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澳大利亞阿德萊德大學亞洲研究系教授、《高家村》作者高默波，為上海大學的師生帶來了一場題為《制約，還是反制約：1960年代中國的發展策略與國際環境》的講座。

　　關于講座主題，高默波做了這樣的說明：制約的意思，是說中國國內——尤其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政策與策略的發展，受到國際環境的制約。他之所以選擇這個題目，既與他的研究對象高家莊有關，與文化大革命研究有關，也與上海大學歷史系徐有威教授的小三線建設研究有關——因為對小三線建設的研究，恰恰涉及上世紀六七十時代中國國內的政策與發展策略。

　　講座的開頭，高默波以自己長期工作和生活的澳大利亞為例，說明國際環境對國內發展的影響：澳大利亞國內的良好經濟形勢，與中國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強勁經濟增長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正是由于中國對基礎設施建設的強烈需求，以及民眾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才使得澳大利亞能夠不斷向中國出口鋼材、牛肉、葡萄酒、奶粉等商品。

　　此后，高默波提到，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生活在中國大陸的居民留下的最為深刻的記憶，就是匱乏和饑餓，尤其是與韓國、日本、新加坡、中國香港和中國臺灣相比，這種匱乏和饑餓的記憶顯得尤為突出。但是事實上，與同為第三世界國家、發展水平比較接近的印度相比，中國在人均壽命、識字率、婦女解放程度與人均糧食消耗量這些數據上都占據優勢。

　　高默波認為，不能簡單地將中國大陸與韓國、日本、中國香港和中國臺灣進行比較，必須將冷戰時期的國際環境納入考慮。香港經濟的發展，受益于冷戰時期作為中國大陸對外交流的中轉站地位。日本、韓國、新加坡與中國臺灣，則得益于朝鮮戰爭與越南戰爭時期獲得的來自美國的支持。與它們相反，中國在冷戰時期遭到了全面封鎖，與外界的經濟、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交流都被切斷，最后又與蘇聯決裂，遇到了極大的困難。

　　在這種國際環境之下，三線建設應運而生。高默波認為，三線建設的首要目的是國家安全：為了應對來自蘇聯和美國的核威脅。無論是優先發展國防工業和重工業，還是將工業基礎設施轉移到內地，都是出于這個考慮。而發展這些工業的資金積累，則來自于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后期，重工業與國防工業的發展需求下降，輕工業得到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從而也就迅速改善。高默波說，這一戰略決策的轉變，也與國際形勢的變化有關，尤其是與美國改變對華策略有關。而美國改變策略，主要出于兩個原因：一個是盡快結束越南戰爭，這需要來自中國的支持，另一個原因，則是需要聯合中國來共同制約蘇聯。

　　高默波說，對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現的饑餓現象，現在有很多解釋。按照經濟理性主義的解釋，是因為當時農村的集體所有制，也就是所謂的“大鍋飯”、“鐵飯碗”，導致了出工不出力的偷懶行為，從而使得農村生產力下降。高默波對這種解釋提出了異議，就他在高家村的親身經歷來看，高家村的村民并沒有因為集體所有制而偷懶，勞動同樣很勤奮，“高家村三百多人，分為兩個生產隊，大家都是親戚，誰偷懶誰不偷懶，清清楚楚，每年開一次民主評議會，每一個人的勞動態度，出不出力，能不能干，都是要評分的，分數由大家坐在一起討論，生產隊根據分數來分配產品，另外，還會按照人口分配基本口糧”。

　　高默波認為，當時的農村生產力之所以上不去，有著復雜的原因，技術原因是其中的重要因素，“用農家肥去種地，產量是很低的，化肥投下去效果就立竿見影，但是當時沒那么多化肥”。他說，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國的國際環境改善以后，得以進口生產化肥和農藥的設備，糧食產量才迅速提高，“經濟理性主義解釋看起來行得通，實際上并不是這樣”。

　　最后，高默波總結說，任何國家制定的經濟政策都要考慮到國際環境，這里面存在制約和反制約的關系，也就是怎么在大環境的制約下來制定具體的國家政策，“明確了這個前提，我們才能對毛澤東時代、后毛澤東后時代以及三線建設，做出合理的評價”。

　　采訪Q&A

　　您在講座中引用了自己的著作《高家村》，這本書的中譯本出版之后，爭議很大，不知您看過這些批評沒有，想過要回應嗎?

　　高默波：我看了一些。我沒有想著要回應，但是我最近看了一篇長篇書評，我還是想回應一下的。我可能在《高家村》新版的序言或前言里面進行回應。

　　那么，您的具體看法是什么呢?

　　高默波：就拿那篇比較長的書評來說，有些地方這位書評的作者有誤解，沒有理解我的意圖。誤解的原因可能出在英譯中上面，我那種微妙的反諷口吻被譯丟了。很多人認為我是在辯護，其實不然，我對兩邊都有批評。但是，他們說我上大學走后門，這我是不認同的，我認為他們應該嚴肅一點，不應該采取這種態度。

　　至于中國農村的問題，有些批評者提出的意見的確很尖銳，我們應該看到，左翼的、同情革命的人，中國、西方都有，只不過中國叫進步，西方叫激進。他們也認為，要解釋和評價中國的問題是有難度的，比如怎么看待大躍進，怎么看待三年饑荒，還有如何評價文化大革命，里面的很多問題是不能不承認的。但是我還是認為，研究這段歷史，不能純粹從個人經歷出發，還是要看到整個大的框架。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國際上的反共反華是一種潮流，國內有些講法其實是迎合這種潮流。西方的左派也不認同這些講法，認為這是迎合美國的帝國主義政策。我一直在努力糾正這種傾向，但是不太如意。我在西方被認為是站在中國政府立場上的，在中國被認為是與“前三十年”的立場保持一致的。但是，什么叫做站在中國政府的立場上呢?中國政府有很多個面向，很多種政策，這樣說太籠統了。我做了很多年孔子學院院長，也一直受到攻擊。有個網站叫Chinese Politics，各個駐華記者、外交官、中國問題專家，幾乎有名的研究中國的人都在上面。經常是我一個人跟許多人爭論，關于中國的問題，關于毛澤東的問題，關于文化大革命的問題。他們的意識形態傾向是很強的。

　　您從什么時候開始意識到，對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思考，應該放在冷戰的背景之下?

　　高默波：這是在我到西方生活和工作之后。最開始，我在中國國內的時候，也誤以為西方說的那一套東西是普適性的真理。但是在西方待久了之后，這套思想背后是有西方自己的利益的。很多人對我有誤會，認為我盲目崇拜毛澤東，我做的研究也是為了給五六十年代唱贊歌。其實不是。我只是一貫堅持獨立思考。我十三歲時就作為紅衛兵，在天安門廣場接受毛主席的檢閱了。當時其他很多人都激動得哭了，但是我在現場就很冷靜。對我來說，坐火車去北京都比這件事情更讓我激動。實際上，在我心目中是沒有英雄的。但是，從我個人在農村成長的經歷出發，我認為，中國國內對五六十年代的有些批評做得過分了，跟我熟悉的現實太不一樣了。

　　您是怎么對小三線工業建設產生興趣的呢？

　　高默波：這也是受到上海大學歷史系徐有威老師研究的影響。為什么搞小三線建設，其實還是出于國家安全的考慮，因為當時的國際環境太惡劣了。關于這方面的問題，我最近在寫一本書，快寫完了，總共十二章，涉及大躍進、“文革”、毛澤東時代和改革開放這些方面，叫做知識的制造和消費。很多人一看，知識怎么制造呢，又怎么消費呢?我主要關注的是，在不同的意識形態傾向之下，關于中國的不同故事是如何講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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