鶴齡：68問楊繼繩：毛澤東曾希望在江蘇省委常委中抓出右派嗎

　　《墓碑·第六章、富饒的饑饉》：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是一個比較穩當的人，也是一個熟悉“黨文化”的老練政治家。在毛澤東面前，他察言觀色、審時度世，估計不會帶來危險的情況下，有時還能擋住毛澤東某些不合理的要求。如，在反右斗爭中，毛澤東曾希望在江蘇省委常委中抓出右派，事后還派彭真到江蘇傳達對江渭清“打招呼”，說江“右”。江渭清還是擋住了，在省、地、縣幾級主要領導中一個右派也沒有抓。全省抓了13349名右派，約占全國右派分子總數的2.4%。江渭清在他晚年的回憶錄中，對他的“右”，對在毛澤東面前敢講真話的事，寫得繪聲繪色……。

　　一、江渭清的“繪聲繪色”回憶　　

　　1957年7月上旬，毛主席在南京找部分省、市委第一書記談話時，曾當面嚴厲批評了他。據江渭清回憶：

　　毛主席問：“你們江蘇省委書記、黨委里頭，有沒有右派?為什么不反?”

　　我回答說：“主席啊!哪個人沒有幾句錯話呢?您老人家說的嘛，十句話有九句講對，就打90分;八句話講對，就打80分……”

　　毛主席大概沒有料到我會這樣回答，頓時生氣起來，他拍著沙發邊的茶幾，說：“你到底反不反右派?”

　　我答：“要反右派可以，請您老人家下令把我調開，另外派人來。因為是我先‘右’嘛!您先撤了我，讓別人來反。”

　　聽我這么表態，毛主席倒消了氣，說：“那好嘛，你就不要反嘛!”他還帶著幽默的口吻說：“渭清啊。你是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

　　所以，后來毛主席當著各省的第一書記說：“對中央的指示，你們不要一聽就說這是中央的，就完全照辦。正確的，你要執行;不正確的，你要過濾，打壩嘛!”打壩，是我們湖南那邊的土話，就是抵制、阻止的意思。

　　8月，彭真到南京，坐鎮指導江蘇的反右，在省黨委會上，彭真講話，當面質問：“江蘇為什么不打右派?江蘇有沒有右派?”他所指的意思是省委領導班子里有沒有右派，為什么不反?我當即回答說：“有右派啊!不過，我還沒有發現。”

　　《江渭清回憶錄》中說：“這兩次談話，一次是毛主席當面向我下達的指示，一次是他派彭真同志前來傳話。我是按照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指示，都‘打壩’了。所以，可否這樣說：我們江蘇反了右派，并且同樣出現了‘擴大化’的錯誤;但就黨內來說還沒有因為反右而到過分‘傷筋動骨’的地步。從省委黨委起到地、市、縣委這幾級主要領導干部，都沒有扣‘右派’帽子，保護了下來。”

　　個人回憶，客觀上來說，由于時間對記憶的磨損，難免會出現一些記憶差錯，所以，即使不受任何主觀因素影響，也不能等同于真實的歷史;事實上，個人回憶是很難不受主觀因素影響的，只要稍帶個人情緒，便與真實的歷史相差甚遠;更有一些為主觀左右的所謂“回憶”，則完全違背歷史真實，實質就是謠言。

　　江渭清的這段回憶，屬于自贊之詞。有沒有出現記憶差錯或是主觀傾向?肯定有。 請看下面分析：

　　二、關于毛主席當面質問江渭青

　　1、“你們江蘇省委書記、黨委里頭，有沒有右派?為什么不反?”，是個病句。

　　這兩個問號，有前問就沒有后問，有后問就沒有前問。因為，只有在對方“有而不反”的前提下，才能質問“為什么不反?”而前面的問號，十分明白的顯示出毛主席并沒有肯定省委常委里面有右派，怎么會無端地質問江渭清“為什么不反”!

　　2、“毛沒有料到江會這樣回答，頓時生氣起來，他拍著沙發邊的茶幾，說：‘你到底反不反右派?’”，應不可信。

　　江渭清回答的“主席啊!哪個人沒有幾句錯話呢?您老人家說的嘛，十句話有九句講對，就打90分;八句話講對，就打80分……”，后面雖然用了引號，但從下文江渭清答的“要反右派可以，請您老人家下令把我調開……”來分析，此前他并沒有明確表示“不反”，話語只能算是軟磨，不可能引起毛主席拍桌打椅的雷霆大怒。再說，毛主席作為一位成熟的政治家，不是簡單粗暴、一點就著的炮筒子，當面頂撞的事見多了，像梁漱溟在中央人民政府會議上公開頂撞都做到了以理(禮)相待，江渭清這幾句話怎么可以激怒毛主席拍桌打椅呢。

　　3、江渭清回答的“要反右派可以，請您老人家下令把我調開，……”，是十分明顯的以辭職相要挾，是硬頂。如果毛主席真的易于動怒，拍桌打椅也應在這個時候。而江的回憶恰巧相反，毛主席卻在這時候由盛怒消了氣，作何解釋嘛?莫非全中國再找不出第二個人當江蘇省委書記，所以，毛主席不得不服了江渭清!

　　4、毛主席當著各省第一書記說的“對中央的指示，……不正確的，你要過濾，打壩嘛”，明白無誤地要求地方領導都要向江渭清學習，對中央(包括對他自己)不正確指示進行抵制，實際上也是對江渭清的一種表揚，表明他從內心認可了江渭清對反右的態度，哪里還會有楊 繼繩說的“希望在江蘇省委常委中抓出右派”!

　　三、關于毛主席派彭真打招呼

　　楊繼繩說的毛主席“事后還派彭真到江蘇傳達對江渭清‘打招呼’”，雖然出自江渭清說的“一次是他派彭真同志前來傳話”，但江的此說不合事理，很不可信。

　　依常理而論，毛主席要求江渭清反右，如要分兩步告知，兩步的順序是：先派彭真傳話。彭真傳話沒有效果，自己再親自打招呼，以求落實。可是，在江渭清的回憶中，這兩步正好相反,是毛主席親自打招呼無果以后，再派彭真去傳話。這種方式，只有彭真說話比毛主席說話更有份量才能使用，否則，就是多此一舉，彭真傳的話就是廢話。毛主席難道會不明白這個十分淺顯的道理，竟然在自己親自打招呼無果以后，再多此一舉，讓彭真去說一通廢話。有這個可能嗎?!

　　更難解釋的是，毛主席7月當面被江渭清“打壩”，并且肯定了江渭清的“打壩”有理，又公開號召各省第一書記“打壩”， 卻在8月又派彭真傳話，讓江渭清再次“打壩”，這不是自討沒趣嘛!難道毛主席會不知道，江渭清第一次“打壩”嘗到了“甜頭”，第二次沒有可能不“打壩”嗎?

　　總的一句話，曾經被江渭清“打壩”過的毛主席，不會再派彭真來江蘇向江渭清傳話!

　　那么，江渭清為什么說是毛主席派彭真傳話呢?這就是個人的主觀因素起的作用。江渭清這段回憶就是自我表揚，是吹噓炫耀自己頂住來自毛主席的反右壓力保護了一大批老干部的功勞。毛主席一壓再壓比一壓的壓力大，而他自己一頂再頂(毛主席)比一頂的“頂功”大。反正彭真是中央派來的，反正毛主席是黨中央主席。當然，也不能排除彭真為了方便開展工作，打毛主席的牌子，抬高自己的身價。

　　四、為何回避毛主席的“打壩”說

　　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寫了一篇《北京政爭與地方 釋讀〈江渭清回憶錄〉》，也捕捉了江渭清頂抗毛主席的這個“閃光點”大做文章，貶損毛主席。他在文中提出了一個問題并給出了一個“假設”的解釋：

　　毛澤東為何以“一黨之尊”和“一國之尊”的身分，直接干預一個省委內部的反右派運動?毛判斷江蘇省委常委內部有右派的依據是什么?江渭清在他的回憶中均無交代，也沒有提供任何有關地方干部給毛“打小報告”的線索。毛澤東的判斷究竟是源于某種理論推論，還是起于一時的興之所至，從江蘇的事例看，似乎兩者兼而有之。

　　1957年夏，就在毛澤東赴南方推動反右運動之際，北京已開始大抓黨內右派，但是在中央與國家機關的黨內正副、部級的實職高干中，尚沒有大抓右派。這或許使毛澤東有所不滿，希望從地方領導干部中抓一批右派，以證實自己“黨內外右派配合向黨進攻”的論斷。

　　這位高教授想象歷史的本事實在是高，可是，在他充份發揮其對歷史的想象力的同時，卻和楊繼繩一樣，也回避了江渭清回憶中的一個客觀歷史事實，這就是毛主席的“打壩說”!他們為什么都要回避毛主席的“打壩說”?我們不妨再回放一遍毛主席的“打壩說”：

　　“對中央的指示，你們不要一聽就說這是中央的，就完全照辦。正確的，你要執行;不正確的，你要過濾，打壩嘛!”

　　打壩是什么意思?江渭清的注釋是：湖南土話：抵制、阻止的意思。

　　上級被下級當眾“打壩”，一般人的感覺都是很尷尬很丟面子的事，可毛主席卻借此公開號召各省第一書記對中央不正確的指示要“打壩”!這才是毛主席此次江蘇之行的真正目的，與楊繼繩的“毛澤東曾希望在江蘇省委常委中抓出右派”和高華的“希望從地方領導干部中抓一批右派”完全相反。

　　原來如此!試想，企圖把反右擴大化的責任完全推給毛主席的楊繼繩和高華們有可能會把毛主席的“打壩說”告知讀者嗎!?

　　五、真相也許就是這樣的

　　為了說明問題，我才把高華教授請到本文來了。高華教授不是提出了一個“毛判斷江蘇省委常委內部有右派的依據是什么”的問題嘛。他給出的答案是：“究竟是源于某種理論推論，還是起于一時的興之所至，從江蘇的事例看，似乎兩者兼而有之”。其“兼而有之”的證據就是這個“江蘇的事例”——去掉了“打壩說”的“江蘇的事例”。而沒有“打壩說”的“江蘇的事例”是不存在的。

　　所以，高華的這個無稽之談如不是出于惡意，就是顯示出的稚氣。倘若毛主席是一個憑“理論推斷”和“一時之興”辦事的人，那么，今天的世界上當真就沒有共產黨，沒有新中國了。自然也就不會有毛主席。毛澤東這個名字連飛出韶山沖都沒有可能!

　　那么，毛主席這趟江蘇之心的動因是什么呢?也許，請恕我效法高華教授，也用“也許”了，也許是中央高層真有人“希望在江蘇省委常委中抓出右派”、“希望從地方領導干部中抓一批右派”，而毛主席不甚贊同，于是便有了江蘇之行，便有了“打壩說”。中央高層這位見江蘇一直沒有動靜，于是便派彭真來江蘇坐鎮。

　　這個“也許”是否成立?反正在江渭青的回憶里，毛主席這趟江蘇之行，最終既沒有要求在江蘇省委常委中抓出右派，也沒有要求各省第一書記在地方領導干部中抓一批右派，而只是向他們推介了一個“打壩說”!

　　所以，我的這個“也許”，也許應該成立。

　　那么，誰是中央高層的這個人呢?也許小平同志是不二的人選(這是我的第二個“也許”)。

　　因為，身為中央書記處總書記的他，又是黨中央反右派領導小組的組長(彭真為副組長)。

　　據統計：從1957年6月到12月，鄧小平主持召開書記處會，共計43次。而研究反右派問題多達37次，月均5次還多。其中：專題研究整風反右派共20次;專門聽取中央、國務院各部委關于整風反右匯報有9次;主要研究反右派 ，也涉及其他的有8次。而專門研究其他工作的僅僅只6次。這就說明，鄧小平及書記處57年主要是集中精力主持、領導和指揮反右派斗爭。其他工作管得較少。

　　不無遺憾的是，鄧小平所主持書記處“研究”或“聽取匯報”反右派37次有關反右派會議，《鄧小平年譜》只有二次解密過鄧小平的幾句話，其余的35次會議，對鄧小平的思想、指示連半個字也沒披露，把鄧小平“編輯”成只主持，不說話的“啞巴”(《岳青山：反右擴大化直接的和主要的責任是毛澤東嗎?》·附一)!

　　我的第二個也許是否成立?就憑主持37次會議有35次“沒說話”，這個“也許”就也許成立!如果你看過《岳青山：反右擴大化直接的和主要的責任是毛澤東嗎?》以后，也許你就會覺得：真相也許就是這樣的!

　　楊繼繩們企圖以被他們閹割了的江渭清回憶為突破口，把反右派斗爭擴大化的責任加在毛主席的頭上，其實是沒有門的!

　　那么，毛主席對此有沒有責任?有的。毛主席的責任在于過分篤信“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原則，對于自己制定的正確的反右斗爭方針政策沒有抓檢查落實，以致具體抓反右斗爭的小平等人自行其是，最終導至反右的擴大化。

　　六、毛主席為反右斗爭制定的方針政策

　　1957年5月15日，反擊右派前夕，在《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中指出：“只有扣帽子一事，對右派當別論。但也要扣得對，確是右派才給他扣上右派這頂帽子。……在單位內情況又互相區別，必須確有證據，實事求是，不可過分，過分就是錯誤。”

　　1957年6月10日，起草《關于打擊右派分子的步驟、策略問題的指示》。文中指出：“我們的任務是揭露和孤立他們。但民盟的多數仍然是好的，或者有希望改造好的。你們也要作具體的人物分析，實事求是，看得準，打得準。”

　　6月29日，審改《中共中央關于爭取、團結中間分子的指示》，加寫一條極其重要的政策界限：“對于那些僅有右派言論，但并無右派行動的那些人，應把他們和既有言論又有行動(許多人還有歷史上的劣跡)的那些極右分子區別，在對前者進行批評的時候，要完全采取說理和與人為善的態度，不要輕率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8月1日，起草《關于進一步深入開展反右派斗爭指示》。文中指出：(一)在深入揭發右派分子的斗爭中，右派分子將繼續發現和挖掘出來，人數將會增多。(二)“深入挖掘期間，必須實事求是，有些單位右派少，或者確無右派，就不要主觀主義勉強去找右派。(三)要準確地鑒定極右派 、普通右派和中間偏右分子這三種人的界限，避免泛濫無歸，陷于被動，喪失同情。 此點必須注意 。(四)批右斗爭必須堅持辯論方式，擺事實，講道理。而且事實要是準確的事實，不是虛構的‘事實’，講理要講得多數人心服，切不要強詞奪理。(五)地縣兩級、城市區級及工廠基層領導人經驗較少，有些人鑒別水平不高，你們必須諄諄給以教育，隨時檢查。使他們站得穩、打得準。這是要十分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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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各條，包括本文提到的“打壩說”，只要具體執行者切切實實的認認真真的貫徹落實了幾條，哪怕是切實認真落實了一條，哪里還會出現反右斗爭擴大化!

　　附一、岳青山：反右擴大化直接的和主要的責任是毛澤東嗎？

　　http://mzd.szhgh.com/pingshu/201512/1036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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