解釋的話，是沒有時間就一些問題重新討論的。而事實上，毛澤東在14日接到彭德懷的信之后，經過一天多的思考與調研，于16日作出了會議延期一周等決定，就不在乎時間長短了。這時他可能認為會議達不成一致意見是有隱患的，所以才從重新分組，并從北京調一些重要人物來。

　　據彭德懷說，他寫信的想法是7月12日有的。而恰恰是這一天，周小舟、周惠、李銳找到了彭德懷，向他談了毛澤東前一天晚上找他們談話的情形。現在沒有資料說，毛澤東讓他們告訴彭德懷，如果需要說的話，毛澤東會有指示的。這就不好解釋了，他們為什么要向彭德懷說這個談話?他們不是一個大區的人，小組會上也不會碰到一起。唯一的解釋就是，在廬山會議上，隱約已經分成了兩派，一些人已經圍繞在彭德懷周圍。對此毛澤東應該是知道的，他找他們談話，或許就是想把話傳過去。

　　廬山會議由糾“左”變為“反右”，并最終成為一次路線斗爭，揪出了一個“反黨軍事聯盟”。很多人認為，是彭德懷信中的一句話惹怒了毛澤東，即著名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即便如戚本禹這樣一個被毛澤東打倒，卻實事求是地維護毛澤東的人，也是這樣的認識。他在回憶錄里是這樣說的：“即便像彭德懷后來自己說的那樣，他的信主要是針對著劉少奇的。但從信的內容來講，實際上是埋著許多釘子的。他所用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個詞，了解中共黨史的人都知道，這實際上是在發出進行路線斗爭的信號。所以毛主席把它叫做是‘下戰書’。田家英后來告訴我，‘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句話，是張聞天看后建議彭德懷加上去的。”

　　這樣的說法太不負責，這是把毛澤東比作心胸狹隘的人，同樣是抹黑毛澤東。熟悉黨史和毛澤東掌故的人都知道，毛澤東是史上最寬宏大度的領導人。并且，有軍事天才之稱的毛澤東，會是一個容易被激怒的人嗎?就在收到彭德懷的信后，毛澤東做的兩件事，證明了并非被一句“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激怒。

　　一件是7月16日從北京征召上廬山開會的重要人物中，有總參謀長黃克誠。黃克誠是隨彭德懷平江起義的，毛澤東難道不知道他是彭德懷那個“山頭”的人?如果毛澤東看到信，被一句話激怒，而準備進行“路線斗爭”的話，會把對方的人找來，增加敵人的力量?

　　另一件事是7月20日，毛澤東聽取楊尚昆匯報時，講了四點意見。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要他做做那些“左派”們的工作，就是那些不愿意承認錯誤，也不愿意聽別人講他錯誤的人，讓他們多聽取各方面的意見。這表明，毛澤東這時的思路還是彌合不同的意見，在廬山會議上解決意見不統一的問題，完全沒有進行路線斗爭的征象，自然也就不存在被一句話激怒的事。

　　然而，到7月23日，毛澤東的講話則完全變了調，讓人大吃一驚，也就是人們說的那樣，從糾“左”變成了“反右”。究竟是什么讓毛澤東發生根本性的轉變呢?張聞天小組會上3個小時的發言，柯慶施等人22日的進言，都不足以讓毛澤東下這么大的決心。在20日到22日，一定發生了一件讓毛澤東震驚的大事，才可能讓他做出如此的轉變。這個問題，在目前的各種論述中，總像謎一樣，說不清楚。直到戚本禹寫的回憶錄里，揭出廬山會議期間發生的一件事，才算揭開了謎底，能夠合理地解釋了。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在廬山上，彭德懷、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周惠、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李銳等幾個人經常晚上聚在一起。山上站崗的警衛戰士發現了一個異常的情況，就是等他們這些人都進了屋子之后，就把屋子里面的燈都關上了，別人還以為里面沒有人。等過了幾個小時以后，人又一個一個地從屋子里面走出來了。警衛戰士把這個情況都做了記錄，把他們幾點開的燈、幾點關的燈、都有什么人進去、出來等等，都做了詳細的值班記錄。負責會議保衛工作的是羅瑞卿。羅瑞卿當時不僅是公安部長，而且他還是中央的“防止突發事件委員會”的負責人。羅瑞卿看到了值班戰士的記錄，也覺得很奇怪。他就親自到那個地方去看了，他在屋子前面的一個小樹林里觀察。直到那些人一個一個地從屋子里走出來。走在最后的一個就是李銳。李銳這個人走路和別人不一樣，別的人走路是朝前看的，而他卻老是往后面看。大概就跟小說里說的司馬懿差不多。可就在他回過頭來看的時候，恰好同從小樹林走出來的羅瑞卿對上了眼。這一下就把李銳給嚇壞了。以為他們的事情都被羅瑞卿發現了。

　　李銳就一個人連夜跑到主席那里去，要求見主席。見到主席以后，他把他們在一起開會所說的話都說了出來。在李銳向毛主席作坦白交代的時候，林克都在場。

　　主席聽了李銳的坦白交代后，就馬上找來羅瑞卿問了情況。然后又把周小舟、周惠找來談話。李銳知道主席又找了周小舟、周惠談話，生怕他們說的要比他說的多，所以又去找了主席作了補充的交代和揭發。把他們一起說的，什么毛主席比斯大林晚年還要壞等等的話都說了出來。李銳甚至還揭發說，在他們開小會的時候，他親耳聽到彭德懷給部隊打了電話。所以當李銳說他們是裴多菲俱樂部時，毛主席說，什么裴多菲俱樂部，是軍事俱樂部。

　　前些年，湖南省委書記周惠寫的回憶錄里，第一次把這件事說了出來。周惠所寫的情況和當時林克跟我說的差不多是一樣的。(戚本禹回憶錄200頁。)

　　周惠的回憶錄在網上搜不到，但有些片段是夾在李銳方面的反擊中，說李銳沒有告密。事情經過寫的不是很清楚，但結合戚本禹的回憶錄，可以證實在廬山會議上李銳確實有過“告密”行為的，“告密”的內容自是他們小范圍的“秘密會議”。只有真的存在這樣一件事，才有可能使毛澤東震怒，從而改變原來的部署，去處理這件緊急而嚴重的突發事件了。而整體上從糾“左”變為反右，則不過是處理這件事情的副產品罷了。

　　對于“秘密集會”，既然當時毛澤東沒有公之于眾，后來就不會有人承認了。彭德懷在自述里沒有說，黃克誠在自述里甚至這樣說：“主席的講話對我們是當頭一棒，大家都十分震驚。……我對主席的講話，思想不通，心情沉重;彭德懷負擔更重，我們兩人都吃不下晚飯。雖然住在同一棟房子里，卻避免交談。”連住在一棟房子里的兩個人都避免交談，那幾個人的“小會議”更不可能了。不過這表明，他們知道私下開會是不對的。但似乎事實并不是這樣，毛澤東講話后，他們至少還聚會了一次。

　　在周惠回憶錄指責李銳告密后，李銳一方反駁解釋說，他們只是在毛澤東7月23日講話后當晚，因為不滿才偶然到了一塊發議論的。并且李銳去毛澤東那里，是為了替田家英等人背黑鍋，主動去承認錯誤的。這與黃克誠“避免交談”的話相矛盾，證實了“小會議”的存在，承認了“告密”的事實。一些罵毛澤東的話，想必就是在這“最后一次”“小會議”上出現的。可以理解，計劃失敗了，不僅目的沒達到，還要接受處理，能不氣急敗壞嗎?后來，那些罵毛澤東的話，也變成了抹黑毛澤東的工具。在攻擊毛澤東的謠言中，除了“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外，“有一些詆毀的話”讓毛澤東惱火，為了泄私憤才把彭德懷等打倒的。

　　略懂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古代大臣私下秘密集會是多嚴重的事，特別是政治性的活動，被發現的話，往往都會定為“謀反”的。我們看一看廬山會議時這個“秘密會議”的參加人員，就會感到恐怖。握有軍隊指揮權的彭德懷、黃克誠，原中共中央總負責人、被毛澤東譽為“明君”的張聞天，地方大員周小舟、周惠，中南海的大秘書陳伯達、田家英、胡喬木，這是一個非常讓人害怕的組合。當然，我絕不相信他們到一起是想撼動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但是絕對會威脅到黨的團結，甚至會造成黨的分裂。

　　讓我們帶著陰暗的心理，來陰謀論一下吧。1958年大躍進時，出現的“浮夸風”、“共產風”，在實際工作中遭到了許多人的反對和抵制，而這些人大都受到批評打擊。如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就是因為沒怎么吹，被說成是插“白旗”的。之前的糾“左”會議，有些是彭德懷參加了的，但沒看到他是怎樣的態度，應該是沒有與眾不同的言論，否則會留有記載的。但在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卻變得非常活躍起來，言辭激烈，很快就把對大躍進有意見的人匯集起來了。參加會議的人差不多分成了兩派，彭德懷似乎是反對派(稱意見派更合適)的領袖。從毛澤東周恩來欲結束會議而不能的情況看，雙方的對立爭論是非常尖銳的。

　　在知道小組會要于7月15日結束，大會預計在16日結束，特別是自以為知曉毛澤東心中打算后，彭德懷寫了“萬言書”。表明他不同意結束會議，他認為許多問題還沒有解決。那么，是什么問題沒有解決呢?“浮夸風”“共產風”的錯誤是明確的，帶來的問題正一個個的糾正處理。盡管彭德懷信中說“一般的不去追究個人責任”，但他還是要求“系統地總結一下我們去年下半年以來工作中的成績和教訓”。這種“系統地總結”說辭，實際上就是要清算斗爭一些人。

　　在參加秘密集會的人中，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是最讓人詫異的，他們怎么會跟彭德懷攪在一起呢?在大躍進和糾“左”過程中，毛澤東曾多次派他們到地方做調查，并要求他們實事求是。他們是毛澤東身邊的人，對毛澤東的指示想法知道的最詳細，對地方上的浮夸風、說假話看不過，自然就提出批評反對。地方上的人不敢把他們怎么樣，只有抵制和排斥，因此產生了很大的矛盾。當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揭竿而起”，成為“意見派的旗手”后，他們就很容易跑過去了。對此毛澤東是清楚的，所以李銳告密后，會議由糾“左”轉為“反右”，各省市對他們三個攻擊得很厲害，但毛澤東說“他們是我們的秀才”，就把他們解救出來了。

　　彭德懷寫“萬言書”，應該跟他們三個有很大的關系。他們是毛澤東的秘書，知道毛澤東當時是怎樣想的，知道毛澤東憂心的事情，也知道五八年的“兩風”造成的危害。當他們和彭德懷等人開小會的時候，肯定會把知道的毛澤東的想法說出來。這或許就讓人產生了某種想法，以為有利可圖，等毛澤東和周小舟三人談話后，更認為時機成熟，用彭德懷的話說“還要沖一沖”，才寫了那封信。

　　以彭德懷的名義寫信是再合適不過了，他的地位別人不能比，誰都知道彭德懷是個“粗人”，縱然真的“沖”錯了，也很好解釋過關。正如后來受批評時他說的，“寫信當時只考慮供主席參考用的，不合邏輯、字句不妥之處甚多。”可以說，他們這樣做，風險是很低的。

　　誠然，也正如他們預料的那樣，毛澤東收到信后，只是笑了笑(網上說的，不知真假)。如果沒有以后的事情發生，毛澤東真的會一笑而過的。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信不是私下里給毛澤東的建議，而是要“系統地總結”的開始，是打前站的。這個“總結”，在7月21日，就由“黨的理論家”張聞天用三個小時的時間，在小組會上作了。彭德懷在前面沖鋒，張聞天在后提供“理論支持”，“知道真相”的幾個人搖旗吶喊，還有許多不明真相的“吃瓜群眾”跟著“起哄”。或許現在我們還能想象的到，此時的廬山是多么的“熱鬧”，平靜的表面下暗潮涌動。這不能不讓毛澤東警覺，李銳的“告密”，證實了這些不是自發的個人行為，而是有預謀的團隊行動。這和批評“提意見”，性質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不及時處置，有可能發生極其嚴重的后果。

　　一句流傳甚廣的話，叫作“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這句毛澤東1966年引述陳獨秀的話，被作為他自己說的，成了他容許“山頭”的證詞，更成了一些人“結黨營私”的掩護。實際上，毛澤東重復陳獨秀的話，更多的是面對錯綜復雜的人事關系，發出的無奈感嘆。盡管建國后他防微杜漸，非常注意防止“宗派團體”的出現，避免因此給國家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但“山頭”還是普遍地存在。戰爭年代，組織作戰，建設根據地，都需要一個團隊配合，而實戰中自然組合起來的成功團隊，是不能隨便解散的。因此自然形成的“山頭”，一直存在于黨內。建國之后，毛澤東對此的原則，是壓縮控制以至逐漸消失。但對于新形成的“小團體”，卻是難以容忍的，處理起來也是非常嚴厲的。

　　熟讀歷史的毛澤東知道，“黨爭”給中國造成了巨大損失，可以說，漢朝、唐朝、明朝，都是因為“黨爭”而最終滅亡的。所以他對此一直是十分警惕的，一旦發生，處理起來毫不手軟，露頭就堅決打掉。早在1955年，他在《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語中，就很嚴厲的指出：“宗派，我們的祖宗叫作‘朋黨’，現在的人也叫‘圈子’，又叫‘攤子’，我們聽得很熟的。干這種事情的人們，為了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往往說別人有宗派，有宗派的人是不正派的，而自己則是正派的，正派的人是沒有宗派的。”

　　在這個問題上，不管你有多大的功勞，不管你有多么親近，毛澤東都會堅決處理，這是他的一個底線。意見不一致，可以在會議上公開表達，不能私下里搞小動作，不能串聯拉幫結派，不能開小會商量好后再到大會上一起發力。顯然彭德懷等人的行為，已經觸犯了毛澤東的底線，被處理是不可避免的。不過毛澤東是十分寬容的，只說他們犯了“路線錯誤”，只是“意見”不一致，而“私德”不虧，這樣將來有機會就可以翻案。這和《紅樓夢》里晴雯攆墜兒一樣，只說她懶，不說她偷東西。試想，如果廬山會議時就把彭德懷私下開小會的事公布出來，還會有人借此攻擊污蔑毛澤東嗎?

　　如果按照彭德懷等人的意見，進行所謂的“系統性總結”，無疑會引起黨的混亂，甚至分裂。因為“總結”之后，必然要對錯誤追責，毛澤東已經幾次承認了的錯誤，大不了再承認一次，他的地位是沒人奢想撼動的。而其他的人可能就要動動了，比如劉少奇鄧小平，還有一大批日夜工作在工農業第一線的人。大躍進中出現的問題，很難具體說是誰的責任，它是一個上下相互影響互相促進的復雜過程。如若要一一追責，肯定會出現嚴重的混亂。

　　1959的廬山會議和1957年的大鳴大放差不多，都是事與愿違，走著走著走到相反的方向去了。用毛澤東的話說，糾“左”必出右，反右必出左。現在發生了危害到黨和人民事業的右傾機會主義，意味著糾“左”是否矯枉過正了?存在眼前的危險時，誰都會優先處理的。廬山會議后半程的毛澤東，優先處理的是迫在眉睫的危機，是關系到黨的團結、社會主義事業的大問題。然而，這完全改變了召開廬山會議的初衷，政策由糾“左”變成了反右，九個月糾“左”的成績因此喪失大半。彭德懷等人橫生枝節，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嚴重擾亂了黨的正常工作，對隨之而來的困難時期，是難辭其咎的。

　　在彭德懷的問題中，“里通外國”是一個“罪狀”，只不過是私下里的，沒有正式文件資料證實。但從對彭德懷等人的處理結果來看，貌似不包含“里通外國”的罪，如果確有其事的話，肯定會更嚴重。應該是事出有因，并且和中蘇兩國的矛盾趕到了一塊。就在廬山會議期間，陳毅報告說蘇聯使館武官欲搞策反，毛澤東不在意地說，蘇聯搞策反也不是一次了。在彭德懷問題上提出“里通外國”，更多的是防微杜漸，不是打倒他的主因。

　　完全可以說，“廬山會議”對彭德懷等人的處理，是有充分理由的，絕沒有冤枉他們。只給他們戴一個“路線錯誤”的帽子，應該是寬宏大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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