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戰勝利72周年，可以說這個偉大勝利是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所促成的。就在全民族抗戰前夕，毛主席為了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做了大量工作。本文就是品讀毛主席構筑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一批書信讀后感。

　　一、經國大業 不朽盛事

　　當窮兇極惡的日本帝國主義通過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1935年的華北事變，步步內侵，已成黑云壓城之勢。在日本帝國主義要滅亡中國這種現實危機面前，為救亡圖存的中國人民與必欲獨占中國為殖民地的日本帝國主義之間的民族矛盾，已上升成為主要矛盾，而國內的階級矛盾已隨之下降到了次要的和服從的地位，全國各階級的關系也由此發生了變化。

　　為了構筑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毛主席在1936年至1937年間創作了一大批書信函電文章，如：

　　1936年5月5日發出《中國紅軍要求南京政府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通電》，放棄反蔣口號;

　　1936年8月25日發出《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

　　1936年10月26日發出《致蔣介石及國民革命軍西北諸將領書》;

　　1936年12月1日致信蔣介石，勸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1936年12月下旬堅持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發出《關于西安事變致國民黨、國民政府電》;12月28日發表了《關于蔣介石聲明的聲明》;

　　1937年2月致電國民黨三中全會。

　　所有這些函電聲明一再向國民黨當局和有關方面提出忠告和呼吁：停止內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致抗日。并宣傳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原則和具體主張。又向國民黨的政要、各地實力派代表人物，有關將領、社會賢達、著名人士等發出了30余封信件，并派專使拜謁。有時竟是一日寫信三封或四封，可見其建立統一戰線之心的迫切。　　

　　這批可做文壇盛舉奇觀的書信，是毛主席經國偉劃、文韜武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歷史的風云，民族的憂患，偉人的才略卓識盡顯筆端。這批書信與其它文告、通電一起為實現革命戰略的轉變，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揮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讀了這批書信之后，最突出的感受可用魏文帝曹丕《典論·論文》中的一句話來表達：“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

　　呈現在我們面前的這一批書信，正是毛主席的“經國大業”之作，它們為構筑起關系到我們民族存亡，人民禍福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做出了巨大貢獻。這批書信，連同這一時期毛主席撰寫的各種論著，文件、公告、電文等將永存于世，是長駐于中國革命史與文化史上的一樁“不朽盛事”。

　　這批書信是時代風云急劇變幻中的產物，也是叱咤風云的時代強音。1935年著名的“一二九”運動就明顯地表現了這種階級關系的新變化，并揭開了中國革命新時期的第一階段的序幕。在“寇深禍急”的情勢下，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挽救民族危亡，已成了全國人民普遍而迫切的要求，也是全國人民最高利益之所在。代表著全中國人民最高利益的中國共產黨，把領導中國各階級奮起抗戰，挽救民族危亡看作自己重大的歷史責任。而這個中國革命領導責任的問題，乃是抗日民族戰爭勝敗的關鍵。

　　早在1934年，為了徹底粉碎蔣介石的反革命“圍剿”，保存抗日救亡的中堅力量，使自己早日轉移至抗日前線上去，中國共產黨率領工農紅軍英勇地舉行了二萬五千里的北上抗日長征。

　　遵義會議以后，在毛主席的正確領導下，沿途突破了幾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又克服了內部張國燾逃跑主義路線所造成的危機，歷時一年，終于在1935年10月到達了接近抗日前線的陜甘根據地。

　　11月，首戰直羅鎮，全殲乘長征紅軍立足未穩而前來“圍剿”的東北軍一個師又一個團，徹底粉碎了敵人對陜甘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實現了把領導全國抗日戰爭的大本營放在陜北的戰略意圖。毛主席對此欣喜地說：“直羅鎮一仗，中央紅軍與西北紅軍兄弟般的團結，粉碎了賣國賊蔣介石向著陜甘邊區的‘圍剿’，給黨中央把全國革命的大本營放在西北的任務，舉行了一個奠基禮。”(《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策略》)

　　12月，黨中央在陜北瓦窯堡舉行政治局會議。會議通過的《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全面分析了當時國內外的形勢和階級關系的變化，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會后，在12月27日召開的黨的活動積極分子會議上，毛主席又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策略》的報告，詳細地剖析了當時的政治形勢變化的特點，進一步講解了為挽救民族危亡，實現黨的戰略轉變，就必須組成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策略任務。

　　他反復強調指出：“目前是大變動的前夜，黨的任務就是把紅軍的活動和全國的工人、農民、學生、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一切活動結合起來，成為一個統一的民族革命戰線。”

　　“黨的基本策略是什么呢?不是別的，就是建立廣泛的民族革命的統一戰線。”

　　“我們要的是制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死命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均見《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策略的報告》)

　　從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起，至1937年2月國民黨三中全會，發生在中國革命新時期第一階段內的許多重大事變，統統是圍繞著中國和日本對立這一基本矛盾而發生的，也都是直接圍繞著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個歷史要求而演變著的。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一直緊緊地把握著時代變動的脈搏，傾注全力，用文武兩手駕馭著時代變動的列車逐步朝著實現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一基本目標行駛。

　　對此，毛主席在中國文藝家協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中曾這樣說過：“我們要抗日首先就要停止內戰。怎樣才能停止內戰呢?我們要文武兩個方面都來。要從文的方面去說服那些不愿停止內戰者，從文的方面去宣傳教育全國民眾團結抗日，如果文的方面說服不了那些不愿停止內戰者，那我們就要用武的去迫他停止內戰。”(《毛澤東文集》第1卷461頁)

　　我們先看看“武”的方面的運用：

　　為了鞏固陜甘抗日根據地，壯大抗日力量，積極經營擴展邊區，擴大和訓練紅軍，為了振奮全國軍民的抗日精神和信心，更為了打通直接開赴抗日前線的通道，于 1936年2月毛主席率紅軍抗日先鋒軍渡黃河東征;在受到蔣介石、閻錫山的軍事阻攔時，為了不消耗抗日力量，爭取實現抗日統一戰線，東征軍在取得重大戰果之后于1936年5月5日通電蔣介石國民黨而回師陜甘。

　　同年11月，在山城堡全殲不聽停止內戰共同抗日忠告而前來“圍剿”的胡宗南部一個旅，以小施懲誡，從而基本上停止了國民黨對邊區的進攻。為陜甘邊區這個指揮全國抗戰的大本營贏得了相對安全穩定的環境。

　　在“文”的方面，更是做了不懈的努力：　　

　　1935年8月 1日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通稱《八一宣言》);1935年 12月27日毛主席做《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并創作了《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關于西安事變致國民黨、國民政府電》等20多封函電，它們推動了張、楊部隊及西北人民抗日怒潮的高漲；推動了全國人民抗日怒潮的高漲；推動了國民黨左派勢力的發展；推動了各省實力派抗日救國的強烈要求。

　　正如毛主席在《關于蔣石聲明的聲明》中所指明的，“西安事變”正是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以上種種力量及世界和平陣線的發展的影響下發生的。從這些函電中，大致可以看出當時歷史形勢的風云變化，真可謂：“思入風云變態中”。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毛主席以他那玉振金鳴、非同凡響的文字，為后入留下了這一批雄奇瑰麗，風致高標的書信珍品。

　　我國古代的著名文藝理論家劉勰在其巨著《文心雕龍·程器》篇中有謂：“為文必在緯軍國、負重必在任棟梁。”

　　毛主席出色地發揚光大了中國這種寶貴文藝傳統，并賦之以嶄新的時代精神，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充分發揮了書信的作用，為全民統一抗日局面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把文章“緯軍國”的作用提高到這種高度與運用到如此廣度，是前所未見的。而他自己則成就為“底事昆侖傾砥柱，九地黃流亂注”這危急形勢中的撐天棟梁。

　　毛主席的老師楊昌濟先生曾有詩明志：“強避桃源做太古，欲栽大木柱長天!”楊先生九泉之下可以含笑了，他所器重的這名學生，經過多次反“圍剿”和二萬五千里長征的錘煉，已成長為中華民族藉以兀然而立的“大木”，支撐起了華夏神州立于世界文明的之林。

　　二、志氣盤桓　各含殊彩

　　這批書信的藝術特色是極其鮮明的，是具有毛主席所倡導的“中國氣派，中國作風”的作品。它們的藝術特色可用《文心雕龍·書記》篇中的一句話來概括：“志氣盤桓，各含殊彩。”下面我們就以“志氣”為經，以“殊彩”為緯來領略一下它們的藝術特色。

　　“志氣盤桓”是這批書信的共性。與毛主席的其它文章一樣，這些書信也表現出一種雄大的氣魄。毛主席《講堂錄》曾說過：“作文有法，病在氣單。”古人也說過：“文以氣為主。”(《典論·論文》)“文章最要氣盛”(《論文偶記》清·劉大魁)

　　毛主席為人為文，素來崇尚雄奇、氣勢和奮斗精神。他的這批書信，或陳述民族危難，或辯析道理是非，或督責忠告民賊獨夫，或嚴譴詰難頑劣，或婉言諷勸彷徨者，或盡心盡力于可爭取者，或鼓舞聲援抗日同道，或獻赤誠于素所尊敬的師友，或寄厚望于素所敬慕仰賴的賢明，或慰勉同心共進，或以黨的主張誠商于友人。凡此種種多端，無論行文長短，篇篇都洋溢著旺盛感人的志氣，并以遒勁的筆力去感染受信人。

　　其文中的氣概，雄健如天馬駿足，步驟不凡。讀來令人受到激蕩而氣壯神旺。而盤桓于文章中的盛大志氣，其實質是附麗于現實時代風云而生的時代要求的凝聚，并非脫離現實的不可捉摸的虛無彌漫的“空氣”。毛主席很鄙視那種脫離現實的“大議論”。

　　他說過：“宋人萬言書，如蘇軾之流所為者，紙上空談耳。”(《毛主席讀文史古藉批語集>》235頁)

　　所以，這些書信中的盛氣并不是沒有根柢的空穴來風。這批書信中盛氣既來源于他早年的立志、練身、游歷山川，強健體魄，發奮批判地讀書養氣，并從古文化中吸收積極剛健的優秀傳統。

　　在他早年的作品中就已經出現了“會當水擊三千里，自信人生二百年”的自信，“書生意氣，揮斥方遒”的氣勢與“天不要怕，鬼不要怕，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軍閥不要怕，資本家不要怕”的大無畏奮斗精神。然而這種盛氣更是由于他此時已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并且置身于革命洪流，與千百萬革命群眾共同奮斗于革命實踐變革之中。這就使他能夠洞察社會矛盾的變化，把握時代的脈搏，匯聚人民群眾救亡圖存的意志，獲得戰取無不勝的力量，堅定革命勝利的信心，和把握時局變動的大趨勢而引導達到勝利彼岸的能力。

　　馬列主義的陶冶和革命實踐的磨練，群眾智慧的集中，凝鑄成了他那種偉大的襟抱，那種“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雄闊氣魄。這才是毛主席文章盛氣的主要來源。這種盛氣表現在文中就是一種高瞻遠矚，洞察全局的氣勢，既有對民族危機的憂患，又有必勝的信心和樂觀主義精神；既看到國民黨當局的誤國殃民政策的嚴重性，又能洞察到國民黨內部已凝聚的積極力量；既能析明抗戰的艱難困苦，又能指明必勝的條件與前景。這最集中地表現在《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等幾文中。

　　毛主席書信中的這種志氣盤桓，不僅在《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國勢垂危，不容箕豆之爭》、《關于西安事變致國民黨國民政府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篇幅較大，易于縱橫馳騁的書信中，表現得淋漓盡致，汪洋如萬頃波濤，一瀉而下，莫之能塞;即使在一二百字的短簡，如致陳公培、杜斌丞、于學忠、宋子文、傅作義、王均、朱紹良、許德珩等書信中，亦有充沛感人的旺氣。

　　毛主席在《講堂錄》說過一段論“行文”的話：“河出龍門，一瀉至潼關;東屈，又瀉銅瓦;再東北屈，一瀉斯入海。當其出伏而轉注也，千里不止，是謂大屈折。行文亦然。”

　　毛主席書信之所以有黃河奔騰入海般不可遏的氣勢，不正是因為以他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與他所率領的紅軍的抗日決心和抗日行動具有“百折千回，決不罷休”的氣勢所致嗎?

　　毛主席的這些文章在志氣昂揚之中，還常使人感到一股奇崛之氣。正如桐城派古文大師劉大魁所說：“氣雖盛大，若一片行去，不可謂奇，奇者，于一氣行走之中時時提起。”(《論文偶記》)

　　像《致蔡元培》一文就充分表現了這種“時時提起”的奇氣。每行文一段便用一句：“先生將何以處此耶?”愈趨愈高，文風激切，充分表達了對這位學界領袖的期望殷情之深切，信的尾處來得更妙：“先生其將不令數千里外曾聆教益之人，稍稍減殺其歡躍之情而更增之增之以至于無已乎!”好像是一浪緊趨一浪的波濤行至遠處，驟然間又洪波一聳，轉瞬復歸汪洋浩蕩之態。十分耐人尋味。

　　再如《致王均》這篇短文，一開頭便奇峰一聳，破空而來，競取直上：“從井岡山就同先生打起，打了十年，也可以休息了!”

　　再如《致朱紹良》一文，開頭便道：“十年酣戰，隨處與先生相遇，可謂大有緣矣!”機鋒之中飽含幽默，意態的從容，胸襟的浩博溢于言表。

　　幾十封信，主題只有一個，而毛主席為文善于度情造勢，根據不同的對象而以角度不同的寫法出之。便使得各篇“異采紛呈”，讀來篇篇有味。這是因為，他的寫信其實是在做政治思想工作，要根據對象的思想狀況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做法。毛主席是非常講究這方面的藝術的。

　　他說過：“共產黨員如果真想做宣傳，就要看對象，要就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說、談話、寫字是給什么人看，給什么人聽的。”(《反對黨八股》)

　　這些書信是實踐他這個思想的典范。能夠這樣做的關鍵在于知人、知情、知事、知矛盾的特殊性，能夠對矛盾做出辯證的分析。例如：

　　對蔣介石、閻錫山、王均等思想比較頑固的人，寫法主要是曉以大義，抒以大氣，語氣凌厲高邁，如“憑高視物，君朝萬物，鼓萬勇士而戰之。”(姚鼐《復魯潔非書》)

　　對已有抗日傾向和抗日行動的人，如傅作義、宋哲元、蔣光鼐、蔡廷鍇等人，寫法則以“鼓氣”為主，語凋高昂真摯。

　　對于同意抗日統一戰線主張的國民黨將領及老朋友、民主人士如高桂滋、馮玉祥、易禮容、許德珩等人則語調轉為親切平和，突出了“辭若對面”的意境。

　　正如桐城派古文大師姚鼐所說：“文之雄健而勁直者，心貴于溫深而徐婉。”(《海愚詩鈔序》)

　　對于中共的摯友、偉大的民主戰士宋慶齡，語調就更特別的恭儉莊重，表現出一派敬愛之情。

　　毛主席的這批書信在藝術形式上還有一個特點，一般寫給個人、朋友的書信多是文字簡約通達，有六朝小札般風綽狷潔的風格，如遙天鶴唳，異音忽止。而以中央，紅軍將領名義共同俱名寫給國民黨官方的，如《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等，則具有唐宋古文的典正、博浩醇厚的風格。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極盡汪洋之觀。

　　傳統書信的寫法有兩種，一是“全任質素”。即文章不尚藻飾，樸茂峻厚;一是“雜用文綺”即文章中雜用些綺麗的句法。(《文心雕龍·書記》)毛主席的這些文章大多是“全任質素”，有話直說的風格，但是“雜用文綺”這種寫法在這批書信中也有突出的例子，如《致邵力子》一信，短短的300宇卻聯珠綴玉，文采燦然。這里還要著重提及一封信，它是毛主席于1935年12月5日寫給楊虎城的。由于未獲完璧，不能全文誦讀，遺珠墜簡，殊憾事也!僅將所獲殘簡附錄于此，但嘗鼎一臠，可知全味。信曰：

　　抗日反蔣，勢無偏廢。建義旗于國中，申天討于禹域。驅除強寇，四萬萬俱有同心;誅戳神奸，千萬年同茲快舉，鄙人等，衛國有心，劍履俱備。行程二萬，所為何來?既達三泰，愿求同志。倘得閣下一軍，聯鏢并進，則河山有幸，氣勢更雄;增強前軍之力，減少后顧之憂。……重關百二，誰云秦塞無人;故國三千，慘矣燕云在望。亡國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階下囚之前途，避之為上。凍霜遍地，勉致片言，風雨同舟，望聞明教。

　　此信語用駢麗，清峻典雅，氣調沉雄激壯，是一篇出色的駢體文。周揚同志曾說過：“毛主席的文風是桐城派古文的簡潔和《文選》的華麗文采的結合。”(《毛主席文藝思想討論會文集》第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這篇駢文就充分體現了毛主席在《文選》體駢文方面造詣的深厚。但是與那種砌造的華麗的“死駢”不同，這是他發揚了這種文體的特長而成的一種“活駢、新駢”，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毛主席很欣賞初唐王勃、駱賓王等人創作的駢文。

　　他說過：“為文尚駢，但是唐初王勃等人獨創的新駢、活駢，同六朝的舊駢、死駢，相差十萬八千里。”(《毛澤東讀文史古藉批語集》第10頁)

　　他創作的這首“新駢、活駢”清新俊麗，讀來滿口生香。文中的“重關百二、故國三千”等典故也是從駱賓王的活駢中化來的。

　　華章讀罷，掩卷沉思。《左傳》有謂：“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謂之不朽。”毛主席在中華民族最危亡時刻，不但以他為拯救民族危亡而奮斗不止的大德，感昭天下，成為全國統一抗戰的領袖；又率領中國人民打敗了日寇，立下了千古奇功；更在“立言”方面，為我們后人留下了這一批不朽的華章。古人三者有其一既可不朽，而偉大的毛主席卻三者兼備。在全民抗戰勝利72周年和毛主席41周年忌辰到來的日子里捧讀鴻文，追思他老人家的大德大功，更使我們感到，只有毛主席他老人家才是我們中華民族最偉大而不朽的民族英雄!

　　(作者系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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