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的唐粉把藩鎮吹得如此勞苦功高、忠李愛唐，考慮過中唐以后的唐朝皇帝的感受嗎?從代宗起，哪個唐朝皇帝對藩鎮不是恨得牙癢癢，又無可奈何?
安史之亂本身就不是被朝廷以武力消滅叛亂力量平定的，而是在一部分叛亂將領又反過來投降朝廷，名義上對朝廷效忠結束的。導致這個結局的原因當然是，朝廷根本沒有能力徹底消滅他們，而他們也不想繼續和朝廷打仗了。
河北三鎮率先脫離朝廷控制，為了威脅和控制，朝廷只好在三鎮緣邊的山東、山西也大量設立藩鎮。山東藩鎮跟著河北藩鎮一塊搞事情，朝廷只好繼續沿秦嶺—淮河一線設置藩鎮，結果淮西藩鎮也不聽中央的了。朝廷沒辦法，只好在全國普遍設立藩鎮。
這都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事，居然也能被唐粉說成唐朝朝廷英明神武、穩操全局、讓唐朝續命一百多年的成功經驗，真是“大唐中央在下一盤大棋”。這種大棋論要是唐朝的皇帝聽到了，大概要氣得從墓里爬出來。
唐朝的藩鎮，尤其是淮河以北的各大強鎮，之所以能夠負隅跳梁，頡抗朝廷，不僅是因為他們掌握著轄區內的軍隊，還因為他們完全掌握著轄區內的人事和財政，朝廷基本上沒有什么能夠制約他們的權力，僅有的也就是他們干了什么之后呈報中央，中央備案認可一下。而且，朝廷不認可的時候，他們也無所謂，心情好了拖著，心情不好就直接扯旗造反。
這時候的唐朝皇帝之于華北地區的藩鎮，差不多也就是周天子之于東周時期的諸侯列國。皇帝只是名義上的，各藩鎮對朝廷基本上不承擔什么責任。至于說所謂的抵御蠻夷，那是因為他們把自己的轄區當成自己的私人地盤，當然會抵御了。問題是，他們不光抵御滿意入侵，也抵御朝廷派來的軍隊。
唐朝比周天子好一點的地方也在于，雖然河北、山東、河南乃至密邇畿輔的長安周邊的藩鎮也越來越不聽話，先是涇源之叛，后來干脆出了一個歧王，但秦嶺淮河一線以南的地區始終保持著對朝廷的忠誠，并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叛亂。所以朝廷仍然仍然能夠從這些地區抽調稅賦，來維持大體上的平衡局面。
這種情況下的唐朝，其實跟只有半壁江山的東晉和南宋也差不多了。
這也是為什么安史之亂在軍事上持續的時間和規模都要比黃巢之亂更大，但對唐朝造成致命一擊的并非安史之亂，而是黃巢之亂的原因。黃巢之亂破壞了唐朝賴以維系的男方區域，朝廷為了平叛，也不得在男方區域同樣設置藩鎮，而這些藩鎮在設置之后不久，基本上也都逐漸脫離了中央的控制。
也就是說，安史之亂結束之后，整個秦嶺淮河一線以北地區，唐朝中央已經完全無力控制了。站在朝廷的角度來說，反正自己也無法控制，與其交給一個堅決反對自己的勢力(比如安祿山、史思明)，不如讓至少名義上不反對自己的勢力，也就是藩鎮。
但朝廷無時無刻不在想著恢復安史之亂之前的狀態，削平藩鎮，重建大一統的中央集權體系，只不過是自身的實力做不到而已。而當時的各藩鎮相互之間誰也消滅不了誰，所以暫時處于均衡狀態，也沒有能力直接反對朝廷。這和春秋時期的情況大體相似，不是沒有人想取代周天子，而是不具備這個條件。
黃巢之亂發生后，隨著朱溫、李克用的強勢崛起，這個均衡被徹底打破，就如同東周歷史發展到秦國強勢崛起，各國都難以再繼續劃境自守了，周天子作為一個吉祥物的價值也越來越低，最后被消滅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了。
其實這種情況并不是唐朝第一次出現。東漢晚期實際上就同樣出現了這種情況，黃巾起義之后，各地都自己招募軍隊，一開始是保境安民，后面就逐漸變成專制一方的割據勢力了。無論名義是叫刺史、州牧還是什么，本質上都已經沒有區別了。而各地的割據勢力相互攻伐，最后演變成了三國鼎立的局面。
而在南宋初期和南明政權初期，也都有人建議過，效法唐朝，在已經完全失控的地方大量設置藩鎮，讓各藩鎮自己去想辦法組織軍隊，為朝廷抵御正面威脅。但最終結果卻都失敗了。南宋是沒有采納這個建議，而南明政權是同意了的，實際上給予江北四鎮的權力相當大，已經完全可以專制一方了，但仍然沒有成功，為什么呢?
其實原因很簡單，就是北宋就是從五代十國這種割據局面中打出來的，所以從一開始，就非常注意防治地方割據傾向，加強中央集權。而且從制度上做了諸多安排，軍事區劃與行政區劃完全剝離，甚至在對西夏戰爭中，也沒有完全將軍事與行政區劃合并起來，財政上更是另外單獨搞一套。
明朝也是一樣，領兵的大將只有軍權，但不掌握地方行政權力，財政和人事都要服從中央安排，根本沒有能力割據。所以，即使在遼東這種已經處于戰爭狀態相當長時間的地方，也必須由朝廷派出巡撫、督師這種高級別官員來統一協調，而且在程序上還必須依賴于朝廷的支持，根本無力建立唐朝藩鎮那樣的割據勢力。
從這個意義上說，雖然唐朝確實通過藩鎮續命一百多年，但那種續命的質量非常低，而宋明雖然未能成功續命，但統治的質量要高得多了。無論宋朝還是明朝，始終堅持統治一體，不光要統，更要治，不能治的地方寧可不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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