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楊：文學博士，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導。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國現代思想史、文化研究，著有《兩種智慧：科學與中國政治文化》《抗爭宿命之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1942-1976)研究》《文化與文學：世紀之交的凝望——兩位博士候選人的對話》《50—70年代中國文學經典作品再解讀》《文學史寫作中的現代性問題》等。曾獲得《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優秀論文獎。

　　摘要

　　本文通過對丁玲創作于延安時期的《我在霞村的時候》《在醫院中》《“三八節”有感》以及王實味的《野百合花》等作品的再解 讀，指出這些文字當年與延安主流政治發生的激烈沖突，并非如學界普遍理解的那樣發生在“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五四”與“延安”乃至“文學”與“政治”之間，而是發生在“集體主義”、“延安”乃至“政治”的內部，是一種比延安主流政治更為激進的文化政治 主張的表達與呈現。換言之，丁玲與王實味等人受到批評并非因為他們 的思想太“右”，而是因為太“左”。“延安文藝”的思想沖突可視為 “革命”與“革命后”、“繼續革命”與“官僚主義”之間的結構性矛盾的最初呈現。

　　關鍵詞：“左”與“右”  延安文藝   “官僚主義”   “繼續革命”

　　1958年，在發表于《人民日報》的著名文章《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中，周揚重提丁玲創作于延安時期的雜文《“三八節”有感》以及小說《我在霞村的時候》《在醫院中》。周揚指出：“‘我在霞村的時候’這篇小說，把一個被日本侵略者搶去作隨營娼妓的女子，當作女神一般地加以美化。” 1 而寫于1941年的《在醫院中》，“更是集中地表現了她對工人階級，對勞動人民的敵視。這篇小說是丁玲的極端個人主義的反動世界觀的縮影。小說把一個有著嚴重 的反黨情緒的年輕的女共產黨員陸萍描寫為一個新社會的英雄人物，僅僅是因為組織上分配工作的時候沒有滿足她的不切實際的幻想，作者就忍不住替她的主人公抱不平，把黨和革命的需要咒罵為套在脖子上的‘鐵箍’。在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發生抵觸的情況下，陸萍對延安的一切投以仇視的眼光，并且在醫院中展開了一系列的反黨活動。小說把革命根據地的勞動群眾寫成愚蠢的、麻木的人，把延安寫成一個殘酷無情、陰森可怕的地方，延安的革命干部從上到下都是沒有希望的。因此，作者支持她的女主人公‘同所有的人’作斗爭。丁玲寫道：‘她尋仇似的四處找著縫隙來進攻，她指摘著一切。她每天苦苦尋思，如何能攻倒別人，她永遠相信，真理是在自己這一邊的。’丁玲這篇小說，正是宣傳了她反 黨、反人民的‘真理’，狂熱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真理’。”2 通篇文章， 周揚將丁玲的思想實質定性為“個人主義”，認為“從莎菲開始，在丁玲所描寫的不少女主人公的經歷和性格上都有作者自己的影子。她十分欣賞莎菲式的女性”3。丁玲身上表現出的這種“極端個人主義思想”和“工人階級，和勞動群 眾”的尖銳對立反映的其實是“兩條道路”之間不可調和的沖突與斗爭。周揚的觀點與方法，為此后接踵而至的批判文章全盤照搬，成為一直延續到“文革”的丁玲批判的基調。

　　與上述觀點截然相反，夏濟安在以左翼文學為對象的評論集The Gate ofDarkness 中將丁玲置于五四傳統的脈絡中，肯定其現實主義的價值和“魯迅精神”，將丁玲初入延安所寫的小說《在醫院中》《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時候》視為個人表達超越了公眾情感的例子，認為這超越了任何共產主義理論。夏濟安認為，這些作品來自“一個感傷主義者的內心認知”，展現了“人類生活中 的非人道”，是“五四文學觀的再現”。 4 這種建基于西方人道主義和人性論的 文學批評觀念貫穿于夏濟安的研究著作中。與夏濟安近似，夏志清在影響更大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這樣評價丁玲：“丁玲開始寫作的時候是一個忠于自己的作家，而不是一個狂熱的宣傳家。”對于延安時期的作品，夏志清解釋為“丁玲在1940年代初期無法遮蔽她對延安共產政權的不滿，而短暫的回到了她過去的頹 廢、虛無主義的情緒”。5 “文革”結束后，在 “去政治化”的時代氛圍中， 與夏氏兄弟類似的“文學觀”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寫作乃至文學批評的共識，主宰了這一時期的丁玲研究。

　　討論丁玲的方式，同樣也是討論包括王實味在內的整個延安文藝的方式。與丁玲“浪子回頭”、最終被接納重返革命隊伍不同，因寫作《野百合花》等文章被打成“右派”、“托派”、“國民黨特務”并最終被處決的王實味更是后“文革”時期解讀延安文藝乃至全部左翼文藝時一個無法回避的標志性人物。

　　盡管在兩種不同的意識形態視閾中，丁玲與王實味等人在延安時期的創作呈現出完全不同的意義，但兩種針鋒相對的文學觀卻在一個共有的知識框架中展 開，那就是“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二元對立，以及由此派生的“五四”與“延安”、“文學”與“政治”、“右”和“左”的二元對立。因為對這一共 識缺乏自覺，在問題意識與批評方法上，后革命時代的新啟蒙批評家對丁玲作品 的解讀與他們反感的極“左”的“政治批判”幾乎一模一樣。

　　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將延安時期的丁玲和王實味從這個先入為主的二元對立框架中解放出來，將他們歷史化，我們或將發現，丁玲創作于延安時期的《我在霞村的時候》《在醫院中》《“三八節”有感》以及王實味的《野百合花》等 作品并不真正構成與延安主流政治的沖突與對抗，相反，完全可以將其視為一種 比延安主流政治更為激進的文化政治主張的表達與呈現。換言之，丁玲、王實味 等人對延安的批評引發的批判，并非因為丁玲、王實味等人的主張太“右”，而 是因為太“左”。事實上，這種將在共和國歷史上不斷重演的“左”“右”錯位 的思想沖突，并非如周揚或夏濟安等人理解的那樣發生在“個人主義”與“集體 主義”、“五四”與“延安”乃至“文學”與“政治”之間，而是發生在“集體 主義”、“延安”乃至“政治”的內部，表現的是作為“革命”與“革命后”、 “官僚主義”與“繼續革命”之間的沖突與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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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霞村的時候》

　　丁玲的短篇小說《我在霞村的時候》寫于1940年，首次發表于1941年出版的《中國文化》第2卷第1期。這部短篇小說以一位女知識分子作為第一人稱敘述 人，講述了“我”在抗日戰爭時期一個解放區鄉村——霞村親歷的一個故事：霞 村女青年貞貞先是不幸被日軍掠去淪為慰安婦，后來受共產黨指派借助其特殊的 身份為抗戰工作獲取情報，因此罹患性病。但貞貞的犧牲和奉獻卻不容于家鄉民 眾的道德偏見。在霞村人的羞辱和鄙視中，貞貞不屈服，不接受憐憫，在黨組織 的幫助下離開落后的村莊，奔赴延安開始新的生活。

　　1980年代對這部作品的解讀，通常圍繞“國民性批判”與“女性主義”兩 個維度展開。在前一視閾中，《我在霞村的時候》的意義在于揭示出貞貞的精神 創傷不僅僅是由侵略者的罪惡所造成，更重要的是霞村村民對她的冷漠、鄙視、 幸災樂禍所表現出來的種種封建道德觀念的進一步傷害：村民想象貞貞“病得連 鼻子也沒有了，那是給鬼子糟踏的呀”，“走起路來一跛一跛的”;雜貨鋪老 板夫婦、打水的婦人如此議論貞貞：“虧她有臉面回家來，真是她爹劉福生的報 應。”“……這種缺德的婆娘，是不該讓她回來的。”“……現在呢，弄得比破鞋都不如……”;除了村上的年輕人，“他們嫌棄她，卑視她，……尤其那一 些婦女們，因為有了她才發生對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圣潔來，因為自己 沒有被敵人強奸而驕傲了”。父親的垂頭喪氣和母親的傷心哭泣，阿桂的一聲 聲嘆息，包括初戀情人夏大寶執拗地要娶她的決定，都可能成為“壓死駱駝的 最后一根稻草”，給貞貞悲催的人生帶來毀滅性的打擊。丁玲因此呈現了幾千 年來中國封建農民小生產者的愚昧落后麻木的真相，暴露了他們的意識中潛存 著的傳統的父權、夫權意識，以一個類似于魯迅小說《藥》中的革命者夏瑜的 故事，完成了“五四”啟蒙主題的重申。而在女性主義的批評視閾中，對貞貞 處境的關注表現出丁玲對“婦女問題的深切體驗” 6 ，是丁玲的女性意識的一 次重要的體現。貞貞本來是有機會逃出虎口的，但為了繼續獲取情報，她接受 邊區政府的指示重回虎口。在這一意義上，貞貞的第一次失節是日軍造成的， 第二次失節則是為邊區政府做出的犧牲。“她(貞貞，引者注)的肉體被戰爭 雙方野獸般地糟踏過，一方利用她的肉體，而另一方則把這作為搞到對方情報 的手段。” 7 因此，“在本質上，《我在霞村的時候》是一篇表現女性之孤 獨與女性之困境的小說，是一篇‘純粹為女性’的作品。雖然它是在烽火連天的抗日戰爭時期的革命圣地延安創作的，但在這篇小說里，女性問題超越了國家、民族問題，被還原為純粹的女性問題。換言之，性別的悲劇在小說中被用超國家、超民族這種極端的形式表現出來。作品中‘女人真作孽’、‘女人真 倒霉’之類的議論，才是其主題之所在。” 8

　　對于熟悉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讀者而言，如果說以啟蒙主義來解讀《我在霞村的時候》聽起來有些像老生常談——只需要將“政治”與“文學”的二元對 立顛倒過來即可實現，女性主義的解讀卻讓人耳目一新。作為解構民族國家認同或階級認同之類的宏大敘事的利器，女性主義批評一直是重讀丁玲的重要理論武器。不僅被成功運用于對《我在霞村的時候》的解讀，在對《在醫院中》《“三八節”有感》的解讀中更是大放異彩。評論界普遍認為貞貞是一個現代民族國家沖突中的女性生存困境的典型形象。丁玲這一時期的作品體現了這個時代罕有的女性意識，再現了女人與性、與性暴力、與傳統、與革命、與民族解放等多維度的矛盾雜糅關系，幫助我們反思民族國家認同乃至階級認同對女性生命的漠視與壓抑。

　　但這種聽起來振振有詞的解讀方式仍然無法擺脫“過度闡釋”的嫌疑。至少丁玲本人不會認可這種女性主義的解讀方式。這些言之鑿鑿的批評家似乎 忘記了丁玲當年對“女性”標簽的斷然拒絕：1928年冬天，因為發表了《莎菲女士的日記》等作品而聲名鵲起的丁玲受邀參加一家財力雄厚的書店主辦的宴會，商業上頗為成功的《真善美》雜志的編輯邀請丁玲給他們的“現代著名女作家”專號撰稿，“文章不拘形式，不拘長短，稿酬從優，而且可以預支”。丁玲謝絕了這一邀請。當編輯一再堅持的時候，丁玲直率地回答道：“我賣稿 子，但不賣‘女’字。” 9

　　與上述出自“啟蒙主義”或“女性主義”立場的過度詮釋相比，丁玲的終身知己馮雪峰對《我在霞村的時候》的解讀似乎更為樸實和貼切，在1948年為《丁玲文集》撰寫的后記中，馮雪峰這樣談到他理解的貞貞形象的意義：“作者所探 究的一個‘靈魂’，原是一個并不深奧的，平常而不過有少許特征的靈魂罷;但在非常的革命的展開和非常事件的遭遇下，在這落后的窮鄉僻壤的小女的靈魂，卻展開出了她的豐富和有光芒的偉大。這靈魂遭受著破壞和極大的損傷，但就在破壞和損傷中展開她的像反射于沙漠上似的那種光，清水似的清，剛剛被暴風刮過了以后的沙地似的那般廣;而從她身內又不斷地生長出新的東西來，那可更非庸庸俗俗和溫溫暾暾的人們所能挨近去的新的力量和新的生命。貞貞自然還只在遠大發展的開始中，但她過去和現在的一切都是真實的，她的新的巨大的成長也是可以確定的，作者也以她的把握力使我們這樣相信貞貞和革命。” 10 從《我在霞村的時候》中，馮雪峰讀出的是作為敘事人的“我”對自強、勇敢女主人公貞貞的敬佩。更重要的是，馮雪峰讀出了貞貞與“革命”的互文。馮雪峰的感受在比丁玲年輕一代的“少共”王蒙那里得到了確認，王蒙曾談及《我在霞村的時候》在其少年時代引起的心靈震撼：“少年時代我讀了《我在霞村的時候》，貞貞的形象讓我看傻了，原來一個女性可以是那么屈辱、苦難、英 勇、善良、無助、熱烈、尊嚴而且光明。” 11 馮雪峰顯然比今天的啟蒙主義或女性主義批評家更了解這部作品，因為他更了解丁玲。讀過丁玲晚年作品《杜晚香》的讀者，一定會認可馮雪峰的評價，也會進一步理解丁玲。在某種意義上，杜晚香就是晚年的貞貞。晚年丁玲反復自我宣傳，表示《杜晚香》才是她最好的作品。

　　尤為值得指出的是，許多批評家之所以將《我在霞村的時候》定義為一部 “批判現實主義作品”，是因為他們聚焦于小說暴露的矛盾，但忽略了矛盾的解決。事實上，在這篇小說的末尾，丁玲為矛盾的解決設置了出路，那就是“去延安”!(小說中以“去××”加以表達，引者注)當“他們”(這顯然指的安排 貞貞從事地下工作的上級)安排她去延安治病的時候，貞貞的心情才一下子釋然 開來，得到了上級承認，所有的不幸與悲傷煙消云散，貞貞的病情與性格很快得 到了恢復。貞貞要離開冷冰冰的霞村，去延安治病，她毫不留戀故土和親人，滿懷希望地憧憬著新生活。她說，“到了延安，還另有一番新的氣象。我還可以再 重新做一個人”，“我就想留在那里學習”。小說里的“我”，“仿佛看見了她 的光明的前途”。

　　千萬不應忽略小說的這一結局之于小說主題的意義。早在1929年，在給胡也頻于《紅黑》雜志上發表的中篇小說《到M城去》(M城，即莫斯科，引者注)寫的書評中，丁玲就特別強調：“《到M城去》——只要知道這M城是一個什么 地方，就可以想見這一篇小說的思想所集中的焦點了。” 12 此刻的“去延安”不 僅僅是貞貞的選擇，甚至不僅僅是丁玲的選擇，它還是那一代中國知識青年的共 同宿命，是一個“天下人心歸延安”時代的歷史寫真。這個時候的延安，是一個真正的烏托邦，一個承諾民族、階級乃至女性徹底解放的烏托邦，是所有“受 苦的人”的故鄉。所有“受苦的人”，無論是疾病纏身還是病入膏肓，無論是物質的貧窮還是精神的絕望，都會在延安得到治愈，擁有“光明的前途”。這個出路的確是這個時候的丁玲真切的理想。寫作《我在霞村的時候》的1940年，丁玲終于通過了中央組織部有關她被捕經歷的審查。四年前，丁玲擺脫南京國民黨的監禁費盡周折奔赴夢中的故鄉陜北，度過了一段快樂的政治蜜月期，沒料到天有不測風云，她因為被捕的經歷遭到黨的懷疑，幾經周折，最終得以洗刷干凈身上的污泥重新上路;貞貞從日本鬼子的蹂躪中回到家鄉，沒想到遭遇親人的誤解 與歧視，不得不再度出走，最終奔向光明之地延安，丁玲與貞貞的經歷何其相似乃爾!丁玲后來回憶說，她就是想寫一個“沒有被痛苦壓倒”，而是“向往著光明”往前走的女人。13丁玲在這里寫的，雖然是“貞貞”的故事，又何嘗不是她自己的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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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醫院中》

　　如果說《我在霞村的時候》講述的是“去延安”，丁玲1941年11月15日發表于《谷雨》第一期的短篇小說《在醫院中》則是一個“在延安”的故事。貞貞，乃至丁玲有關延安的理想是否能在這里變成現實呢?

　　《在醫院中》寫的是一位青年知識分子在延安“單位”中的不適感。女主人公陸萍是一個二十歲的女青年，從上海的產科學校畢業后，她在傷病醫院服務了一段時間，后來到延安進入抗大學習。抗大畢業后，她本想從事政治工作，卻 被分進了醫院做“產婆”。丁玲借助陸萍這一青年知識分子的視角揭示了邊區醫院管理的不科學、技術的落后、醫護人員的懶惰散漫。對陸萍的生活漠不關心，甚至沒有幫年輕的陸萍把床支起來就消失得無影無蹤的李科長;陸萍的同屋，行為和言語上都極為粗魯“仿佛沒有感情”的張醫生的老婆;種田出身，“以一種對女同志不須尊敬和客氣的態度接見陸萍”的院長;以一種敵我的思想對醫院中的醫生進行了劃分的指導員;傲慢的林莎，沒有骨頭、爛棉花似的沒有彈性的張芳子，渾身都是教會女人氣味的產科主任，有著資產階級慣有的虛偽的產科主任的丈夫……陸萍在醫院中接觸的每一個人都以自己的獨特方式表現出精神病患：或缺乏熱情，或幼稚無用，或渾渾噩噩，或傲慢庸俗。由他們這些人所組成的環境給予陸萍的只能是“不安和彷徨”以及“說不出的壓抑”。陸萍從理想出發，不但以巨大的勇氣揭露了醫院中“一些不合理的事”，并且“理性地批判了那一切”，全心投入，整日奔忙。搜集意見，參加會議，陳述論辯，提出建議，依自己對現代醫院“健康”狀態的設定和想象，為改善醫院環境做出種種努力：為病人爭取清潔的被褥，暖和的住室，滋補的營養，有次序的生活;要求圖畫、書報以及座談會、娛樂晚會。但陸萍的行為始終不被理解，勢單力薄的她醫治現實的野心并未收獲實效，反而因為自命清高、不合群的性格，反抗現實的熱情與出格的表現，成了一個“被大多數人用異樣的眼睛在看著”的“小小的怪人”，遭致了環境給她的更大壓迫。直到遇見一個“沒有腳的害著瘧疾”的革命前輩對她進行勸說與告誡，陸萍才開始逐漸平靜下來。最后，上級——衛生部來人找她談話，經過幾次調查和說明，陸萍慶幸自己“是被了解著的，而她要求再去學習的事也被準許了”，陸萍懷著一顆光明愉快的心離開醫院，奔向新生活。

　　在1958年《文藝報》組織的“再批判”中，《在醫院中》與《“三八節” 有感》以及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一道被當作“奇文”和“毒草”重新刊登出 來，接受全國人民的批判。在被置于該篇小說前面隆重推出的批評文章《莎菲女士在延安——評丁玲的〈在醫院中〉》里，張光年指出：“讀這篇小說的時候， 我的突出的感覺是：莎菲女士來到了延安。她換上了一身棉軍服，改了一個名字 叫作陸萍。據說她已經成為共產黨員了，可是她那嬌生慣養、自私自利、善于欺 騙人、耍弄人的殘酷天性一點也沒有改變。她的肺病大概已經治好了，她的極端 個人主義的毛病卻發展到十分癲狂的地步。”14

　　與《我在霞村的時候》一樣，在1980年代的“重寫文學史”為名的“翻燒餅”運動中，《在醫院中》又被視為啟蒙主義與女性主義的杰作被大書特 書。在一些代表性的觀點中，《在醫院中》被認為真切地記錄和表達了知識分子或知識女性在延安產生的疏離感與孤獨感，表現出“五四”啟蒙意識與“國 民性”之間、女性與政治之間的永恒沖突：“陸萍與周圍環境之間的矛盾，就 其實質來說，乃是和高度的革命責任感相聯系著的現代科學文化要求，與小生產者的蒙昧無知、偏狹保守、自私茍安等思想習氣所形成的尖銳對立。……我們不禁會聯想起魯迅小說里所描寫的那些群眾，聯想起他們身上那種冷漠、愚昧、保守、自私的精神狀態……”15 黃子平則明確將陸萍、丁玲視為“五四” 批判精神的傳承者和發揚者。通過巧妙地將丁玲及其《在醫院中》中的陸萍放 置到以“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為目標的延安整風運動之中，黃子平將小說中 的“狂人”陸萍最終為環境“治愈”的故事解讀為延安時期知識分子被政治馴 化的過程。“至此之后，‘時代苦悶的創傷’就在丁玲筆下消失了，或者說，‘治愈’了。”16 賀桂梅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如同丁玲同期的其他小說，《在醫院中》再次在作品中呈現出了一個五四式的主題，即‘獨異個人’和‘庸眾’之間的對比，其他如《我在霞村的時候》、《夜》。這種落差表明，置身鄉村民眾之中的丁玲并未能自發地感受到作為革命主體的民眾的革命性，相反，她所受的知識教育和感受世界的情感結構使她可以輕易地看出民眾和粗糙的革命組織本身的問題，從而下意識地進行著自我/他者的區分，將知識分子(或類似人物)和鄉村民眾的距離清晰地呈現出來。這種距離正是陸萍與醫院沖突的根源。”17

　　有趣的是，丁玲自己對這部作品意義的表述以及與這部作品同時期的延安批評家的解讀卻遠沒有這樣復雜與意味深長。在丁玲那里，《在醫院中》講述的根本不是一個表現“個人”與“集體”沖突并最終被“集體”收編和規訓的“現實主義”故事，而是一個在左翼文學中極為常見的關于知識分子的成長敘事。《在醫院中》剛發表不久，批評家燎熒就在《解放日報》上發表評論 文章《“人……在艱苦中生長”——評丁玲同志的〈在醫院中〉》，直接點明了這部小說的主題。盡管指出了小說存在的諸多缺陷，如“舊現實主義方法 的限制”導致的“客觀主義的描寫”等等，但燎熒認為小說的主題仍顯而易 見：“這篇小說要告訴給讀者的是‘人’經過磨練，遭受‘艱苦’，遇著‘荊 棘’，而不被它們(‘磨練’、‘艱苦’、‘荊棘’)所‘消溶’，繼續地前 進、‘生長’，只有這樣的人，才會‘真正有用’。” 18 批評家的這一分析得 到了丁玲的認可。在寫于同年的一篇文章中，丁玲交代了自己寫作這篇小說的動因：“在這兩年之中我接觸了另外一些女孩子……她們都富有理想，缺少客觀精神，所以容易失望，失望會使人消極冷淡，銳氣消磨了，精力退化了，不 是感傷，便會麻木，我很愛這些年輕人，我喜歡她們的朝氣，然而我討厭她們那種脆弱……我想寫一篇小說來說服與鼓勵她們，我要寫一個肯定的女性，這個女性是堅強的，是戰斗的，是理智的，是有用的，能夠邁過荊棘，而在艱苦中生長和發光。”19

　　1980年代的批評家之所以對《在醫院中》顯而易見的主題視而不見，甚至能夠與1958年的丁玲批判者遙相呼應，是因為他們都把丁玲當成了陸萍——就如同他們曾經把丁玲當成莎菲!其實在大多數文學作品中，主人公——既算 是第一人稱的“我”都不見得是作者本人，相反，主人公完全可能成為作者對 話的對象。針對評論界總是將莎菲女士等同于丁玲本人，梅儀慈認為“這種觀 點，混淆了文學與生活的區別” 20 。梅儀慈的批評用于對陸萍的分析顯然同樣 有效。盡管丁玲在創作談中多次講述過陸萍的生活原型的故事，但批評家就是 不予理會。在這一意義上，在進入這部作品之前，提出“誰”“在醫院中” 21 這樣的問題顯然并不多余。事實上，就《在醫院中》而言，與其說丁玲通過 女主人公來表達對革命生活的不適與不滿，不如說是丁玲表達了自己對投身革 命的年輕人的觀察、批評、勉勵與祝福。即使丁玲的書寫在無意中流露出與 陸萍的心息想通，或多或少泄露了自身的政治無意識，但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 上，以《青春之歌》為代表的類似書寫講述的都是一個歷史主體成長的故事，“個人主義”即使存在，那也只能是主人公成長的“前史”。在小說的結尾，那個去過蘇聯的無腳的老革命的出場，以寬容與細致溫暖的感情勸導了困頓之中的陸萍，這個因不良醫療條件而截去雙腳的人，以一種“對本身的榮枯沒有什么感覺似的”忘我投入革命工作的態度，使陸萍所有建立在個體感覺基礎上的不滿和憤怒消弭于無形，由此成為陸萍思想轉變的一個重要契機。陸萍也 最終獲得了上級領導的支持。經過在醫院中艱苦環境的千錘百煉后，陸萍治愈了自己的迷惘與困惑，逆轉了離軌的人生，懷著一顆光明愉快的心離開醫院，奔向新生活。小說最后以一個充滿光明的警句結束：“新的生活雖要開始，然而還有新的荊棘。人是要經過千錘百煉而不消溶才能真真有用。人是在艱苦中成長。”丁玲的這句話在延安青年中產生了很大反響，“有人把它抄下來貼在 壁頭上當座右銘，而且據說有個機關的俱樂部還把它和列寧、毛主席的警句同等看待，用鮮紅的長條大紙寫著。” 22 由此不難見出《在醫院中》主題的“政治正確”。這個被延安青年廣泛傳抄的語錄和座右銘，其實也是《“三八節”有感》的主題。在《“三八節”有感》中，女性即使“身體”在革命/丈夫/ 孩子/工作中“分裂”、“痛苦”，也需要在“受苦”中完成統一。對這一代 知識分子而言，苦難恰恰是救贖的前提。《“三八節”有感》與《在醫院中》 一樣，如何解決現實問題并不是丁玲關注的焦點，她甚至不見得認為問題能解決，對丁玲而言，關鍵是人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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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八節”有感》

　　1942年3月，為響應毛澤東鼓勵黨外人員“善意的批評”的號召，丁玲寫出了雜文《“三八節”有感》，為延安婦女事實上遭受的不公平現象鳴不平，并在自己主編的《解放日報》文藝副刊上刊出了王實味的雜文《野百合花》，對 延安存在的等級現象和不民主現象進行了批評。丁玲信筆由韁地寫下《“三八節”有感》時沒有意識到，這篇短短兩千余字的感言，將會怎樣改變了她后半 生的文學與政治生涯，也更不可能意識到，一場聲勢浩大的文藝整風運動將由 此而引發，影響之深之廣不僅遍及整個延安地區，還延伸至以后幾十年的整個新中國文藝界。

　　《“三八節”有感》發表后不久，即被戴上了“個人主義”和“挑戰權威”的帽子。延安整風運動中的點名批評，更使這篇雜文成為后來人們觀察延安異端 思想不愿繞過的文本。另一方面，這篇討論延安婦女困境的文章被認為集中表現 了女性認同與階級和民族認同之間的對抗而成為女性主義批評家眼中的經典。美 國學者白露認為，“丁玲在她著名的《三八節有感》中提出了三個相互關聯的問 題：性愛、覺悟和社會。她問道：是誰掌管性表達和傳宗接代的大權?是婦女們 自己還是婚姻主管機構?既然性別決定了她們在覺悟上與他人不同，那么這一點 在延安能不能得到肯定?最后一個問題，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婦女怎樣才能爭得與男人平等的權利?……不明了這一女權主義的性質與廣度，我們就無法充分理解 由《三八節有感》所表現出來的馬克思主義與女權主義之間的爭論。”23李陀在 《丁玲不簡單》一文中則更加明確地指出：“丁玲的問號的核心，是民族國家 (無論其建立了怎樣不同的政治制度)是否有權把女性納入某種改頭換面的但仍 以男權為中心的文化秩序。”在李陀看來，《“三八節”有感》之所以受到嚴厲批評，就在于“對于延安主流的話語秩序來說，婦女解放竟然會和革命的國家利益不相容，這尤其是不能想象的”24 。

　　的確如上述批評家所言，《“三八節”有感》表達了丁玲對延安婦女狀況的不滿與不平，但將其上升到女性乃至個體與階級解放和民族認同的“宏大敘事”之間的二元對立，卻仍可看成是一種出自后設歷史觀與文學觀的“過渡詮釋”。如果能夠對“理論先行”保持警惕，批評家在重讀《“三八節”有感》的過程 中，其實很難在這篇名聞遐邇的文章中找到理論預設的那種發生在對立價值觀之間的對抗與緊張。許多知識女性在1930年代之所以義無反顧地奔赴貧瘠的西北延安——其中既包括陳學昭這樣的留法女博士，也包括韋君宜這樣的清華女生，還包括丁玲這樣的知名女作家，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延安敘事對未來烏托 邦的承諾內在地包含了婦女的徹底解放。1939年2月，為了迎接“三八”婦女節 的到來，塞克和冼星海商定合作一部反映婦女要求翻身解放的歌舞。他們耳聞目 睹眾多邊區婦女參加生產勞動、識字學習、鋤奸保衛、慰勞抗屬等先進事跡，深切了解到廣大婦女受壓迫、受歧視、要爭取自由解放的處境與愿望，先由塞克作 詞，冼星海于2月27日譜曲，完成了《三八歌舞活報》主題歌。冼星海親自指揮 教唱之后，第一次在延安1939年“三八”婦女節晚會上演出，大受群眾歡迎，遂更名為《三八婦女節歌》，從1940年起，成為每年延安舉行的“三八”婦女節紀 念大會的主題曲。這首歌唱道：

　　冰河在春天里解凍，

　　萬物在春天里復生。

　　全世界被壓迫的婦女，

　　在“三八”喊出自由的吼聲。

　　從此我們永遠打破毀人的牢籠。

　　苦難使我們變得更堅定，

　　舊日的閨秀變成新時代的英雄。

　　我們像火把，

　　像炸藥，

　　像天空的太陽一樣光明。

　　武裝起頭腦，

　　武裝起身體，

　　勇敢地把自己投入民族解放的斗爭里。

　　全世界被壓迫的婦女，

　　在“三八”喊出自由的吼聲。

　　從此我們永遠打破毀人的牢籠。

　　許多延安的親歷者都曾回憶其當年參加“三八節”紀念活動時十多萬人肅然起立并高唱《國際歌》和《三八婦女節歌》的盛景。丁玲就是其中的一員。在這 一歷史語境中重讀《“三八節”有感》，我們才可能理解這篇文章的意義。事實 上，文章一開始，丁玲就將延安界定為在動蕩的半殖民社會中，一個“婦女是比 中國其他地方的婦女幸福”的“新環境”，然后她繼續說明，這樣一個新環境并 非是給定的，而是由它的參與者的日常實踐建構起來的，因此能否讓每一位延安 同胞自覺投身這種日常實踐就變得至關重要。換言之，丁玲在這篇文章中不是要 批評延安，而是她覺得延安在這方面應該更好——延安在所有方面都應該比中國 其他地方好，不應該有不好。因為延安是娜拉、莎菲們“除了墮落就是回來”之 外的第三條出路，也是貞貞、陸萍以及丁玲自己的家園和烏托邦。

　　正是基于這一理解，在描述了延安女同胞面臨的一些困境之后，丁玲嘗試與讀者作一些善意的溝通，一方面，她對延安的男同胞提出了一些如何善待女同胞 的建議;另一方面，丁玲以過來人的身份對延安的女同胞如何走出自己的困境提出了諸多忠告，其中最后一條，也是最重要的一條如下：

　　下吃苦的決心，堅持到底。生為現代的有覺悟的女人，就要有認定犧牲一切薔薇色的溫柔的夢幻。幸福是暴風雨中的搏斗，而不是在月下彈琴，花前吟詩。假如沒有最大的決心，一定會在中途停歇下來。不悲苦，即墮落。而這種支持下去的力量卻必須在“有恒”中來養成。沒有大的抱負的人是難于有這種不貪便宜，不圖舒服的堅忍的。而這種抱負只有真正為人類，而非為己的人才會有。

　　丁玲開出的藥方還是要女同胞“忘記自己”!就像《三八婦女節歌》中唱 到的那樣，“勇敢地把自己投入民族解放的斗爭里”，在這種承諾徹底解放的 斗爭中經歷磨煉，長大成人，而絕非像后來的批評家所指出或期待的那樣提出 女性解放優先于民族解放或階級解放的命題，或是對“做了女人真倒霉”這樣 的陳詞濫調的重申。丁玲在這里表達的不僅僅是對延安主流政治的認同，從中 甚至可以讀出《講話》中做一個“革命的螺絲釘”的信念和思想。因此，盡管 丁玲后來一再對自己的厄運表示理解和寬容，一再表達對革命生涯的“九死不 悔”，但她對自己因《“三八節”有感》一文遭遇的批判，尤其是后來以此為 名被打成“右派”一直深感委屈和困惑：“我個人看，如果現在把這篇文章再 發表，相信讀者不會覺得有什么問題。這篇文章曾經翻譯成外文，外國人看了 覺得實在沒什么，不理解為什么要批評，后來還說是反黨的毒草，并作為把作 者定為右派的一條理由。”25

　　在某種意義上，與《在醫院中》一樣，《“三八節”有感》表達的情感更接近于唐小兵所說的“日常生活的焦慮”26 ，它凸顯的是革命理想的“反日常性”及“革命”由行動、實踐轉入“日常”后年輕一代的失落。在和平的延安，革命停滯，或者說革命取得了暫時成功——從1937年到1942年，紅軍已經在陜北站穩了腳跟，國共合作的大勢已就，共產黨以“邊區政府”為名取得了合法性，在這里已經安寧地生活了五個年頭，年輕一代的“后革命”焦慮像春天的野草一樣瘋狂生長。延安革命承諾了包括個人、女性、民族、階級等所有歷史主體在內的徹底解放，革命的憧憬和想象，有著明顯的烏托邦性質，這也是丁玲這一代知識青年去延安的終極動力。遺憾的是，這種革命的激情無法永駐，青年們在延安面對的仍然是他們當初力爭逃脫的“日常生活”——包括生老病死，也包括男尊女卑。《在醫院中》的陸萍在屢遭挫折之后非常苦惱，作品中有一段這樣描寫道：“ 現實生活使她感到可怕……她回省她日常的生活，到底革命有什么用?革命既然是為著廣大的人類，為什么連最親近的同志卻這樣缺少愛。”把“革命”歸結為“愛”的看法往往被指責為“小資產階級情 調”，只是這種批評其實忽略了“愛”同樣甚至更加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動力。40年代，曾經寫下《預言》這樣唯美詩篇的何其芳出現在延安的黃土高坡上，人們不解地問他：“你怎樣來到延安的?”詩人用詩一樣的語言這樣回答：我是靠著“美、思索，為了愛的犧牲”這三個思想“走完了我的太長、太寂寞的道路，而在這道路的盡頭就是延安” 27 。對這些年輕人而言，參加革命，難道不就是尋求一種充滿友愛的生活嗎?陸萍們對現實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冷漠與孤獨的格格不入，對官僚主義的質疑，對缺乏激情的日常生活的不滿，映現的 恰恰是這個時代的年輕一代的不切實際的理想以及與現實的必然沖突。他們不理解——也不允許延安沒有“愛”。

　　我們的確在丁玲和王實味的作品中看到了年輕一代與官僚主義的沖突，這并不是丁玲、王實味的發明。此前一直在國統區民先隊做中共群眾工作的于 光遠，1939年被調到延安的中央青委，初到延安的愉快消散之后，他在每天的 機關工作中逐漸發現了他所深惡的官僚主義，進而成為中央青委抨擊延安不良現象的墻報《輕騎隊》的發起人之一。28 事實上，伴隨著供給制的等級區分逐漸規范嚴格、在延安相對和平的環境里工作日久，干群之間也的確出現了諸如丁玲《“三八節”有感》《干部衣服》和王實味《野百合花》等文章里揭露的狀況，官僚主義的問題也作為黨建的一部分為中共中央所關注，并成為此后延 安整風運動的內容之一。《在醫院中》的結尾，作為精神導師出現的“沒有腳的人”其實不僅能夠理解陸萍的不滿，更重要的是，他與陸萍對現實的看法完全一致：“是的，他們都不行，要換人，換誰，我告訴你，他們上邊的人也就是這一套。”很明顯，面對無法解決的矛盾，丁玲設置了這個“沒腳的人”出 場解決矛盾，被許多批評家看來顯然不合情理，這個“生硬而勉強”的結尾，顯示出丁玲面對現實困境的“無力”。這種指責并非沒有道理，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丁玲在這里面對的，其實是現代中國革命這樣的現代性裝置本身蘊含的永恒的結構性困境，不僅不可能在延安得到解決，它將揮之不去，始終與“革命”如影隨形。

　　4

　　《野百合花》及其他

　　王實味的雜文《野百合花》與丁玲的《“三八節”有感》齊名，1942年3月先后刊發于丁玲主編的《解放日報》文藝副刊，一同招致激烈批判。不僅被當作 有嚴重立場問題的文章受到嚴厲的批評，甚至成為“延安文藝座談會”乃至改變 整個延安政治生態的“整風運動”的導火索。盡管因為毛澤東的保護——毛澤東在整風高級干部總結會上：“丁玲是同志，王實味是托派。”29丁玲得以暫時逃 出生天，避免了王實味的厄運，但在1957年開始的反右運動中，丁玲被打成“右 派分子”，《文藝報》重新刊發丁玲和王實味的舊文《“三八節”有感》和《野 百合花》，作為“右派”反黨的范文供全國人民批判，兩人再度站到一起。雖然在1942年的整風運動中丁玲努力與王實味劃清界限，但她當年不顧《解放日報》主編博古的阻攔，堅持分兩次刊發王實味的這篇《野百合花》，毫無疑問體現了 她對王實味觀點的認同和欣賞。

　　事實上，《野百合花》與《“三八節”有感》的主題與風格都非常接近。在文章的第一節“我們生活里缺少什么”中，王實味直陳延安青年“生活得有 些不起勁”、“肚子里裝得有不舒服”。其原因并不是像有人認為的物質生活 困難或者缺少異性、生活單調，因為當時大批青年奔赴延安原本就是“抱定犧 牲精神來從事革命，并不是來追求食色的滿足和生活的快樂”的，之所以會感 到不舒服、不起勁，王實味以自己聽到的兩個年輕女同志的談話作了回答：延 安生活中缺少愛和同情。表現在領導(首長、科長、主任等“大頭子”、“小頭子”)把階級友愛掛在口頭上，實際上卻沒有一點愛心，搞特殊化，擺官架子，自私自利，對下面的同志從來不關懷、不愛護。王實味對于延安不平等的同志關系、家長式的武斷作風、缺少人性關愛的官僚主義習氣等的不滿，集中表現于“平均主義與等級制度”一節。在本節中，王實味指出延安存在“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不合理現象。一方面是“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湯，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在問到是否吃得飽的時候，黨員還得起模范作用 回答：吃得飽!)，另一方面有些頗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 理的‘享受’”。在王實味看來，這種明顯帶封建色彩的等級區分是不必要、 不合理的。

　　《野百合花》集中表達了王實味對延安“特權”問題和“權力異化”問題 的焦慮和敏感。就文章的動機而言，寫作《野百合花》的王實味與寫作《“三八節”有感》的丁玲極為近似。與丁玲一樣，王實味的目的是為了提供一劑苦口的良藥，驅除現實中的缺陷，醫治政治機體內的病變，使延安變得“可能而且必須更好一點”。

　　1980年代，與“新時期”的“反思”浪潮相激蕩，在延安因言獲罪并被錯誤處決的王實味成為知識分子熱烈討論的話題。1988年問世的《王實味與〈野百合花〉》一文，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反響。李維漢的《回憶與研究》、溫濟澤的不斷 呼吁、王凡西的證明文章等等，共同促成了1991年王實味冤案的平反。王實味的 文集也得以正式出版。王實味這位“延安狂人”變成一個符號，逐漸成為討論延安文化政治時一個無法回避的人物。王實味的悲劇，被視為五四知識分子之殤， 印證了五四精神與延安文化政治的格格不入。與丁玲的《在醫院中》與《“三八節”有感》相似，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也被放入“五四”與延安的二元框架中加以解讀：王實味力圖醫治的延安病相，是在五四啟蒙傳統的思想背景下照見 的，在他的身份預設與想象中，自己是啟蒙者和醫生，而所有的“延安病癥”，包括不民主、等級制、官本位、缺乏關愛、麻木茍安、缺乏容忍等等都是“國民 性”傳統的再現。飽含理想主義的王實味要求掃除社會一切的不公，徹底解放個人，消滅等級制度，結果被視為“狂人”，因為侵入了革命者、革命隊伍的健康肌體，最終被醫治與清算。這一左翼文學中的新“狂人日記”，預示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性命運。

　　與我們在丁玲解讀中看到的一樣，在“五四”與“延安”的二元框架中 解釋王實味，將王實味定義為五四啟蒙主義的傳人，其實是一種典型的望文生義。因為王實味從來就不是一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從青少年時代開始，王實味就是標準的左翼青年。在完成于1925年的處女作中篇小說《休息》中他就有著明確的自我定位：“我們青年的使命就是要用我們的力去搗毀一切黑暗的淵 窟，用我們的熱血去澆滅一切罪惡的魔火，拯救砧危的祖國，改造齷齪的社會，乃是我們應有的唯一的目標與責任。”30 1926年，時年二十歲的王實味在其就讀的北京大學文科預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7年王實味因為經濟所迫輟學，因為政治原因無處安身，王實味流徙奔走，不滿當局，憂慮時事，先后在北京、上海的文學刊物上發表左翼文學作品，翻譯蘇聯文學作品，有小說集和多種文學譯著問世。王實味小說極少欲望、情愛書寫，多寫反抗絕望的戰斗者的犧牲，表現出強烈的革命原教旨主義的傾向。1937年10月，王實味只身抵達革命圣地延安，先入魯迅藝術學院，后經張聞天親自挑選，調入馬列學院編譯室，專門從事翻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原著的工作。王實味勤奮刻苦，四年間單獨或與人合作共譯出近二百萬字的理論書稿，如《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價格、價值和利潤》以及兩卷本《列寧選集》等。由于在文藝和翻譯工作上取得的成就，他被任命為中央研究院特別研究員，津貼為四塊半，比當時邊區主席林伯渠多半塊，只比毛澤東少半塊。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在延安，像王實味這樣具有深厚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的人其實極為少見。與此同時，與那些有留蘇背景的布爾什維克相比，王實味的 特點是“從理論到理論”。這個整日沉醉于理論世界中的“馬克思主義者”，比其他人更敏感于理論與現實的分裂。王實味對邊區等級特權制度和官僚主義現象的激進批評既可追溯到共產革命的核心價值“公平”，追溯到馬克思主義的平等理念，亦可上溯到馬克思的“異化”理論，卻最終被冠以“小資產階級意識”和“自由化”的罪名，歷史在這里呈現出了不可思議的吊詭。

　　其實這不僅僅是王實味的吊詭，甚至不僅僅是丁玲的吊詭，它還是一種時代癥候。1937—1938年，成千上萬受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范長江《中國的西北角》和《塞上行》強烈吸引的知識青年，懷著對中共的崇仰和對未來新生活的憧憬，從天南海北奔向延安。延安一時到處充滿著青年的歡聲笑語，似乎成了一座青年烏托邦城邦。知識青年在延安感受到一種完全迥異于國民黨統治區的氛圍，最令人振奮的是，在人與人關系上充滿著一種同志式的平等精神。丁玲在寫于1937年7月10日的詩歌《七月的延安》中對延安的喜愛崇敬之情極為形象地表達出了這些年輕人的心聲：“七月的延安太好了/青春的心燃燒著/要把全中 國化成像一個延安。”31正是基于這種放大的烏托邦想象與青春激情，他們不能接受延安現實生活的缺陷，尤其當他們面對延安不平等的等級制與官僚主義時，他們的不解和不滿溢于言表。

　　王實味在延安的罪名是“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這些不實之詞都已經 被后來的平反決定推翻。其中長期被認為最為荒謬的“托派”一詞卻有著進一步討論的必要。盡管各種調查報告與回憶文章已經充分證實王實味與“托派” 的組織聯系實屬子虛烏有，但如果討論王實味與托派存在思想上的聯系，卻并非完全沒有道理。作為翻譯過數百萬字的馬克思列寧著作的職業翻譯家，王實味不可能不接觸托洛茨基的思想。事實上，在1926年與蘇共中央決裂之前，托洛茨基是俄國與世界歷史上最重要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之一，列寧最親密的戰友，20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左翼領袖，工農紅軍、第三國際和第四國際的主要締造者，尤其是以對古典馬克思主義“不斷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獨創性發展聞名于世。相當長的時間內，托洛茨基的著作被當作重要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在中國傳播。1923年托洛茨基出版《文學與革命》一書，很快為北京未名社翻譯出版，對我國左翼作家影響很大，魯迅的案頭就有這本書。托洛茨基與列寧斯大林之間的理論分歧，體現于他的“不斷革命論”與列寧斯大林的“三個階段理論”之間的沖突。“三個階段理論”主張在俄國這樣的落后國家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必須首先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繼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發展生產力，使之達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水平，最后才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而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關注資產階級革命的前景以及領導權問題，認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只有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才能完成，而無產階級領導下的革命不會只停留在已經完成的資產階級革命的階段上，它將直接轉入社會主義革命。托洛茨基有關中國革命的論述是其“不斷革命論”與“世界革命論”的直接運用，他要求中共放棄民族國家認同，反對統一戰線，反對中共“以民族 壓迫為借口”來與國民黨的三民主義“調情” 32 。按照托洛茨基的思路，“官 僚”社會主義根本不可能體現出社會主義理論對資本主義的優越性，因此， “一國社會主義”其實是對馬克思的世界革命理論的背叛。

　　了解托洛茨基的理論的人，并不難從王實味對延安官僚主義的批評以及不斷 革命的論調中看出托洛茨基這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極左派”的影子。毛澤 東曾在1945年“七大”時總結與王實味的斗爭：“他(指王實味)是總司令，我們打了敗仗。我們承認打了敗仗，于是好好整風。”33 毛澤東對一介書生的善意 批評如此重視，恰恰是因為他在王實味的批評中看到了托洛茨基的幽靈。如果僅 僅是“右”，僅僅是“個人主義”，毛澤東完全沒必要承認“吃了敗仗”。因為 “個人主義”早在“五四”后期就已經潰不成軍，根本不可能千里迢迢跑到延安 來與“集體主義”對抗。讓毛澤東耿耿于懷的，恰恰在于王實味的理論挑戰性。王實味對在革命口號下逐漸強化的等級制度及其官僚化趨向表示了嚴重的憂慮，這同樣也是毛澤東的憂慮，1941年8月2日，他在給蕭軍的信中就激烈地指出：“延安有無數的壞現象。”34 但作為黨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同時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他知道王實味批評的這種現象根本無法根除——王實味批評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源頭是“供給制”，但造成不平等的“供給制”恰巧又是“戰 時共產主義”的生命線。延安時期的中共黨員都是“職業革命家”，就是以革命為職業、靠革命吃飯的干部。文化人和知識青年奔赴延安后，吃了革命的小米飯，就成為“革命隊伍”的一員。革命隊伍的成員一律實行供給制，其范圍擴展 到衣、食、住、行、學以及生、老、病、死、傷、殘等各方面，依照個人職務和 資歷定出不同的供給標準。供給制確定了個人的經濟生活狀況，不僅物質生活，還有政治待遇都依賴于“公家”的分配。“飯碗”是組織給的，一切依靠組織;離開組織不僅沒有飯吃，還可能淪為反黨分子。由此，供給制保證了鐵的紀律：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換言之，供給制已成為延安文化 政治的經濟基礎。一方面，供給制提高了效率，是革命成功的保證;另一方面， 供給制又不可避免地導致官僚主義。

　　王實味與丁玲的批評再現了延安政治生活中的這種兩難。這種充滿青春氣息 與革命理想的年輕人對“單位”科層制與官僚主義的不滿、批評以及表達出的革命 激情與期盼，絕不同于以“反抗強權”為旨規的“自由主義”。這就是我們說王實 味與丁玲的出發點并不是“右”，而是“左”甚至“極左”的原因。與其說這些批 判者是在實踐“五四”啟蒙主義立場和文化理想，不如說他們是在要求實現更為理想化的人民民主。支持他們對現實做出評判的文化政治信念，主要不是“獨立”精神與“自由”意志，而是蘊含于左翼文化邏輯中的“不斷革命”的激情。

　　回首延安，我們會發現丁玲、王實味演出的驚心動魄的悲喜劇其實只不過是 一連串震古爍今的歷史大劇的預演。通過1942年的整風運動，通過“經與權”的辯證及左右開弓，延安暫時解決了這種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兩難，并凝聚了創造新 中國的力量。但革命理念與官僚主義的沖突卻不會終結，尤其是在革命黨轉變為 執政黨之后，為建設現代民族國家所創建的專業化、理性化、科層制構成的官僚 體制與共產主義信念之間的沖突，及其召喚出的“不斷革命”的幽靈，將不斷折 磨一代又一代被“革命”喚醒的“青春”。我們將看到的，不僅是丁玲、王實味 以及他們筆下的人物在新時代舞臺上重新粉墨登場，再現這種“左”與“右”的錯位與辯證，同時，“革命自有后來人”，在當代文學史中，我們還會見到王蒙 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這樣似曾相識的作品，在向《我在醫院中》《“三八 節”有感》和《野百合花》致敬的同時，通過呼吁“繼續革命”與“再政治 化”，想象并追求一種“真正的社會主義”生活。說它們“形右實左”，是因為 他們對現實的批判或攻擊，并非因為他們不滿“社會主義”，而是因為他們認為 現實“不夠社會主義”!

　　1 2 3周揚：《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人民日報》1958年2月28日第2版。

　　4 T.A.HsiaThe Gate of Darkness: 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8，p.240-250.

　　5 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劉紹銘等譯，傳記文學出版社(臺灣)1979年版，第280頁。

　　6 王德威：《做了女人真倒楣?丁玲的“霞村”經驗》，《想像中國的方法——歷史·小說·敘事》， 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77頁。

　　7 20 梅儀慈：《不斷變化的文藝與生活的關系》，《丁玲研究資料》，袁良駿編，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77、571頁。

　　8 董炳月：《貞貞是個慰安婦——丁玲〈我在霞村的時候〉解析》，《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5年 第4期。

　　9 丁玲：《寫給女青年的信》，《青春》第24期，1980年11月15日。

　　10 馮雪峰：《從〈夢珂〉到〈夜〉——〈丁玲文集〉后記》，《中國作家》第1卷第2 期，1948 年1月。

　　11 王蒙：《我心中的丁玲》，《讀書》1997年第2期。

　　12 丁玲：《介紹〈到M城去〉》，《紅黑》第7號，1929年7月10日。

　　13 丁玲：《答〈開卷〉記者問》，《丁玲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頁。

　　14 張光年：《莎菲女士在延安——評丁玲的〈在醫院中〉》，《文藝報》1958年第2期。

　　15 嚴家炎：《現代文學史上的一樁舊案——重評丁玲小說〈在醫院中〉》，《鐘山》1981年第1期。

　　16 黃子平：《病的隱喻與文學生產——丁玲〈在醫院中〉及其他》，《再解讀：大眾文藝與意識形 態》，唐小兵編，牛津大學出版社(香港)1993年版，第51頁。

　　17 賀桂梅：《知識分子、女性與革命 ——從丁玲個案看延安另類實踐中的身份政治》，《當代作家評 論》2004年第3期。

　　18 燎熒：《“人……在艱苦中生長”——評丁玲同志的〈在醫院中〉》，《解放日報》1942年6月10日。

　　19 丁玲：《關于〈在醫院中〉》，《書城》2007年11期。相關分析亦參見李晨《〈在醫院中〉再解 讀》，《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2年第4期。

　　21 張慧瑜：《“誰”“在醫院中”——重讀丁玲的〈在醫院中〉》，《青春》2012年第8期 。

　　22 王燎熒： 《丁玲的小說：“在醫院中時”的反動性質》，《文藝報》第25期，1957年9月29日。

　　23 白露：《〈“三八節”有感〉和丁玲的女權主義在她文學作品中的表現》，24 《丁玲研究在國外》，孫 瑞珍、王中忱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1～282頁。

　　25 李陀：《丁玲不簡單——革命時期知識分子在話語生產中的復雜角色》，《北京文學》1998年第7期。

　　26 丁玲：《解答三個問題——在北京語言學院外國留學生座談會上的講話》，《北京文藝》1979年第10期。

　　27 唐小兵：《〈千萬不要忘記〉的歷史意義——關于日常生活的焦慮及其現代性》，《再解讀：大眾文藝與意識形態》，唐小兵主編，牛津大學出版社(香港)1993年版，第184頁。

　　28 何其芳：《從成都到延安》，《文藝戰線》第2卷第3期，1938年11月16日。

　　參見于光遠《我的編年故事1939—1945(抗戰勝利前的延安)》，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80～87頁。

　　29 丁玲：《延安文藝回憶錄》，《新文學史料》1982年第2期。

　　30 王實味：《休息》，中華書局1930年版，第47頁。

　　31 丁玲：《七月的延安》，《一年》，生活書店1939年3月初版。

　　32 托洛茨基：《托洛茨基論中國革命(1925—1927)》，施用勤譯，陜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2 頁。

　　33 轉引自黃昌勇《生命的光華與陰影——王實味傳》，《新文學史料》1994年第1期。

　　3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4頁。

　　本文原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7年第8期，感謝公眾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授權海螺社區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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